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传》第七章：三十岁的男人

1829年，巴尔扎克三十岁，第一部真正算他自己的小说，展现在世人面前。从这时起，巴尔扎克就完全彻底地变成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他那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终于结束。作为男人，作为艺术家，他的性格，无论在艺术方面、道德方面还是容貌外观方面，都已完全定型。在他的画像上，再也没有任何关键性的线条会有所改变。他那贮积已久的惊人力量已经找到了施展的方向；这位创造者给自己提出了任务，这位气势豪迈的建筑师，已经为他未来的作品制定了蓝图，虽说只是初步勾勒的轮廓。怀着大无畏的勇气，巴尔扎克一头栽到工作中去。只要他的脉搏还在跳动，他每天工作不休不止的节奏就不会停顿，也不会减弱。这个毫无节制的人给自己确定了一个实际上难以达到的目标，只有死神能限制他那普罗米修斯式的意志。工作中的巴尔扎克也许是我们现代文学中连续进行独创性劳动的最为雄伟壮观的实例。犹如一株粗壮的树木，吸取了大地永恒的力量，他枝叶繁茂地挺立着，直到利斧把他砍倒，他越长越高，作品汇成的枝叶浓密的树冠直指天庭，并未改变他的根基；他以一种发自内心的耐心，完成命运赋予他的任务：不断地开花、生长，结出越来越成熟的果实。
尽管有这些独创性的精益求精的成果，巴尔扎克从今以后却永远是同一个巴尔扎克；他的外貌和性格都不再有什么变化。把他五十岁时的画像和他三十岁时的画像放在一起，只能发现细枝末节有所变化，没有本质的改变；头发里有几绺灰发，眼睛下面有一些阴影，先前如此鲜艳红润的脸色渗入一股淡黄的色调，但是举止一如既往。到三十岁，他外表的个人特色和独特风貌全都彻底定型。发展年龄段的那个“个子矮小，身材瘦削，脸色苍白的年轻人”极不显眼，唯一可以称道的是和“发迹之前”的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有几分相像”。经过奇特的循环发展，他又回归到少年时代那个“面颊鼓起的胖乎乎的孩子”。他在书桌旁坐稳之后，那种神经质的，心里没底，缺乏耐心，局促不安的神气完全消逝，代之以显示力量和充盈的宽阔胸膛和气定神闲。他在描写达尔代①的形象时实际上只是在描写他自己的形象，他这样写道：
“达尔代的眼睛从前只是因为有一种高贵的雄心壮志熠熠生辉，现在因为成功，眼睛的表情也显出倦意。使他的额头显得精神高洁卓尔不群的充溢思想已经凋零。他当年瘦削的身段已经发胖。优渥生活的黄金色泽已在他脸上到处显现，而在他青年时代由于穷困，脸上呈现褐色色调——急躁性格的色调，这种性格激起全部力量，为了不断战斗，为了争取胜利。”
他的脸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像在艺术家身上那样，大多是欺骗人的印象，——只是心情舒畅，乐享人生，身体健康的印象，和蔼可亲，脾气温和。尽管在他强硬、光洁的额头上堆着那些蓬乱的、往往不大干净的狮鬃似的头发，胖乎乎的脸上的肉却很柔软，——皮肤滋润，胡子柔软，并不浓密。脸上的轮廓舒展，模糊不清，——给人的印象是生性懒散，耽于享乐，嗜睡成性，天生饕餮，好吃懒做。等到看见他的肩膀，像搬运工人一样宽阔的肩膀，一个伏脱冷②的肩膀；看到他那坚韧强健、肌肉发达的公牛似的脖子，可以趴在桌上工作十二或十四小时而不疲倦；看见他运动员似的胸部，就能对他性格的坚强有力和气势磅礴有所预感，在他线条柔和、轮廓模糊的下巴下面，他身上的这种强劲的力道方才开始显现。他的躯体就是一尊山岩，他身上的天才和他作品中的天才一样寓于一大堆肌肉筋骨之中，寓于宽阔的胸膛和无法描绘的活力之中。因此，任何凭着巴尔扎克的面部来诠释他的天才的企图全属徒劳，是欺人之谈。雕塑家大卫·唐琪尔曾经试图把巴尔扎克的额头加高，使额头的隆起部分更加显突，似乎想要把脑子进行的思维工作通过外壳渗透出来。画家布朗杰④试图用白色的僧袍来掩盖巴尔扎克突出的胖肚子，使得这个肥胖的小个子男人的举止显得精干利索；罗丹①试图赋予巴尔扎克一个从悲剧的催眠状态中倏而惊醒的人所有的那种欢快的惶恐眼神。所有这三个人都有一种朦胧的感觉，这张本身并不狂猾的脸必须弄得相貌出奇一些，以便人们看出其中的天才。于是试图把妖魔似的或者英雄气概的因素偷偷地添加进去，而巴尔扎克自己在描绘他的泽·马尔卡斯的肖像时，也同样试图强化他的性格：
“他的头发犹如狮鬃；他的鼻子又短又扁，鼻尖陷了进去，鼻翼很宽，犹如狮鼻。额头也像狮子，有道深沟，把它分成隆起的两块。”
