当代文学批评

精选优秀批评文章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举世纪念,反思那段让人难忘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全世界出版、发表了许多反映二战的杰出文学作品,这里面有早已经闻名遐迩的巨作,也有刚刚问世的新作,在世界文坛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更在热爱和平的读者中掀起了一阵阅读高潮。可当我们冷静下来,回顾我们的文坛,半个世纪来竟没有产生一部伟大的战争小说!——其实,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找不到一部伟大的战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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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手机的人,是章诒和先生。她说,最近一段时间在写小说,刚写了一个中篇。几个专家看过,评价倒也不低,但也指出一些问题。有朋友就批评她不懂“叙事学”,人称和角度不统一,犯了写小说的“常识性错误”。她还说,自己刚开始学写小说,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总之,希望我尽快读读,提提意见:“你一定要帮帮我,指导指导我这个学生。我是真心把你当老师,向你请教呢。我不懂什么‘叙事学’,也不懂什么叫‘人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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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国学”繁荣,猗欤盛哉,不仅中国的一些名牌大学设立了“国学院”,就是在遥远的非洲,好像也成立了“孔子学院”。这也许足以令我华夏子孙扬眉吐气,但也实在是一件堪忧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显学易成俗学,一热必有一冷,物壮则老,继之以衰,——这实在也是常有的事情。此其可忧者一。所谓“国学”,菁芜并存,好坏杂糅,即使“儒学”,里面也有大量糟粕,那些君君臣臣的纲常,授受不亲的礼教,父为子隐的回护,女子小人难养的轻慢,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爱有等差,凡此种种,就其本质而言,是缺乏平等意识和自由理念的,也是反现代性的,因此,是需要细加辨析、严加取舍的。然而,看现在的情形,似乎大有将仲尼当耶稣的趋势,颇有所谓“先孔子而生,非孔子无以圣。后孔子而生,非孔子无以明”之概,——在“百家讲坛”上,有人就与时俱进地将孔子描绘成了现代人“心灵生活”的导师和楷模,眉飞色舞地将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漫画成了一个“好玩”的周杰伦。此其可忧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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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西部文坛小说家辈出,群星璀璨,其中成就最大、我个人最喜欢的有贾平凹、张贤亮和陈忠实三人。数才力首推贾平凹,而厚实非陈忠实莫属,张贤亮则以自己的血泪经历铸就一座文学之山。张贤亮是一个有着浓厚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精英意识的当代小说家,他的作品中以富有自传色彩的劳改生活小说和描写下层百姓情感的小说最有影响,艺术成就也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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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这一年,郭沫若发表了一系列肯定、赞美曹操的言论,有意识地为曹操翻案。在1959年1月25日的《光明日报》上,郭沫若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文章主旨看起来是颂扬《胡笳十八拍》,但最后却归结到对曹操的歌颂:“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她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事实上被曹操拯救了的不止她一个人,而她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在1959年3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郭沫若又发表了长文《替曹操翻案》,该文可谓全方位地热情讴歌曹操,连评价历史人物时的“二分法”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都抛弃了。郭沫若的几篇文章,引发了关于曹操评价的大讨论。到1959年7月底,各地报刊发表的争鸣文章有一百三十来篇,而比较有分量的文章,则大都发表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报纸上。北京三联书店从参加讨论的文章中选辑了数十篇,于1960年1月出版了《曹操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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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6月,铁凝完成了短篇小说《哦,香雪》。《哦,香雪》问世之初,似乎没有引发值得一说的争议。这并非批评家和长期培养出来的趣味偏狭的读者不忍心对这样纯美的作品吐口水。两年前,当汪曾祺的《受戒》在1980年第10期的《北京文学》刊出时,是颇受一些人的质疑、非议的。长期秉持的文学观念、长期养成的文学趣味,使这些人不能接受《受戒》这样的小说。没有一个坏人,没有阶级斗争,没有什么矛盾冲突,甚至没有像样的故事情节,这怎么能称作“小说”?把人世间写成桃花源,那么温馨,那么安宁,那么祥和,难道不是危险的倾向?难道不意味着文学走上了邪路?好在时代毕竟不同了。‘没有了非文学的力量做后盾,那些质疑、非议,只能仅仅作为一种“文学意见”而存在。汪曾祺有惊无险。有了《受戒》做铺垫,两年后,当《哦,香雪》以其清新、纯净和温馨出现在《青年文学》上时,质疑和非议的声音即便仍有,也没那么响亮了。不过,《哦,香雪》也并未立即引起广泛的贊譽。那时候,即便是很善良的人,身上也还或多或少地带些火药味。那时候,文学还有“轰动效应”,而引起轰动的,总是那种写了重大题材、揭示了重大社会问题的作品。当整个社会在文学上的审美兴奋只被伤痕、反思,改革所引发时,《哦,香雪》这样的作品不被特别重视自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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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1913年出生,2002年辞世。孙犁的文学创作,开始于1930年代前期在北平求学时。抗战时期,孙犁才真正进人一种经常性的创作状态,并以一系列别具风味的“抗战小说”而著名。从抗战爆发到1956年,是孙犁创作的第一阶段。1956年,孙犁因患严重的神经衰弱而长时间住院。疗养,基本上停止了文学创作。这一停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70年代末才又开始一个多产期。晚年的二十多年,是孙犁创作的第二阶段。2004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犁全集》,共1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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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期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统治形式,即技术理性的统治形式。专业化、流水线,是现代工业的本质,技术的高度发展导致人的无能、平庸和人文精神的大幅度丧失。现代人的无家可归感,就是由于技术把人从大地上连根拔起,把神性逐出人的心房,冷冰冰的金属环境取代了天地人神的四重结构。它不仅让人的生活贫乏、平庸、无聊,也让我们的文学艺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艺术也越来越技术化、制作化,炫技、拼贴,成为艺术创作的主要路径。而这种艺术不仅不能给人精神的家园,反而加剧了人类的心灵空虚、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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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重读《红旗谱》,读了不到三分之一,我就明白,当初的味同嚼蜡之感,并非因为鉴赏能力不够,而是因为,这“史诗”这“名著”,这至今仍被称作“精品”“经典”的东西,确实是极其拙劣、不堪卒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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