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传》第二十四章：巴尔扎克在乌克兰

1846年秋，有这么一段转瞬即逝的短暂时间，巴尔扎克的混乱不堪、极度紧张的生活似乎终于归于平静。德·韩斯卡夫人老是推托：她得先把她亲爱的女儿嫁出去，才能考虑她自己的新婚。这样敷衍诗人的借口已不存在，姆尼斯彻希伯爵已在1846年10月13日和安娜伯爵小姐在威斯巴登结婚。巴尔扎克在场，他又充满了希望。他预做准备，弄来了他自己结婚登记所需要的户籍证件，借口是他为了参加荣誉军团需要递交这些证件。他做了大量的准备，打算在麦茨悄悄地和德·韩斯卡夫人举行婚配，那里认识他和夫人的人很少。巴尔扎克和麦茨市长有些交往，他已赢得市长支持他们的婚姻。有关婚姻的户籍登记——这只在法国有效——要在市政厅举行，安排在夜里，完全匿名。巴尔扎克的朋友和医生纳戛尔大夫的儿子和另外一个朋友将从巴黎赶来，充当证婚人。德·韩斯卡夫人将一直住在德国境内的萨尔布吕肯，直到关键性的那天晚上来到麦茨。宗教的婚礼将在德国举行，麦茨的主教或者威斯巴登的神父可以主持婚配礼。这些像小说一样富有传奇色彩而又复杂的准备工作显然十分必要，因为这桩婚姻不得在俄国公布。巴尔扎克催道：
“我等待着你的下一个回答。我告诉你，我时时刻刻都活在你身体里。现在这点在双重意义上是真实的。”
因为某些情况进一步迫使他们必须尽快完婚。毫无疑问，他们婚前在意大利度过的那几周美好的时光并非毫无结果。德·韩斯卡夫人尽管已经四十五岁，仍然怀了身孕。巴尔扎克总是和以往一样鲁莽、乐观，坚信夫人要生的必然是个儿子，他都已经给孩子取好了名字：维克托·奥诺雷。
但是德·韩斯卡夫人还是下不了决心，便是现在她还不愿和女儿分开。她自己不去结婚，却陪着女儿去进行蜜月旅行。巴尔扎克不得不把他辛辛苦苦弄到的证件全都放回他的旅行夹，放弃全部仔细安排好的计划，立即返回巴黎去修改《邦斯舅舅》和《贝姨》的校样。究竟德·韩斯卡夫人爱不爱巴尔扎克，对于这个争执不休的问题，大家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反正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拿她女儿和巴尔扎克之间作出抉择，决定一定偏向她的女儿。无论是女儿的结婚还是以后她自己的婚姻，都不能破坏这母女之间的亲密关系，两个人都以某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居高临下地对待她们的情人和丈夫。
所以第二年二月，德·韩斯卡夫人决定去巴黎，又不得不赶到福尔巴哈去。他们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这样，夫人出游，巴尔扎克必须陪同。夫人如果前来，巴尔扎克就得前去迎接，巴尔扎克始终扮演谦卑的农夫的角色。对于巴尔扎克而言，每一天的意义都无限重大，他的工作对于全世界而言，都十分重要，却必须乖乖地等待着夫人发出一个信号，然后他就马上把手头的一切都抛到一边，日夜兼程，冲到日内瓦，冲到那不勒斯，冲到奈夏台尔，冲到维也纳，或者冲到福尔巴哈，去拜见夫人。
德·韩斯卡夫人第二次呆在巴黎，完全是秘密进行的。他俩一起大概为他们的新居制订了各种计划。孩子出生，是一场流产，或许是生了一胎死婴——情况并没有阐述清楚，这点也很容易理解。这是一个女婴，巴尔扎克以一个父亲的天真烂漫，无所顾忌地写道，这事减轻了他的忧愁：
“我如此迫切地希望生下来的是个儿子维克托·奥诺雷。要是儿子维克托，就不会离开他的母亲。我们就会有二十五年之久把他留在我们身边，因为我们将共同生活这么多年吧。”
便是现在，德·韩斯卡夫人还是推三阻四，不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她每次总能找到借口，一再说要有个新的喘息时间。人们有这种感觉，似乎夫人对巴尔扎克了解得越多，越害怕和他最终拴在一起。这一次夫人声称，她必须再回维尔肖夫尼亚一次，把她的关系理顺。巴尔扎克又乖乖地陪她到福尔巴哈，然后自己回到巴黎他的书桌旁边。