但是实话实说的人必然会铁面无私地确认，巴尔扎克就像一切真正代表自己人民的天才，比如托尔斯泰和路德，看上去也像他的人民。他的脸也像他故乡无数无名的人们一样。在这特殊的情况下，他再一次和路德、托尔斯泰那样，长着一张真正像老百姓的、粗俗的、普通市民的、甚至可说是平民的脸。特别在法国，民族的精神成就在两种典型的人身上表现出来，一种是精致的贵族气派，高雅到极致的典型，——例如黎塞留、伏尔泰、瓦雷里——，另一种则表现出人民的强劲力量和勃勃生机，那就是米拉波、丹东的典型。巴尔扎克完全属于粗俗的但是基本的阶级，不属于贵族，不属于颓废阶级。给他系上一条蓝色的围裙，把他放在法国南部一家小酒馆的柜台后面，就没法把这个和蔼可亲、脾气温和的男人，和任何哪一个不识字、没文化，给顾客斟酒，和他们闲聊的酒店老板区分开来。作为扶犁耕地的农夫，作为街上运水的工人，作为海关的收税员，马赛妓院里的水手，巴尔扎克不论在哪儿，凭他的性格和脸，都会显得自然而然。巴尔扎克挽起衬衫袖子，穿得随随便便，活像一个真正地道、真实自然的农民或者无产者，就像人民，他是其中之一。倘若他试图打扮得时髦帅气，举止带有贵族气派，头上抹着发油，头发往上撩起，倘若他在洞察一切的眼睛前面，矫揉造作地架上一副长柄眼镜，模仿圣日耳曼区的那些时髦人物，那他倒反而显得乔装打扮。他这个人就像他的艺术，长处不在他丧失本色，开始侈谈哲学或者多愁善感地涉入一个使他显得虚假而不真实的领域，而只是在他自己就是人民一员的地方。便是他身体的天才也完全在于他的活力，他的猛烈，他的力量。
肖像画的本质并不是把这些特性在视觉上表示出来。一幅画永远只像一部活生生的电影的片断，一秒钟静止不动，保持一个状态，一个截断的运动，表现出来的东西如此之少，就像从他作品的一个单独的方面表现出他天才的丰溢饱满，多才多艺，罕见的创造力。可以根据现存的十几幅肖像，预感到他作为人想必曾经拥有极度充沛的灵气、活力、欢快和蓬勃昂扬的生气。根据巴尔扎克同时代人所有的报告汇总合并的结果，我们知道：当这个身材矮小、胖乎乎的男人气喘吁吁地使劲走上楼梯，穿着一件没有扣齐纽扣的褐色外套，踏着一双没有系好鞋带的鞋，披着一头没有梳理整齐的鬃毛似的头发，走进一间房间，沉重地跌坐在一把圈手椅里，而圈手椅被他这八十五或者九十公斤重的身体一压，也令人心悸地呻吟起来，——这时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一个摧毁性的印象。怎么？这个粗鲁肥胖、抹了蹩脚香水的小市民就是我们的巴尔扎克，歌唱我们最为私密感情的行吟诗人，维护我们权利的辩护律师？女士们惊愕不已，在座的其他诗人望着镜子挤眉弄眼，心满意足，暗自庆幸，他们的风采不知要优雅多少，他们看上去不知要机敏多少。有的夫人躲在扇子后面窃笑，先生们不怀好意，互使眼色，暗自奚落这个文学上如此危险的竞争对手身上那股咄咄逼人的市民劲头，颜预迟钝的平民气派。可是等巴尔扎克一开口说话，这令人难堪的第一印象立时飞快地改变。因为一股飞泉降落，“山洪”暴发，风趣机智，光彩熠熠；房里的气氛立即触电，他把众人的注意力全都吸引到自己身上。他纵横古今，高谈阔论，时而谈到哲学，时而草拟政治方案。他有上百则趣事轶闻，不停地讲述真实的、杜撰的故事。这些故事经他一说，就变得更加光怪陆离，难以置信。他大吹法螺，冷嘲热讽，仰天大笑，小小的黑眼珠里迸发出目中无人的金星。他对自己的力量沾沾自喜，让在座所有的人都醺然陶醉。在他得以倾注自己充溢的才情之际，他变得无与伦比。
这股惊人的神力在他作品里也像在他身上一样，是巴尔扎克散发出来的独一无二的魔力。每次一起作用，和别人相比，都要强劲十倍。他一发笑，挂在墙上的画像就随之震动。他一说话，就滔滔不绝，词句喷涌，令人忘记他牙齿不齐。他一出门旅行，就每隔半小时给车夫扔去一些小费，让车夫催马更快地奔驰：他一算账，就几千和几百万都搅在一起。他一干活，就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就十小时、十四小时、十六小时坐着不动，也不挪窝，一口气把十几支羽毛笔写秃。他一吃饭——哥兹兰进行过描写：
“他的嘴唇就一个劲地哆嗦，看见堆得像金字塔一样的美丽的梨子或者桃子，眼睛乐得闪闪发光，⋯⋯他神采飞扬，心广体胖，活像巨人庞大固埃那模样；领带他已解下，衬衫扣子解开；手执水果刀，边笑，边喝，一刀切进一只酥梨的果肉里面⋯⋯”
