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传》第六章：巴尔扎克和拿破仑

他用剑开创的事业，
我将用笔完成。

碰到这样彻底的崩溃，大家都以为如花似锦的美好希望全都破灭成为瓦砾，这个鲁莽冒失的投机分子的自信心，也会埋葬在这废墟下面。可是在头上的屋宇轰然坍塌之时，巴尔扎克只感到一点：他又重获自由，又可以重新开始。他从父亲那里继承到的，也许是从世世代代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农民那里继承得来的强大生命力，丝毫也没有被这场灾难所触动。他根本想也不想捶胸顿足地径自追悔失去的钱财。说到底，他输掉的并不是他自己的钱。由于债台高筑，欠债一辈子对他而言只是一个不现实的概念，就像他预计可以获得的财产。没有哪一次失败能够动摇他那强劲有力的乐观主义。别人、更加软弱的人永远折断脊梁的沉重打击，未必能擦伤这位意志坚强的巨人的皮肤。
“在我一生中所有的阶段，我觉得我的勇气都比我的不幸更占优势。”
反正在破产后的第一时间，似乎为了照顾颜面，最好还是要避一避风头。再说，巴尔扎克也有重要的原因，不让债权人知道他的住处，免得他们充当不速之客。就像他非常喜欢的詹姆斯·库柏①的某本小说中的美国“红人”那样，巴尔扎克也巧施计策，消除自己的足迹。既然他由于职业，也由于德·贝尔尼夫人的缘故要留在巴黎，就必须经常变换寓所，让警察无从知道他的住处。
巴尔扎克找到的第一个藏身之地是亨利·拉都施的家。最近几个月，他和拉都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拉都施由于在巴黎报业界八面玲珑，人缘较好，对这位年轻一些、还籍籍无名的巴尔扎克扮演某种保护人的角色。他具有某些女性的特点，更有接受能力和识别能力，不大有独创性，像一切半吊子天才一样，在他成功的年头和蔼可亲，讨人喜欢，后来不成功时便愤世嫉俗，与世隔绝。就是他的这种发现别人天才的特别嗅觉使得他，这位比较缺乏天才的人，能够攀附别人而永垂不朽。安德列·谢尼埃①的嫉妒成性的弟弟把他的诗歌藏在书桌里达二十五年之久。拉都施的功绩是为后世挽救了谢尼埃的诗歌。尽管拉都施自己没有写过一首值得一提的诗歌，但是法国抒情诗最美丽的诗歌中，有几首玛色琳娜·德斯波尔德—瓦尔莫尔②笔下奇妙的诗篇，都算是他的作品。他曾是这位女诗人的不忠的情人。同样说明亨利·拉都施嗅觉灵敏善于识人的是，他友好地接待了这位破产的搞印刷厂的投机分子，尽管此人年近三十还没有写出过一行被人肯定的文字，亨利·拉都施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热情地鼓励和提醒此人，再搞文学碰碰运气。
当然，叫巴尔扎克长期躲在这个同伴家里，他受不了。这个朋友亲切友好，可是非常饶舌。巴尔扎克工作不分白天黑夜，不愿受到干扰，也不稍事休息，需要与世隔绝，有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单间，再小也无所谓。他的妹妹和妹夫，为了让这个被人追逼的哥哥能够得到东山再起所需要的这些许安宁，把他们的姓氏苏尔维耶供他使用，因为他若用自己的姓名租赁一套住宅，那么从早到晚门铃就会响个不停，债主、信使和法庭执行官就会蜂拥而至。于是在1828年3月，一位完全陌生的苏尔维耶先生在卡西尼大街租了一幢小亭屋。这儿从此有九年之久成为巴尔扎克的大本营，他将用成千上万个梦想出来的人物，来住满屋里的四五个房间。
这条卡西尼大街的位置有许多优点。这是小人物聚居的一条郊区街道，没人想到这里会住着一位作家。它挨近天文台，已经处在城市的最外围。
“这已不再是真正的巴黎，可是还属于巴黎。广场、大街、林荫大道，城防工事、花园、繁华大街、乡间道路，这个地区都有那么一些。几乎已是外省，可还依旧是首都；什么都沾一点，可是归根结底什么也都不是，它实际上是一片荒野。”
像强盗骑士从他占据的城堡飞马下山，巴尔扎克也可以在夜里从这里把“我想要征服的巴黎踩在脚下”，另一方面，他又可以把吊桥高高拉起，这样不受欢迎的来客就无法向他发动突然袭击。知道他这秘密住处的只有他的朋友，画家奥古斯特·波尔谢，住在亭屋的底层。他永久的恋人德·贝尔尼夫人，在选择这套住宅时也在场出谋划策。因为这套住宅不仅拐个弯就到夫人自己的住宅，而且还有一个特别讨人喜欢的地方：后面有座狭窄的梯子，从花园经过一扇裱糊过的暗门，一直通到巴尔扎克的卧室里。这样，夫人前来造访的次数再频繁也不至于有损她的清誉。