巴尔扎克这位永恒的乐观主义者希望，不久能跟在夫人后面直追过去。只有《农民》需要完成，这本书人家已经付了稿酬。写一部剧本，可以把他欠老朋友维斯孔蒂夫妇的第二笔债一万五千法郎还清。但是生平第一次，他的机体不再听命于他。这对于巴尔扎克而言，想必是件可怕的经历。写作《贝姨》时的奇迹，未能重现。大夫们向他发出警告，他自己也感到毫无把握，便是出版商和报纸主编也疑虑重重。几年前《新闻报》的主编吉拉尔丹就支付了《农民》的稿酬；他曾两次开始在他的报上发表这部小说，由于信任巴尔扎克全巴黎闻名的旺盛精力，巴尔扎克从来不会食言，让一家报纸或者一个出版商陷入困境，实在不行，他也会用另一部作品来替换这部作品。这一次吉拉尔丹宣布，他必须要把全部稿子都拿到手里，才会再一次予以发表。现在巴尔扎克必须生平第一次在文学阵地上缴械投降。他必须生平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我不行了！”为了在自己面前掩饰失败，他弄来了一点钱——谁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弄来的，怎么弄来的——把预支稿费全部还清。这是巴尔扎克为了把自己从监牢里解放出来缴纳的一笔赎金，他在这座监牢里干了整整二十五年的苦役。然后他就远远地逃走，逃到世界的另一端，逃到维尔肖夫尼亚去迎接他的新娘，去举行婚礼，终于，终于成为丈夫，成为百万富翁返回巴黎，在新居里过着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现在巴尔扎克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关于他未来幸福的想法或者不如说关心他生活最终定型的梦想。为了他们新居的这幢房子，他也和他母亲讲和。他原来恨他母亲，对母亲的怨毒在他的书信里发泄得不一而足。这位七十高龄的老太太是唯一了解他意图的人。老母亲的作风强硬坚定，像农民那样勤俭节约，儿子完全可以放心。巴尔扎克便委托母亲看管这些珍贵的财产，就像当年他和债主斗争不得不逃出卡西尼大街的住宅时动用他母亲一样。每当巴尔扎克需要一个真正可靠的人时，他就搬出他的老妈。他向母亲下达稀奇古怪的、听上去简直像小说一样的指示去执行守卫任务。老太太得不时用德·巴尔扎克先生过几天就要回来的消息吓唬仆人，每个礼拜她都得干这件事，“这会吓得这些人透不过气来”。
老母亲得小心翼翼地看守“这幢小房子”，所有的宝贝都堆在那里。
“德·韩斯卡夫人对这个装了这么多财宝的住宅极为关注。这些财宝是六年惨淡经营的产物，很可能会被偷走什么东西，或者发生什么灾祸。”巴尔扎克这样写信给他妹妹。
他带着满意的心情对母亲说道：
“两个佣人，都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你是唯一认识我手迹和我印章的人。”
在这种时刻巴尔扎克才恍然大悟，归根到底他可以信赖的人，除了这位老太太，别无他人。
然后他就启程远行。
在巴尔扎克时代，到维尔肖夫尼亚去的路程是个冒险经历。他这样写是有道理的：
“我跨越了地球的四分之一。倘若我的旅程两倍于此，我就到达喜马拉雅山的那边了。”
一个普通的旅行者当年进行这样一次远征，至少需要十四天。巴尔扎克就是在这次旅行中，也好胜心切，定要做出不同寻常的事迹。他一口气跑完这段路程，中途也不休息。不到八天，他就到达目的地，仿佛从天而降，完全出乎他朋友们的意料。巴尔扎克在信里预告自己即将到达，他赶在自己这封信的前面，足足快了十天。
