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都”涤荡《废都》
陕西当代文学，泥土气息很浓，田野味儿很重，属于典型的乡土文学。在这个由陕北、关中和陕南的农家子弟创造的文学世界里，农民是站在舞台中心位置的哈姆雷特，而市民则是跑龙套的福斯塔夫（Falstaff），常常被严重地漠视和边缘化。
陕西的省会西安，古称长安，素称十三朝故都，城南城北，城东城西，郁郁乎文哉，多有古人遗留下来的文化胜迹。然而，在最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这座伟大的古都，并没有培养出自己的都市作家，也没有孕育出充满古典文化韵致和现代生活魅力的现代都市文学。
陕西的当代作家，至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作家，大都来自农村。这些“农裔”作家，有的就居住在城郊，有的甚至从青年时代就获得了“城籍”，但是，他们对城市却“白头如新”，始终是隔膜的，甚至是充满敌意的。
陈忠实世居西安市灞桥区霸陵乡西蒋村。形式上看，他算得上是半个城里人，但终其一生，都未脱农民的文化习惯和文化气质。他并不敌视城市，但与它也热络不起来。陈忠实的小说写作，始终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乡土写作。在陈忠实的小说作品里，关于西安城市生活的细致而真切的叙事，几乎是看不到的。他缺乏真正的都市气质，也缺乏纯粹的知识分子气质。在他的笔下，有可怕的毁灭，有巨大的灾难，有深深的叹息，但是，这些都来自历史和乡土，那种在都市文明土壤上生成的真正现代性的东西，似乎并不很多。
在路遥的意识里，农村与城市象征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农村意味着落后和贫穷，甚至意味着自卑和屈辱，而城市则意味着现代和文明，甚至意味着体面和尊严。所以，他和他小说中的人物，都热切地向往都市生活。他的主要的小说作品的叙事动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到城里去”。在他的小说中，如何摆脱农民身份，到城里去过别样的生活，无疑是具有核心意义的叙事内容。
然而，对路遥来讲，都市的美好和魅力，往往停留在纯粹的文化想象和文化经验的层面；对于都市生活的那些日常而具体的佳处，他似乎缺乏细致的了解，也未能深切地体会。他并没有认识到都市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巨大的滋育能力。他在城市，如在异乡，体验不到真正的家园感。在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痛苦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逃离都市，逃回故乡，或逃到僻远的地方。在《你怎么也想不到》等小说中，他还很不留情面地讽刺过城市和城市人。
比较起来，贾平凹的文化意识，显得更加残缺、狭隘和混乱，总是呈现出一种半截子状态。这是一种混杂不清、似是而非的未完成状态——半文半白，半明半暗，半人半鬼，半遮半掩。他的都市叙事，也具有这种未完成的半截子性质。
贾平凹似乎对都市饶有兴趣，也写了多部以古都为背景的作品，但是，他的都市叙事资源，大都来自于道听途说和混乱的想象。他将流行的段子、夸张的描写和“恋污癖”倾向的趣味，搅拌在一起，毫无节制地倾泻而出，显得虚假而随意，既缺乏真实感和充分的说服力，也缺乏意义感和持久的吸引力。
最致命的问题是，贾平凹对都市有一股子莫名其妙的仇恨和敌意。他骨子里有一股强烈的“敌都市”意识。在他看来，都市是一个斫丧生命力的地方，而都市人则退化，孱弱，不可救药，连农村来的一头老牛都不如，注定不会有美好的生活和值得期待的未来。“废都”二字，充满无量的鄙弃和无情的诅咒，足见其人对都市的强烈敌意和排拒心态。这样的意识封闭而顽固的作家，这样的“乡村原教旨主义”作家，你能指望他写出都市文明的伟大与魅力？亦已焉哉，快算了吧。