所有这一切巴尔扎克都干得兴致勃勃，心情急躁。他总把一切都做到超过中庸之道，他性格里最讨厌的就是小里小气。巴尔扎克身上兼有巨人的心情开朗和天真稚气，不知恐惧为何物。他对自己只会纵情恣肆，挥霍无度，什么也不可能搅乱他的好心情。他不知道，他的同行看他咄咄逼人，感到受到排挤，便背地里悄声细语，说他没有风度，还有其他百十来个恶意中伤的诽谤。但是他热情真诚，态度自然，对每个人都说话亲切。他把自己的作品赠送给他们，在他的《人间喜剧》的某个地方都会提到他们每个人。他在哪儿计算，总会算错，因为他尺寸定得太高。他若折磨和教训他的出版商，并不是为了几个法郎，而是乐于和他们玩玩，让他们知道谁是主人。他若撒谎，并非为了欺骗某人，而是出于一种幻想的快感，乐于看场闹剧。他知道人家在他背后嘲笑他动作可笑。但是他非但不忌讳这些可笑之处，反而变本加厉。他向朋友们胡说八道，讲些什么事情，接着他那犀利敏捷的眼睛便发现他们对他说的话一句也不相信，可是第二天早上准把他说的话传遍巴黎全城。但他见此，却已变本加厉，谎话说得更离谱了。看到别人把他当作一个浑球，感到他根本就不是他们一路人，巴尔扎克感到非常好玩。预感到别人会画他的漫画，他就以拉伯雷的方式自画漫画。他们又能把他怎样？他每分每秒都知道，并且感到他皮肤绷着的肌肉，和他额头后面的脑子都比他们大家坚强有力，那就随他们去吧。

在巴尔扎克身上，这种对自己力量的自我意识寓于他的身体、他的脑子、他的活力之中。这仿佛是一种对肌肉、对脑子、对精血、对力量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目标指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仅建立在荣誉或者成功的基础之上。因为在文学方面，巴尔扎克的这种自我意识还很没把握，即使已经三十六岁，写出了《高老头》《驴皮记》和其他十几本不朽杰作。他的生活的感觉并非来自一种权衡利弊，一种自我观察，同样也不是来自旁人的判断，它颇为原始淳朴。他感到自己身上力量充盈，他就享受这种充盈的感觉，而不是战战兢兢地用批判的眼光来条分缕析。

“我这五英尺两英寸的身子充满了一切想象得到的矛盾和冲突。谁若想说我虚荣成性，挥霍无度，刚愎自用，天生轻浮，思维不着边际，活像花花公子，做事马虎，好吃懒做，不认真、欠考虑，没有恒心、毅力，夸夸其谈，不知分寸，没有教养，不懂礼貌，脾气古怪，情绪善变，这人说得不错。同样，如果有人说我节俭度日，虚怀若谷，勇敢、大胆，坚毅、单纯，敢想敢干，无忧无虑，勤劳坚定，寡言少语，感觉细致，彬彬有礼，始终快乐，这人同样说得很对。甚至同样可以说我是个懦夫或者是个真正的英雄，——可以说我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也可以说我是个笨蛋，可以说我极有天才或者是个白痴，——我都不会感到奇怪。最后我自己下定决心，相信我只是一个工具，环境利用我来从事它的游戏。”

不论别人怎么看他，是称赞他还是嘲笑他，他都继续走他的路，挺起胸膛，勇气十足，心情舒畅，无忧无虑，度过一切艰难险阻和重重忧愁，带着自然天成、我行我素、满不在乎的神气。谁若感到自己身上有这样的力量，满可以毫不在意。他的虚荣心单纯幼稚，但绝不小里小气。他有一种陶醉者的那种满有把握、无忧无虑的神气。
他天性这样慷慨洒脱，胸怀宽广，必然挥霍成性；巴尔扎克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如此。只有在一个方面，他被迫厉行节约，那就是和人交往。谁若曾经这样谈过他自己，“一天只能给予外界一个小时”，那他在生活中也没有空间与人交往。所以真正成为他朋友的人，实在屈指可数。也许真正属于他的人加在一起不会超过十个。而这些人，——除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在他三十岁的这一年也的确都围在他的身边。无论友谊，还是阅世经验和艺术教养，在今后的岁月中，也都增加得不多。他可以接受的，到他三十岁时也都接受了，经历了，从三十岁起，他已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他的作品。只有他自己创造的人对他来说才真正存在，才至关重要。
