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传》第八章：巴尔扎克的表面和内心

对于艺术家而言，突如其来的个人成功总意味着一个危险。1828年，二十九岁的巴尔扎克还是一个可怜的渺小的文学苦力，匿名为别人卖命写作，一名破产的商人，债台高筑。一两年后，同一个巴尔扎克，是欧洲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在俄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英国，读者阅读他的作品，杂志刊物争相采访，所有出版商都在找他，纷纷写信赞赏他。一夜之间，巴尔扎克青年时代的一个愿望得到实现，“荣誉”，那宏伟壮丽，光辉炫目，烛照整个世界的荣誉；即便是比巴尔扎克更加深思熟虑的人也会被这样的成功弄得醺然陶醉，更不要说像他这样感情激越奔放的人，这样耽于幻想、乐观主义的性格自然会更加神魂颠倒。巴尔扎克默默无闻、穷困潦倒、极端焦躁不耐地在斗室里枯坐的年头实在太多。在这些匆匆流逝的瞬间，他只是满怀妒意，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别人、别人，拥有财富、女人、成功，人生的丰盛奢华，拥有惊人的挥霍骄纵。他天生的情欲旺盛，他想要倾听女人悄声细语，软语呢喃，诉说他的名字，他要呼吸、品尝、感觉、感受这种荣誉，要亲眼看见，亲身体验，亲自感受令人浑身舒适的温柔乡里的浓烈暖意，令人惬意销魂使人浑身舒畅的甜美呼吸，把这当作自己生活中的乐趣尽情品尝享受，也就完全可以理解。既然人们期待着他，那他就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属于这上流社会的人物向外界自我展示；他已厌倦了备受屈辱、屡遭拒绝、长年奴役，厌倦了精打细算、百般节俭、四下借贷，如今他想要屈从于他自己的荣誉造成的诱惑，屈从于奢侈和财富，痛痛快快地挥金如土。巴尔扎克知道，世界这座大舞台已向他敞开。于是他决定，向公众现身，在社交界扮演一个角色。

尽管巴尔扎克写作起来才气横溢，扮演社交界雄狮的角色却缺乏天分，缺少才能。人的脑子构造特殊，即便是完美无缺的智力认识和丰富已极的人生经验也无法战胜天生的弱点。心理学尽管洞察一切，可以认识天性中诸多缺点，却无法把它们消除。这是心理分析的疑点之一。有所认识并不意味着立即克服，我们一再看到，睿智聪慧的人对于自己干出的小小的蠢事束手无策，而别人谁看了都发出讪笑。巴尔扎克从来也未能克制住他最为糟糕的倾向：他的攀龙附凤的势利眼，尽管他自己大概也意识到这个倾向幼稚可笑。这位创作了他那个世纪最伟大作品的人，完全可以和贝多芬一样昂首挺胸地从贵族们、国王们的身旁走过，却患上了一种怪诞荒谬的贵族狂癖。对他来说，住在圣日耳曼区的一位公爵夫人写来的一封信，竟比歌德对他的称赞更加值钱。变成一位罗特希尔特，住在宫殿府邸之中，拥有仆人、马车和一个画廊的珍贵名画，比身后永垂不朽更使他欢欣鼓舞。为了得到单纯幼稚的国王路易·菲力普亲自签名的真正的贵族证书，他不惜出卖灵魂。既然他父亲迈出一大步，从农民家庭跃入富裕的市民阶级，为什么他就不能再迈一步跨进贵族阶级。飞黄腾达、升迁无限的时代从昨天开始刚刚过去，为什么一下子就此完全告终？缪拉、于诺、奈依①，一个是手工业工人的儿子，一个是马车夫的儿子，还有一个是旅店老板的孙子，凭着骑兵冲锋，刺刀肉搏，全都擢升为公爵，现在银行家、交易所的投机商和工业巨子都册封为贵族，他为什么不能也高升到“上流”社会？也许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是六十年前，把巴尔扎克的父亲从拉鲁加里埃的那间简陋寒酸的茅屋推向巴黎的同一股力量，如今又驱使儿子继续冲向“上层”。可笑的是他没有在自己的成就中看到这个“上”，而是在一个世俗的、迄今为止对他大门紧闭的小圈子里看到了“上”。单凭理性，他这人不可理喻，简直是无法理解的自相矛盾：为了“高升”到这个氛围之中，他将一辈子卑躬屈膝；为了生活奢侈，他将不得不钉在苦役船上干活；为了显得帅气时髦，反而把自己弄得滑稽可笑。在无意之中，他证明了自己描绘了上百次的法则：谁若在一个领域中堪称大师，到他不适合的领域去试着学艺，就会变成个半吊子。
为了初次亮相，巴尔扎克把自己好好打扮一番。尤其是：不能仅仅作为巴尔扎克先生登场，这在圣日耳曼区听起来过于蹩脚，市民气太浓。为了使自己实力臻于尽善尽美，巴尔扎克硬给自己胡诌出一个贵族称号；从《驴皮记》起，他所有的著作都以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名字发表。谁若胆敢否认他的这个称号，那就活该倒霉。他会听到巴尔扎克说，他纯粹是出于谦虚，才只叫自己“德·巴尔扎克”，其实是唐特拉格侯爵的后代。为了使这话更加显得可信，巴尔扎克在餐具上刻上陌生的纹章，在他马车的车皮上画上这个纹章。这样一来，他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人生风格。巴尔扎克这样论述：只有当他以符合他身份的方式登场，人家才会相信，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是位伟大的作家。谁有什么，人们才会给他什么；所以在一个只讲究外表的世界里，必须装出拥有家私万贯的样子，才能得到万贯家财。既然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拥有一幢府邸，吉拉尔丹①有着两匹马供他出游，甚至有个儒勒·雅宁或者欧仁·苏②也拥有自己的马车，那么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就更加需要拥有一辆豪华马车。车后站着一个身穿号衣的仆人，以便人家不致于把他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作家。把卡西尼大街三层楼租了下来，买来奢华的家具，没有一个时髦角色能说，他比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穿得更加讲究，更加昂贵。巴尔扎克让人制造镂花的金纽扣，来配他的蓝色燕尾服。老实的裁缝布依松得赊账为巴尔扎克制作价钱最为昂贵的绸缎背心。就这样，狮鬃般的头发抹了厚厚的发油，手持一把小巧玲珑的长柄眼镜卖弄风情，这位新作家就踏进了巴黎的沙龙，“为了扬名”，仿佛他用作品还没有征服当代和后世似的。
