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传》第二十三章：最后几部杰作

1843、1844和1845年是巴尔扎克内心焦躁不耐的三年。人们感到，巴尔扎克的原始力量、工作的偏执狂已经破碎，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已经中断。他毫不停顿地进行富有独创性的工作，足足十五年，而最近几年他主要在当收藏家——字面意义上的收藏家和纯粹意义上的收藏家、他不仅收集钟表、瓷器、绘画和家具，也收集迄今为止生活拒绝给他的一切：闲暇的时光，和一个女人散步，在陌生的地方不受任何威胁地度过销魂荡魄、缠绵悱恻的漫长良宵，以及高贵的崇拜者们发出的赞赏和钦佩。他的整个独创性发生了转折。他不再试图使他长篇小说的草稿取得完美的结果，而是使他自己的人生小说得到美好的结局。
在那几年，巴尔扎克的活力转向生活，脱离了独创性的活动，这可以从他的艺术中感到。1841和1842年他还创作了《一桩神秘案件》和《搅水女人》这样了不起的作品。《一桩神秘案件》这部政治性的长篇小说，尽管有个别不真实的场景，却是对一桩巨大的国家阴谋作了无法比拟的形象生动的具体描绘。而《搅水女人》的现代性和对性屈从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也是他的同时代人所未能预见到的。然后他又把《幻灭》写完，这是对巴黎的艺术界和戏剧界所作的横断面，让人看到艺术家和艺术成就的世界。《烟花女子荣辱记》紧随其后。文学界和金融界在这里结合起来。他笔下伏脱冷的形象又一次返回，就像在一幅巨大的鸟瞰图里，巴尔扎克把他早期作品中的所有题目都汇集起来。尽管时而有落入流行文学和侦探小说窠臼之处，巴黎和巴黎社会在这本小说里比在其他任何一本小说里都描绘得更为深切而宽广。在这里诗人对新闻界和它布下的重重危险进行报复，也向金钱进行复仇，金钱就像诱惑他笔下的人物一样诱惑他。
但是《农民》这部长篇小说，他就未能完成。这部小说想表现城市和农村的矛盾，阐述一个重大的社会学上的问题。在巴黎的交易所或者文坛上进行的斗争，在农村、在农民当中，具有它原始的基本形式，在那里斗争并不关乎看不见的、抓不住的价值，而是关乎田地、地皮、每一寸土地。巴尔扎克写这本书已经几年，他感觉到，此书必然会变成一本举足轻重的作品，他一而再地动笔往下写，试图强迫自己把它写完，为此他先发表了该书的第一部分。但是他不得不又停下笔来。然后他在这一年就写了一些其他的作品，篇幅较小、不太重要的作品。长篇小说《贝阿特丽克斯》只有开头几章可以算是一部艺术作品，他给这部小说安排了一个不太自然、多愁善感、极为勉强的结尾。他写了《夫妻生活的烦恼》，这是他旧日《婚姻生理学》的翻版，当然加上了许多机智和魅力作为佐料。中篇小说《莫黛斯特·米尼翁》，是德·韩斯卡夫人出的题目，巴尔扎克后来也把这篇小说献给夫人，献给“一位波兰女子”。这篇小说也可能出于他的一位模仿者的手笔，到处都感觉不到雄狮的利爪，诗人真正的专心致志。他为每一种真正的成就都提出了偏执狂的法则，他自己如今从反面证实了这种法则。他自己曾经说过，一个艺术家要是较长时间没有从事他的工作，先得重新练练手。巴尔扎克自己现在离开他的工作作坊已经时间太长。倘若半天时间用来寻找房子，在旧货店里淘宝，是无法写作的。在他这一时期写的书信里，往往几页之间找不到一个字谈及他的写作，或者哪怕只谈及他的写作计划，尽说家具、社交，言不及义。专心致志的规律被彻底破坏。