在这狭小而持久的友谊圈子里，女人占着上风。他书信的十分之九也许甚至更多，是写给女人的。只有在她们面前，他才屈从于不可抵御的渴望，时不时地向她们敞开他的心扉，倾吐他那永远满溢的心声。只有在她们面前他才“裸露”自己的原形。时不时地他会打破持续几个月的沉寂，暴风雨般强烈的欲望突然爆发，他诉说衷情，甚至往往只对一个他从未谋面，或者只有一面之缘的女人尽情倾诉。私密的信札从来也不写给男人，即便是他最伟大的同时代人，无论是维克多·雨果或者是司汤达——他都从来也没有向他们倾谈过他内心的矛盾或者讨论过艺术创作中的问题。生活中他是个偏执的发言者，几乎不听别人的回答，听凭他的幻想和吹牛纵情奔泻，不大喜欢和人推心置腹地交流，不论是通过书信还是面谈。他思潮澎湃，才思泉涌，无需友人的激励。恰好相反，他需要的是休息和放松。因此他若恰好给女人回信，并不像他以嘲弄的口气对台奥菲尔·戈蒂叶所说的，只是因为“这会形成风格”，而是出于一种更深层的，也许他自己也不大清楚的欲望，想找到一个理解他的女人。他被写作弄得疲惫不堪，被职责追得焦头烂额，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不断被拖进他那“疾风暴雨似的生活”之中，他，这样的他，坚持不懈地向往着一个女人，既能做他的母亲、姐妹、情人，也能做他的帮助者，就像他发展年代的德·贝尔尼夫人那样。不是醉心于冒险行径，不是出于性欲和情爱，驱使他一而再地探寻不止，而是相反，是出于一种强烈的渴望休息的需求。千万不要被《都兰趣话》和书中张扬放肆、狂放吹嘘、猥亵放荡的色情所欺骗。巴尔扎克从来就不是一个唐璜，不是一个卡萨诺瓦，不是一个色情狂。他所期盼的只是市民意义上，极度市民意义上的一个女人，就像他常说的那样，期盼“一个女人和一笔财产”。像他这样想象力丰富的男人，像他那样脑子容易激动的男人不需要廉价的花丛奇遇：巴尔扎克自己身上就有足够的紧张情绪，无需再去另寻新的。他在大多数情况下多半是无意识地，在有些时候又是头脑清醒地渴求的，是一个能够满足他性格的两个极端的女人，这个女人不让自己的要求影响他的创作，又能把他从他的工作、为金钱而工作的魔咒中解救出来；既能使他充溢的性欲得到缓解，又能使他摆脱物质的困境。如果可能，还能以她自己的贵族出身，满足他孩子气的攀龙附凤的心理。
找到这样一个女人，是他一生的梦想，可惜这梦想永远也未能实现。他所找到的永远只是局部断片，有时是他渴望的一半，有时是另一半，永远也不可能两者合二为一，——或者合得太晚，他和德·贝尔尼夫人之间的第一个关系便带有这种残缺的魔咒。因为就像他有一次说的，因为魔鬼把年月的钟表运行弄错了。夫人既是他青年时代的导师，他身处困境时的安慰者，他在危险之中的救星，也是他肉体热狂时激情奔放的情人。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在她身上找到的这一切，全都在夫人身上融为一体。但是起先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和一个四十六岁的女人交往，必要时还勉强可以说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显得怪异，有违自然。即便是对于一个把每个女人都会梦想成海伦娜的幻想家，对于一个像巴尔扎克那样在性爱问题上如此毫不挑剔的人，三十岁上充当一个五十四岁女人的情人也会感到难堪，尽管德·贝尔尼夫人难以割舍，——即便是最聪明的女人，只要身陷爱河也不愿放弃——，渐渐地这种关系不可避免地摆脱情欲，从性爱关系淡化消融，变成友谊和母性。
但是在这种逐渐接班换防之前，巴尔扎克火爆的情欲已在寻找宣泄的排水渠道，使他不复年轻的女友醋性大发。他新交的女友无论是年龄还是身体的魅力，同样也都已到秋收时节，更使他原来的女友妒火中烧。德·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于诺将军的遗孀，巴尔扎克大约在1829年在凡尔赛和她相识时，已历经沧桑，风华不再，为波旁王室的宫廷所摒弃，在社会上不太受到尊敬。除此之外，她负债累累，不可救药，以致她用回忆录进行肮脏的交易，不得不年复一年挖出旧账，胡编乱造或者披露亲身经历的丑闻，编了一卷再编一卷，出卖给出版商。尽管如此，她不难把年轻的诗人从德·贝尔尼夫人有点过于母性的围栏中拽出来，拉到自己身边，因为她对巴尔扎克性格中最强烈的元素之一发生作用：作用于艺术家不知餍足的好奇心，总把当代历史理解为活生生的事件；作用于巴尔扎克的最为内在的弱点，他那未曾满足，也永远无法满足的攀龙附凤的欲望。对于小市民出身的巴尔扎克夫人的儿子，响亮的称号和贵族的姓名一辈子都具有一种无法战胜、有时甚至达到可笑程度的魔力。成为一位公爵夫人的男友，甚至成为她的情人，在她的床上虽说没有成为皇帝本人的继任，但毕竟是皇帝麾下一位将军的继任，成为那不勒斯国王缪拉和梅特涅亲王的继任，这样的胜利使巴尔扎克至少在很短的时间里疏远了德·贝尔尼夫人，因为夫人的母亲说到底只不过是玛丽·安多纳德的侍女而已。
