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传》第五章:经商插曲
巴尔扎克向命运提出的第一个愿望得到实现。他所渴望的情人的帮助,已经得到了。由于获得了新的自信,他也找到了内心的独立自主。现在需要夺得外在的独立,以便做作好准备,完成他真正的使命:完成他的作品。
直到二十五岁,巴尔扎克一直希望通过生产畅销的流行小说,可以坚韧不拔一步一步地获得未来的独立。1824年冬的最后几天,他突然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这在他人生的日历上是黑色的一天。这天他走进了书商和出版商伍尔班·卡耐尔开在圣·安德列·德·阿尔斯广场10号的小店,为了兜售他那小说工厂的最新产品,他的长篇小说《旺—克罗累》。他在那里并未受到冷遇,——正相反,书商和出版商卡耐尔的公司知道霍拉斯·德·圣—俄班公司生产长篇小说,批零兼营,交稿迅速,完全按需制作,谋杀、凶杀、多愁善感、异国情调,要什么都行。卡耐尔先生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部刚炮制完的作品。可惜他乘此机会向巴尔扎克透露了他的另外一些业务项目。卡耐尔先生告诉年轻的巴尔扎克,他有一个极为出色的出版计划,可以充当圣诞礼物,坚信礼的礼物,提供给业已发财致富的市民家庭。法国古典作家的作品销路始终很好,迄今为止影响销路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可敬的先生们实在写得太多。譬如莫里哀或者拉封丹的作品按照现在出的版本就有好多卷,在一个市民家里占的位置实在太大。他现在有一个恢宏的计划,想把这些古典大师的全集分别压缩成一卷出版。倘若把剧本或者戏剧排成小号字,每页分成两列,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全部拉封丹或者全部莫里哀的作品压缩在一本书里。要是扉页和章节的开头再加上美丽的花饰,这样的书一定会像热炒的栗子一样抢手。这个计划已经连最后的细枝末节都已准备妥帖。《拉封丹文集》已经开始动手,现在只要补上欠缺的一小点,就可以真正开动这个妙不可言的工程,缺少的就是必要的资本。
巴尔扎克永远热情充沛,富有幻想,立刻就对这个计划表现出强烈的热情。他向卡耐尔建议,他要参加这项书商经营的投机活动。照理他没有任何理由过问这类诡异暖昧的买卖。他自己的生意,霍拉斯·圣—俄班小说公司由于他不懈的努力,文学上肆无忌惮,生意还颇为兴隆。这位二十五岁的青年,每月耗费掉一把羽毛笔,几令白纸,每年稳挣几千法郎。但是自从获得新的自我意识,巴尔扎克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作为一个显赫的贵妇人的情人,他就不愿意再像一个二十岁的大学生那样,住在一间斗室里。都尔浓大街六层楼上的那间小房间,过于狭窄,他觉得有失身份。天长日久,老是不署真名地写作犹如不停地踩踏磨坊的水轮,这样一行一行,一页一页,一卷一卷,一部小说又一部小说地写作,挣得可怜巴巴的那点钱。这是多么令人感到屈辱,多么令人疲惫不堪,多么没有光彩又多么没有益处!宁可大胆一跃,跃入自由,跃入独立,为何不去试上一试呢?为什么不冒险花上几千法郎进行一次这样稳操胜券的投机?这些愚蠢的长篇小说,这些报上的文章和所有这些匿名的玩意儿,完全可以捎带着写成。他出手很快,文笔流畅,写起来毫不费劲。博马舍捎带着就把伏尔泰先生的作品编完出版,这最终也无损博马舍的天才。中世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不也充当出版商的审校者和技术顾问吗?不论用什么方式,只要挣得很多钱,对于巴尔扎克而言,永远也不是羞耻,而只是证明他能随机应变运用心理学。愚蠢的只是,钱挣得很少,活干得很多。只有迅速一击,来钱许多,这才叫做聪明。现在赶紧去弄一笔资金来,然后意志坚定地集中力量用在主要方面,创造出一本真正的作品,一本艺术品,他可以用上他的名字,向当代向后世负责。
巴尔扎克没有多作思考。每当他谈到一笔生意,那激越灵动的想象力就代替深谋远虑的理性进行论证。投机对他而言,一辈子都是一件快事,犹如写作和创造。巴尔扎克从未出于文人的倨傲对做生意表示鄙夷不屑。他准备用各式各样的东西做买卖,买卖书画,买铁路股票,做地产、木材和金属生意。他唯一的野心便是,散发他的力量,使之得到贯彻,不论在什么位置上,不论用什么手段。年轻的巴尔扎克只有一个愿望,向上攀登,攫取权力。在三十岁时他还在思考,究竟是去当议员,还是当个新闻记者。若有现成的机会,他也同样会变成商人,经纪人,奴隶贩子,地产投机商或者银行家。他的天才倾注在文学上,这只是机缘凑巧。他在1830年,甚至在1840年和1850年还面临选择:究竟是当罗特希尔德还是当《人间喜剧》的创作者,是在金融界傲视群雄,还是在文坛上独领风骚,这还依然很成问题。