巴尔扎克自己也感到这点。他，这个劳作者当中最熟练的一员，知道自己手腕的灵活程度。他知道，自从他认识到其它的快乐，“懒懒散散，瞎混日子的欢乐”之后，他已失去了写作的快乐。1846年他写信给身在那不勒斯的德·韩斯卡夫人：
“我的精神，我的理智，动弹不了⋯⋯一切都使我感到无聊，感到不快。”
《农民》没有进展，或者《小市民》（本身就是一篇无足轻重的作品）进展不大，已经不再使他烦恼。巴尔扎克工作只是为了还清债务，有时候我们感到，艺术成就对他而言，完全都无所谓。这种事情以后再说，现在先把房子布置妥当。突然之间，他把一切全都撂下，不管不顾，在三月份冲到罗马。回到巴黎，巴尔扎克又把一封封信寄给德·韩斯卡夫人，和往日常做的那样，宣告他将“不得不大干一场”。巴尔扎克以为，他又将夜以继日地坐下写作三个月时间（“毫不中断，充其量休息两个礼拜，我们可以结婚”），那他一定能够还清他欠下的六万法郎债务。当然对于艺术灵感我们还一点也没听见。
终于，到6月1日，巴尔扎克写信通知：“四天来，我感到有一种折磨人的积极性攫住了我⋯⋯”
12日：“我写作《农民》的提纲，另外还写一篇中篇小说。”
6月14日，这两部新作的轮廓已经出现：
“我将写以下内容，第一，《穷亲戚的故事》，由《高尚的人邦斯》和《贝姨》组成。前者约三四个印张，放在《人间喜剧》里，后者要占十六个印张，最后是《钦差大臣的劣迹》。”
一部中篇小说变成两部，但是巴尔扎克自己还始终没有认识到他这计划的宽度和深度。他一直以为——预告的这些作品的篇幅说明这点——这只会成为篇幅短小的短篇小说，而不是长篇小说。
到这时为止，他只计算了篇幅。巴尔扎克这样做，就是说，他只从这些书能给他带来多少钱的角度来考察他的作品。他已经计算清楚，《农民》《小市民》和《贝姨》终于可以还清他的债务。但是突然间，他心里旧日的雄心又复惊醒。在构思这些作品时，他又感觉到艺术方面的任务。创作的强烈欲望，做出真正成绩的勃勃雄心——终于！——又在他心头涌现。同一天，6月16日，他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
“此时此刻要求我，创作两三部重要作品。它们将推翻那杂种文坛的虚假群神，并且显示，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年轻，更富朝气，更加伟大。‘老乐师’，也就是‘邦斯舅舅’，‘穷亲戚’，厄运把他压垮，这个心地纯净的人。‘贝姨’是‘女的穷亲戚’，同样受到厄运的追逼：她生活在三四个不同的家庭里，为她所有的苦难进行复仇。”
看到巴尔扎克关于金钱事件、地皮投机、北岸铁路股票、瓷器餐具胡扯了半天之后，他的意志又转向作品，进行艺术创作，使人感到心情舒畅。当然，他还没来得及看出他的长篇小说的篇幅，就先按照他旧日不幸的章程和出版商们就价钱问题进行谈判。然后他就投身到工作中去。又重新按照旧日的工作时间进行写作。发现他又附了一句：古董商们不断寄来东西，带来外面生活的诸多诱惑和骚动，他现在感到厌烦：
“我原来希望，我所有的箱子终于都已打开。我急于知道，我等着的那些漂亮东西，送到时都是什么状况。所有这一切，给我生动活泼的影响，特别在我现在所处的思想混乱的情况下。灵感涌来使我像得了热病，失眠使我身体虚弱。倘若我每天早上一点半起床，就像今天一样，我希望，星期一完成《老乐师》（即《邦斯舅舅》），这样我又达到了我旧日的工作时间。”
他一口气，以一种即使对巴尔扎克自己而言也是了不起的快捷速度，勾勒出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6月12日，我们发现了他很罕见的话语：
“我对我的《老乐师》非常满意。当然，为《贝姨》还得把一切都虚构出来。”
