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传》第二十五章：结婚、还乡

也许巴尔扎克预感到了他的状况如何。但是他的医生们肯定知道，他已无药可救。我们可以假定，医生们一定把他们的意见坦率地告诉了德·韩斯卡夫人。现在夫人心里有底，这个婚姻时间不会很长。她便决定满足这个追求了她这么多年的男人的最后愿望，他一生中最心爱的愿望。夫人知道，走这一步不会再有任何危险，巴尔扎克想挥霍也挥霍不到哪里去。这个“善良的巴尔扎克”变成了“可怜的巴尔扎克”，她心里油然而生某种同情心，就像那些高贵的夫人对得了重病行将就木的一个多年忠仆怀有同情那样。于是婚礼终于准备在1850年3月举行。
举行婚礼的地点定在贝尔狄彻夫，这是附近最大的一个外省城市。春天，这对新婚夫妻将前往巴黎，搬进那幢终于装修完毕的新居。幻想家巴尔扎克心急如焚，他的焦躁不耐的情绪，最为充分地表现在他从远方发出的那些关于迎接新人而做的一系列指示里面，有份详细的报告寄给他的母亲：
“你将在一个中国大瓷盘里找到香榭丽舍大街上一个花店老板的地址。这个盘子放在最高一层楼的第一个房间里，靠近镶嵌房门的那座客厅，就搁在一口褐色柜子上面。这个老板在1848年就拜访过我，我们商定，他将一连十四天提供鲜花装饰我的新居。他答应我收取订货一年的价钱，那就是全年六百至七百法郎。我当时出行在即，没有付钱。等有了这笔钱，并在有关的女士表示了首肯之后再付。她喜欢鲜花，这我知道。倘若花店老板着手用鲜花装饰房子，那我们就有了谈判基础。你就可以和他进一步商谈，确定一个有利的价钱。你得注意，看他是不是提供真正美丽的鲜花，你对他得多留点神。
“下面这些地方得摆放鲜花，首先是第一间屋里的那张供花的桌子，第二是那间日本客厅，第三是有穹顶的那间房间里的两个花架，第四是穹顶下面的灰色房间里，壁炉上面用非洲木料制成的几个插花小台子。第五，楼梯间平台上那两个大花架。第六，由伏伊歇尔安装上去的两个大盘子里的木头小花架。”
他还没有结婚，在搬进新居之前几个礼拜就作出这样的安排。可以看见，在这个病人身上想象力还多么奇妙地发挥着作用，他的记忆力多么精准地记起最微小的细节。他记得每一件家具，知道每一个花瓶、每一个花架搁在哪里。在巴尔扎克脑子里，他已身在幸运大街，远远赶在他的婚礼和他的长途归程之前。
3月14日，在乌克兰的外省城市贝尔狄彻夫的圣女芭芭拉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庆典得悄然进行，要避免引起外界的注意，没有邀请任何人，也没通知任何人。早上七点，还在半明半暗的破晓前的朦胧之中，仪式便开始举行。大家原来希望西托米尔主教能亲自莅临庆典，但是他没有前来。有个名叫斯察鲁斯基伯爵的显贵修道院长主持这对新人的婚礼，这至少使巴尔扎克感到满意。作为证婚人出席婚礼的只有院长的几个亲戚和从此成为女婿的姆尼斯彻希伯爵。庆典一结束，他们就驱车返回维尔肖夫尼亚，夜里近十一点他们才回到家里，累得要死。
过了几天，又一个早晨——幸运似乎又使巴尔扎克恢复健康——巴尔扎克坐在书桌旁，又一次以拿破仑的风格写出了他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最伟大的一次胜利的公报。他写信给他母亲、妹妹，给他朋友和医生纳戛尔大夫和茹尔玛·卡罗夫人。
也是在这封信里，巴尔扎克再一次向他青年时代的故交、女友茹尔玛重复：
“若有人向我问起我的故交旧雨，我总是首先提到你。”他报告，