每个项目,不论它是文学项目还是商业项目,都会激起他时刻绷紧的想象力,因为它们含有难以估量的可能性。他眼睛看着,就不可能不产生幻觉。他叙述什么,就不可能不夸大其词。他很会计算,但一计算就会陷入数字的陶醉之中。他只要有一个艺术创作的灵感,立刻就迅速地预见到情节的错综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样,在进行某种投机买卖时,由于贪婪过度,他已看见了好几百万的利润。伍尔班·卡耐尔先生只要一谈起那个古典作家作品的新版本,巴尔扎克立刻就以为手里已经拿着那本印在雪花白的纸上、封面封底装帧精美、扉页还加上美丽花饰的整本书了——实际上只有开头两个印张刚排了字——,第一卷,第二卷,整个系列;他还看到人们挤在书店门口,几万人,几十万人,在巴黎,在外省,在宫殿里,在斗室里,阅读着,爱抚着这本书。他已经看到卡耐尔先生账房的桌子上堆满了订单,搬运工人扛着一包包沉重的书籍,呻吟着,每小时都得把新书分送到世界各地。他看见收银箱里装满了面值一千法郎的钞票,看见自己住在一幢豪宅里面,一辆双轮马车停在门前。他已经看见了他将用来布置房间的家具,蒙着红色锦缎的沙发,这是他昨天在塞纳河右岸一家古董店里发现的,还有缎子窗帘和放在壁炉上的小塑像,挂在墙上的画幅。看见巴尔扎克如此热情洋溢,连卡耐尔先生也惊讶不止。巴尔扎克向卡耐尔先生表示,这可怜巴巴的几千法郎,他当然会拿出来,要做这样大手笔的生意,这点钱是必要的。另外他还打算为这本《拉封丹文集》和《莫里哀文集》各写一篇前言。他将第一次向法兰西解释,这些人物究竟是谁。这将是迄今出版的最优美的版本,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成功。
当巴尔扎克离开卡耐尔先生的店铺时,他觉得自己已是一位百万富翁。生意人伍尔班·卡耐尔为一笔小小的投机生意,赢得了一个合伙人,而巴尔扎克这位幻想家已经在梦中赢得了一笔财产。
这一奇怪的创业故事,值得巴尔扎克亲自叙述。年轻的作家看来并不想全力以赴地经营这个事业。在整个事件中,他的股份并不多于一千五百法郎或两千法郎,也就是说,并不高于他为霍拉斯·德·圣—俄班公司胡乱写出一本长篇小说所得的进账。但是在巴尔扎克身上,一切都势所必然地无限膨胀;他的长篇小说由狭窄卑微的环境,借助他善于联系和提升的想象力,通往普遍的人性;同样,他的每一次投机行为也会发展到险象环生的程度。他在写《私人生活场景》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开始创作《人间喜剧》这部他那个时代的史诗;同样,他也没有预见到,他参加这项并不显眼的事业,承担了多大的风险。
1825年4月中签订的这第一个协约,还完全没有令人担忧之处。巴尔扎克这时只不过是一家小资产阶级财团的合伙人而已。这个财团合在一起,打算为发表一本《拉封丹文集》提供七千到八千法郎。谁也不知道是谁把这四个人凑到一起来的,除了巴尔扎克,还有一个医生,一个退休军官,一个书商,此人大概把他迄今为止全部库存书籍当作资本投入。这四个人全都不是什么显赫人士,他们每个人都愿意把大约一千五百法郎投进这笔有利可图的小买卖。极为糟糕的是,这个四人公司在开发拉封丹的寓言时,未能维持很久。从现在保留下来的那位脾气分外暴躁的医生写的信里可以看出,这四个生意伙伴第一次开会讨论就发生激烈口角,几乎酿成肢体冲突。在五月一日,另外三个合伙人,全是小心翼翼、精于算计的市民,都从这一公司撤出,把整个企业全都撂在了他们圈子里唯一的理想主义者和空想主义者的脖子上。
这一来,巴尔扎克的第一步就是人家推着他往前走,而不是他自己愿意这样走。作为这本尚未印出的《拉封丹文集》唯一的所有者,他得支付全部生产费用,并用现金支付将近九千法郎。这对当时条件下的巴尔扎克而言,可是一笔巨款。这笔钱从哪儿来呢?是不是这个年轻的出版家在他闲暇的时间,又赶写了两三部长篇小说?抑或他颇有资产的父母终于下定决心,赞助他们二十六岁的儿子一笔小小的资金?账本上登记的收支项目解开了这个谜。三张借据证明,巴尔扎克用来偿付账单的钱,全是德·贝尔尼夫人给他的贷款,夫人显然为他描述的魔力所折服——就像日后整个法兰西和全世界都为他着魔一样。他的女友,他的情人第二次试图为他开辟通向人生的道路。
可是现在巴尔扎克却被他自己急躁的脾气打败了。照理应该等到《拉封丹文集》取得成功,再开始印制下一卷古典作品集,也就是《莫里哀文集》,这才合乎逻辑。可是只要巴尔扎克天生的乐观主义一启动,就会战胜他身上精打细算的理性。巴尔扎克已经不能格局很小地思考、工作或者写作了,他从一个勤俭节约、锱铢必较的大学生变得焦躁不耐,难以控制,漫无节制,他今后一生都将如此。所以赶快印出《莫里哀文集》,和《拉封丹文集》放在一起!推销起来,两本比一本更加便利,所以把一切小里小气的顾虑全都远远抛开!