巴尔扎克身上永恒的小市民脑袋发热，虚荣心发作，急急忙忙地投身到这场冒险之中，各种迹象表明，不难成为一桩艳遇。对于一个未来的“他自己时代的历史学家”，对于巴尔扎克这样一个耽于幻想的人而言，只消有一点火星，就能照亮整个一片苍穹，能够和这个熟知历史一切秘密的女人同床共枕，这是什么样的收获啊！德·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在她母亲彼尔蒙夫人那里见到过拿破仑，那时他还是一个瘦小的上尉；她在杜伊勒里宫曾经置身于新的宫廷显贵和命妇的行列之中，站在第一排，也曾经从后楼梯上和卧床背后观看过世界历史。巴尔扎克所有反映拿破仑时代氛围的长篇小说，《一桩神秘案件》和《夏倍上校》，浸透了实质性的文献资料，这得归功于他和德·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之间的这段关系。其中，双方的情欲和精神上的好奇远比真正的爱情所占的比重更大。话说回来，这段爱情没能维持很久，维系两人关系的，只是某种伙伴之情。两人全都负债累累，全都渴求生活，两人不久都移情别恋，但是相互之间，在短暂眷恋的熊熊烈火早已燃尽之后，还彼此设法像伙伴似的互相帮助。公爵夫人引见巴尔扎克去见德·雷加米埃夫人和其他几位贵族朋友；而巴尔扎克又反过来竭尽全力帮助公爵夫人向出版商们大肆宣传她的回忆录。也许在回忆录完稿时，他曾悄悄地帮了一手。渐渐地这位公爵夫人从巴尔扎克的生活中淡出。多年后，他描绘这位昔日伴侣的结局——她，这个不可救药的挥霍成性的女子，在巴黎一间寒修的阁楼里被人发现，业已死去。从他这段描述的惊愕口气可以感到，他早已忘记这位公爵夫人多年。他们的这段邂逅只不过是他青年时代转瞬即逝的狂热的插曲而已。

差不多就在他和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开始建立这段短暂爱情关系的同时，另一个女人，茹尔玛·卡罗走进了巴尔扎克的生活。这是巴尔扎克和女性交往中最为出色、最有价值、最为高尚、最为纯洁的友谊，尽管时断时续，相距甚远，也是最为持久的友谊。茹尔玛·图朗沁和巴尔扎克心爱的妹妹洛尔年龄相仿，1816年和炮兵上尉结婚。这是一个“极端正直”的男子，他在后勤部门作出的功绩由于特殊的不幸命运未能得到承认。在拿破仑时代，这位正直勇敢的军官真是不幸，他的伙伴们在战场上和各部机关里充分利用战争的繁荣景气，个个飞黄腾达平步青云，而卡罗上尉则作为战俘，长年累月被拘囚在英国的船舰浮桥上。等他被交换回国已为时过晚，这名小军官没有机会在战俘营中建立重要的关系，也没有赢得珍贵的勋章之类的战争装饰品，实在没法让人对他作出安排。起先他被安插到外省的小军营里，最后他被任命为国营火药厂的厂长。就这样，卡罗这对夫妻就在阴影中过着一种安宁狭隘的生活。茹尔玛长得不怎么美，脚还有些跛，内心并不怎么爱她丈夫，可是欣赏丈夫极端正直的性格并对他怀有深切的同情，厄运早早地摧折了他的雄心壮志和人生乐趣。茹尔玛忠实地把她的关爱分给丈夫和他们的儿子。既然她是一个特别聪慧的女人，简直可说举止分外得体，自然善于在这偏僻的外省城市里，把一些诚实正派虽说并不怎么显赫的人们组成一个小圈子，聚集在她自己周围。其中有位彼里阿拉斯上尉，日后巴尔扎克特别喜欢这位上尉，他军旅小说中的重要情报都归功于他。
茹尔玛和巴尔扎克相逢在他妹妹洛尔家里，这对双方都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这位天资聪颖，具有人道思想的女人，其智力水平远远高于她那群人，甚至高于巴尔扎克著名的文学界的同事和评论家。对她而言，在她那小小的世界里，认识一个出色的诗人，可是难得的经历。她很快就认识到这位诗人的天才，也同样迅速地认识到他心里汹涌澎湃、光彩夺目、洋溢充沛的人性。对于巴尔扎克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件幸事。他知道在他工作得精疲力竭，被债主们穷追不舍，被那些臭金弄得恶心之至的时候，可以逃到一户人家，不致于被他们故作风雅地大加赞赏，或者被他们出于虚荣心，拿出去展示。永远有间房间供他支配，他可以不受干扰地工作，晚上有几个真心诚意思想高尚的人期待着他。他可以和他们毫无顾忌地聊天，享受真正推心置腹的幸福。他在这里仿佛可以像在家里一样，穿着衬衫出现，不必担心会给什么人造成负担。意识到始终有个庇护所，供他在极度紧张之后必要地放松一下，这使他在几个月之前就梦想着这种旅行，前往卡罗的军营，前往圣·西尔，昂古莱默，或者弗拉派斯勒。
隔不多久，巴尔扎克就发现这个完全无人知晓、籍籍无名的女人所具有的心灵上的意义。她的神秘的天才在于具有一种惊人的献身精神，而且真心诚意，于是开始了一种不可能想象得更纯洁更美丽的关系。但是她还是坚定地把握住自己的心。她知道没有一个人比她更适合这个不得安宁的人。这个女人，在这位出类拔萃的人物面前能够使自己变得非常渺小，而同时又能悄悄地为他排除一切困难，并且对他进行抚慰。