但是令人大失所望！巴尔扎克在巴黎社交界一登场，赢得的“名声”，对他真正的名声简直起到了灾难性的作用。巴尔扎克试图作为一个时髦帅哥出场，却一辈子都没有成功。首先，巴尔扎克登上门的并不是圣日耳曼区的那些沙龙，也不是大国领事馆的宫殿，而只是黛尔芬娜·盖夫人和她女儿吉拉尔丹夫人的沙龙，雷加米埃夫人的闲聊小居，和那些因为官方贵族置身事外，因而想和文学贵族一争高下的夫人们的沙龙。但是即使在这个要求不算太高的圈子里，巴尔扎克虚张声势，炫富摆阔，勉强求得的时髦气派，效果也极为糟糕。巴尔扎克这个农民的孙子，市民的儿子，一介庶民，光看他的身材，就别指望他作出贵族的模样和仪表。无论是宫廷裁缝师傅布依松，还是金子纽扣和花边褶领，都不可能给予这个粗壮结实、肥肥胖胖、面颊通红的平民以真正高贵的外表。他大声说话，说个不停，像枚炮弹似的打进每个社交圈子。他感情过于充沛，力量过剩，根本不去学习如何含蓄收敛，沉稳斯文。又过了二十年，德·韩斯卡夫人还要抱怨，巴尔扎克吃饭时把刀子塞进嘴里，他大声喧哗，大吹法螺，恰好使那些想要赞赏他的人心烦意乱。夫人还嫌他哈哈大笑，毫无节制，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直如江河奔流，暴雨倾盆，使别人无法开口。只有无所事事之辈，只有本性侧重外表之徒才把时间和耐性花在不断使自己打扮时髦，成为帅哥上——这本身便是一种艺术——而巴尔扎克只有一小时的时间摆脱工作，在梳妆打扮上明显地匆忙行事。他的燕尾服和他的裤子，颜色的搭配使得德拉克洛瓦①濒于绝望的境地；如果握住长柄眼镜的手，指甲没洗干净，这金色长柄眼镜又有什么用处？鞋带没有系紧，耷拉在丝绸的长袜上面，如果激动发热，抹了发油的长发使劲往下滴油，那镶了花边的褶领又帮得了什么忙？巴尔扎克身上的时髦打扮，趣味低俗，总是造成怪异张扬的效果，而不是显得凝练沉稳，就像一个仆役穿上号衣。在他身上贵重的东西显得便宜，奢侈的东西显得扎眼。全身的装扮混杂在一起，往往迫使他的女性崇拜者也忍不住躲在扇子后面暗自发笑，——流传下来的关于巴尔扎克的无数漫画证明了这点。
可是巴尔扎克越感到他未能做到真正的时髦帅气，就越要变本加厉地加倍努力。无法出落得风度翩翩，至少要做到耸人听闻。无法做到高雅收敛使人愉悦，至少要让他的怪异荒诞和他自己一样著名。别人若想嘲笑他，那他干脆玩它一把，让他们痛痛快快地嘲笑一番。因此巴尔扎克在第一步棋失利之后，挖空心思想出几件稀奇古怪的事情，这些事情像他扬声大笑着说的，会比他的小说更加使他名闻遐迩。他做了一根手杖，粗得像根木棒，上面镶嵌了绿松石，对此有奇奇怪怪的谣言流传，说这根手杖的把手上面描着一幅他那显贵女友的肖像，身着夏娃的服装。当他握着这根赫剌克勒斯②大棒（价值七百法郎，尚未偿付），踏进意大利剧院的“老虎”包厢时，全场观众全都着了魔似的直盯着他。德·吉拉尔丹夫人受到这一古怪景观启发，写出了她自己的一部长篇小说《巴尔扎克先生的手杖》。但是女士们大失所望，没有一位夫人选择这位妇女的行吟诗人做被保护人；巴黎各家沙龙的雄狮们，——巴尔扎克发自内心欣赏的、他笔下的那些拉斯蒂涅们，德·马尔赛们感觉到，用不着和这位新充当候选人的大象或者河马的猛烈劲头进行斗争。
同样在他的文学同行那里他也没有取得多大成功，他们看见这条肥肥胖胖的梭子鱼突然在他们的鲤鱼池里出现，心里很不自在。他们当中绝大部分还记忆犹新，这位突然如此蜚声文坛的作家昨天还为别人捉刀，撰写极端令人咋舌的粗制滥造的长篇小说，不论付什么价钱，要求什么类型的趣味，他全都提供。他们原来准备接纳巴尔扎克参加到他们的“圈子”里去，但是他的天才使他们感到意外，他那超群的工作效率使他们不安。不幸的是，巴尔扎克对于这种殷勤的态度未予理睬。尽管他从灵魂深处对于别人的每一个成就，态度都很热情，充满善意，在他的《人间喜剧》里，几乎把当时所有作家都亲切友好地逐一提及，或者把他的书献给他们——可是恰好对他文学上的同行们，他却故意摆出居高临下的态度。非但不和他们和睦相处，反而恶言相向。走进房间，他头上依然戴着帽子，在谈到艺术方面的努力时，他拒绝使用“nous”（我们）这个词。他绝不采用外交辞令，顾及别人的虚荣心，而是大声强调，绝不让人把他和大仲马们、保罗·德·科克③们、欧仁·苏们、桑多④们、雅宁们等量齐观。他把自己的稿酬吹得天花乱坠，以此侮辱其他作家。他又把新闻记者全都惹恼——“没有一个作家这样无忧无虑地面对捧场文章和广告”。他让他们感到，他不需要他们帮忙。他那刺眼张扬的时髦装扮江湖气十足，在社交界显得并不特别品位高雅，成为一个特别的景观。同样，凭着天真烂漫、很不谨慎的老实态度，他总是强调，要衡量他必须采用有别于衡量其他人的不同尺度。尽管他纯粹是在哈哈大笑、一时兴起、忘乎所以的情况下这样说的，带着天真的孩子气，可是巴黎依然把他的登场视为挑衅。