这个住宅如果和勒斯蒂尼耶哀尔大街的寓所相比，其实只是租金昂贵而已。那个斗室一年租金只是六十法郎，而这些小房间，沙龙、书房和卧室，加上一间小巧玲珑讨人喜欢的浴室，全年租金则是四百法郎。但是巴尔扎克拥有危险的本领，会把便宜的东西弄得昂贵起来。他刚租下一套住宅，名字还是用的别人的，就忍不住要进行豪华装修了。就和一生经常负债累累的理查·瓦格纳一样，巴尔扎克在为创造一笔财产而写作时，也渴望预先享受到身边奢侈的生活。瓦格纳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招来裱糊匠，安装丝绒的窗帘，糊墙的绸缎，又重又厚的地毯，以便使自己进入情绪之中；巴尔扎克为了装饰他写作时用的僧侣似的斗室，也需要一个华丽的、超级华丽的环境，装饰过度，其实品味不高，这点也像瓦格纳。布置家具是他毕生的嗜好，就像他总把建筑师、裱糊匠、裁缝、收藏家的知识综合用于描绘房间、屋宇、府邸的各种细节，以便形象具体地看见自己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他也需要为自己营造一个具有个人风格的氛围。目前暂时还不像日后那样摆满昂贵之物。还不是意大利的青铜器皿，纯金的鼻烟壶，缀了贵族纹章的豪华马车，以及一切奢侈炫富的高雅饰物；为了求得这些东西，他将在今后二十年牺牲夜里的睡眠和良好的健康。在卡西尼大街，起先只有一些小小的多余的物品。巴尔扎克暂时还只是在一切旧货店、古董店里淘宝，为了买下完全没有必要的装饰品，立地座钟啦，餐桌烛台啦，小型塑像啦，还有一些女人气十足的玩意儿来配他买的几件家具，其它的家具是他瞒着债权人从沼泽路偷运出来的。除了他的父母之外，现在他的朋友拉都施也觉得巴尔扎克囊中空空如也，却对这些玩意儿表现出娘娘腔的喜爱，实属荒谬：
“您总是依然故我：您选择了卡西尼大街当作您的住地，可是根本就不住在那里。您到处转悠，就是不到您可以做有用的事并能以此为生的地方去。您心心念念总惦记着地毯、红木柜子，惦记着其实不必装帧得如此精美的图书，惦记着纯属多余的座钟和铜版画。您让我满巴黎地寻找烛台，它的烛光永远也不会照亮您，而您的口袋里却连几个铜板也没有，您都没法去探望一个生病朋友。”
但是这种外在的多余之物，也许巴尔扎克觉得是必要的，适合他内心的充溢富足。书房依然像个僧舍，而且以后永远保持这样：一张小书桌，他怀着迷信的心情对它十分依恋，每次搬家都把它从一个寓所搬到另一个寓所。点蜡烛的烛台（巴尔扎克主要是在夜里工作），盛放纸张和手稿的柜子。但是客厅得华丽撩人，浴室更得挑起情欲。等他从他阴暗的僧人斗室，从他写作时的苦行僧似的白日梦中出来，他愿意感到身边有温暖的肉感的色调包围着他。柔软的丝绸，金色的云霞从财富的天庭落下，有一些超乎寻常、超乎市民阶层的东西弥漫四周，不致使他过于突兀地在另一个现实世界中醒来。
可是巴尔扎克从什么地方去弄钱来购买这些东西？他毫无进账，只有六万法郎的债务，光是利息每年就是六千法郎。他当时在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钱还不够花，自己擦洗房间，自己走六条街去拎水，只是为了省下给挑水夫的一个苏。他怎么能在现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除了必要的物品之外，突然能够购置这些多余的东西。他那些小说中的主人公，马尔赛尔们，拉斯蒂涅们，他的麦尔卡德们①将为他的这种荒谬矛盾的行径作出解释。他们将不下十余次为以下的论点辩护：没有欠债或者欠债不多，使人节省度日；债台高筑则使人挥霍无度。住在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每月靠一百法郎度日，巴尔扎克每花一个法郎都要思考再三。举债六万法郎，这对他可是个天文数字，那么喜欢的书是用细棉布还是用摩洛哥羊皮包装，是还掉几百法郎的债务还是再多几千法郎欠款，倒反而无所谓了。他的主人公们这样论述，巴尔扎克也这样生活，这样论述：——要么熬过这一关，一举成名，或者娶上一个有钱的女人，或者在交易上赚它一笔，——那么一切全都贏了回来。要么遭到失败，那么债权人对于多那么一点债务也不会特別感觉得到。可是奥诺雷·巴尔扎克下定决心，绝不失败。他知道，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不要再为匿名的小打小闹上那点菲薄的稿酬和转瞬即逝的胜利，而要为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而斗争。在他那窄小的、寒修的工作室里，壁炉台上只放着一尊拿破仑的石膏像。是什么人送给他的，或许是他自己在什么地方选得的。巴尔扎克感到这位世界征服者的目光犹如向他提出挑战。为了激励自己到极点，巴尔扎克取来一张纸条——在上面写道：
“他用剑开创的事业，我将用笔完成。”