她有一次写信给巴尔扎克：
“我是命运为你注定的女人。”
巴尔扎克回信：
“我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毫无利己之心的女人。”
他承认：“我能在你身边度过的一刻钟，对我而言，胜过我在那位美人的怀抱里度过的一夜春宵。”
但是茹尔玛·卡罗同时也看得十分清楚，不会不知道她缺乏女性的、性感的魅力，不可能永远满足一个被她高高地置于众人之上的人的要求，尤其是像她这样一种天性，不可能暗中偷情或者离开丈夫。她丈夫可是把全部生活都放在她的身上，所以她的全部野心就在于向巴尔扎克献上一种友谊，像巴尔扎克说的，“一种美好神圣的友谊”，完全不沾任何虚荣心，任何野心，任何利己之心——
“我不愿看到，哪怕只是一星半点自私自利之心渗入我们的关系——”这种关系未被情爱的陪衬所玷污或搅乱。既然她不可能像德·贝尔尼夫人过去那样，身兼二职，既是引导者又是情人，那她就希望最好把这两个领域完全分开，这样她就能在巴尔扎克身处一切困境之中时更加完美地成为他的帮助者。茹尔玛叫道：
“我的上帝！命运为什么不把我打发到你要居住的城里！我将会把你渴望得到的情爱全都奉献给你。我将在你居住的房子里安置我的寓所⋯⋯这将是一篇长达两卷的幸福之歌。”

但是既然无法把巴尔扎克的生活分成情欲部分和心灵部分，茹尔玛便在内心里寻找一条出路：
“我领养你做我的干儿子。”
她愿意为巴尔扎克着想，为巴尔扎克操心，以此作为自己毕生的任务。像巴尔扎克生活中出现的一切女人一样，茹尔玛也感到有这样的需求，要把一种母性代替爱情来奉献给这个不善打理自己生活的孩子般的天才。
事实上，即使把当代最著名的评论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巴尔扎克也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比这位卑微无名，生活在外省，埋没在一桩平淡无奇的婚姻之中的女人更加诚实、更加出色的顾问。那时巴尔扎克的作品虽说在公众当中已经成为时髦之物，引起了注意，但是还并未获得丝毫的理解（1833年），而茹尔玛·卡罗就用不可动摇的真诚写出这样的评语，每个字都发自肺腑：
“你是当代第一位作家，我感到你也的确是最重要的作家。只能把你和你自己比较，你身边所有的人都相形见绌。”
当然她立即补充了一句：
“尽管如此，我最亲爱的人儿，我也有顾虑，我的声音会加强那几千个向你高唱赞歌者的合唱。”
因为出于一种非常正确的本能，茹尔玛担心巴尔扎克的成功之中含有迎合时尚、耸人听闻的味道，正因为她认识到巴尔扎克心灵的伟大，正因为她爱恋这个“本质上善良真诚的巴尔扎克”，这个“躲在他那些麦斯林薄纱的窗帘后面，躲在开司米围巾和青铜胸像后面”的巴尔扎克，茹尔玛（有理由）担心，这种在沙龙里取得的附庸风雅的成功和在出版商那里赢得的物质上的成功，会危害他的天才和他的品格。茹尔玛比任何人都更早就发现，巴尔扎克的天才绝无仅有。她的雄心壮志便是，让这个天才能从自己身上挖掘出他最为理想最为美妙的发展前景。
“我着迷似的希望看见你尽善尽美”，茹尔玛承认，——而这种“尽善尽美”完全不同于“时尚的成功或者沙龙的成功（我为这种成功感到遗憾，因为从长远看，它们会毁掉你），你的真正的荣誉应该在于尽善尽美，我想到的是你未来的荣誉。这对我来说就和我用上你的姓氏，或者和你如此亲近，以至于你的姓氏也能让我沾光同样的重要。”

茹尔玛知道巴尔扎克人品伟大，心地善良，也同样知道他有危险的倾向，喜欢恣意挥霍并且虚荣心重，天真幼稚经不住花花世界的追捧。于是她便承担起充当巴尔扎克艺术良心的职责。和巴尔扎克的友谊对她而言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她却冒着失去这段友谊的危险，以她那令人感佩的诚恳，说出她的顾虑和她的赞同，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那些贵妇人、社交场上的名媛们有别。这些人不加选择，一味地对这位时尚的作家大加吹捧。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找不到任何比茹尔玛的评论更加理性的判断和批评。直到今天，一个世纪过去，这位来自昂古莱默，籍籍无名的上尉的妻子所发出的每一句赞美，表示的每一个保留意见，都比圣·伯夫①和其他专业批评家的评论要中肯得多贴切得多。她赞赏《路易·朗贝尔》《夏倍上校》《赛查·皮罗托盛衰记》和《欧也妮·葛朗台》，对于《三十岁的女人》中的那些脂粉气浓烈的沙龙小说表示强烈的不快，她十分正确地评说《乡村医生》“过于浓稠，思想纷繁”，《塞拉菲塔》中故意渲染的假神秘主义令她反感。她的头脑清醒得令人惊讶，总能感觉到危及巴尔扎克步步上升的每一个危险。在巴尔扎克想要从政时，茹尔玛拼命劝阻：