巴尔扎克的第一个印象使他欣喜欲狂。他的情绪犹如干柴，一点就着，总是很快就对一切兴奋异常，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财富更使他陶醉。当然维尔肖夫尼亚真是富足殷实，他到现在才亲眼看见，他的朋友们是过着多么气派的庄园主的生活。府邸房间无数，他觉得就像一座卢浮宫。庄园可不是寻常的庄园，几乎就像法国的一个行政区那样大。巴尔扎克欣赏乌克兰肥沃沉重的土地，不消施肥，就能长出粮食。辽阔的森林，全都属于韩斯基家族的财产。仆从如云，难以计数。具有封建思想的巴尔扎克心情舒畅地发现，仆人“的的确确在一个主人面前匍匐在地，磕头三次，亲吻主人的双脚。只有在东方，人们才知道真正的卑躬屈膝是怎么回事。只有在那里，人们才知道，权力的确是毫不含糊的东西。”
他看到满坑满谷的银器、瓷器，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他感到，这里没有忧愁。他想象这些人是怎么长大的。这些尔采乌斯基家族和姆尼斯彻希家族的人们，他们的祖上占有和半个法国那么大的领地。这位姆尼斯彻希伯爵在自己的各个庄园里还一直拥有四万个“灵魂”，他就这样称呼自己的农民。但是如果他真想好好耕耘他的这些田地，其实需要四十万农民。在这里什么都铺张浪费——日子过得排场极大，巴尔扎克只有做梦才能想到。在这座府邸里，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巴尔扎克生活中第一次不用想钱。他想要的东西全都应有尽有，房间、佣人、马匹、车辆、书籍。没有债主来骚扰他，几乎连信件也传不到他手里。但是一个人逃不脱他的天性。对于巴尔扎克而言，他有一种强制性的需求，用钱来进行思考。就像一个作曲家总把一种感情或者一种情绪转化为音乐，巴尔扎克则把每一种观察转化为计算。他是个无可救药的投机家。还没到达维尔肖夫尼亚，刚刚驱车穿过韩斯基领地的森林，他就不把树木看成飒飒作响、枝叶繁茂的翠绿林木，而是看成买卖的对象。他心里又油然升起旧日的梦想，完全可以一举发个大财。创办印刷厂、排字行、撒丁岛上的银矿和罗特希尔德的北岸铁路股票的一连串失利——这一切都无法治愈他的顽疾。巴尔扎克一看见木料，立刻向他未来的女婿姆尼斯彻希建议做一次木料投机。在俄罗斯边境，已经在建造铁路，不久就能把法国和俄国连接起来。巴尔扎克一如既往，焦急不耐，已经用铅笔一划，就把他朋友们的森林和法国的木材市场联系起来：
“目前在法国需要无数公顷的橡木来充当铁路的枕木。我们缺少橡木，我知道，橡木用作建筑材料或者制造家具，价钱几乎翻了一番。”
然后他就算来算去；先得把木料从布洛地运往克拉柯夫，从克拉柯夫已经有火车通往巴黎，但是中途有几处不通。易北河在马格德堡附近，莱茵河在科伦附近还没有桥梁。这就是说，得把乌克兰便宜的橡树枕木用渡船运过这两条河流。
“运输这六万根大型木梁”——因为巴尔扎克要计算或者要做梦非得有这样大的规模才行——“可不是一件小事”。
巴尔扎克在制订计划时已经弄清楚，每一根这样的橡木横梁买进时得花十个法郎，运输费得花二十法郎。然后把木梁锯成十英尺长的枕木；得把银行家约来，使北岸铁路线的管理人员对此发生兴趣，他们也许出于自己的利益，把运输费降价。只要每根横梁可以得到五法郎的利润，那么即使在扣除各种开销之后，依然还有四十二万法郎的利润。
“这就值得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情。”不必多说，便是巴尔扎克的这最后一次投机也仅仅是纸上谈兵而已。
在几个月里，巴尔扎克在维尔肖夫尼亚备受娇惯。他和太太们驱车前往基辅，在基辅也大受推崇、尊重。有个富有的俄罗斯人每个礼拜为他点燃一根蜡烛，并且答应德·韩斯卡夫人的仆人，他们若向他透露巴尔扎克何时再来，使他能一睹诗人的风采，他就给予他们丰厚的小费。在府邸里，巴尔扎克住着“一套迷人的房间，有一个小客厅，一间书房和一间卧室。书房里装饰着玫瑰色的石膏花饰，房里有个壁炉，漂亮的地毯和舒适的家具；窗户镶嵌着铮亮的大型窗玻璃，这样我可以俯瞰四周的风景”。