值得庆幸的是，吴文莉的长篇小说《黄金城》极大地改变了陕西文学在都市叙事方面的贫困局面。它与《废都》等“乡村原教旨主义”叙事，构成了充满张力的对话关系。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部站在都市立场，从生活哲学和文化精神两方面，抵抗和涤荡《废都》式的“敌都市”叙事。
这部小说的作者吴文莉，在古都西安长大，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都市人和都市作家。作为河南籍的西安人，她清楚地知道，都市如何改变了几代河南移民的命运；作为农村人的后代，她从前辈们艰辛的生活历程里，看到了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差异和本质区别。对她来讲，都市不仅意味着现代的文化和文明的生活，还意味着巨大的包容力和生存空间。她将生活的未来和希望，都寄托在都市一边。
吴文莉对照着农村来写都市，也对照着都市来写农村。在《黄金城》的叙事语境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河南农村，不仅意味着可怕的贫穷，还意味着可怕的愚昧。贫穷加上愚昧，就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异化力量。这种力量使人变得狭隘、冷酷、自私，甚至使人变得毫无人性和人情味。
如果说，农村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静态文化空间，那么，城市就是一个开放的动态文化空间。城市不仅有助于人们摆脱保守意识，并建构新型人际关系的地方，而且，它的巨大的包容力和创造力，还能给农村人提供创业机会和生存空间。许多年前，一个叫董时进（1900-1984）的农业经济学博士，就建议将过剩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这样，既可以解决土地短缺的问题，也可以促进城市的发展，并给农民致富提供机会，他还举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乡土文化是封闭的静态文化，都市文化是开放的动态文化；乡土文化是排斥性较强的单一文化，都市文化是包容性较强的多元文化；乡土文化是一种依赖自给的农业文化，都市文化是一种鼓励交换的商业文化；乡土文化强调服从，压抑个性，排斥多样性，都市文化则允许选择，包容个性和差异性；乡土文化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都市文化本质上是进步主义的。吴文莉通过耐心而细致的叙事，在比较的语境里，展示了河南沙村与古都西安的巨大差异。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意识和生存状态。
在《黄金城》所写的沙村，你看见的是可怕的贫穷，是乡村伦理的僵硬，是乡民意识的狭隘——他们排斥外来者刘兰草一家，内心充满嫉妒和破坏的冲动。他们杀死了刘兰草家性格温顺的、名叫“黑将军”的狗，砸毁了毕成功的自行车。沙村人为什么要这样绝情和野蛮呢？刘兰草的儿子毕成功后来终于想明白了：“他们恨的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居然敢拥有一辆他们想也不敢想，代表着特权和财富的自行车，而且敢去挣钱，每天吃白馍和油炒过的咸菜。”（吴文莉：《黄金城》第70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刘兰草原本在西安当工人，然而，由于小人作祟，一夜之间，被遣返到河南农村，成了农民。他们清晰地看见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他们对土地没有感情，也无法融入落后的农村社会：这里的农民依赖土地，排斥来跟他们分土地和口粮的人；而刘兰草他们“能看到的只有劳累和干不完的农活”，她和她的孩子“爱的是西安市，那才是他们的故乡”（同前，第29页）。