“《都兰趣话》远比一位部长的职位重要得多。”
巴尔扎克打算参加保王党时，茹尔玛向他叫道：
“让宫廷周围的人去捍卫王室吧，别跟他们掺和在一起。你参加进去只会玷污你诚实赢得的声誉。”
茹尔玛执拗地表示，她将始终忠于对“穷人阶级”的爱，“他们受到如此可耻的污蔑，为富人的贪欲所欺诈”。
“因为我自己也属于人民。当然，在社交上，我们被吸收进贵族阶级，但是我们始终保持着我们对人民的同情，他们备受压迫，受苦受难。”
茹尔玛看到，巴尔扎克急躁地信笔疾书，这会在多大程度上损坏他的作品，她向巴尔扎克发出警告：
“你这样匆忙地写作，就像有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似的”，她向巴尔扎克嚷道，“你真的把这称作创作吗？如果你连把作品写到纸上去的时间都没有，你又怎么能创作一部完美的作品呢？干吗这样匆忙，只是为了有钱能买得起一件奢侈品吗？这也许可以点缀一个发了横财的面包师傅，可是并不符合一个天才。能够描绘出路易·朗贝尔的人，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给自己配上英国纯种马拉车⋯⋯看见你并不伟大，奥诺雷，这使我很痛苦。唉，我完全可以去买马，买马车和波斯壁毯——但是我不会给任何一个奸诈狡猾的家伙以可乘之机这样说我：用钱随时可以把他拿下。”
茹尔玛热爱巴尔扎克的天才，担心他的弱点，于是她胆战心惊地看到，巴尔扎克如何急匆匆地完成他的产品，如何让贵族沙龙占去他的时间，而巴尔扎克自己为了引起她所蔑视的这个“上流社会”的注意，用一大堆毫无必要的奢侈品把自己包装起来，从而债台高筑，于是茹尔玛怀着真正的真知灼见请求他：
“别过早地把自己消耗净尽！”
茹尔玛本着真正热爱法国的法兰西意识，乐于看见这个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在任何意义上都独立自主，不受赞美与指责、舆论与金钱的干扰。可是巴尔扎克一而再地陷入新的奴役和依赖状况之中，茹尔玛看了真感到绝望：
“你将永远是——一个苦役船上的奴隶，你活着干十几个人的活，在贪欲之中把你自己耗尽。伴你一辈子的将是塔塔卢斯的命运——”
先知之言！
巴尔扎克不仅能接受这位真正女友的这种辛辣无比、往往十分激烈的指责，而且还一再对她的真诚正直表示感谢。这说明巴尔扎克为人正派，心灵正直，比他的那些小小的虚荣心要聪明千倍。当时公爵夫人们和侯爵夫人们正对巴尔扎克竞相献媚，百般奉承，顶礼膜拜。
他这样回信给茹尔玛：“你是我的公众，我因认识你而感到骄傲，你给我勇气来自我完善。”
他感谢茹尔玛帮助他：
“拔掉我田地里的杂草。我每次看见你，都为我的人生获得一次收益。”
巴尔扎克知道，在茹尔玛的警告中没有不高尚的动机，没有嫉妒或知识分子的倨傲，只有对他艺术的不朽的灵魂所怀有的最为真诚的担忧，因此巴尔扎克把他生活中一个特别的位置给予她：
“我对你怀有一种感情，无法和其它任何感情相比；没有什么东西能与之相比，或与之相似。”
即使日后他向另外一个女人，向德·韩斯卡夫人倾吐衷肠，也无法动摇“茹尔玛在我感情中的特权地位”。巴尔扎克对他从前的女友只是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也许由于他心里有某种不适，由于一种神秘的羞愧。当他向德·韩斯卡夫人和其他女人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添油加醋地对自己加以美化和戏剧化，不断地摆弄他债务的全部数字和匆忙写出的作品的页码，这时，他心里知道，对茹尔玛这个女人不能说一丁点儿不真实的事情，而她会觉察不到，于是他在自我披露中，无意识地就会越来越有心理障碍。一别多年，他没有再去探访她家里那间安静的工作室，这也许对他有害。茹尔玛仅有一次，——只有上帝知道，她作出了多大的牺牲——茹尔玛来到巴黎，可是巴尔扎克正一头扎在工作之中，竟没有拆开她的来信，让她在离开巴尔扎克家仅仅一小时路程的地方，空等他的回音达十四天之久，她等待着巴尔扎克的邀请，可是邀请一直没来。在巴尔扎克辞世前不久，在同一年，巴尔扎克已被医生放弃，他终于能够把他苦苦追求了十六年的德·韩斯卡夫人当作妻子迎娶回家，他停顿了一秒钟，回顾他整个的一生，认识到，茹尔玛是他所有女友中最重要、最忠实的最佳女友。他拿起羽毛笔，写信给茹尔玛：