于是巴尔扎克的激情四射的叙述艺术又一次施展开来。这一次是他家的世交达松维耶先生,答应预支五千法郎来出版《莫里哀文集》。于是一本书还没有卖出,巴尔扎克已经把外来资金一万四千法郎投到他的企业中去,自己对此承担风险。他现在像发烧似的,狂热地督促这两本集子出版,甚至真像得了严重的热病。那些批发商狡诈地利用这位狂热分子的缺乏经验和急于求成,把库存日久、已经脏兮兮的纸张提供给这个乳臭未干的出版家。巴尔扎克在匆忙的想象之中,把德维里阿的扉页花饰当作杰作,对它期盼殷切,结果不如人意。为了把全部拉封丹的文集压缩到一本书里,必须选用极小的字型,即便是视力良好的眼睛也一读就累。还有巴尔扎克急急忙忙地写成的那些前言,也未能给这些印得很糟的集子以丝毫吸引人的魅力。
商业的效果也与之相应。巴尔扎克求胜心切,急于盈利,认为一切多多益善,把每卷书的价钱定为二十法郎——这个价钱吓坏了书商。结果,巴尔扎克梦想中早已握在数不清的读者手里的那一千本书未能售出,仍然堆积在印刷厂和出版家的库房里!一年之后,本来计划要大批出售的一个集子总共销售了二十本。书商、排字工人、印刷工人的账单,纸张的钱都得现金支付。为了手头松动一点,巴尔扎克将每本书的售价降到十三法郎。可是徒然,降到每本十二法郎也没有一张订单。最后他把全部书籍都以大亏血本的便宜价钱脱手,这笔生意又让他受人盘剥。经过一年殊死的搏斗,灾难一应俱全。奥诺雷·巴尔扎克非但没有获得梦寐以求的财产,反而债台高筑,欠款高达一万五千法郎。
不论换谁,遭遇到这样显而易见的一次挫折,都会缴械投降。可是巴尔扎克还相当坚强,经得起一次彻底的失败。倘若日后有个剧本失利,巴尔扎克将以一部感动世界的长篇小说来挽回损失。倘若日后债主穷追不舍,法院执行人员守在门口,他将骗过他们,以此取乐,他以欠债为荣,仿佛得胜回朝。但是现在,这个二十六岁的青年还没有取得成功作为后盾,在他一生中还没有拥有过一笔可以充当贷款抵押的资本。他还不是文坛上的拿破仑,可以忍受一次偶尔发生的严重打击。也许因为他对一直怀疑他才能的家人感到羞愧,也许因为他不愿向情人承认第一次出手就输光了全部赌注,他干脆就把赌注加倍。巴尔扎克只看见一条路可以把输掉的钱悉数救回,那就是追加一笔新款。第一次计算时想必出了什么错,巴尔扎克自以为已经看出这一错误。单单只当出版家,可是桩蹩脚的生意,这样会被工资昂贵的印刷工人欺骗。他们撇去油脂,充其量只给你留下一点汤汤水水。不去写书,不出版书,而是自己印书,其实真的是笔好买卖。只有自己同时写书,选择书,出版书,制造书,只有这样把这几方面更加大胆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调动他所有的才能。于是,为了迅速弥补《拉封丹文集》和《莫里哀文集》二书的失误,巴尔扎克决定把全面制造书籍一事亲自承担下来。按照古老的治疗破产者的药方,他试图用扩大经营规模的方式来治愈这家遭到挫折的企业。宏图大业的第二阶段开始了,巴尔扎克决定开办一家印刷厂。
要开办这个企业,这位年轻人当然还缺少几个重要的先决条件。首先他不是专家,对印刷术一窍不通。另外他并没有国王的授权书,而当时在法国办印刷厂都要有这么一份文件。第三,他既没有厂址,也没有工具。第四,他更缺少周转资金,没钱购置许可证、场地和材料,也没钱支付印刷厂专业人员和工人的工资。但是倘若有人想要开办一家糟糕的铺子,那么恶毒的偶然性便很乐意来投其所好。巴尔扎克便找到了专家:一个排字工人安德烈·巴尔比耶。此人在制作《拉封丹文集》时引起了巴尔扎克的注意。巴尔扎克说服巴尔比耶,担任“奥诺雷·巴尔扎克印刷公司”的技术领导。德·贝尔尼先生写了一封推荐信给部长和警察局长,为巴尔扎克去弄印刷批准书。可以想到,是哪一只温柔的手牵动了这位早已卸任的丈夫的羽毛笔——:
“这位年轻人我认识已久。他的思想正直,文学知识丰富,使我确信,他清醒意识到这样一种职业让他承担的义务。”
有这封推荐信就足够了,于是官厅颁发给奥诺雷·巴尔扎克(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这个名字尚未发明)经营印刷厂的正式执照。
有这份许可证在手里不难找到一家准备出售的印刷厂。在塞纳河右岸的一条阴暗狭小的巷子里,在沼泽路(后来改名为德·维斯孔蒂街)有幢房子,让·拉辛于1699年,阿德利哀娜·勒古弗赫尔于1730年在那里逝世。旁边那幢房子的底层有一家脏兮兮的小印刷厂,用工匠们的行话来说,是真正的“小店”。工厂的主人,一位名叫劳伦斯·埃内的先生,早就想把这个收益不丰的小店脱手。他求之不得的是找到一个付钱痛快的买主,或者至少找到一个答应痛快付款,并且提供足够担保的买主。
四个条件就这样有三个轻而易举地顺利实现。但第四个条件就难办多了,因为世界上总是购买要比付款容易。为了这个新的事业,巴尔扎克大概需要五万到六万法郎——其中三万法郎用来购置执照和店铺,一万二千法郎用作技术领导巴尔比耶的生存保证金,他对于巴尔扎克的经商天才似乎还没有完全信服。另外这家老式企业被从前的主人忽视,绝对需要购置新的设备。这五六万法郎让一个除了一万五千法郎债务之外别无所有的人提供,不言而喻是一个苏也拿不出来的。幸运的是,或者更应该说,不幸的是,有人为巴尔扎克提供了很有分量的担保,这种担保恰好来自最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巴尔扎克家里,无论父亲还是母亲,对于投机买卖从来也不表示反感。他们拥有的现金财产当时约有二十万法郎,有些富裕的款子可以周转。使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对于儿子的这个项目并不反对。开印刷厂怎么说也是一个市民阶级的扎扎实实的行业,不像写作那样浮而不实。也许奥诺雷使出他惯有的乐观主义的想象力,把他未来的职业描绘得前程无限,结果家庭会议决定把从前答应给儿子的年金一千五百法郎转化为资本。有巴尔扎克的父母亲担保,他们家的一个朋友,德拉鲁阿夫人预支三万法郎作为工厂的资本。剩余部分这次也是时刻做出牺牲的德·贝尔尼夫人想办法弄来的。1826年6月4日,奥诺雷·巴尔扎克正式通报政府有关部门:
“本人,作为下面签名的这家巴黎印刷厂的业主,谨在此通报,本人已将住宅和印刷厂的厂址迁至圣·日耳曼市郊,沼泽路十七号。”
这出经商的悲喜剧第三幕就此开场。
这家奇怪的印刷厂以后经常得到描写,《幻灭》和《猫打球商店》中那些生动逼真的章节,就让人能身临其境地深入了解这个临街窗玻璃都涂上深色的怪诞车间。沼泽路位于圣—日耳曼—德—普莱和马拉凯码头之间,曲曲弯弯狭窄异常。从来没有一缕阳光照射在这条小巷的铺路石上。宏伟的、封建时代通向前院的大门告诉我们,十七世纪时达官贵人是乘坐马车来这儿的。两个世纪的时光,价值和趣味全都改变。血统高贵、家资万贯的贵族早已住进了更加明亮、更加舒适的居民区。卑微低下的小工匠们现在住进这条荒芜不堪的小巷,煤烟、污秽,岁月沧桑,弄得小巷更加阴森破败。
新开张的“巴尔扎克及巴尔比耶公司”选作厂址的这幢房子,甚至连业已衰败的封建社会的气息也不具备。它不再是从前高雅的贵族旅馆,一下子就大胆放肆地挤到大街上面,前面的门脸甚至直逼车行道。这是一幢便宜的实用建筑物。底层就是一间宽敞的大房间,当作车间,在那儿沿着铁制的旋转梯可上二楼,新“老板”的私人住所设在那里:一间前厅,一间阴暗的厨房,一间小小的餐厅,里面有座帝政时期的壁炉,然后是真正的起居室和办公室,外加一个小小的带华盖的暗室。