“三天前我终于结婚，娶了我唯一深爱的女人，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她，我将爱她直到我死。我想，我们的结合是上帝留给我的报酬，来抵销我遭遇到的这么多逆境。我这么多年的工作，我不得不经历并且最终克服的那些困难。我不曾有过幸福的童年，我的春天并没有缀上鲜花；现在我将有一个阳光明媚的夏天和甜美至极的秋季。从这个角度来看，您也许会觉得我这幸福美满的婚姻，是对我个人的安慰。您于是看到，经过长年的苦难，上天准备好了珍宝，留到最后才行分发。”
巴尔扎克封好了这些信件。现在他只有一个念头：追随着这些信件，终于启程回家。
这些信件里，不见他太太的附信，也不见她的片言只语。即使在这一时刻，巴尔扎克也未能说服他的妻子对他的家人略表亲近和殷勤。巴尔扎克只好勉强向母亲表示歉意：
“我的妻子本想在此信末了附上几行，但是信使已在等候，而她不得不卧床养病。她的双手因为关节炎肿得厉害，没法握笔写字。她将在我的下封信里向你表达她的尊敬。”
巴尔扎克每交一次好运，都需付出高昂的代价。他没法启程上路；道路一直冰雪覆盖，无法通行。即使能够通车，他的健康状况也使他无法旅行。他过早为修饰幸运大街的房子订了鲜花。心脏病和肺炎重新发作，来势凶猛，打击他那已很虚弱的病体。
“我的心脏病和肺炎又复发一次，病情沉重。我们又失去很多优势，原来情况不错，仿佛我们取得了进展⋯⋯在我眼前有一道黑纱，一直不肯退去，把一切全都遮住，这阻止我提笔写字⋯⋯经过这个晴天霹雳，今天我第一次握笔。”
大家本来期望，至少现在埃娃太太会给巴尔扎克的母亲写几句话，来安慰一下老母亲对儿子病情的关切。可是巴尔扎克不得不战战兢兢地加了几行：
“我的妻子简直忙得一分钟也不得闲，另外她的手肿得可怕，都是因为这里潮湿的缘故⋯⋯”
两周以后，4月15日，巴尔扎克不得不再次振作起他的全部精力，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
“我几乎看不清楚字母，勉强给你写这封信。我的目疾其实使我既无法读书也无法写字。”
而这位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还依然没法下定决心给老太太写几行字。巴尔扎克不得不又找了一个不大靠谱的托词：这一次是她女儿生病，妈妈守在床边，难以分身。她只是请巴尔扎克“向你转达她的敬意”。然后巴尔扎克不得不坦承自己的情况：
“我身体的情况极糟，无论是心脏还是肺都不行。稍稍动一动就上气不接下气，嗓子也说不出话来。”
他们两人终于决定启程出发，这次旅行极为可怕。刚到布罗迪，在波兰边境，巴尔扎克便极度衰弱。他毫无胃口，动不动就大汗淋漓，使他病情更加严重。熟识的朋友看见他，几乎都认不出他来。然后巴尔扎克在1850年5月11日，从德累斯顿向家里报告：
“我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走完这段路程，平时只消六天就行。我们的生命不是一次，而是上百次直接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常常得用十五六个人，用绞盘把我们的马车从泥沼的窟窿里拽出来。我们陷在里面，直到车窗都深埋在泥沼里。可是最后，我们终于还是到达了目的地，都还活着，但是我们又病又累。这样一种旅行，使人老上十岁。我们不得不担心，我们会死在彼此的怀抱里，我们彼此又都如此相爱，你可以想象我们心情如何。”到达旅行的这一站时，巴尔扎克已经完全筋疲力尽，而且一半失明。他无法迈上台阶，开始怀疑能否继续前往巴黎的行程：