“我从未停止过思念你，爱你，现在也在这里和你谈心。”
巴尔扎克这位永远喜欢拔高和夸大的人，把他和茹尔玛·卡罗的关系当作他所有友谊关系中最纯洁的一种，置于其他一切关系之外，放在其他一切关系之上，他可没有夸大其词，其他一切关系都多多少少是段插曲——除了他和德·韩斯卡夫人的那段显然没有那么诚实的关系之外，德·韩斯卡夫人将要控制他今后的生活。巴尔扎克在所有这些名媛当中，特别亲近高贵的玛色琳娜·德斯波尔德—瓦尔莫尔，把他最美丽的作品之一赠送给她，并且气喘吁吁地爬上一百级台阶——按照他的体重，这可是一项特别的成绩——进到王家宫殿她的寓所里去。这反映出巴尔扎克在心理方面感觉准确。他称乔治·桑为“乔治兄弟”，两人之间有一种亲切的伙伴关系，没有掺杂情爱的亲昵成分，这在当时实属例外。他的骄傲保护他，使他没有作为第十四号或第十五号情人登入乔治·桑的情人名册之中，和巴黎文坛一半名流，阿弗雷德·德·缪塞，桑多，肖邦，圣·伯夫成为同床的弟兄。还有几个女性形象时而影影绰绰地显现在舞台的背景上，那个有名无姓的陌生女人“玛丽”，巴尔扎克曾和她有短暂的交往，可能还有了一个孩子。有位“路易丝”，她姓什么，同样无人知晓。碰到他人生中一切举足轻重的事情，只要事关与女人的亲密关系，巴尔扎克尽管表面上看似乎满不在乎，滔滔不绝，口无遮拦，却极为善于守口如瓶。
他和男人的友谊更为罕见。他真正推心置腹彻底信任的朋友，差不多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如果说巴尔扎克在女人那里是因为过度紧张寻求放松，那么他在男友身上是寻求信赖。犹如大多数有独创性、致力于完成一部包罗万象的作品的人，犹如歌德和贝多芬，巴尔扎克也是如此，择友时绝不挑选那些可以给他带来启示，能在艺术创作中和竞争中给他鼓励的杰出人物，而是有这样一些人就够了：身处困境中，他能毫无顾虑地向这些人进行倾诉，在他工作的短暂休息时间里，这些人愿意随时随地为他效力，或者和他分忧。巴尔扎克所寻找的，是一种家庭关系，对于德·马尔哥纳先生，我们其他方面知道很少，只知道他在萨歇的府邸里给这位从巴黎逃亡而来的巴尔扎克不下十二次提供舒适的工作场所。巴尔扎克真正的朋友并不是像维克多·雨果、拉马丁、海涅或者肖邦这样规格的同时代人，虽然他们大家彼此全都熟识，而是一位铁器商人，一位医生，一位小画家和一位裁缝，这可是够古怪的。从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的年代开始，铁器商人，“小达布林老爹”，便是巴尔扎克不可缺少的朋友。他和奥古斯特·波尔谢，一位完全无足轻重的画家一起，在卡西尼大街有一阵曾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一直到巴尔扎克临终之时，纳戛尔大夫始终是他的医生。他不仅时不时地在巴尔扎克写小说时给他提供专业上的建议，而且在必要时也会给他几百法郎，填补这位一生负债累累的作家总会出现的漏洞。排在这批朋友中最后一位的，是住在黎塞留大街的裁缝师傅布依松，此人比巴黎的批评家们更早就知道尊敬巴尔扎克。他不仅给巴尔扎克提供长年信用贷款，有时还预借一些钱给巴尔扎克。当巴尔扎克被另外一些显然不太明智的债主追得走投无路时，也让巴尔扎克躲在他家暂避。但是把钱借给像巴尔扎克这样知恩图报的人从来不是一桩蚀本的买卖，他只消在《人间喜剧》中写上一行字，就可以向这个老老实实的制作燕尾服的裁缝偿还他欠下的大大小小的债务：
“只要穿上布依松缝制的衣裳，就可以在每个沙龙里扮演一个国王的角色。”
通过这么短短几个字的广告，巴尔扎克立刻提高了布依松的身价，使之成为上流社会服装的供应商。
伟大的人物除了日常使用的小银币之外，还有一种特殊银币供他们支配：他们可以用“永垂不朽”来付账。
在巴尔扎克开始写作他真正的作品时，围在他身边的这几个人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在他三十岁时，他接受外界事物的时间已经结束，他不再需要启发，不再需要交流，不再需要阅读，不再需要知识，不再需要人了。一切全都已经准备就绪，他要付出的精神和天才，温暖和强度，只是属于他的作品。他曾经说过：“一棵大树将吸干它周围的土地”。为了能够开花结果，巴尔扎克把他周围所有的力量都吸到自己身上来，尽管他和成百上千人有一面之交，也不会扩大他三十年来已经形成的那个内层的圈子。只有一个人影，德·韩斯卡夫人的身影日后还要参加进来，成为他生活的中心，他生命的真正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