这是巴尔扎克第一个真正的家。他对这个住宅精心布置,关心备至。他不用糊墙纸,而是用浅蓝色的精致棉布裱糊四壁,把装帧精美的书籍排列整齐,然后弄来一些便宜的小玩意儿、小摆设,全是一些能使那位倾心相助的夫人赏心悦目的东西。这位夫人在他最艰难的这些岁月里每天都来探访。
“她每天都来,就像一阵仁慈的睡意,把所有的痛苦催眠。”
巴尔扎克在他的企业里安置了这个小小的避难所,就像在一艘从一开始便颠簸摇晃的航船上动用了一间船舱,绝不能算是他奢侈成性或者性格轻浮的表现,因为巴尔扎克的确很认真对待他的新职业。每天从早到晚,他挽起衬衫袖子,敞开衣领,汗流浃背地在闷热的、散发着油墨和潮湿纸张气味的车间里,置身于二十四名工人中间,很卖力气地干活,像个角斗士似地战斗。为了不断地给七台印刷机添加饲料,什么活路他都毫不嫌弃,没有一项工作他会出于文学的倨傲,视为有失他的身份。他修改校样,帮忙排字,计算各项费用,亲手开出账单(有些账单一直保存到今天)。他当时已经发福的身体在拥挤不堪的车间里,在一排排的机器和一捆捆的纸张当中挤来挤去,一会儿鼓励一下工人,一会儿在玻璃隔开的小房间内,在机器不停轰鸣,轧轧乱响,尖声怪叫的混乱之中,乌黑的两手沾着油墨和颜料,和书商们、纸张供应商们讨价还价,真是锱铢必较。谁要是在那些年里拿着一张订单或者带着什么要求,走近这个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身材敦实的印刷厂老板,谁就做梦也不会料到,这个胖乎乎的,动个不停、干活卖力、头发蓬乱肮脏、语流快如喷泉的小个子男人,竟是他那时代最伟大的作家或者会成为当代最伟大的作家。
可是巴尔扎克在那几年的的确确告别了他那些崇高的雄心壮志,他连同那结实粗壮的身体和难以驯服的灵魂整个的就是个印刷工人。他唯一的雄心壮志便是让印刷机保持运转,企业兴旺发达。让法国古典作家在法国进入千家万户,深入人心,这种愚蠢的野心已荡然无存。巴尔扎克和巴尔比耶印刷厂不加选择,什么都印,只要有订单,有进项就成。印刷工人奥诺雷·巴尔扎克印出来的第一部作品根本就不属于崇高文学,而是一份产品介绍:《非胶状的长生不老丸药或者长寿丸》。第二部作品只是为一个女杀人犯所做的辩护词,是位野心勃勃的律师自己掏腰包印刷的。第三部作品只是大吹法螺地预告一种神药《药剂师勒佩尔的巴西配剂》。接着是五花八门的订单,碰到什么,就印什么,小册子啦,说明书啦,古典作品啦,诗歌啦,广告啦,目录啦,让人开心的无聊玩意儿《劈柴生意指南》《系领带的艺术》。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只印了独一无二的一本《一位铺路者的巴黎招牌小辞典》,显然是为某个出版商仓促写成的东西,为了缓解一下他当时缺钱的困境。
因为生意从一开头就很糟糕,巴尔扎克想必带着奇怪的感觉,阅读人家请他印刷的这样一部作品的校样:《偿还债务,使债主满意的艺术⋯⋯或者利用破产者的商人权利手册》。“使债主满意”的技艺,他从一开始就不知道如何掌握。他第一笔金融交易就表明,同样的力量在不同的世界会产生迥乎不同的影响。同样的乐观主义,同样的想象力,在艺术范畴能开辟恢宏的天地,而在商业方面却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破产。巴尔扎克在迈第一道台阶时就绊了一跤。为了给自己的印刷厂弄点运转资本,他把库存的两千五百本《拉封丹文集》和《莫里哀文集》全都以便宜得出奇的价钱脱手,卖给书商博杜安,卖得两万两千法郎。这虽然意味着每本书只卖八个法郎,而不是当年算好的二十法郎一本。但是巴尔扎克急需用钱,当下就签字敲定。