巴尔扎克计划到更远的地方去远足和旅行，一直前往克里米亚半岛和高加索地区。遗憾的是，这些旅行都未能成行。但是他没写作，或者几乎什么也没写。最近几年，德·韩斯卡夫人在场，巴尔扎克就没有好好地写作过。对于夫人，对于她的女儿和她的女婿，巴尔扎克是个“逗乐的小丑”，而在他其他朋友那里，在卡罗夫妇和马尔哥纳夫妇那里，大家对这位艺术家表示最高的敬意，绝不占用他的时间，只有在他自己愿意的时候，才来对他表示关注。他在那里好好写作。而在这里，情况就迥乎不同。这些慵懒成性娇生惯养的女人，一辈子没有动过一根指头。她们身上有些东西和认真严肃的工作气氛是格格不入的。
于是突然之间，在一月份，在严寒刺骨冰天雪地的隆冬时节，巴尔扎克返回巴黎。他得冒着零下二十八摄氏度的酷寒长途跋涉。表面上的理由，是要给他不幸的北岸铁路股票注入款项，迫使他突然星夜赶回，也许是他又对他们的新居有些担心。不言而喻，德·韩斯卡夫人让他独自一人驱车上路，只字未提婚约，也没谈到结婚。她越了解巴尔扎克，心里就越发迟疑。夫人知道，在乌克兰这里，她的生活最为安全，养尊处优，无忧无虑。也许她认识到，在巴黎和这个毫无希望、挥霍成性的男人和投机家共同生活，永无宁日。所以她让这个病魔缠身的人离去，心里并没有多少顾虑，只在临别时，在巴尔扎克肩上披了一件厚厚的俄罗斯毛皮大氅。
巴尔扎克在所有这些年里，每次长途旅行归来，刚到门口，还没迈过门槛，就会遇到灾祸——大多数情况下是他自己酿成的灾祸。这一次他还没踏上法国土地，就爆发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君主制被冲刷干净，这一来，巴尔扎克这个坚信不疑的君主主义者，甚至是正统主义者，任何从政的机会就此化为泡影。尽管巴尔扎克3月18日在“立宪派”的会议上主动表示，如果大家要求他参加竞选，他愿意充当议员。当然他并没有得到认真的邀请。只有一个巴黎的俱乐部，“泛博爱俱乐部”，有点倾向于把他放进候选人名单，前提是他若准备公开表示他的政治信念。这点，巴尔扎克当然高傲地断然拒绝：谁若要他当议员，应该早就从他全部文集的书卷当中看出，他坚定的政治信念究竟是什么。他在文学方面如此目光犀利地预见到社会变化，并加以论证，而在实际政治方面，他就像经营自己的企业一样，总是站在错误的一边。这点，对他来说，非常典型。
除此之外，也还有层出不穷的失望。北岸铁路股票继续下跌，始终期盼的演出成功没有发生。预告了很久的剧本《彼耶尔和卡塔琳娜》，他没有交卷。相反，他从俄国带来另外一个剧本，“私密的戏剧”《后妈》。该剧的确于5月25日在历史剧院上演。但是在政治形势骚乱不宁的时代，该剧没有产生真正的效果。他最重要的剧作《投机商》被法兰西喜剧院的阅读委员会一致接受。但是演出暂停。关于长篇小说，这个时期几乎听不见任何消息。他似乎完全热衷于戏剧。他梦想着融会贯通一切伟大戏剧家的特点，这些大师共同以自己写作的剧本丰富法国的戏剧。
但是很可能这一切对他而言，并不真正重要。文学上施展雄心壮志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觉得重要的只是他的房子。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房子的修建工作已经进行了不少，可始终还未竣工。那里展现出来的奢华和巴尔扎克的贫穷之间的对比实在惊人。出版商们对他已经表示怀疑，他不可能再从他们那里捞到什么。他没有新的手稿可以提供给他们，他还对他最新的一位出版商苏维伦欠债甚多。他和各家报纸早已闹翻。有时候他不由得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他已被人遗忘。但是仇恨比爱记性更好。巴尔扎克在离开巴黎前把《农民》的预支稿费付给了爱米尔·德·吉拉尔丹，还剩下七百二十一法郎八十五生丁未还。吉拉尔丹听说巴尔扎克已回巴黎，第二天就为这笔余下的欠款找巴尔扎克。两周后，他把诗人告上法庭，法庭判决巴尔扎克偿还这笔欠款。美妙的时光已一去不返，那时巴尔扎克可以要求每行字六十生丁的稿酬。中篇小说《知情人》，他只好以一笔可怜见的价钱出让给《家庭博物馆》，只是为了能够偿付伙食费。