巴尔扎克的弱点过于公开，不会不给才智机敏之士和怀有恶意的人上百个攻击他的地方。恶毒的嘲讽在所有的报纸上闪现，犹如流光电火。巴尔扎克，他那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成为毒汁四溅的短评和肆无忌惮的漫画心爱的题材。所谓的“社交界”向任何人复仇也没有像对巴尔扎克这样狠毒无情。他嘲笑这个社交界，可又无法缺少它。巴尔扎克自己对这一失败的感觉倒并不特别深切。他过于生机盎然，过于感情充沛，过于自信自尊，根本没有感到别人用针在刺他。对于那些百无聊赖的花花公子，庸俗势利的冬烘学究的悄声讪笑、隐晦暗笑和大声嘲笑，他都以拉伯雷式的开怀大笑作答。对于那些被惹恼了的记者和阳痿无能的文人的恶毒阴险，巴尔扎克即使发怒，也很慷慨，富有独创性。他不搞小里小气的笔墨论战，而是在长篇小说《幻灭》中以气势磅礴的壁画长卷，描绘文学界的腐化作为回答。他的真正的朋友则相反，眼看着他们欣赏的这个天才作家，通过这些细小的附庸风雅的行径步入一种使他遭受屈辱的处境，让那些嘲讽他的人在极短的时间里显得蛮有道理，心里都特别难过。那个小小的外省女人茹尔玛·卡罗旁观者清，她比巴尔扎克自己更早地就明白了：巴尔扎克梦寐以求的时髦世界的天堂佳果，很快就会让他感到乏味和苦涩；茹尔玛请求巴尔扎克别“在这个世界里”扮演“演员”的角色，“这个世界向你提出的要求，成百倍地多于它能给你的东西”。
茹尔玛亲切友好地向他呼喊：
“奥诺雷，你现在是位知名作家，但是你负有更高的使命。仅仅出名对于像你这样的人而言，无足轻重，你应该把你的目标定得更高！我若有勇气，会对你说：为什么你因为虚荣心重而这样无谓地浪费你不同寻常的理智？抛开这种时髦生活吧⋯⋯”
但是巴尔扎克还需要经历几次沉痛的教训，才能从他甫得荣誉的最初陶醉中清醒过来，才能认识到他自身规律的真谛：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在两个领域成为大师，而只能在一个领域称雄，他命运的意义就在于不是在一个转瞬即逝易于遗忘的宏伟世界里神气活现，招摇过市，而是把这个世界的兴盛衰败，光鲜污浊，崇高卑下，通过描写叙述，使之永生不死。
在那几年我们看到无数有关巴尔扎克的描述，有的逗乐，有的恶毒，有的居高临下，有的风趣，有的刻薄，所有的描述都是从巴黎社交界和新闻界的狭小重叠的透视镜里看出来的：巴尔扎克身穿蓝色外套，配着镂金纽扣，手握昂贵的手杖；巴尔扎克穿着拖鞋；巴尔扎克乘坐豪华马车，带着侍童和仆人；巴尔扎克闲时逛街，正阅读所有店铺的招牌，为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寻找合适的名字；巴尔扎克这位收藏家，淘遍了每家旧货店，想用七个法郎发现一张伦勃朗的名画，用十二个苏买到一只本维努托·契里尼的盘子；巴尔扎克使出版商惊慌，在排字工人眼里简直是个妖魔，他的每一页校样都叫他们干上几小时的苦役；巴尔扎克这个说谎大王，这个吹牛大王，这个故弄玄虚的家伙，鼓吹贞洁为创作的唯一先决条件，可是换女人比换衬衫还要频繁；巴尔扎克这个饕餮之徒，一口气吞下一百个牡蛎，还外加一块猪排和一份鸡肉；巴尔扎克谈起他的矿山、他的花园、他的买卖会给他带来几百万财富，自己却不得不一连几个礼拜使用假名逃匿，因为他无力支付一张一千法郎的借据。
因此流传下来的巴尔扎克的画像四分之三都是漫画而非肖像。他的同时代人记下了两千则关于他的轶闻，却没有写出一本实实在在有分量的传记，这就并非偶然了。所有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在巴黎人看来，巴尔扎克就其人格而言，并非天才，只是一个脾气古怪标新立异的家伙。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些同时代人也看得非常正确。巴尔扎克在公开场合想必真的显得“离谱”，因为从这一措辞的真正意义上看，他一离开他的房间，他的书桌，他的工作，也就走出了他的中心。真正的巴尔扎克，世界文学所认识的那个不知疲劳、拼命工作的人，对于这些哥兹兰们、维尔代们和雅宁们，想必是个视而不见的人。对于这些无所事事者和到处游荡者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认识的巴尔扎克只是在他“一天中给予社交界的那一小时里”的巴尔扎克，而不是在他处于创造性劳动的孤寂之中的二十三个小时里的那位作家。当他走进人群的时候，这只是允许一个囚徒在监狱的院子里放风的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就像幽灵随着标志着它们可以出没的时间终了的最后一下钟声，就隐入地下的阴影之中，巴尔扎克在短暂地纵情恣肆、尽兴挥洒之后，也必须重新回到他的囚牢里去，回到他的工作中去，而这种工作的恢宏和严峻，是所有这些无所事事者和冷嘲热讽的舞文弄墨者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真正的巴尔扎克二十年来除了无数剧本、中篇小说和文章之外，写出了七十四部几乎总是分量十足的长篇小说，在这七十四部长篇小说中，他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有着上百种风景、房屋和街道，以及两千个人物形象。
只有用这个尺度，才能衡量巴尔扎克。只有在这部气势恢宏的鸿篇巨制里，才能认识巴尔扎克真正的生活。那个在他的同时代人眼里作为丑角出现的人，实际上是当代最守规矩的艺术知识分子；这个被他们当作漫无节制、挥霍无度之徒大肆嘲笑的人，实际上像是个隐身修道之士——矢志不渝坚定不移的禁欲主义者，现代文学中最了不起的实干作家。普通人，满有节制的人因为他在人前吹牛撒谎、夸口炫耀，把他当作信口开河言过其实的家伙百般奚落，其实从他脑子里创造出来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巴黎同行创作的总和。也许他是唯一一个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直干活干到死的人。巴尔扎克的日历绝不是他那时代的日历；别人是白天，他是黑夜；别人是黑夜，他是白天。他真正的生活不在日常的世界，而在他自己的、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之中。只有他工作囚牢的四壁才认识、观察和窥探过那个真正的巴尔扎克，此外谁也不了解他。没有一个同时代人能写出他真正的传记；他的作品为他立传。