他急于要钱,根本就没注意到博杜安并没有用现金支付这两万两千法郎,而是用两个书商开出的两万七千法郎的债券来抵账,其中一位书商还住在外省——巴尔扎克只看见多了五千法郎,就咬住这个诱饵上钩了。不久这枚弯曲的钓鱼钩子露了出来。就在巴尔扎克想要收取这两个书商的欠款时,他们两个都宣布破产。巴尔扎克债台高筑,自然等不及这破产程序逐步展开,只求能捞多少就捞多少,他决定自己到外省书商的书库里去寻找赔偿。现金没有拿到,倒把一大堆毫无价值的书籍拿到自己家里,盖斯纳、弗洛里安、费内隆、纪尔伯尔的旧版书籍多年来放在外省堆在一起,积满灰尘。于是就上演了下面这样一出喜剧:巴尔扎克用德·贝尔尼夫人给他的现金印了《拉封丹文集》和《莫里哀文集》,因为卖不出去,就以原价的三分之一推销,想重新换回现金。现金没有得到,现在他又得到了另外一批同样卖不出去的书籍,用一堆废纸换回另外一堆废纸,也许只值原来价钱的十分之一。他的遭遇就像古老的德国童话中的那个交好运的汉斯,他用金子换来一头牛,又用牛换来一只羊,再用羊换来一只鹅,又用鹅换来一块石头,最后眼看着这块石头扑通一声掉进河里。
如今,这些过时大师的作品积满灰尘,捆成一大包一大包地堆放在巴尔扎克和巴尔比耶印刷厂里。但是倒霉透顶,工人们为了吃喝,为了穿衣住房不得不用现金支付,他们可不让巴尔扎克用费内隆、弗洛里安等人的旧版图书来充当他们每周的工资。不久,纸张供应商也得到了不妙的风声,他们把巴尔扎克出具的债据和汇票丝毫不讲情面地全都退了回来,粗鲁地坚持一定要立即兑现,这些东西当时还并不具有未来大作家珍贵手迹的价值。厂房里那间玻璃隔开的小间已经再也藏不住人。巴尔扎克在工厂里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特别是当周末临近之际,他就越发长时间地离家外出。他到处挨家挨户地跑来跑去,央求延长他的汇票兑换的时间,找银行家,找亲戚朋友,希望他们提供一些现金。他日后在《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中描绘得如此令人难忘的一切屈辱的场景,他在那几个月里都亲身经历过,那时他像一个绝望的人为他企业的存在而斗争。
但是即使他有参孙的神力,也撑不住他头上的屋顶。1827年夏天,他已全部输光,抽屉里一个苏也不剩,开不出工人的工资。印刷工人巴尔扎克,就像先前当出版商的巴尔扎克和更加先前的《克伦威尔》作者巴尔扎克一样,遭到了失败。从法律上看和从逻辑上看,这家印刷厂都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公开宣布破产,要么就是悄然解散。
但是巴尔扎克对这两条出路一条也不取,他选择了第三条。他和他永恒的对手拿破仑一样,不是败北之后退回到厄尔巴岛上去,而是试图在滑铁卢决一死战。他绝不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他又重新采用过去的作战方针,以再一次扩大经营的方式,来挽救他那早已破产的企业。在出版社撑不下去、即将被水淹没之时,他抓起印刷厂当作救生圈。现在印刷厂眼看就要沉没,他就把一家字母铸造厂附加在这破产的企业身上。这件事情就和巴尔扎克的其他事业一样,可悲之处在于这些想法基本上都是对的。在巴尔扎克身上除了有个幻想家之外,还有一个老奸巨猾的现实主义者,加上一个律师、一个商人的洞察一切的目光。出一套一卷本的古典作家作品集,就这项目本身而言,绝非无谓之举,后来这个项目以更好的形式得以贯彻实行。开办一家印刷厂本身也并不荒谬。对印刷品的需求在那个年代也迅速增长。
