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传》第十九章：夺得德·韩斯卡夫人的斗争

1842年1月5日的信，是巴尔扎克一生中的一大转折，最后的转折。往事现在一下子变成现在和将来。从这一分钟起，他那无比强大的意志冲向唯一的目标：重新巩固和德·韩斯卡夫人的联系，变订婚为结婚，让许诺得以兑现。
话说回来，这个愿望要求付出超乎寻常的精力。因为在最近几年，他和德·韩斯卡夫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流于形式，越来越趋于冷淡，越来越有违真实。长此以往，天性难以强制。巴尔扎克和德·韩斯卡夫人有七年之久，彼此没有见过一面。巴尔扎克由于手头拮据，或许也由于和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的联系，没法到维尔肖夫尼亚去。德·韩斯卡夫人那边也不能或者不愿动员她的丈夫重新进行一次旅行，此行可能会使夫人见到她的情人。犹如火焰，需要起死回生的氧气，爱情长此以往需要恋人近在咫尺，就在面前，所以他们的关系渐渐失去了激情如炽的特性。巴尔扎克白费力气地在他的信中努力寻找旧日恣意忘情的语气，这种语气听起来不怎么真实。再也没有什么人比德·韩斯卡夫人自己更清楚地感觉到这种人工的狂热激奋。她从巴黎的亲友处获悉，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和巴尔扎克在花园居里门挨门地住在一起；巴尔扎克和马布提夫人的越轨行为也激起了人们太多的注意。可以理解，德·韩斯卡夫人对于巴尔扎克隐瞒实情弄虚作假非常生气。巴尔扎克一个劲儿地抱怨自己孤独寂寞，负债累累，满心忧愁，接着又信誓旦旦，表示永远忠诚，试图在夫人面前像变戏法似的把那些事实全都变得无影无踪。渐渐地，一种恼怒的语气渗入到他们的通信之中。德·韩斯卡夫人显然无法掩饰她的不快，因为巴尔扎克要求她也真的相信，他过的是僧侣一样清心寡欲、离群索居、勤俭简朴的生活。她似乎对巴尔扎克所说的一切，相当明确地表示了她的怀疑。因为巴尔扎克为债主们苦苦追逼，写书写得精疲力尽，或许也意识到，他玩的游戏也并非完全正派，便激烈地进行反击。他无法忍受一个女人舒适安逸地和丈夫一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也许有些无聊，但是平静无忧，如今居高临下地指责他“生活越轨”。巴尔扎克愤怒地呵责夫人：
“我请您：收起您的忠告和责备。这一套对于一个水淹到头顶，正拼命挣扎着又浮出水面的人有什么用？有钱的人是永远无法理解不幸的人的。”
当韩斯卡夫人谈到巴尔扎克性格中“天生轻浮”时，巴尔扎克的反应更为激烈：
“我怎么轻浮了？莫非是因为十二年来从不休歇地写作我那浩瀚无垠无法估量的文学作品？还是因为我十年来只有一个心心相印的恋人？还是因为我十二年来夜以继日地工作，来偿付我母亲以她难以理解的计算方法让我承担的巨额债务？说我轻浮，因为我尽管有诸多不幸，我还没有窒息而亡，我还没有烧坏脑子，我还没有投河自尽？⋯⋯不错，我生性轻浮！您说这话就像一个布尔乔亚看见拿破仑在战场上左转右转，向四面八方窥望，为了侦查地形，便公然宣布：‘这个人不能安定地呆在一个地方！他没有坚定的思想。’”