因此请看这种真正生活中的巴尔扎克的一天——成千上万个日日夜夜都和这天一样。
晚上八点：别人早已做完了工作，离开了办公室、店铺、工厂，在朋友的圈子里，在家里或独自一人吃罢晚餐，于是成群结队地出去作乐。他们漫步在大街上，坐在咖啡馆里，站在镜子前面梳妆打扮，准备上剧院或者沙龙。——只有他，巴尔扎克独自一人睡在遮住光线的房间里——被十六小时、十七小时的工作像大棒似的打倒。
晚上九点：剧院里演出已经开始，舞厅里双双对对婆娑起舞，赌场里金币叮当作响，情侣们挤进林荫道的浓荫深处，——巴尔扎克还一直在睡觉。
晚上十点：在有的房子里灯光已经熄灭，老年人已上床安憩，很少有马车从石板路上驰过，城市的声响已逐渐安静下来，——巴尔扎克还依然睡着。
十一点：剧院里演出已经终场，社交场合、沙龙里，仆人正带领最后的客人回家。饭店里灯火阑珊，步行人已经消失，只有最后一拨夜归人，大声喧哗着从街上走来，然后四下分散，完全消失在两侧的小马路里，——巴尔扎克还依然熟睡未醒。
终于——午夜来临：巴黎寂静无声，几百万双眼睛都已闭拢，一千盏，几千盏灯火都已熄灭。既然别人都已安寝，便是巴尔扎克开始工作的时间；既然别人都已进入梦乡，也便是他醒来的时候。现在对于外面的世界，白天已经结束。他的白天就此开始。现在没人会来打扰他，没有客人会来骚扰，没有信件会来使他心神不宁；对他紧追不舍的债主们不会前来敲门，没有印刷厂的信使会来催他发稿。一个巨大无朋的空间，八小时，十小时，彻彻底底的孤寂展现在他面前。为了他那宏伟壮观的巨著，他需要这样巨大无朋的空间。他知道：为了把冰冷易碎的矿石冶炼成坚不可摧的精钢，那些高炉不得冷却。所以他脑海里视觉的紧张状况也不可停顿。一个像他的幻觉这样完美的东西不得在烈火迸涌奔流之际停止。
“思想必须像喷泉的水从我额上不断流下。这纯粹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
像每位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巴尔扎克也只知道他工作的规律：
“如果我不得不中断工作，离家出门，我就没法工作。我工作起来从来不止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
他知道，只有夜晚，没有限制、没有分割的夜晚允许他持续不断地工作。为了这项写作工作，他把时针倒转，成为他自己世界的造物主，做到日夜颠倒，使黑夜成为白天，白天成为黑夜。
仆人在门上轻轻一敲把他叫醒。巴尔扎克起床，穿上他的僧袍。根据长年的经验，他把僧袍选作最适合他工作的衣服，就像战士准备他的铠甲，矿工准备他的皮衣，根据他那职业的要求，这位作家在冬天选用暖和的开司米做的白色长袍，而在夏天则选择精细的亚麻布做的长袍。因为这种长袍贴身，便于行动，只露出脖子呼吸，同时保暖，但不压迫身体。也许因为这种长袍就像僧侣穿的僧袍，会提醒他职务在身，会提醒他曾向一个更高的信条宣誓效忠，并且宣誓，只要身穿这身僧袍，就要放弃现实世界及其诱惑。一条棉纱织成的带子（后来换成一根金链子）松松地扎住他身上这件白色的多明各修会修士穿的僧袍。僧侣们戴着十字架、披着无袖法衣，带上他们祈祷时的武器，巴尔扎克的身上则挂着剪刀和折纸器，他工作时的小工具。穿着这件柔软贴身的衣服，再来回走上几步，让睡眠的最后阴影从身上脱落，让血液更活跃地在血管里流动，现在巴尔扎克已准备上阵。
仆人在书桌的银烛台上点燃六支蜡烛，把窗帘拉得密不留缝，似乎想以此明显地与外部世界隔绝。因为巴尔扎克现在不想再用真正的尺度测量时间，而是用他工作的尺度计算；他不想知道，何时晨曦微露，何时白昼来临，何时巴黎初醒，何时其余世界醒来。在他身边不得再有真实世界之物，周围墙上的书籍，四壁和门窗以及后面的一切都淹没在房间的昏黑之中。只有他现在从脑子里创造出来的一些人应该说话、行动和生存。他的世界，他自己的世界就此产生，就此存在。
巴尔扎克在桌旁就坐，就在这张桌子旁边，“我把我的生命投入到坩埚里面，犹如炼丹士把黄金投入坩埚之中。”
这是一张毫不显眼的正方形的桌子，可是巴尔扎克钟爱这张桌子甚于他财产中最珍贵的宝贝。他爱的不是那把镶嵌了绿松石的金柄手杖，不是辛辛苦苦收购来的银器，不是装帧得华丽气派的书籍，也不是他的荣誉，而是这个一声不吭的四条腿的小家具。他喜欢这张桌子甚于其它一切东西，由于破产和灾难，他把这张桌子从一个寓所抢救到另一个寓所，就像一个士兵把他共同浴血奋战的战友从枪林弹雨之中背了出来一样。因为这张桌子是唯一的知情人，知道他最深沉的快乐，最强烈的痛苦，只有它默默地见证了他真实的生活。
“这张桌子看见了我所有的困苦，知道我所有的计划，偷听了我所有的思想。当我在桌上忘情写作时，我的手臂简直对它粗暴已极。”
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世人对他知道得这么多，没有一个女人会有那么多夜晚得到他的眷顾，和他激情四射地共同度过。在这张桌子旁边，巴尔扎克生活过。在这张桌子旁边，他一直工作到死。

再瞥上最后一眼：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吗？像每一个真正狂热干活的人，巴尔扎克在工作中也非常吹毛求疵，他喜欢他的工具犹如士兵热爱他的武器。在他投入战斗之前，必须一切都各就各位。没有写过的白纸摞在一起，放在左边，必须是一种仔细特选的纸张，具有同样的大小，纸必须微微发黄，这样不会晃眼，写了几个小时不会使眼睛疲劳。纸张必须特别光滑，羽毛笔飞快移动不致碰到阻力。纸必须很薄，因为在这天夜里他还得写满许多张纸，十张，二十张，三十张，四十张！同样，羽毛笔必须仔细准备妥当，老鹰羽毛做的笔（他不要其它种类的笔），墨水瓶旁边——不是崇拜者们赠送给他的那个讲究的孔雀石的墨水瓶，而是他在大学生时代使用的那种普通的墨水瓶，——还放着一两大瓶储备的墨水。每项准备工作都必须事先做好，以便工作不断进行，不致中断。在狭小的桌子右边，还放着一本小小的笔记本，里面事先记下了以后章节要用的随感和想法。其它别无所有：没有书，没有夹子，没有摊开的材料。所有一切在巴尔扎克开始写作之前，已经在他心里酝酿完毕。