他把这张纸条贴在石膏像的底座上，让它时时刻刻在他面前激励他，提醒他要甘冒最大的危险，千万不要落在这个世纪最杰出的伟人后面。这位伟人当年在巴黎也曾经呆在一间狭窄的斗室里年复一年地等待着，直到他單凭手中的宝剑变成时代的主人。奥诺雷·巴尔扎克也抱着同样坚定的决心坐在桌旁，用手里的羽毛笔作为武器，几令未曾写过的白纸作为彈药，为自己去征服全世界。

比起十九岁的巴尔扎克来，二十九岁的巴尔扎克拥有巨大的优越性，这就是他现在知道，他能干些什么，他想干些什么。只有在激烈的鏖战之中他才感到他的力量，同时认识到取得突破性成功必须具备的不可更改的先决条件，那就是将意志集中在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上。只有这样，意志才能创造奇迹，只要意志不是搖摆不定，不是四下分散。只有偏执狂，只有献身于一种激情——巴尔扎克在他的作品里，以无数的变奏，演绎了他心理学的这种“基本思想”——，力量才能产生，并且势不可挡地得以贯彻。现在时过境迁，他心里才明白他经商失利的错误和原因；他不是全心全意地在经商，他并没有怀着一个真正商人的热切欲念，追逐着每一个苏和每一张订单。经商的同时他还在写作，还在读书，并没有把他身上的每根神经，他脑子里的每个思想都汇集到他的企业，他的印刷厂上。他现在再一次尝试搞文学创作，那他必须比以往更加激情如炽，更加干劲充沛。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写了无数匿名的习作，他的手已经训练有素，他和现实生活已经有了千万种的接触，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对他们进行过观察，并且切身体验了现实生活中各式各样的矛盾冲突、紧张关系。他有了足够的素材，可以供他一生写作。他作为学徒伺候过上百个主人，领教过时时刻刻的生活所需。现在，年近三十，学徒生涯已经结束，他把全部意志倾注到作品中去。这样，他就可以成为他自己的主人。
巴尔扎克下定决心以真实姓名发表新作，以此表示他对自己、对他自己的作品负责的决心。只要他躲在笔名假名之后，别无所图，一心只想尽快地涂满许多稿纸，交出畅销的作品，以便尽快地捞到稿费，他就可以漫不经心，草率从事。这些瞎七搭八快速拼凑出来的作品带来的一切褒贬，都属于一位臆造出来的圣—俄班先生或者维埃勒尔格莱先生。可是这一次，他要突出奥诺雷·巴尔扎克的品牌，那就需要“突破”，要从挤得密密麻麻的写手和铺天盖地的书堆里脱颖而出。他不愿意再和那些舞文弄墨的小人混为一谈，他们以安娜·拉特克利夫小姐的文体，撰写阴谋诡计的长篇小说和历史题材的拙劣故事。1828年的巴尔扎克下定决心，显出真相，大步上场，与撰写历史小说最为成功最负盛名的瓦尔特·司各特竞技搏斗，夺取胜利，不仅赶上，还要超越这位作家。巴尔扎克用此书的前言作为号角，宣布这场竞技就此开始：
“本书作者无意采用这样一种表述方法，也就是干巴巴地罗列各种事实，逐步展开情节，就像展示一具骷髅骨架，上面的骨头全都仔仔细细地标好了数字。我们今天必须把掀开的史书昭告我们的伟大教训，以众人皆能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若干年来，一些才气横溢的作家都遵循这种写作方法，本书作者属于他们之列。他试图在这本书里再现一个时代的精神，把一个事件说得栩栩如生。他宁可发表生动的演说，不愿仅仅做个记录，宁可描绘战役本身，而不是写一份关于战役的报告，不是平铺直叙地讲述故事，而是选择富有戏剧性的情节。”

巴尔扎克青年时代过早地写出《克伦威尔》这一习作之后，他第一次给自己确立了一项任务，向自己的全部力量提出了挑战。世界不久将惊讶地获悉，他是以何等紧张强劲的声势把他的全部力量释放出来。
巴尔扎克早就为他第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准备好了题材。在他不计其数的稿纸中，为一部叫《勇士们》的小说写了一些提纲。小说要描述旺代地方起义反抗法兰西共和国的一桩插曲。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那些匿名劣作中的一部以西班牙为背景的小说准备了一些插曲。多亏他的责任感大大提高，他已认识到，在从前写出来的历史小说中，历史文献的成分多么不符事实，多么残缺不全。谁若想接近现实，不能仅仅在人物四周安置一些描画出来的布景，必须看到周围环境真实可信，栩栩如生。要是他先前瞎写了一本中世纪题材的长篇小说，充其量只有几位教授或专家发现他离谱之处。可是旺代的斗争从时间上看还相距不远，还有几百名目击证人都还健在，他们亲自在蓝军①的连队里或者在卡杜达尔②率领的农民军中作过战。所以这次巴尔扎克的准备工作彻底认真。他从各个图书馆里借来同时代人的回忆录，研究军事报告，抄录了大量的节选。他第一次发现，恰巧是这些不起眼的、真实可信的细节使得恢宏的长篇小说生动活泼，令人信服，而不是那些肤浅轻率、从别人那里偷学来的描摹壁画的笔触。没有真实内容，不是真实可信，艺术不可能产生；不和直接的周边环境紧密相联，不和大地、风景、环境，不和他们时代的特殊空气联系起来予以表现，人物永远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随着这第一部真正个人的作品产生，巴尔扎克开始变成了现实主义者。