然后又只听见，送来的一幅画给刮了一下，他买的一尊小型青铜塑像并非真货，又谈到债务和裁缝。但是到6月28日，《邦斯舅舅》完成，巴尔扎克发出一声欢呼，几年来没有听见他这样欢呼过：
“我最亲爱的心肝！我刚结束了一部作品。我想叫它《寄生虫》，这是我为手稿定的题目，迄今为止我管它叫《高尚人士邦斯》《老乐师》等等。这本书至少对我而言是极为主要的作品之一，极其简洁质朴，可又包容了整个人心。它和《图尔的本堂神父》一样宏大，但是更加清澈，而且同样令人心碎。我兴奋不已，我将立即把印刷校样寄给你。
“现在我着手写作《贝姨》，一部可怕的长篇小说，因为女主人公具有我母亲、代斯波尔德—伐尔莫尔夫人和你的罗莎莉姨妈特点的综合。这本书将描写一系列家庭的故事。”
对母亲的愤怒，他和德·韩斯卡夫人的这部爱情小说开头部分的知情人里蕾特的命运，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书中。与此同时，《邦斯舅舅》已经付梓，按照巴尔扎克的工作方法，这意味着他又要把这书再写一遍。艺术家的焦躁不耐和生意人的焦躁不耐结合起来。按照他的要求，他工作得不够迅速：
“我们已经到了7月15日，上帝可怜我吧！”他呻吟起来，——巴尔扎克在十四天里创作了这样精彩的一部杰作，他没有为此向上苍表示感谢：“我将要竭尽心力，拼命完成《穷亲戚》！为此我大概可以得到一万法郎，包括书本版在内。”
不言而喻，这些无谓的日期无法遵守，到八月份，这个作品还没有完成。8月12日，巴尔扎克在一天之内就写了二十四页。初稿刚刚完成，他就开始修改，一直干到真正精疲力尽。他的医生大吃一惊，就像他自己所报告的那样：
“无论是他，还是他的一个同行，一个医学界的朋友，都没法想象，人的脑子可以这样无限度地使用。他告诉我，这不会有好结果。他脸色阴沉地向我重复这句话。他请求我，在这样——像他说的——‘恣意放纵脑子’之际，至少得安排一次休息。《贝姨》为我的脑子造成的极度紧张，真使他大吃一惊。我在六周之内便即兴完成了这部作品。他对我说：这样干必然会以灾难告终。的确，我自己也感到，我身上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在聊天的时候居然会想不起有些名词，有时找得我非常吃力。我的确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了！”
正在修改校样之时，巴尔扎克突然在九月份前往威斯巴登，到德·韩斯卡夫人身边去汲取新鲜的力量。然后他真的得到很好的休息。这年夏天，他完成了他的几部杰作。
《邦斯舅舅》和《贝姨》，这两部从原来的《穷亲戚》转化而来的长篇小说，是他最伟大的成绩。在他人生的高峰，巴尔扎克达到了他艺术的巅峰。他的目光从来没有这么清澈明亮，他的塑造人物、事件的手从来没有这么坚定娴熟，这么无所顾忌。是一个得到充分休息的巴尔扎克写出了这些杰作，而不是那个受到催逼，疲惫不堪，信笔滥写的作家。在这些作品里，那种虚假的理想主义，甜腻腻的浪漫情调已经消失。而这种东西使他有些早期作品，在我们今天看来过于失真，因而无法感人。在这些作品里有许多得自经验的苦涩，是对世界真正的认识。写作这些杰作的人，不受任何东西迷惑，无论是外界的成功，还是奢侈时髦都不会使之动心。如果说在《高老头》，在《幻灭》里，已经含有李尔王①的极度失望，那么这最后几部小说则具有科里阿兰的犀利锋芒。巴尔扎克总是居于时代之上，不取悦于他的时代，是在创作绝对的作品时，才最为伟大。