巴尔扎克往后一靠，把僧袍的袖子卷起，让右手，写字的手，行动更加方便。然后像马车夫催动马匹似的，用半似玩笑的吆喝声给自己打气，就像一个游泳的人在一头栽进洪流之前，再一次把两臂向上伸出，活动活动关节。
巴尔扎克写啊，写啊，写啊，没有休息，没有停顿。他的想象力一旦点燃，火焰便熊熊燃烧，蔓延开去，犹如山火，火苗从一个树干烧到另一个树干，越烧越旺，热气越来越高，火势越蹿越快，烧到四周连成一片。羽毛笔握在一只秀气的有些女性的手里，在纸面上如此迅速地移动，文字几乎跟不上思想。巴尔扎克写得越多，省去的音节也越多，只求迅速往下写，往下写，不要迟疑，不要停顿；他无法停下笔来，无法打断脑子里的形象。在他的手没有写得抽筋、目光没有因为疲倦而模糊不清、写下的字看不清楚之前，他不会停笔。
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六点钟，有时甚至写到七点、八点，小巷里已无马车行驶，屋子里已无任何响动，只有房里羽毛笔管滑过白纸发出的轻微的沙沙摩擦声和不时有一张扔掉的废纸发出的声响。窗外天已泛白，巴尔扎克并不知道，对他而言白天只是烛光照射的这一小圈亮光，除了他刚刚创造出来的人，别无其他人类，除了他写作时描绘出来的命运，别无其他命运。没有空间，没有时间，除了他自己宇宙中的那个世界，别无其他世界。
有时候这台机器有停止运转之虞。即便是最无节制的意志，也无法超越力量的自然限度。在四到六小时不停地写作和创造之后，巴尔扎克感到，他已无法再继续前进。右手已经麻痹，眼睛开始涩得流泪，背脊酸痛，烧得滚烫的太阳穴上血液奔流，快得吓人。神经紧张达到极致。换个人，这时定会停止写作，定会休息，定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对取得这样丰硕的成绩感到心满意足。但是，巴尔扎克，这个意志坚强的妖魔，并不松劲。预定的目标必须达到。即使骏马跑伤也在所不惜！倘若这匹懒散的畜生不肯往前挪步，那就把皮鞭拿来！巴尔扎克站起身来，——这是他工作中间仅有的几次短暂的休息，——走到桌边点燃了咖啡炉。
因为咖啡是黑色的油，只有这种黑油能一再发动这台神奇的写作机器。因此对于巴尔扎克而言，这黑油比吃饭睡觉和其它各种享受都更为重要。他认为，只有工作才有点意义。巴尔扎克讨厌烟草，因为烟草不能使人兴奋，不能使人达到那种超乎寻常的境地。超乎寻常对他而言，恰好是唯一的尺度——
“烟草有害身体，侵击理智，使整个民族感觉迟钝——”
他对咖啡，唱出一个诗人能够唱出来的最优美的颂歌：

“咖啡直接通到胃里，然后全身上下全都活动起来。思想念头全部到位，犹如战场上大军的各个营；战斗打响，种种回忆跑步入列，犹如列队行军时的各个旗手。轻骑兵以一阵华丽的疾驰，展开了队形。逻辑的炮兵带着他们的辎重队和炮弹筒震耳欲聋地开来。才智聪明的随感作为狙击手参加战斗。人物形象粉墨登场，稿纸沾了墨水，战役开始，最后在黑色洪流奔腾涌动之中告终，就像真正的战役淹没在火药爆炸的黑烟弥漫之中。”

没有咖啡，无法写作，或者至少无法进行巴尔扎克发誓要从事的那种持续不断的工作。除了纸笔之外，他随身携带的第三件工作时的必需品便是他的咖啡壶。他已经习惯了这把咖啡壶，就像用惯了的这张桌子，穿惯了的这件僧袍。他不让任何人为他煮咖啡，因为谁也没法把这提神的毒药为他加工到这样刺激的浓度和强度。他怀着一种拜物教的迷信，只用某种纸张，只选特定形式的羽毛笔。他在确定咖啡的剂量，搅拌咖啡的种类时也依照一种特别的程序——“这种咖啡由三种咖啡豆组成，布尔朋、马蒂尼克、摩卡。布尔朋咖啡豆，他到蒙布朗大街去买；马蒂尼克咖啡豆到维埃耶·奥德里埃大街的一个杂货店老板那儿去买，这位老板大概还没有忘记这一光荣的配方；而摩卡咖啡豆则到圣日耳曼区大学街的一个商人那里去买。可是我已说不上是哪个商人，尽管我已多次陪伴巴尔扎克进行这种购物的远征，每次远征都是半天路程，横穿巴黎。但是要买到优等的咖啡对他而言值得这么费劲。”
咖啡和任何兴奋剂一样，越喝越要加量，这才能有效。所以巴尔扎克的神经越来越怕因为过度紧张而崩溃，他便越来越借重这种杀人的魔汤。他写道，有本书多亏“咖啡涌流”得以写完。1845年，在他过度地享用咖啡差不多二十年之后，他承认，他整个机体都因为这样不断使用兴奋剂而中毒，抱怨咖啡的效果越来越弱。
“通过咖啡产生灵感的时间越来越短，咖啡现在使我脑子灵动的时间只有十五小时而已，——这种灵动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引起我可怕的胃痛。”
（有位统计学家估计巴尔扎克喝了五万杯浓度过高的咖啡。）倘若五万杯过于浓烈的咖啡加快了巴尔扎克卷帙浩瀚的《人间喜剧》的产生，那它们同时也使他原本极为健康的心脏过早地破裂。纳戛尔大夫，既是他的朋友又是他的医生，观察他陪伴了他一辈子，将会明确地诊断他真正的死因：“是一种心脏的老毛病，由于熬夜工作，饮用咖啡，或者说得更准确些，由于滥用咖啡而加剧。为了战胜人的自然睡眠的需要，他不得不求助于咖啡。”