有两三个月之久，巴尔扎克进行阅读、研究；他查遍了一切能够弄到的回忆录，弄来各种地图，以便尽可能精准地确定部队的运动和每一个个别的军事插曲。但是没有一篇印刷出来的文章本身能向这位最伟大的施展想象力的天才提供直接感性的体验。巴尔扎克不久认识到，为了能够正确地描写德·韦尔奈伊小姐的行程，他得像他的女主人公那样，乘坐同样的旅行马车走完这段路。只有把他也许激越夸大的幻象和现实相比较，这才能再现空气、氛围和生动活泼的景色。
说来也真是幸运已极。那些参加攻击舒昂党人战役的共和国老战士中的一员，一位退休将军正好生活在当时的战争地区福盖尔。这位德·波麦累尔男爵和巴尔扎克家是世交。这样绝无仅有的关系，巴尔扎克必须充分利用，即使得借来盘缠或者不得不用不可见人的工作弄到旅费（即便是考证缜密的巴尔扎克学的学者也弄不清楚，巴尔扎克在进行他真正的写作之余，还干了多少这种见不得人的粗制滥造的工作）。他以强劲激烈的坦诚口气向德·波麦累尔男爵表示歉意，他实在囊中羞涩，不得不请求男爵邀他作客。波麦累尔男爵也许呆在他偏僻地区的小窝里实在感到百无聊赖，像每一个年老的军人一样，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愿意满怀激情、极为关注地倾听他讲述他那早已湮没无闻的征战事迹，喜不自胜，便立即回信，邀巴尔扎克前去造访。
这位二十九岁的年轻人也没多少随身行李，附庸高雅讲派头的虚荣心还没像日后那样，迫使巴尔扎克在一百三十件西装背心当中挑选出最华丽、最昂贵的一件。他还没有乘坐自己的豪华马车，在一名身穿号衣的仆人陪同下出行。一个衣着极为朴素，甚至可说寒酸，丝毫也不引人注目的年轻人爬上了公共邮车最便宜的座位。即便是乘坐驿车这点奢侈他也不能全程享受。为了省钱，最后一段路他只好挪动两条短腿，步行前进。在这军用公路上行军可一点也不可能使这位年轻作家本来就不甚光鲜的服装增光添彩。他大汗淋漓满身尘土地到德·波麦累尔将军的寓所前敲门时，人家起先还当他是个流浪汉。可是等他走进屋来，这个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年轻人顿时感到幸运舒适，终于找到安憩之地，有张床，有丰盛伙食让他度过几周或者几个月，这时，那令人难堪的最初印象就此消失。德·波麦累尔夫人后来描绘了他们的初次见面，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形象生动的图画，让我们看到年轻的巴尔扎克当时的目光、言谈和举止散发出来的蓬勃朝气。

“他是个小个子的年轻人，腰围较大，因为衣裳剪裁不好，因而腰身更显突出。他的帽子丑陋不堪，不过等他摘掉帽子，由于他的面部表情，其余一切全都消失。我只看见他的脸。谁若没有看见过他，就无法想象他的额头长得如何，他有一双什么样的眼睛！额头宽阔，似乎被一道闪电照亮；金褐色的眼睛，表情丰富，就和他说的话一样。鼻子肥厚、方正，嘴巴挺大，总漾着笑意，尽管牙齿并不整齐。口髭浓密，头发很长，梳向脑后，垂落肩上。他当时，特别在他访问我们时，总的说来，还算清瘦，给我们留下饿了很久的印象。
他整个态度，一举一动，说话的样子，都充满了好心善意，天真坦诚，一看见他，就不得不喜欢他。但是他最为突出的特点乃是时时刻刻情绪欢快。这种好心情如此强烈，竟使别人受到感染。”

他被主人喂养得很好。一直到他回到巴黎几周之后，才失去他“发福的身躯和新鲜的脸色”。
不是按照预定的计划作客两周，而是呆了整整两个月。他听将军讲述，走遍整个地区，时而写作，时而做些笔记。他忘记了巴黎，忘记了他的朋友们，甚至忘记了德·贝尔尼夫人。他曾庄严地向夫人允诺，把他每天获得的印象写成日记，邮寄给她。他如痴如狂，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地生活着，这将是他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一切都是为了写作。几周之后，他已经可以把长篇小说完成的一大部分呈送给在巴黎的拉都施。