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穷。所有的金钱来源全都枯竭，他离开巴黎的时间太长。他有些羞于向人开口借钱，与此同时，为了他那“简朴的住宅”，幸运大街上的那幢宫殿，他却付出无谓已极的巨额款项。他让人把那里会客室的墙壁糊上金色的锦缎；每扇门都得雕花或者镶上象牙；单单他的藏书柜，一口在我们看来丑陋不堪、饰有玳瑁壳的书橱，花去一万五千法郎。德·巴尔扎克夫人去世后，在德鲁阿饭店举行的拍卖会上，这个书柜以五百法郎的价钱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买主。连楼梯也得铺上珍贵的地毯，到处都摆着中国花瓶、瓷器、孔雀石的碗和盘子，各式各样真正的、假冒的奢侈品应有尽有。“大画廊”是巴尔扎克的骄傲。就为了这个画廊的缘故，巴尔扎克才选定了这幢房子。这幢房子的平面图其实布局并不怎么巧妙，所以只能卖给这么一个幻想家。这是一个稍长的圆形小筑，加上了玻璃的屋顶，墙壁抹了白色和金色，有十四尊雕像站成一圈。乌檀木的柜子盛放着古董，陈列着巴尔扎克闲暇时在德累斯顿、海德堡或那不勒斯买下来的妙不可言的难得的珍宝和艺术珍品——真正的、假冒的、品位甚高和毫无品位的东西，杂七杂八地放在一起。在墙上挂着巴尔扎克画廊的六十七幅藏画，有所谓的“塞巴斯蒂亚诺·德尔·彼翁博”的珍品，有一幅所谓的霍贝玛①的风景画，有幅肖像画，巴尔扎克毫不迟疑地宣布它是丢勒的作品。
为了这座宫殿毫无理智地挥金如土，这和他个人的债务和贫穷形成对比，势必引起他和他家人的紧张关系。面对他的家庭成员，好多事情巴尔扎克都无法老实相告，他得一而再地作出新的解释，为什么德·韩斯卡夫人推迟举行婚礼。巴尔扎克一会儿说，他已经直接上书沙皇，请求沙皇批准他们结婚；可是未蒙批准。很可能这整个故事都是胡编乱造的。然后他又谈到官司复杂，把德·韩斯卡夫人困在俄国。巴尔扎克总是把夫人描写成深陷财务困境的样子。有一次他说，夫人已把她的全部财产过户到她女儿名下，自己根本不再支配这笔财产；接着又说，今年的庄稼全被烧毁。而实际上德·韩斯卡夫人一辈子都始终生活在锦衣玉食之中。但是巴尔扎克设法把夫人的处境和他的处境之间的差距尽量缩小。以家庭比家庭：这里是尔采乌斯基家族，加上那个强硬无情的罗莎莉姨妈，她一再给外甥女泼冷水，把那个巴黎的作家说成是个极不可靠的、挥霍成性的浪荡子和无可救药的笨蛋，他会弄得夫人出乖丢丑，把韩斯基家的财产挥霍净尽——那里是巴尔扎克老太太和巴尔扎克的妹妹，她们把她们儿子和哥哥的未婚妻只看成一个傲慢骄横、目中无人的贵妇人，一个冷酷无情、自私自利的女人，她把巴尔扎克当作她的佣人对待，不顾巴尔扎克的健康，把这疾病缠身的男人呼来喝去，跋涉半个地球。
巴尔扎克的母亲，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耐心地担负起看守的任务，并且监督幸运大街这幢宫殿的扩建工程。她有一项非常辛苦、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和供货商们打各种交道，和他们讨价还价，阻挡债主，检查佣人，管理钱财。所有这一切，勇敢能干的老太太都承担起来。但是她清楚地感到，她在这个新房子里的统治只维持到房子的装修完成之日。她知道，她只是请来帮忙的；她也很清楚，如果这位波兰或者俄国的公主当真想要搬进这幢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去，哪怕是后面的一间小屋，他们也不会留给她的。她将和最后一粒灰尘和垃圾一起被从这座宫殿里清扫出去。虽说她看守了这幢房子这么长的时间，她都不许在大门口迎接她的儿媳妇——事实证明，老母亲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迄今为止，德·韩斯卡夫人还没有赏过一次脸，哪怕在信里写一两行字来关心她情人和未婚夫的母亲的身体健康，更别提为他老母亲费心照看一切表示感谢。