终于到了早上八点，有人轻轻敲门。仆人奥古斯特走进房来，送来一个托盘，放着一道极为普通的早餐。巴尔扎克从桌旁站起身来。他从午夜十二点起没有放下过手里的笔，现在到了休息的时候。仆人拉开窗帘，巴尔扎克走到窗前，瞥了一眼他要征服的巴黎。到这一分钟，他才隔了若干小时，又第一次意识到，除了他创造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除了他想象中的巴黎之外，还另有一个真实的世界，正前去工作，而此刻他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现在店铺开门营业，孩子们急匆匆地赶去上学，车辆开始行驶。在几千个房间里，官员们和商人们坐到他们的桌旁。在几十万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已经做完了他的工作。
为了放松一下业已精疲力尽的身体，让它重新获得新鲜的活力，能够从事正等待着他去做的新的工作，巴尔扎克洗了一个热水澡。通常他要在浴盆里泡上一个钟头，——在这点上，他和他那伟大的对手拿破仑相似；浴盆是唯一的一个他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思索的地方——思索，不用立刻写下什么，纯粹沉湎于构思塑造的创造和梦想之中，而身体不必立刻进行劳动。可是等他刚一重新穿上僧袍，门外就响起脚步声，同时印制他书稿的不同印刷厂派来的信使已经来到——就像拿破仑派出的飞骑传令官在打仗时维持司令部和执行命令的各营之间的联系。第一个信使要求取得新的手稿，这天夜里刚刚写完的墨迹未干的稿子。因为巴尔扎克写下的东西必须立即印出，不仅因为报纸或者出版社等着，像等待到期的债款——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总是事先已经卖掉或者抵押出去，——而是因为巴尔扎克在单凭幻觉创作时的神志恍惚下，不知道他到底写了些什么，他是怎么写的。即便是他自己的眼睛，也难以审视清楚他刚刚写完的稿子呈现出来的一片丛莽。只有在排成栏目，分成段落，一段一段的文字，犹如一营一营士兵列队前进的时候，身为统帅的巴尔扎克才能知道，这一仗是否已经打赢，是不是还需要再发动一次冲锋。
其他的印刷厂、报馆和出版社的信使则带来新印出的手稿校样。这是巴尔扎克前天写的、昨天发排的稿子，同时又带来先前修改后打印出来的校样。整摞整摞刚刚印好，油墨未干的纸张，二十几份，三四十份，往往是六七十份校样，犹如洪水泛滥，盖满了他那张小小的书桌，要求一次又一次审校。
九点：休息结束。“我在一项工作中的疲劳，在另一项工作中得到休息。”——他的生产无比匆忙，持续不断，巴尔扎克只能在工作中变换工种来获取力量。
但是他阅读校样和其他大多数作家不同，并非比较省力的工作，完全是推翻重写，重新创作。阅读校样，或者说得确切些，推翻重写意味着他的一次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创造行动，就和写作初稿一样。因为巴尔扎克其实根本不是把已经印出的校样加以修改，而是把第一次印出的稿子作为楔子。幻想家在匆忙中，在迷醉状况下写出的草稿，现在负责任的艺术家拿来审查，评判，修改，变动。他的散文就这样一层一层地逐渐扩充而后形成鲜明的立体感。巴尔扎克在这上面投入的辛劳、激情和力量，远远超过在其它任何事情上的投入。只要有关他最内在的任务，有关他的工作，这个平素一向挥霍浪费出手大方的人，就变得专横跋扈，吹毛求疵。既然如此，印刷厂就必须根据特别的规定，向他提供校样。首先校样的纸张必须又大又长，每张纸都必须双重对折，以便印好的字栏正好位于纸张的中央，就像纸牌里的一张王牌，字栏的左右上下都有四倍或者八倍的空间可以写上他的改动和修正。另外，校样不得印在普通便宜的黄兮兮的纸上，而要用白纸，以便每个印刷字母都能轮廓分明，眼睛看了不会疲劳。
现在就开始工作吧！迅速地扫上一眼——巴尔扎克拥有他笔下路易·朗贝尔的天赋，能够一目十行——，握笔的手已经怒气冲冲地挪动起来。巴尔扎克很不满意。不行，他昨天、前天写的东西，统统不行。思想模糊不清，句子乱七八糟，文体缺点累累，布局过于笨拙！一切都必须改变，变得更加优美，更加明晰，更加清楚；从墨水四溅的羽毛笔，从满纸都是裂口和删除的线条可以看出，一阵狂怒正从他心头涌起。他以骑兵发起冲锋的气势扑向这张印好的方纸。用笔像挥动佩刀砍杀，一个句子被剔了出来，抛向右边，又在左边叉起一个字，像用狮子的巨爪拽出整段整段的文字，又把另外的段落塞了进去。他作了那么多的修改，不久，给排字工人的普通指示标记已不够用。他必须发明新的符号。不久，留给修改文字的空间也嫌太窄，因为纸张边上新写的字句早已比印好的正文篇幅更大。写在上面下面左边右边，标上神秘的符号，不是删减而是增添；原本干干净净一目了然的一页，如今像蜘蛛网似的布满纵横交错、重重叠叠的线条，表示修改，改了又改，为了寻找新的空间，他就把纸翻篇，在反面继续写上增添的字句。但是这还不够！羽毛笔已找不到下笔的空间，让排字工人知道，如何排字的符号和数字已嫌不足。那就干脆拿起剪刀，把多余的几段剪掉。把没写过的稿纸拿来，这次是要小型的稿纸，以便明显有别于第一稿，用浆糊把两张纸粘在一起。开头部分插在当中，另写一个开头，就像用铁锹和锄头把整块地彻底翻了一遍。就这样，校样一层一层，手写的字夹着印好的字，标上号码，涂得面目全非，成了乱七八糟的一团，送回印刷厂，比原来的校样费解一百倍，简直不可卒读。
这样涂得面目全非的东西送到编辑部和印刷厂，大家都挤在一起哈哈大笑。最有经验的排字工人宣布“没法排！”，尽管答应给他们加倍的工钱，他们也拒绝每天给巴尔扎克干超过一个小时的活。拖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两个人学会看懂巴尔扎克的这种象形文字，然后一位特别的校对员把他们往往凭着猜测改完的校样再修改一遍。