到最后，这两位恋人之间的通信变得毫无意义。他们有七年之久彼此没有见面，生活毫无关联，各自早已习惯于自己的生活。德·韩斯卡夫人有一个日益长大的女儿，女儿成了她的女友。她对这个女友的信任百倍于对那个感情火爆、性格乖张的男人。她无需再向任何人诉说衷肠，关于她那稳固扎实、严格封闭的生活，她没有什么秘密可以报导。巴尔扎克性急，毫无耐性，由于长期等待，已经困倦厌烦，开始对他们的婚约产生怀疑，看来这婚约永远不可能实现。1839年巴尔扎克写信给茹尔玛·卡罗，她若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拥有二十万或者只有十万法郎的女人，希望她想到巴尔扎克，“当然，前提是，她的陪嫁也能用来解决我的事业所需”。巴尔扎克那关于公主的幻梦已经结束，因为德·韩斯基先生的几百万家产，依然还是牢固地留在德·韩斯基先生的名下。现在巴尔扎克不指望北极星，而是想另找一个女人，任何一个女人为他还债，在众人面前落落大方很有派头，适合充当花园居的“家庭主妇”。这位现实主义者到四十岁时，从他奇妙无比的漫游之后，又回到他青年时代旧有的要求：“一个妻子，一笔财产”。
其实他俩的通信到现在可以结束，可以渐渐退化为他和忠实的茹尔玛·卡罗之间的那种通信。和茹尔玛的那种通信也同样让巴尔扎克很不自在，因为这要求于巴尔扎克过多的诚实无欺。但是他和德·韩斯卡夫人并无中断情书之意，德·韩斯卡夫人也许爱与巴尔扎克通信，甚于爱他本人，对于夫人的自尊心而言，这位当代最伟大的作家这样谦卑地充当她的仆人，几乎成为她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她没有理由要中断他们的关系。而对于巴尔扎克而言，这样经常不断地自我表述，也已成为习惯。他需要有一个人能听他倾诉他的忧愁，描绘他的工作，计数他的债务。夫人难以捉摸地想要维持这个通信，巴尔扎克也很享受这样的想法，在某个秘密的地方还和夫人维持着关系。于是两个人继续互相写信，当然频率越来越低，信件越来越少。不久，巴尔扎克便抱怨“您的信件稀少”，抱怨“您的来信间隔的距离太大”。不久，夫人又埋怨巴尔扎克写信太少。接着，巴尔扎克便开始发难，夫人怎么能把他们两人写信相提并论，夫人“生活在极度孤寂之中，没有多少事情非做不可”，而他每天都嫌时间太少，十五小时写作，改稿改得筋疲力尽，每写一封信，就要夺去他的作品、他那挣钱的工作和他睡眠的时间。这个不可救药的商人毫不迟疑地让夫人知道，写给她，这位百万富婆的一封长信，要让他这个债务缠身的人花掉两百、三百、五百法郎。这笔钱他可以用同样数量写完的稿子从报社或出版社得到。因此如果夫人每两周给他一封信，实在不算太多。夫人似乎紧接着回信：巴尔扎克若不写信给她，她也不写。一封对一封，这时巴尔扎克向她咆哮：
“唉，我发现，您这人，心眼小得出奇。我由此看出，您这人归根结底世俗已极。您没有写信给我，因为我的信变得稀少起来。当然，我的信是变得少了一些，因为我根本没钱支付邮费，这话我本来不想告诉您。是的，我是落到这么狼狈的地步，甚至更糟。这很可怕，也够可悲，但这是真实情况，——就像您生活的地方乌克兰一样真实。不错，有的日子，我饿得要命，在大街上就把一小片面包吞了下去。”
这种小型口角越来越激烈，通信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正好在那封关键性的书信到来之前，有整整三个月时间，巴尔扎克没有提笔写信。可以感到，两个人都在生对方的气。两个人都开始发现，对方并无爱意，觉得对方懒散怠惰，或者不说实话。他们的通信，起先强劲迅急已极，如今已经失去激情，即将缓缓地归于沉寂。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过错是在对方。