巴尔扎克的家人很有理由越来越表示不满。譬如说，他们不是一次，而是十几次提出问题，七十岁的老太太从幸运大街到絮累斯内她女儿家去是不是坐得起公共驿车。对老太太来说，两个苏都是一笔可观的花销，而对于她像女管家一样管理的宫殿而言，来往的账单可是成千上万的大数目。一个公侯般的生活正在准备，在这种生活里，极为市民化的巴尔扎克老夫人将毫无地位。所以巴尔扎克家族对于这位出身俄国显贵家庭的亲戚采取极为怀疑的态度。这位拥有几百万家私的遗产继承人怎么就想也不想偿还她未婚夫欠老母亲的债务，或者至少通过给老太太一份公证有效的养老金，以满足老人的要求。他们为此感到奇怪，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尽管奥诺雷百般申辩，老太太也不会不看到，德·韩斯卡夫人对于结婚迟疑再三。老太太很有理由估计，拒绝是由于倨傲。另一方面，搬到巴黎来，德·韩斯卡夫人无疑也有强烈的心理障碍，在巴黎她将不得不和这位老母亲、妹妹、妹夫和这整个一批市民阶级的流氓无赖们交往，或者甚至就和他们紧密地共同生活。这座拥有金碧辉煌奢华装饰的宫殿只给巴尔扎克带来诸多麻烦，他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享受这一切。每当巴尔扎克想要享受的时候，他就为此受到命运的惩罚。
也许巴尔扎克在这几个月里一直希望，既然房子已差不多改建完毕，德·韩斯卡夫人现在总会来了。但是事实一再清楚表示，缠绵的情致和要求持久结合的愿望颇为片面地在伟大诗人这边流露出来，维尔肖夫尼亚庄园的女主人还丝毫看不出有搬进幸运大街新居去的倾向。于是巴尔扎克好歹只好决定，在九月底，趁严酷冬寒尚未降临以前——一月份他返回巴黎时吃足了严寒的苦头——再一次驰过四分之一个地球，再次访问——这是第几次访问了！——乌克兰，把这矜持乖戾的情人拖上祭坛，举行婚礼。
在这之前，他再一次努力在法兰西学院赢得一个席位。夏多布里昂和另一位终身院士的去世——此人的姓名今天早已湮没无闻——在学院里空出两个席位，巴尔扎克提出候选。那么按照巴黎的风俗，他应该挨个拜访其他三十八名院士，求得他们支持他的申请。可是巴尔扎克已经没有时间走访他们。他还须在入冬之前赶回俄国，于是他就把选举的结果交给命运决定。这件事情的结果非常可悲——当然从我们的立场来看，这个结果对于学院比对巴尔扎克更加可悲——一共只有两票投给这位创造《人间喜剧》的作者。一位德·诺阿耶公爵和另一位先生，他的不朽功绩我们已经记不起来，获得了出缺的院士席位和院士礼服。必须提到，巴尔扎克第三次申请遭到拒绝，他泰然置之，很有尊严，很有优越感，这是他的光荣。他只是坚决地请求他的一个朋友，帮他查清那两个胆敢投票赞成他申请的勇敢分子究竟是谁，以便他能向他们致谢。
十月份，巴尔扎克又抵达维尔肖夫尼亚。这一次他的欢欣鼓舞的声调明显地降低了不少。维尔肖夫尼亚不再是一座乐园，而是“一片沙漠”。
“唉，你要是在乌克兰这儿呆上两周，你会觉得幸运大街简直迷人已极。”巴尔扎克写信给母亲，几乎战战兢兢地一再强调，他是个多么受人欢迎的客人：
“在这里和我一起生活的人都对我极好，极端亲切可爱，但是我不再是一个受到骄纵的客人，而是一个明显意义上的朋友。人们在这儿了解我家所有的成员，并且怀着极大的兴趣分担我所有的忧愁。但是人们对于不可能的事情又能有什么作为？”
巴尔扎克在给他家人的这些信件里，总是称德·韩斯卡夫人为“人们”。现在“人们”屈尊获悉，巴尔扎克在巴黎有个母亲，有个妹妹，但是从字里行间，甚至公然在正文里面都可读到，在维尔肖夫尼亚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不可能的事情”——似乎首先指的是巴尔扎克在巴黎付出的，确实是不可能的巨额款项。德·韩斯卡夫人大概看见为了一幢她大概住也不想住的房子而支出的发疯一样庞大的数目，吓了一跳，不是没有道理。巴尔扎克现在突然想要刹车，写信到巴黎：