倘若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算大功告成了，这可是天大的误会！因为到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把重新排好的校样送到巴尔扎克那里去以后，他又以同样的狂热扑向这重新印就的稿件，就像修改第一次送来的初稿一样。他又一次把全部辛辛苦苦装配起来的新稿拆散，再一次从上到下在稿纸上写下新的字句，或者进行涂改，弄得新的稿纸和旧稿一样一塌糊涂，不可卒读，退回印刷厂。就这样往往改上第三稿、第四稿、第五稿、第六稿、第七稿，只不过现在他不把整段整段的文字拆开、打乱、改变，而只是改动几行，最后只改几个字。有的作品，巴尔扎克一直改到第十五稿十六稿。算一算他在二十年里写下了七十四部长篇小说，全部短篇小说和随笔都不是一次写成，最终的作品事实上是他原本已经宏伟壮观的成就的七倍到十倍。只有这样才能想象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巴尔扎克的创造力相提并论。
无论是经济上的拮据还是出版商的请求，都不能使巴尔扎克改掉这种费钱的工作方法。出版商们时而诉诸友谊，向他发出责备；时而诉诸法律，发出控告，以此相逼，他都无动于衷。这样大动干戈地改写、补写，有十几次害得他损失掉作品的一半稿费，甚至全部稿酬。费用惊人，他得自掏腰包进行偿付。在事关最深层的艺术道德这点上，巴尔扎克态度强硬，一点也不含糊。有一次，一家报纸的主编不等这无数次修改稿的最后一稿送到，不等作者签署准予发表的指示，就擅自登载了一部长篇小说的连载，巴尔扎克就和他永远断绝一切联系。这位作家在所有的人眼里显得随随便便，极端匆忙，贪图钱财，一到事关他作品的圆满结束和他艺术家的荣誉，他便是当代文学中最认真负责、最坚忍不拔、最不会妥协、最坚毅卓绝的战士。正因为只有他知道自己付出了多少精力，作出了多少牺牲，自己如何如痴如狂地追求尽善尽美，正因为这五遍十遍改写的过程是在昏暗的实验室里完成，外人一无所知，只看见最终完成后的产品，他才十分珍爱这一次次的校样，把它们当作唯一忠实可靠的证人。这些校样是他的骄傲，主要的并不是他作为艺术家的骄傲，而是他作为劳动者，作为不知疲倦的手工业工匠的骄傲。因此每本作品他都收集了那些修改过的、变得面目全非的校样，汇集成册，第一稿、第二稿、第三稿，直到最后一稿，连同初稿装订成蔚为壮观的一卷（往往有两千页左右，而不仅是最后定稿的二百页篇幅）。就像他的榜样拿破仑，把亲王的头衔和公爵的纹章颁发给他的元帅们和最为忠心耿耿的臣仆，巴尔扎克也把他幅员辽阔的王国，《人间喜剧》的王国中的每一部手稿，当作最为珍贵的宝贝分赠友人。
“这些手稿我只赠送给爱我的人；他们见证了我的长期劳动和我向您说起过的耐心。就在这些可怕的篇页上，我度过了我漫长的夜晚。”
得到这些草稿主要部分的是德·韩斯卡夫人，还有德·卡斯特里夫人，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和他的妹妹分别得到这样一枚勋章。巴尔扎克把他的这些手稿当作勋章只颁发给少数几位亲朋好友，他们知道正确评价这些独一无二的文件。这点可以从纳戛尔大夫的回答看出。纳戛尔大夫作为医生和朋友为巴尔扎克效劳，得到了巴尔扎克的《幽谷百合》一书的手稿汇编。纳戛尔大夫写道：
“这是一些真正值得纪念的文物。有些人还深信美在艺术中能臻于尽善尽美的境地，应该让他们看一看这些文物！这对于公众多有教益，公众一直认为，精神的产品轻而易举就能获得，就能创造，就像他们读到它们时那样！我愿我的藏书柜能安置在旺多姆广场中央，以便欣赏您的天才的朋友们也的确能够高度评价，您是怀着什么样认真负责的心情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进行写作的。”
的确，除了贝多芬的速记本之外，艺术家的艰巨的斗争，再也没有在任何文件中能比在这些手稿汇编里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巴尔扎克真正原始自然的力量，他作品中的泰坦般的精力在这里可以看出，比在他的每幅肖像画里，显示得更加强烈，比他同时代人所说的一切趣事轶闻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只有看到这些手稿汇编，才能认识真正的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在他的校样上工作三四个小时，又改写，又修改。就像他自己开玩笑说的，“烹饪这种文学菜肴”，每次都占满整个上午，而且总是同样毫不停顿，总是同样顽强坚韧，就和夜里写作一样。一直到中午时分，巴尔扎克才把这一摞校样推到一边，吃点东西，一枚鸡蛋，一只奶油面包或者一块素净的点心。他天性喜欢美食，受他家乡都兰地区饮食习惯的影响，爱吃油腻结实的食品，味道浓重的肉丸子、酥脆的肥鸡、红烧肉块。他熟悉家乡的红酒白酒，犹如音乐家熟悉他的键盘，——可是在工作中，他严禁自己享用这些饮食。他知道，吃饭使人困倦，他可没有时间犯困。他不允许也不愿意自己休息。他又把圈手椅放到小书桌前，继续，继续，继续审阅校样，或者写些速写，随笔或者书信，一直继续工作，绝不停顿，绝不休息。
终于到了五点钟。巴尔扎克扔掉手里的笔，从而也把驱赶他向前挺进的皮鞭放下。够了！巴尔扎克整天没有见人，——这种情况往往持续几个礼拜——没有向窗外看过一眼，没有读过一份报纸。现在这个过分紧张的身体，这个过分发热的脑子终于可以休息。仆人端上晚餐。有时候，有位他约见的出版商或者有个朋友前来谈上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大多数情况下，就他一个人呆着，沉思默想，已在预先梦想明天该创作什么。他从不或者几乎从不出门上街。经过这样玩命似的大干一场之后，实在过于疲劳，到八点，现在别人都开始一窝蜂地出门去了，他却躺到床上，立即入睡，睡得深沉香甜，连梦也不做一个；他睡觉和他做其他事情一样：漫无节制，——比任何人都睡得更死。他睡觉是为了忘却，已经完成的所有工作不要把他从明天、后天，一直到他生命的最终时刻将要完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巴尔扎克就这样毫不中断地一周又一周、一月复一月地工作着，只要一部作品没有完成，就不让自己休息。即使工作中断，时间也总很短暂：“一仗接一仗”，一部作品接一部作品，就像一针又一针在一块其大无比的绸缎上刺绣，这块绸缎便是他的毕生著作。