拉都施具有探测别人天才的本能，这是他唯一的天才。他立刻感觉到巴尔扎克是个开始脱颖而出的伟大作家。他的信心不论如何真诚，如何坚定，可惜只是以物质的形式表现出来。他决定把“赌注”押在文坛未来的宠儿巴尔扎克身上。他知道巴尔扎克的窘境，便向巴尔扎克提供一千法郎来取得这部根本还没完成的长篇小说的出版权。巴尔扎克别无选择。尽管他用从前那些毫不费劲信笔乱涂的产品也捞到过一千五百甚至两千法郎的进账，仍然难以抗拒这一千法郎的现金。这笔买卖成交，而友谊照例就此毁掉。拉都施从巴尔扎克那里得到一个不愉快的意外经历。他习惯于把巴尔扎克视为一个巴结的快手，会准时提供预先商妥的一定数量的凶杀、下毒、感伤的对话，一天也不耽搁，可是让他恼火的是，他发现这一次巴尔扎克得让他催促再三，不到自己内心深处对作品满意的程度，绝不交出手稿。并且新的延宕立刻开始；刚把书稿从巴尔扎克手里夺走，送到印刷厂去，印出来的校样又改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不得不重新排版。拉都施火冒三丈。这样没完没了的修改，时间、金钱全都损失。拉都施并不是最后一个为此叫苦连天的出版商。可是巴尔扎克不再容忍别人催促，他不再是从前那个通俗小说的炮制者。艺术家的责任感使他改弦更张。他第一次感到，他对奥诺雷·巴尔扎克这个名字负有多大责任。他已下定决心，要使这个名字永垂不朽。他一生对于自己物质上的债务并不忐忑不安，可是他觉得自己对艺术家的名字负有不可动摇的责任。

1829年3月中旬，《最后一个舒昂党人或布列塔涅在1800年》一书终于出版：以奥诺雷·巴尔扎克的名字——这就是说，还没有用“德·巴尔扎克”的名字。此书并非真正的成功，这样说不能说不公正，——全书共四卷，在出版商卡耐尔处出版。小说的开始和布局第一次表现出一位伟大的叙事作家的神来之笔，风景展现得妙不可言，所有的军事场景描绘得气势雄浑，层次分明。于洛将军和奸细科朗坦的形象一望而知，是直接根据生活临摹出来的。对政治背景的感悟，日后将把不可比拟的时代特色赋予他的小说，在本书中把一直使巴尔扎克感到痴迷的富歇的形象从阴影之中刨了出来。拿破仑的这个最坚强的对手富歇一辈子都善于隐藏在阴影之中，只有这本书真正的阴谋令人怀疑，暴露了它的起源来自通俗小说。
德·韦尔耐伊小姐，是从匿名的垃圾小说《吉他手》移植过来的人物。这是巴尔扎克在几年前为他见不得人的老板炮制的一部长篇小说。德·韦尔耐伊小姐这个人物在任何场景中都显得极不真实极不可信。尽管拉都施和巴尔扎克百般煽动，巴黎评论界的态度始终不温不火，他们指出这部小说的文体“潦草轻率”，巴尔扎克自己也不得不认识到，常年漫不经心地信笔涂鸦，已经使他的写作不甚严谨。又过了五年，等他竭尽可能认真细心地为此书的新版改进了他的文体之后，把“修改后的这本旧书”寄给杰拉尔男爵②，并在给后者的信中写道：“我可以为所欲为——我怕，这只初学者的手，总会叫人认出。”法国公众对于这位新出现的法国瓦尔特·司各特或者詹姆斯·库柏，也并不怎么特别热情。这本小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年之内才卖掉四百四十五本。过早信任巴尔扎克的人，又一次不得不为对他的信任蒙受重大损失。
一次突然的机遇，弥补了这次失败。巴尔扎克还在写作《舒昂党人》时，出版商勒瓦色前来找他。这位出版商很高兴打听到巴尔扎克的住处，相当急切地提醒巴尔扎克，他在一年前曾经预付过二百法郎，约请巴尔扎克撰写一本《商人手册》。这是巴尔扎克当年在手头拮据时答应撰写的一篇指南。巴尔扎克早已把这项协议忘得一干二净，而勒瓦色却坚持自己的权利。巴尔扎克很不高兴，出版商这样打断他的工作，让他在创作一本他认真对待的长篇小说之时，去生产这么一本轻松随意的应景之作，便向他的债权人提出下面的建议：在他的那些旧稿之中还有一篇别的指南，《婚姻指南》，这是他当年在经营印刷厂时，甚至都已经采用《婚姻生理学》的书名开始排印的一部作品。倘若勒瓦色同意，他愿意为他改写这本旧作，来抵销他所欠的《商人手册》的债务。勒瓦色大概也看到，要想从这个不名一文的穷光蛋身上榨出现款来毫无指望，也就表示同意。
巴尔扎克便动手工作，从旧稿里采用的，只是很小一部分。巴尔扎克在这些年里读了不少拉伯雷的作品，他现在不再沿用从前的榜样斯特恩①的冷面风趣，而是将热情和活力带入了自己的语言。他的女友德·贝尔尼，还有他的一位新交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都向他提供了若干趣事轶闻。于是在紧迫之中，也多亏这种紧迫，产生了一部光彩夺目、绝顶聪明、委婉灵活的著作，以它放肆大胆的自相矛盾，讨人喜欢的玩世不恭，幽默风趣的怀疑态度刺激人们进行讨论。这种迅速展开的——情绪有好有坏的——讨论，使这本书一炮打响。特别是那些妇女，日后变成巴尔扎克最为坚决的旗手。她们既受到激怒，也感到逗乐。