第三个项目,开设一家字母铸造厂,甚至可说前途特别光明。巴尔扎克风闻有一种新型的印刷流程,所谓的“新型铅版浇铸术”,是一位名叫彼耶尔·德累夏依的人所发明的。这种方法能够成功地取得比普通的铅版浇铸术更好的印刷效果,“在浇铸字模时,不须使用熔炼坩埚,也不必把浇铸好的篇页翻转来进行修改”。巴尔扎克立即对此着迷,他以一种超前几十年的远见卓识,及早认识到,在这刚刚开始的工业时代,每次简化生产流程,每次降低生产成本,都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世纪每件产品获得的最大赢利,必然来自某一项降低生产成本或者缩短制造时间的发明。此项发明的问题不断地在他脑子里盘旋,——他的一些长篇小说可以为此作证。他在小说《幻灭》中让他笔下的大卫·赛夏尔,也就是他自己在那个时代当印刷工人的影像,努力研究一种纸张生产的过程。此法如果成功,将会带来几百万的赢利。这并非偶然。在小说《绝对之探求》中的巴尔塔萨·克莱斯,他的赛查·皮罗多,美容霜的发明者,他的画家弗伦荷弗,他的音乐家冈巴拉,他们大家都企图通过各种力量的新式组合,寻求效率的提高。自歌德以来,当代所有的诗人,没有一个像巴尔扎克这样好奇地、投入地注意过科学的各种进步。所以他也预见到,手工排字,手工浇铸,在人类对印刷品的需求以奇妙的比例增长的情况下,不久必然会碰到运用机械改进效率的情况。反正这种新型的铅版浇铸术是个前程未可估量的开端。怀着乐观主义者的焦躁不耐的情绪,同时又带着破产者绝望拼命的劲头,巴尔扎克伸手抓住这条新的出路。
1827年9月18日,印刷厂已在弥留阶段,一家新的公司成立,巴尔扎克的伙伴巴尔比耶属于这个公司。另外还有个叫洛朗的人,他是座落在加隆西耶尔街4号的一家名叫小基耶先生的破产排字工厂的破产清理人。十二月份,第一批通知书已经寄出。显然是洛朗提供了物质,巴尔比耶领导生产,巴尔扎克则负责宣传新的铸版方法。现在,吃力地经营零星文件制作的小印刷厂就此结束吧!新的企业必须非常体面非常气派地经营。巴尔扎克准备弄一份精采至极的小画册,把印刷厂可以制作的新的字体全都展现出来,排列得整整齐齐,同样一目了然的还有那些装饰扉页和篇首的各色花饰和点缀,可以通过新的浇铸法提供给各印刷厂或出版商。这份新的目录册子准备就绪,堪称样板。突然,第三位有限责任合伙人巴尔比耶宣布,他不想继续干了。这艘航船眼看着还没出港就要沉没。为了度过这险恶的危机,忠诚友人中最忠诚的女友德·贝尔尼夫人再一次出手相救。夫人让她丈夫给她出具一份财产委托书,把中途退出的巴尔比耶的职责承担起来。她以前提供的钱已经花光,她又追加九千法郎现金,这条大船才一下子又可以出航。
但是,已经为时过晚。那本展现各种字型的精美画册,本来应该用来吸引买主和订购者,却未能及时赶印出来。巴尔比耶在债主们的眼里是唯一可靠的人物,他的辞职使债主们深感不安,全都拥到厂里来讨债。纸张供应商和书店老板都要求结账,高利贷者要汇票兑现,工人要求支付工资;巴尔扎克声称新公司肯定会有成千上万的进账,但他的这种宽慰,谁也听不进去。谁也不想持有债据,无论是巴尔扎克和巴尔比耶公司的债据、巴尔扎克和洛朗公司的债据,还是奥诺雷·巴尔扎克的借据。1828年4月6日,原来签订有效期为十二年的第三家公司,也只好宣告破产。巴尔扎克破产了,三度破产,作为出版商,作为印刷厂主,作为铸字厂老板,全都破产。
这个坏消息瞒不了多久。必须通知他的家里,别让父母亲通过报纸才知道他们儿子的失败。破产的烙印已打在巴尔扎克这个姓氏上。关于印刷厂和排字厂破产的消息传到巴尔扎克家里,直如晴天霹雳。母亲开头设法把投入的资金已经损失的消息瞒住她那八十二岁高龄的丈夫。起先倒还真瞒住了。可是紧接着就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他们家该让这不肖子自己垮台,还是再做一次牺牲来挽救他那商人的信誉?