“永远是同样的情况：一夜一夜地写，新作接二连三地完成！我想要建造的大厦，如此高耸，如此遥远⋯⋯”巴尔扎克发出绝望的呻吟。他常常担心这项工作耽误了真正的人生；他使劲地晃动他给自己戴上的锁链。
“一个月之内我必须完成别人整整一年或者在更长的时间里未能做完的事情。”
但是工作对于他已经变成一种强制，他已无法戒掉。
“工作中我忘记了我的痛苦；工作是我的救星。”不同种类的工作使他得以持续工作，不致中断。
“我若不写稿子，我就预想写作计划。我若不想不写，我就修改校样。这就是我的生活。”
他就一辈子脚上拴着这种工作的锁链活着。即使逃走时，锁链也紧跟着他，哐啷哐啷直响。没有一次旅行，他不带着手稿。即使在热恋中，情爱的激情也得服从这种更高的依从关系。他向德·韩斯卡夫人，向在日内瓦的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宣告他即将造访，尽管心急如焚，欲念强烈，却同时写信警告他的情人，晚上五点以前千万别去看他。一直到他不可动摇地在书桌旁工作了十二个小时或者十五个小时之后，他才属于女人。先作品，后爱情；先《人间喜剧》，后现实世界；先工作，后——或者根本就不——享乐。
只有这种狂热的劲头，这种自毁式的、偏执狂的、漫无节制的工作，才能解释他何以在还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创造出《人间喜剧》这样的奇迹。在他进行的纯粹艺术创造的工作之外，再加上实用的、私人的、商业上的写作任务，那么巴尔扎克原本就难以理解的生产能力就会变得更加难以理解。歌德或者伏尔泰手头经常有两三个秘书，便是圣·伯夫，也把全部准备工作都交给一名自己的雇员去做。但在巴尔扎克这儿，全部通信和全部生意都是他独自打理。除了在灵床上写的最后一份震撼人心的文件，由于他已没法自由运笔，他在他妻子写的信上附上这样一句：
“我已没法念书，写字。”
此外，他作品的每一页，他通信的每一行都是出自他自己的手笔。所有的合同，所有的买卖，所有的生意和采购，债据、期票，对他的控告和反控告，他都是独自料理，没有秘书，没有管家，没有顾问。他处理家里的采购，亲自找裱糊匠和供货商订货。日后甚至还出手打理德·韩斯卡夫人的财务，给她家人充当顾问。他是一个浪费精力者，漫无节制的工作者，一直达到病态反常的地步。有时他也清楚意识到，这样违反自然的自我消耗必然会导向自我毁灭。
“有时候我觉得，仿佛我的脑子发炎了，就仿佛我已命中注定，将在我理智的瓦砾堆上死去。”
这样极端疯狂地工作了两三个星期，毫不停息，足不出户，因此接着总像一次崩溃，颇为凶险。就像一个负伤的英雄，获胜之后，倒在地上。
“我白天一口气睡十八个钟头，在余下的六小时里，我什么也不干。”
巴尔扎克在漫无节制地工作之后休息，也是漫无节制。他在完成了一部作品之后，感到还有足够的精力可以纵情享乐，这同样也是漫无节制。他享受了工作的陶醉，站起身来，走出他修行的僧舍，走到人群中去，身上醉意未消；他来到社交场合，走进沙龙，几个星期没有听见别人的声音，也没听见自己的声音，他开口说话，胡说瞎吹，也不注意别人；说话犹如一股蓄积已久的洪流迸涌而出，又是嘲弄，又是欢笑，泡沫四溅，奔流向前。他在他的小说中给这些人创造百万巨款，又从另一些人那里夺走几百万，如今走进一家商店，人还停留在另一个数字世界里，便无谓地一掷千金，算也不算，数也不数。他的每一个行动，还带有小说的奇幻和夸张；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发生得痛快惬意，就像从前那些粗鲁健壮、坚强有力、生机勃勃的航海家们，一年下来没有见过陆地，没在床上睡过觉，没碰过女人，当航船历经千难万险返回故乡，他们就把鼓鼓囊囊的钱袋往桌上一扔，喝得酩酊大醉，大叫大嚷，大吵大闹，旺盛的生命力猝然爆发，把玻璃窗砸得粉碎；就像一匹纯种骏马，在马厩里站的时间太长，不是立即亮出规规矩矩的小跑步，而是立即像枚火箭腾空射出，以便舒展肌肉中蕴蓄的张力，感受自由的醉意；巴尔扎克就这样在他两次工作之间的短暂间歇之中，宣泄他的日夜煎熬的苦行，他的紧张纠结的情绪，他的深藏不露的肺腑。
这时那些渺小的纨绔子弟跑来，那些哥兹兰们，那些维尔代们，那些卑劣的新闻记者们，他们每天拿几个苏就出卖那可怜巴巴的几滴风趣，像利利普国②的小人嘲笑那个获释的巨人那样恣意嘲笑巴尔扎克。他们记下他真真假假的轶闻，拼命地把它们印刷出来，看这位伟大的巴尔扎克是个什么样的纨绔子弟啊，每个笨蛋都觉得自己比他聪明。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样漫无节制、尽情挥洒地写作之后，这样一个沉湎幻觉的人如果举止正常，反倒不正常了。如果他有条不紊地记下每个法郎的花销，像个小商贩似的把省下来的积蓄存放在四分利的养老金里；要是他方才还是一个梦幻世界的统治者、巫师和主宰，而在现实世界里却根据沙龙的时髦规则行动；倘若他的天才就寓于具有独创性的夸张手法之中，他自己却如此机敏灵巧，如此富有外交手段，如此冷静地精打细算，就和他们一样，那倒反而不正常了。只有他那巨大的身体走过时，在时代的墙壁上投下的稀奇古怪的身影，他们可以用漫画的方法加以描绘。巴尔扎克真正的品质，他同时代人谁也弄不清楚。因为就像童话中的鬼魂，只有一小时时间，可以像影子似的掠过不属于他们的大地，那么巴尔扎克也只能得到短促的自由呼吸，他一而再地得重新返回他工作的囚牢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