她们用甜丝丝的或者酸溜溜的信件作为回答，她们热情洋溢或者连声抱怨，反正以后几个礼拜在所有的沙龙里都只是谈论这本著作。巴尔扎克还没有脱颖而出，还没有远近驰名，但是有一点是做到了：巴黎开始对这个青年作家，对这位巴尔扎克先生感到好奇。人们向他发出邀请，他得到裁缝那里去定做体面的服装和华丽的背心。德·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把他介绍给德·雷加米埃夫人。这位夫人的沙龙在当时可是时尚的文学作品的交易所。莎菲夫人①和黛尔菲娜·盖夫人的沙龙则成为与之竞争的商行，在这里巴尔扎克认识了那些业已享有盛名的同行，维克多·雨果，拉马丁，儒勒·雅宁。现在只需要再做一次最后的努力，他向生活提出的第二个愿望也就实现了，不仅为人所爱，也名满天下。

道路还没有畅通，但是堤坝已打破一个缺口。现在巴尔扎克宏大的创造力挟着阻拦已久的洪流的全部力量奔泻而下，犹如飞瀑。巴黎觉察到这位年轻作家的灵活多变，他能同时在同一个炉灶里烘制出历史长篇小说这样结结实实的一道菜肴和一块像《婚姻生理学》那样的酥皮馅饼，这位作家“被成功和众多订单几乎弄得像个白痴”。但是向巴尔扎克下定单的人自己也难以预料，这位新发现的多面手艺术家究竟能提供多少产品，能在多少方面提供产品，他对这第一声还根本不算急切的召唤会以雷鸣般的声响作出什么惊人的回答。
在1830和1831这两年，巴尔扎克刚有一点名气。他发表的中篇小说、小型长篇小说、报刊文章、聊闲随笔、短篇小说、副刊小品文、政治观感，在文学的编年史上是从无先例的。把已确认是他写的1830年的七十篇作品（大概他还附带用笔名发表了另外一些作品）和1831的七十五篇作品加在一起，那他差不多每天得写一张印刷纸，即十六页，他修改的校样还不计算在内。没有一份刊物，没有一份杂志，没有一份报纸，你不会突然在上面发现他的名字。他为《盗贼》《侧影》《漫画》《时尚》《巴黎周报》和其他几十种五花八门的出版物撰稿。他还以往日撰写各种《指南》时的小品文风格闲聊起《穿着打扮的哲学》和《美食心理学》来。今天撰文谈论拿破仑，明天又谈论《从手套研究风习历史》。他摇身一变，作为哲学家发表关于《圣西门主义和圣西门主义者》的观感，或者发表《我的小市民观点》，研究《踢踏舞者》或者《银行家》，嘲笑《一种煽动暴乱的方式方法》，然后又回过头来讲述《一只香槟酒瓶的道德观感》或者《雪茄烟的生理学》。
这种机智善变、风趣幽默本身，在巴黎的新闻界并不引人注目。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烟花爆竹燃放的同时居然会有完美的杰作诞生，起先只不过是些小型的杰作，尽管和那些短命出版物一样，是一夜之间一气呵成，却光荣地熬过了一个世纪，没有被人遗忘。《沙漠里的爱情》《恐怖时期的一段插曲》《刽子手》《萨拉金》，一下子就显示出这个迄今为止一直籍籍无名的作家是个小型艺术的无可超越的大师。巴尔扎克越往前走，越发现他自己的才能。“Vires acquirit eundo”：随行聚力，他的力量在前进中增长。用《妇女研究》《三十岁的女人》《家庭的和睦》这几篇巴黎社会的类型图画，他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典型，“无人理解的女人”这一典型。她们在婚姻中发现自己所有的期待和梦想全都破灭，丈夫漠不关心，态度冷漠，使她们日益憔悴委顿，犹如身患一种神秘的疾病。这些小说还充满了多愁善感的情调，我们今天觉得它们缺乏现实主义和实实在在的真实性，有点像是喷了香水的假花，可在当时却赢得了一批热情洋溢的公众。因为在法兰西，在世界上，有成千上万、几十万之多的妇女觉得自己被人误解，深感失望。她们发现巴尔扎克就是一位医生，他第一个给她们这种疾病取了一个名字。这位医生原谅她们的每一次失足，只要这是因为爱情的缘故而失足。他敢于说出，不仅是“三十岁的女人”，也有“四十岁的女人”，正因为她们知晓一切，理解一切，所以拥有恋爱的最高权利。于是她们觉得巴尔扎克比任何人都更加理解她们。他成了她们的辩护律师，为她们的每次失足进行辩护，反抗国家的法律和市民的道德。无数的德·哀格勒蒙夫人①在他笔下的理想化场景中发现了自己。他的《私人生活场景》这一系列于1830年4月出版，不仅在法国，也在意大利、波兰、俄罗斯被人同样热情满怀地阅读，用“三十岁的女人”这个词，他向全世界宣告了女人新的恋爱年龄。