“要是我说，想作出的牺牲也有个限度，那就够了。不要使人家厌烦，也不要使我们最亲近的人厌烦。这房子老是欠债，不可能不给人留下不利的印象。要是再发生什么新的故事，那么我的整个前途也许就会发生问题。”
似乎家人之间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人们很生气，耗费了这样巨额的一笔款项。”
德·韩斯卡不得不再一次认识到，巴尔扎克的计算方法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这幢房子，他起先估计要花十万法郎，现在加上室内装修，已经达到三十万法郎。即使像埃娃·德·韩斯卡夫人这样的百万富婆，也会觉得很不舒服。笼罩在维尔肖夫尼亚的那股火气于是转移。巴尔扎克怒气冲冲地写信回家，他母亲回信火气也很大。这种信件当中有一封落到德·韩斯卡夫人手里，于是又出现新的麻烦。巴尔扎克试图把一切罪责全都推到家人身上，倘若结不成婚，他家人得对此负责。已经在传说，德·韩斯卡夫人说不定会把幸运大街的房子干脆转手卖掉：
“她在这儿生活富裕，为人热爱，受人尊敬。她什么也不会失去——于是她犹豫不决，是否进入新一个环境中去。在那里她只看到不安、债务、付账和陌生的面孔。她的孩子们为她担心。”
巴尔扎克也感到害怕，他也试图做了一些无谓的节约举措。使女突然被解雇，他们一下子觉得使女的薪水和伙食费太贵。只有仆人弗朗梭阿留了下来，作为看管这些堆积如山的奇珍异宝的看守，他是不可缺少的。巴尔扎克又采取了更加稀奇古怪的极端措施：他从乌克兰阴暗封闭的腹地写信问他远在絮累斯内的妹妹，在他回到巴黎后是否可以每个星期一派厨娘到他那里去为他主仆二人煮些牛肉，供他们一周食用。这位盘算着可以得到几百万家私的哥哥，列举出最起码的数字：
“我只剩下两百法郎，除了剧作的进账之外，别无其他收入。即便是在这里，我也发现，便是我的主要作品，人家也不愿再给钱了。”
情绪这样沮丧，在巴尔扎克身上还是新的迹象。这表示他已彻底毁掉，他已不再是他自己。他的活力遭受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他的器官进行报复，身体各处都发出警讯，他从来都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现在五脏六腑都严重受损。只需要给他一击，即便是像他这样身强力壮的人，也必然会就此崩溃。
这不幸的前往维尔肖夫尼亚的长途跋涉便是不智之举。作为都兰地区的孩子，巴尔扎克根本不适应俄国严冬酷寒的气温。气管炎发作，同时又证明他的心脏状况极糟。早在1842年，他的朋友纳戛尔医生就诊断他心脏很成问题。等他终于可以起床之时，他已丧失活动能力。每走一步他就喘得不行，即使说话，他也费劲。他“骨瘦如柴，就和1819年相似；疾病把我变成了孩子。”
别想做任何工作。“整整一年我一个子儿都没挣。”
巴尔扎克不得不脱下他心爱的工作服，他的僧袍，这可是极有象征意义的事：
“在我生病期间，我身穿一件睡衣，这睡衣现在持续取代了我那件白色的僧袍。”
在俄罗斯隆冬期间不能设想回到巴黎，即便是计划好的基辅和莫斯科之行也不得不放弃。两位德国医生克诺德大夫和他的儿子为巴尔扎克治病。他们试图采用一种看来奇怪的现代柠檬疗法，但是这只能带来暂时的缓解。身体不愿再振作起来，真正使劲；巴尔扎克的器官一个个都发生问题。一会儿是眼睛发炎，接着他又开始发烧，然后又患了肺炎。
德·韩斯卡夫人的态度如何，我们只获得一些暗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的关系并非处于最佳状态。起先她对这位著名诗人心向往之，巴尔扎克对她崇拜，她感到受宠若惊，十分受用。然后巴尔扎克就当上了“逗乐的小丑”，总能让人开心的陪客，这批“寻欢作乐者”小组聪明的陪同人员。而现在巴尔扎克干脆就是个负担。这两个渴求享乐的女人，女儿和母亲，几个月以来一直兴高采烈地想到基辅去参观一年一度的年集，在城里已经租下了一幢住宅，马车、仆人和设备都已事先送了过去。她们为此买下了几十套新装。可是现在因为巴尔扎克生病——或许也可能是因为交通不便——只好把这个项目一再推迟。巴尔扎克因为肺炎卧病在床，他唯一的娱乐乃是，看两位女士时而向他展示她们的新装，她们就打算穿着这些衣裳驱车前去寻欢作乐。