“我的健康状况糟糕透顶⋯⋯这一可怕的旅行使我的病情更加恶化。”尽管他视力大大衰退，他不得不自己动笔写信。他又只好为他妻子疏于礼数进行袒护：
“她对于你在前几次信上讲到的一切表示感谢。但是她的状况不佳，不允许她亲自给你写信。”
稀奇的是，使埃娃夫人的手指动作不灵的关节炎，并未阻止她在德累斯顿的珠宝店里挑来拣去，用两万五千法郎买下了她精挑细选的一串美丽的珍珠项链。在这几个月里，她既不能给巴尔扎克的母亲，也不能给他妹妹哪怕就写上这么一行半行，却完全能够用清晰坚定的字迹，写信向她女儿报告购买珠宝的情形。在巴尔扎克筋疲力尽、眼睛半盲的情况下躺在饭店房间里的时候，埃娃太太居然不想别的，只想珍珠项链，实在说明她的冷酷无情。非常说明她性格的是，在这封信里，巴尔扎克仅仅只是“善良的、亲爱的朋友”——夫人到处带来带去的一个负担而已。因为夫人知道，时间不会拖得太长。
在德累斯顿的这些日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矛盾，只能从这些无所谓的句子里去体验。但是巴尔扎克必须把他的角色一演到底，他给妹妹发出了这样的指示：
“我就指望你了：你得让母亲明白，我到达幸运大街时，她可别在那儿。”
巴尔扎克明显地害怕这婆媳两人的见面，使用的是这样一个拙劣的借口：
“要是我们打开行李时，妈妈在旁边帮忙，她老人家定会感到尊严受到损伤。”
老太太始终对儿媳不大信任。几个月来，她忠心耿耿地保管好这些财宝，监督佣人，和供应商交涉。她知道，傲慢无礼的俄国公主最终不愿意在自己家里看见她。可是他们还给她一项任务：为了迎接新人，准备用鲜花装饰房子。然后老太太就得在新婚夫妇乘车抵达前，一声不响地悄然离去。仆人弗朗梭阿得恭候在门口，把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领进巴黎她那王府般豪华的府邸。楼里得灯火通明，所有的房间所有的楼梯都得点上灯烛，得举行一次盛大的欢迎会。但是老太太预感到这一切，早已悄无声息地前往絮累斯内她女儿家里去了。
巴尔扎克每次交上梦想中的好运，便不得不在现实生活中付出代价。这次回家又遭到诅咒。他永远不仅是《幻灭》的作者，还是书中受苦受难的主人公。回到巴黎，抵达座落在幸运大街的新居门前，这一场景是他自己在他任何一本长篇小说中都编造不出的惊恐万状。他们夫妻两人是乘坐火车走完最后一段旅程的。列车误点，他们乘上马车，驰到新居门前时已是深夜。巴尔扎克焦躁不耐，心情紧张，不知道他的指示是否一丝不苟地得到了贯彻执行，所有的细节他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精准异常；他知道，每个花架、每个花瓶都放在哪里，有多少灯烛应该点燃。仆人应该怎么欢迎他们，他手里得擎着一个枝形烛架。
马车终于停下。弗朗梭阿信守诺言，屋子从上到下灯烛辉煌。但是门口却不见人影。他们拉响门铃，没人回答，灯火通明的房子里无声无息，一片沉寂。有几个邻居走了过来，聚在一起。大家问来问去，全都不知所措。德·巴尔扎克夫人呆在车里，巴尔扎克则催促车夫，去找个锁匠来打开大门。他是使了大劲才争得这门亲事，如今则是使用暴力才打开大门，闯进他的新居。
接下来这一幕阴森可怕。在一个房间里，大家发现了仆人弗朗梭阿，他发疯了。想必就在这天深夜，他失去了理智，得连夜把他送进疯人院去。大家把这乱蹦乱叫的疯子制服，送走。与此同时，巴尔扎克把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领进他们热切渴望的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