妇女公众在巴尔扎克笔下心爱的女主人公身上同情的永远只是她们自己，可是有一个比这些女性公众的自恋倾向更高的机构对于这位作家的多姿多态和强劲精力想必也惊讶不已。他像狮子似地一跃，跳出通俗文学的暗铁笼，登上了真正文学的竞技场。就描述力的凝练简洁而言，整整一代业已享有盛名的作家根本拿不出能和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红房子旅馆》比肩的作品；而在《玄妙的杰作》中，巴尔扎克首先以他天才的广度令人惊讶之后，又展现出他天才的全部深度。恰好是艺术家们感到，艺术的最为内在的秘密，那完成作品的欲望，从来也不是以同样的狂热一直向上推至悲剧的高度。巴尔扎克天才的十个、十五个侧面，各自都开始在狭小的局限的平面上反射出一些内在的光芒，但是巴尔扎克的水平仪将永远只是他的宽阔，他的丰满，他的多姿多彩。只有当他的全部力量凝聚起来，才能产生他整个的、无法衡量的尺度。
巴尔扎克在他第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驴皮记》里第一次让人看到他的尺寸。因为他在书中展现了他未来的目的：把长篇小说当作整个社会的横断面，切入社会的上层和底层，贫穷和财富，匮乏和挥霍，天才和布尔乔亚，孤独的巴黎和沙龙的巴黎，金钱的势力和无力。这位伟大的观察家和思想犀利的评论家开始不由自主地把真实情况强加给这位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者。在《驴皮记》里，计划依然是浪漫的，在1830年的巴黎让一个一千零一夜的东方童话得以实现。也许书中人物也还是浪漫的，那个只爱奢侈，不爱爱情的冷酷的伯爵夫人费多拉，她的对立面鲍丽娜，那个拥有不可限量的利他主义的爱情能力的使女。但是描写酒神节的真实笔触，使他同时代人瞠目结舌。对大学生年代的描述也直接取自巴尔扎克自己的生活经历。医生们的讨论，高利贷者的哲学并不再是沙龙里的谈话，而是用话语塑造的、提炼出来的人物性格。经过十年徒劳无功的摸索和探寻，巴尔扎克发现了他真正的职业：作为他自己时代的历史学家，那个叫做巴黎，叫做法兰西，叫做世界的大怪物的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画家和医生，法官和诗人。如果说他的第一个发现是他无比强大的劳动力，那么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发现乃是投入这一力量的目的。发现这个目的，巴尔扎克也就找到了他自己。迄今为止，巴尔扎克只感到一种凝聚在他身上蓄势待发的力量，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最后将把他拔地而起，抛进宇宙的轨道，远远凌驾于熙熙攘攘乌黑一片的同时代人之上。
“有些使命，你不得不遵循，不知道一股什么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我前进，迎着荣誉和权力前进。”
歌德即使在《维特》和《葛兹·封·贝利兴根》大获成功后，也还不敢认为自己真正的、唯一的天才乃是文学。巴尔扎克一直到发表《驴皮记》，甚至在这之后也同样不能确信，文学是他真正的天职。巴尔扎克实际上属于那些不论选择什么形式都能才气横溢的伟大天才。可以想象，他会成为第二个米拉波，成为一个塔列朗，成为第二个拿破仑，成为一个伟大的裁缝，成为绘画商人之王，成为一切投机商人的大师，因此他在青年时代也丝毫没有感到，文学是他天才的特点。戈蒂叶非常了解巴尔扎克，他这样说巴尔扎克也许并不是没有道理：
“他其实并不具有文学天才。在他身上，思想和形式之间豁开一道深沟。他自己也极其怀疑，特别在他起步之初，是否能越过这道裂口。”
文学创作对他而言，既非必要，他也并不感到这是一种使命。他只把写作看作他贯彻个人意志、通过金钱和荣誉去统治世界的诸多可能性之一。
“他想成为一个伟人，他是通过不断释放他那比电流更强的力量来达到他的目的。”
他真正的天才寓于他的意志之中，这个意志恰好在文学的材料中得到宣泄，可以随意称之为机缘凑巧或者天意使然。他最初发表的几本书已经在世界各地有人阅读，甚至八十一岁高龄的歌德也在和爱克曼谈话时对这位出类拔萃的天才表示善意的惊讶。各种报纸杂志设法以最高的稿酬引诱他。这位一年前还被人蔑视为苦力的人这样写道：
“一张邮票，一张公共驿车的车票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笔惊人的支出，我不出门，为了爱惜我的衣服。”
巴尔扎克自己还不确信，他有足够的天才来充当作家。他还没有把文学看成是他脱颖而出唯一必要的可能性，而只是不同的可能性当中的一种。
“我迟早将挣得一笔财产：成为作家，从政，当记者，通过结婚还是经商发笔横财。”