巴尔扎克在给家人的信件里，当然还继续像赞美一位仙女似的热情赞美他的埃娃以及她那实际上相当肤浅和颇为傻气的女儿。可是当时他想必十分孤独，就像置身于冰窖之中。他和这些娇生惯养、只想玩乐的女人呆在一起，一定感到非常生分。因此突然之间，他又想起了他的故交旧友。几年来，德·韩斯卡夫人几乎把他其他朋友都排挤了出去。巴尔扎克几乎没给茹尔玛·卡罗再写过信，这是他女友当中最为忠诚、最善解人意的一个，他青年时代的伴侣。现在他又回忆起茹尔玛曾经多么体贴地照顾过他。他于是设想，要是茹尔玛在如今这种情况下，会对他如何关怀备至。
当然！巴尔扎克这么久没有给她写信，以致他常用的“Chère”（法文：亲爱的）或者“Cara”（意大利文：亲爱的）都写不出来。他这样开头：
“我的非常亲爱、善良的茹尔玛夫人”，就仿佛写信给一个业已十分生疏的朋友，然后才慢慢地又找到了旧日亲切的语气。我们感到在他的字里行间有一股深深的哀愁：
“我的外甥女和我的妹妹，两次把关于您的非常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了我。我没有回信，是因为我那时根本写不了信。我当时已离死不远⋯⋯这是一次可怕的心脏病发作，起因是十五年过度的劳累。八个月来我就这样生活在这里，由一位医生照料我，在这乌克兰腹地能找到这样一位医生，真是令人惊讶。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夫，就在我寓居的我朋友的府邸和庄园里行医。我受到的治疗，因为我得了那种邪恶的热病而中断——人称‘摩尔道寒热病’——这种寒热病来自多瑙河畔的沼泽地带，经过敖德萨，进而侵击草原地带。我受到感染的那种病叫做间歇性脑病，持续了足足两个月。八天前我才恢复到可以继续治疗我的慢性心脏病的程度。前天我的两个外甥女寄来一信，说您，亲爱的茹尔玛，您希望保留您在弗拉派斯勒的房子，虽然您卖掉了那里的田产。
“弗拉派斯勒和卡罗夫人这几个字极为强烈地勾起了我所有的回忆。尽管医生禁止我使劲，哪怕就是使点劲写信也不许。可我还是要告诉您，为什么、什么缘故，我从去年二月起就没法给您写信，除了几封生意上的信函之外。我必须告诉您，您不要以为，我忘记了我真正的朋友们，您应该知道，我从未停止过想念您，爱您，在这里也谈论您。这里的人从1833年起就认识我们共同的朋友波尔谢⋯⋯
“从五十岁的高度来看，生活是多么不同！我们往往离开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相去多么遥远！您还记得弗拉派斯勒，我在那儿如何把代斯格蕾夫人催眠？我想，从那以后我又把许多人都催眠了。可是从那以后，我把多少多少幻想都抛弃了啊！请相信我，从此以后，除了眷恋之情与日俱增之外，我在其他方面没有多大进展。邪恶多么迅速地直往上冲，多少障碍一直横亘在通往我们幸福的路上！真的，我真的对人生感到厌恶。三年来我一直在为我构筑一个小巢；上帝啊，这已经花掉我一大笔财产，——但是那对小鸟又在哪里？它们什么时候迁入小巢？岁月流逝，我们日益衰老，一切全都枯萎褪色，甚至我小巢中的布料和家具也是如此。您瞧，我的爱，并非一切都呈现玫瑰色，甚至对于那些似乎生活在幸运之中的人也是如此⋯⋯”
德拉诺依夫人多次把巴尔扎克从债务中拯救出来，而他从未像样地向夫人表示过谢意，现在他也写信给这位夫人。他永远也不可能还清他欠下的金钱，似乎感到有一种朦胧的欲望，还能及时地还清他欠下的爱情和感激之情。也许巴尔扎克自己已经知道，他已没有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