巴尔扎克的母亲是个小市民,生性节俭,坚韧不拔,贪图钱财,每个苏能省就省,绝不乱花。儿子在房里挂上一幅铜雕像,她就斥责儿子挥霍无度。儿子上寄宿学校,她甚至连零花钱也不给。按常理,他母亲不会打开他们家一直还非常可观的储蓄账户。可是巴尔扎克的母亲也在别的意义上是个市民:战战兢兢地唯恐他们家良好的名声遭损,极端害怕外面的流言蜚语,——想到巴尔扎克这个名字会在各报的“破产者栏”里出现,对她来说,就意味着,她那市民阶级的高傲将在邻居面前,亲友面前,受到难以忍受的打击。所以她同意——可以想象,她是带着怎样绝望的心情同意的——再牺牲一笔钱,来避免公开的、不名誉的、可耻的破产。
一位表叔,德·塞狄约先生,应巴尔扎克母亲的请求,担负起清理破产的重任。这个活干起来并不轻松,因为巴尔扎克把这不同的几个企业连同它们的职责,全都搅在一起。德·塞狄约先生大概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查清账目,至少让部分债主得到赔偿。他的第一个合乎理性的行动乃是把巴尔扎克本人排除在外。在一项要求精细、极为辛苦的事情当中,幻想家和项目制定者是根本用不上的。直到一年后,到1828年中,这项令人沮丧的工作才告终结。负债十多万法郎的印刷厂被巴尔比耶购进,同时他也以六万七千法郎获得执照。这样,巴尔扎克家就净亏四万到五万法郎。德·贝尔尼夫人那方面,她同样为她的情人投资四万五千法郎,起先只拿到为数极少的偿付款项,便以排字车间为抵押,夫人把这个车间交给她儿子亚历山大·德·贝尔尼去继续经营。这时凡是对巴尔扎克的经商天才表示信任的人,全都损失重大。但是等到巴尔扎克离开企业,别人实事求是面对现实耐心经营,完全按照经商之道的要求,这两个企业便立刻有了起色,开始盈利,这可真是命运奇怪的讽刺。巴尔扎克又回归到唯一能使他尽情发挥想象力并带来效益的世界,回到艺术之中。
塞狄约表叔凑凑合合地把巴尔扎克及巴尔比耶公司和巴尔扎克及洛朗公司的破产清理工作做完,这就该让巴尔扎克自己做出总结了。从物质意义上看,这总结是毁灭性的。巴尔扎克已经二十九岁,比从前任何时候更不自由。十九岁时他一文不名,但也一文不欠。到二十九岁时,他欠家人和情人的债务几乎达到十万法郎。十年辛苦,白干一场,没有休息,没有放松,没有享受。他承受了一切屈辱,用别人的名字写了成千上万张纸。作为商人,他从早到晚站在办公桌前,不然便是到处乱跑,寻找顾客,或者和债权人搏斗。他住在寒修的斗室里,不得不仰家人鼻息,依靠家人吃块苦涩的面包,然后像泰坦似地拼命工作,结果比先前更加贫穷一百倍,更不自由一千倍。三年经商,负债十万法郎,简直成了西西弗斯岩石。他一辈子使劲推动这块岩石,弄得肌肉都快爆裂,可是每次刚推到半山腰上,这块岩石又把他拽到山下。他生平所犯的这第一个错误,判定他永远充当负债者,他童年时代的梦想,自由创作,独立生活,永远也不能实现。
但是,一边是账本上这种冷静的盈亏结算,另一边却是一笔难以比拟的资产。巴尔扎克作为商人亏损的东西,作为诗人,作为描述者却以更高级的、全世界通用的金币赢回来了。因为这三年辛苦,这三年对现实的不懈抗争,教会这位浪漫主义者观看现实世界及其天天上演的各色戏剧,而他先前只是以模仿的方式为一些苍白的、和生活隔膜的人物作些速写而已。现实世界里的每一出戏,就像他日后所说,如此震撼人心,犹如莎士比亚的一出悲剧,如此强劲有力,宛若拿破仑的一场战役。他亲身经历了我们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金钱具有惊人的妖魔般的意义;他知道每时每刻在巴黎的小店铺里和大账房里,都在为每一张汇票,每一张借据,用尽阴谋诡计进行斗争。为此投入的力量,绝不亚于拜伦的海盗们,绝不亚于瓦尔特·司各特的流着贵族蓝色血液的骑士们。他和工人们一同干活,和高利贷者作过斗争,以高度警惕的情绪和供应商们打过交道,所以对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联互相矛盾非常了解。他在这方面的丰富知识,远远超过了维克托·雨果、拉马丁或者阿尔弗雷德·德·缪塞③,他的这些伟大的伙伴只是寻找罗曼蒂克的东西,使人崇高、恢宏壮阔的东西,而他还善于发现并且表现人身上那些残忍、渺小、卑下、丑陋、隐蔽、暴戾的东西。在这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想象之中,也有现实主义者的清晰明亮,受骗者的怀疑主义。没有什么伟大人物还会使他肃然起敬,没有什么浪漫主义的帷幕还能把他蒙蔽欺骗,因为他已窥视到了这台社会机器的最最内部的结构,认清拴住欠债者的那些绳索和借以逃脱债主的那些网眼。他知道钱是怎么赚的,怎么亏的,怎么打官司,怎么飞黄腾达,怎么挥霍,怎么节俭,怎么欺人而又自欺。他日后完全有理由声称,正因为他年轻时操过这么多职业,从而对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他才能描绘他的时代。恰好是他的最伟大的杰作《幻灭》《驴皮记》《路易·朗贝尔》《赛查·皮罗托盛衰记》这几部描写市民阶级、交易所和生意场的宏伟史诗,若没有他经商年代所亲身经历的种种失望,就变得难以想象。一直等到他的想象力和现实相互渗透,合为一体,巴尔扎克长篇小说的奇妙成分才能产生,那就是现实主义和幻想的水乳交融,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现在,正因为他在现实世界中彻底失败,他身上的艺术家才成熟起来,才得以在另一个世界之旁,在另一个世界之上建造起他自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