刘兰草们对农村的疏离和排斥，固然是主观性的情感反应，但也是由严酷的生存环境造成的。在沙村社会，严重的贫穷和可怕的饥饿，将人性中的恶德激发出来，进而形成一种消极的乡村伦理氛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人很容易变得极端自私和冷酷无情。如果刘兰草不变成泼妇，不胡搅蛮缠，那么，村长毕长春就不会惧怕她，她和自己的孩子甚至无法在沙村活下来。她记不清自己被批斗的时候哭过多少次了，但她知道自己的心“已经结了厚厚的痂，谁也不能再弄疼她了。”（同前，第69页）这样的环境，也彻底改变了她的丈夫毕德全。生活使刘兰草丧失了女性的温柔和羞怯感，使毕德全丧失了男性的坚韧和责任感；妻子成了无忌惮的悍妇，丈夫成了无人性的渣男。毕德全与妻子离婚，也抛弃了四个儿子。他心里只有自己，他只为自己活着。他甚至丧心病狂，到队干部那里告密，出卖自己孩子的母亲。
农村社会本能地排斥商业精神和商业文化。在这里，任何商业行为都属于不务正业，都意味着不道德的欺诈。毕成功因为偷偷卖冰棍，被打成“投机倒把反革命崽子”，跟母亲站在一起接受批斗。他费尽周折得到的自行车，被沙村疯狂的人们砸成了一堆废铁：“……链条和零件散了一地，像个尸体。他们高兴地笑着，又愤恨地骂着，他耳朵里只有哐哐、啪啪的金属声，心就越来越硬了，像是那个砸碎的自行车渐渐包裹在心里面了一样。”（同前，第69页）。
毕成功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他像《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一样，是一个奋斗者。他的生活哲学，就是一切靠自己，靠自己奋斗。他没有孙少平的文化意义的焦虑和痛苦，自尊心也不像他那么敏感。但是，他比孙少平更会谋生，生活环境也更好一些——他的生存空间更大，顺着铁路就可以进入西安。孙少平能吃苦，但行不由径，倾向于按照当时的“社会规矩”，通过规范样态的劳动，来一点一点改变自己的生活。比较起来，毕成功就显得更大胆，更有冒险精神。年纪很小的时候，他就懂得了“买卖”二字的意义。他的商业意识几乎与生俱来。他捡拾一切能换成钱的东西。在一个充满禁忌的时代，他无疑是一个兼具叛逆精神和生存智慧的另类。
如果说，孙少平的奋斗总是弥散着理想主义的诗意，总是表现出一个读书人努力向上时难免要承受的精神痛苦，那么，毕成功的奋斗就是纯粹现实主义性质的，总是表现出一个底层市民的平静和坚韧。最悲惨的时候，他几乎沦为西安市街头的乞丐：“头发被汗水、雨水和灰土黏锈成一团团烂毡片一样。白粗布的衣裳经过一夏天卖冰棍的日晒汗浸早成了酱油咸菜颜色，又在煤车里待过、马路边睡过，现在完全成了脏污的黑色。而外边的那件大衣裳也是他在垃圾堆里拾的，烂得不成样子，却厚厚实实的，毕成功很满意在天气越来越凉的时候，他有了这个衣裳。他本来就瘦，加上里外的黑，就只剩下白亮亮的一对眼仁在发亮。”（同前，第109页）然而，面对自己的惨境，他的内心也没有那么大的波澜——他平静地吃苦，镇定地受罪，没有自恋和感伤，也没有愤愤然的不平。他居无定所，也曾在痛苦中思考过生和死的问题。但是，想到母亲，这些消沉的情绪，他就打消了那些死的念头。在他的身上，没有太多的英雄气质，却有丰富的人情味。他的人生艰难沉重，却没有任何恨世和悲观的东西。通过毕成功的人生，人们可以看见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可以看见都市巨大的包容力和滋育能力。
吴文莉的《黄金城》，是献给都市——具体地说，是献给古都西安的赞美诗。在我看来，为了与《废都》反一调，这部小说的名字，大可以更斩截一些，无妨名之曰：《金都》。从文化上看，“恢宏汉唐，万世长安”，西安简直就是一座金矿。在春风和秋月里，在晨曦和夕阳下，这座伟大的古都金光闪耀，雍容华贵，有着典雅而脱俗的美。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都，如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平静而镇定地看世情反复，看人事代谢，何曾有过什么“废”的意绪，何曾有过什么“蝶”的轻薄？一个作家把自己的半死不活的颓废相，强加给养育他的古都长安，加给所谓的“西京城”，这，简直就是无情无义的背叛和污蔑。吴文莉的《黄金城》涤荡去了这“废”的污蔑，赶走了那只放浪的“蝶”，使人重新感受到了一座千年古都的生机和美丽。
2023年3月15日，平西府
（《文学自由谈》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