1832年，他还这样写信给他母亲。有段时间，政治对他发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利用此刻有利的局面，把他身上感到的驾驭人的力量更加迅速地贯彻下去，这样是不是更好？1830年的“七月革命”把统治权又还给了市民。现在这个干劲十足的年轻人可有了用武之地。一个国会议员现在不难青云直上，犹如在拿破仑时代一个二十五岁、三十岁的上校一样容易发迹。有一段时间，巴尔扎克几乎已经决定为了政治而放弃文学。他投身到“政治激情的狂风暴雨的领域之中”，试图让人在康柏莱和富热尔两地提名他为议员，只是为了在手里掌握权力之舵，站在一个负责任的、领导的位子上，“过自己这个时代的生活”。倘若选民们表现得更卖力气一点，也许巴尔扎克的野心和天才就走上了另一条轨道。他也许就替代梯也尔成为法兰西的政治领袖，甚至变成一个新的拿破仑。
幸亏这两个地方的选民确定了另外的候选人，那么现在就只有另一个危险了，那就是他可能找到“一个妻子和一笔财产”，可能找到一个他一生都在寻找的“非常富有的寡妇”。假若这样的话，那么巴尔扎克将作为一个纵情享乐者，而不是拼命工作者出现，因为——这点他还不知道——为了要从他身上榨取惊世骇俗的巨大成就，惊人的巨大压力十分必要。为了一个富孀拥有的三万、五万法郎的年金，巴尔扎克就不会把自己用铁链牢牢地拴在写作这一苦役船上，而是随时随地甚至在他享有最高荣誉的时候，会把自己出卖给市民阶级舒适惬意的命运。
巴尔扎克向他的女友茹尔玛·卡罗承认：“我很容易限于家居的幸福之中”。这个永远受到追逼的作家向女友描写他的幻梦：“生活在乡间，完全凭着自己兴之所至，懒洋洋地，时而提笔写作一本书。”
但是命运比巴尔扎克最内在的愿望要智慧得多，它不让巴尔扎克这样匆匆忙忙地适可而止，它对巴尔扎克要求更多。命运封死了这位有从政之心的思想家在部长的位置上糟蹋他天才的可能性，不让商人巴尔扎克有机会通过投机捞得梦寐以求的大笔财产，命运把巴尔扎克追求的一切富孀，全都从他路上扫清，命运让巴尔扎克起先对新闻界的强烈激情变成对一切新闻报导全都感到厌恶和恶心，就为了把他从新闻界赶回去，把他牢牢地拴在书桌上。从书桌出发，巴尔扎克的天才不仅可以控制议会、交易所、时髦奢华生活的各个领域，还能掌握整个世界。命运像个捕快，毫不仁慈地把巴尔扎克，把这个原来是极度贪恋人生，无限渴求爱情、权力和自由的人，一而再地赶回到他工作的斗室里去。命运使每次逃离都遭到失败，巴尔扎克每次设法逃走，命运都把重量加倍的铁链拴在他的身上。在取得第一个荣誉之际，巴尔扎克想必已经有一种朦胧的预感，他接受他的任务时，也接受了一个什么样的重负，一项什么样折磨人的工作啊。他奋力反抗，他试图逃离这项任务，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渴望着出现奇迹，把他一下子救出这个牢狱。他一直梦想着大大地投机一把，梦想着一个富婆，梦想着神秘的时来运转。既然上天没有赐给巴尔扎克这样逃避的机会，既然上天让他进行文学创造，那么强大无比的潜在力量就不得不为自己创造迄今为止文学中从未有过的、极为强大的影响程度。无限成为他的限度，无边成为他的边界。才刚开始，巴尔扎克就看到，他必须把他身上迸涌出来的充溢和过分充溢的力量，好好整理一番，以便他自己和别人都能一览无余。他活动的天地该是文学，那么文学就不该是杂乱无章地放在一起，而该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阶梯，一切世间的激情和生活形式应该形成一个高低分明的等级制度。当他把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寄给朋友看时，他附加了一句：
“我的作品的整体计划已开始逐渐形成。”
巴尔扎克产生了一个极为有益的想法。他让业已塑造的人物形象从这本书到那本书重复出现。多亏这种典型人物互通的手法，他写出了一部完整的诗意的当代史，把各种等级、职业、思想、感情和彼此的相互关联全都包括在内。在他的《哲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前言里，他通过菲拉蕾特和夏斯勒①使公众有思想准备，一个包罗万象的时代画卷正在准备之中，这本书只不过“是恢宏壮阔的系列壁画中的第一幅而已”。作者为自己确定了任务，要制作一幅描绘我们时代社会和文明的巨幅画卷。他觉得这个时代以它热昏的想象力和个人超乎一切的利己主义变得颓废不堪。人们会看到，作者善于在他的调色板上搅拌崭新的色彩⋯⋯善于把社会不同阶层依次描绘出来。他把一个个人物形象引到我们眼前：农民、乞丐、牧人、市民、部长，他将毫不犹豫、毫不胆怯地把国王，或者神父，也加以描绘。
当巴尔扎克身上的艺术家开始动手时，他觉得“人间喜剧”的宏伟幻影已经浮现在眼前。二十年难以估量、难以比拟的劳动几乎不够把这一切描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