《贝姨》，还有《邦斯舅舅》的故事，只是偶然地发生在巴黎，只是偶然地发生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我们可以把它们搬到今天的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搬到所有国家，所有的时代。因为它们描述了各种原始的激情。在他的偏执狂的画廊里，现在又添进去了色情狂于洛男爵，收藏家邦斯，——何等出类拔萃的人物啊！在《烟花女荣辱记》中，那个有些过于按照《茶花女》的风格塑造的“电鳗”，这个极为堕落的女郎，带着浓重的巴黎品味。在塑造了这个有点夸张的烟花女子之后，如今描述了一个真正的、天生的婊子玛奈弗夫人，这个人尽可夫的市民阶级的女子。在这位玛奈弗夫人身边出现的这位无与伦比的贝特姨妈（贝姨），这个转变为妖魔的里蕾特。这个老处女从不享受，一味妒忌，出于一种恶毒的、隐蔽的愿望而说媒拉纤。另外再加上《穷亲戚们》的悲剧，邦斯舅舅的悲剧，他身上还有一点光彩时，人们容忍他。在女管家西卜身上的那种出于贪婪的动力，所有这些追逐金钱、诡计多端、卑鄙无耻之辈，欺骗心地纯洁、浑然不觉的人。从前塑造出来的伏脱冷的形象，也许显得过于夸大，过于奔放，而在这里，巴尔扎克却以极大的专注使之与从前形成对比。最后这几部著作，达到了一种现实主义，刻画得感情真实，激情澎湃贯彻始终，达到了法国文学中永远无法超越的境界。
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辞别他的艺术，像巴尔扎克在他后期作品中所做的那样壮观宏伟。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衡量，倘若上天能再赐给他十年或者哪怕仅仅五个充分利用的工作年头，《人间喜剧》将会成为什么模样。在《农民》一书中，他会描述城乡之间的最终搏斗，让人看到真正农民的形象，就像他让人看到真正的巴黎一样，——不是让—雅克·卢梭的那个芳香馥郁的田野和那些纯粹的自然的人们。在《大战役》和其他反映军旅生活的长篇小说中，他会描写战争，真正实在的战争，而不是以抒情形式描述的战争。他当年在《乡村医生》中曾经以这种抒情形式歌颂过拿破仑。早在《一桩神秘案件》中，巴尔扎克就表现出，他早已超越了把历史当作传奇的观点，而达到了一种切近现实主义的描写。他会表现戏剧世界，表现早期童年时代的阶段，女生和男生寄宿学校的生活，表现学者、外交家、议员们的活动，旺代地区的起义，法国军队在埃及，英国军队在西班牙、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这个人竟然还能把这么多东西都创造出来，竟然能在十周之内，仿佛从无到有地创造出《贝姨》和《邦斯舅舅》，——这简直难以想象。甚至在戏剧方面，他迄今为止一直追随糟糕的榜样，总是停留在激情热闹戏的框架里，现在正开始摆脱出来。《投机商》，后来叫做《麦卡代》，是出喜剧，剧中一个欠债的人战胜了他的债主们，这是他在戏剧领域取得的第一个值得称道的成绩。此剧在巴尔扎克去世以后，成为巴尔扎克剧本在舞台上取得的唯一的重大成功。他的力量从来没有这样出色地凝聚起来过。大家感到，巴尔扎克现在才真正知道，在长篇小说里和剧本里究竟该做什么，现在他才认识到他的任务的本质。
但是现在他真的心力交瘁。巴尔扎克刚把这两部作品完成，便把一切全都抛在脑后。他要休息，彻彻底底地深度休息。他要走开，走得越远越好，不仅仅作一次短暂的访问。他感觉到，他这最后漂亮的一掷，使他赢得了休息的权利。于是他离开法国，前往乌克兰，前往维尔肖夫尼亚，投奔德·韩斯卡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