实际上罪责不在这人或者那人身上，而在于他们关系的实质，不自然不真实。一开始就指望只会有些短暂的分离，不久就能最终结合。他们那桩古怪的婚约是在无视夫人现任丈夫的情况下订下的，这位丈夫还将活上八年之久。在这个婚约中，德·韩斯卡夫人要求巴尔扎克矢志忠贞，实在不行，可以在卖笑女郎那里解决生理上的需要，但绝不能和另一个女人建立某种比较严肃认真的恋爱关系。这样一种基本要求，倘若只维持三个月至半年的期限，还是可以实现。但是用在无限漫长的时间里，那么从一开始便很荒谬。而德·韩斯卡夫人的妒忌归根结底只是她的自尊心在奋起反抗而已，这开始激怒了巴尔扎克。
“咱们不妨认真仔细地看看这些事情。”
巴尔扎克在长时间地说谎和隐瞒事实真相之后，终于给夫人写信：
“一个男人说到底不是女人。能够指望一个男人从1834年到1843年完全贞静无邪地生活？你对这种事情有足够的了解，不会不知道，单从医学上看，这只会使人阳痿，使人痴呆。你过去曾经说过：‘我并不反对你找某种姑娘。’这会把我带进一种像乔治的朋友在罗马经历的类似的处境。你要是愿意公正地衡量一下，那你必须注意到，对于一个工作没完没了、苦难无边无际却又富于幻想的人而言，总有不可遏制的散心解闷的需要等等。说到底，你只找到个别错误来责备我，却要如此残忍地惩罚我！你若想要谈及这些已经过去的事情，那你只能抱怨我们一直分在两地。现在我们又在一起，我们要不知疲倦地长谈。”
可是白费力气。德·韩斯卡夫人有过亲身经验，知道这个遭到忽视的情人，如何热情奔放，夫人在这点上毫无道理地容易生气。这个三十五岁、这个四十岁的男子，归根到底不是一个专业的寻花问柳的好色之徒，而是通过一部气势磅礴的巨著，向全世界显示他的严肃认真，精神上具有献身精神。夫人非但不能随随便便地原谅他和德·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的暖昧关系，尤其不能原谅他和德·马布提夫人，海伦娜·德·瓦莱特以及其他几个匿名女子的小小的越轨行为，反而不断地责备巴尔扎克用情不专，轻浮成性。这个女人一直和她的丈夫生活在富裕舒适的环境里，多年来从来没有作出过一点一滴的牺牲，却要求这个一直遭到追逼、驱赶，没完没了地沉浸在永恒的陶醉之中，从一部作品摇摇晃晃地又去写另一部作品的艺术家，在情欲方面要像一个僧侣一样地度日，在物质方面要像一个卑微的政府职员一样地生活，不给自己任何放松消遣，没有奢侈糜费的生活，没有艳遇，只是写作、写作、写作，等待、等待、等待，直到有一天她也许——只是也许——会做出决定，在德·韩斯基骑士去世之后，来补偿这位六根清净、潜心修行的行吟诗人的苦苦等待。毫无疑问：德·韩斯卡夫人在很多方面都很有道理。巴尔扎克在给夫人的书信里，并不真诚，甚至达到极致。他并没有清清楚楚公开坚持他男性的自由，他人性的自由，他并没有宣布他有权利根据他天性的规律来度过他的人生，而是在信件中隐瞒一切真实的情况，一切本质的事情，把自己装扮成孤独者当中最孤独的一个。巴尔扎克大耍花招，硬不肯承认他和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的关系，就像一个害怕受到老师责罚的学童。他对夫人有着一种无法解释的隶属关系，不知道用真正男性的勇气来对抗夫人那些专横霸道的要求；不知道以艺术家的尊严来对抗夫人贵族阶级的外省女神的气派。尽管他耍弄花样，谎话连天，他说的还都是实话，他向德·韩斯卡夫人连连保证，他并没有去寻找香艳的奇遇，相反，他却厌倦了他生活所具有的冒险奇遇的色彩，渴求安宁平静和稳定不变。这个四十岁的男子已经感到有一种轻微的疲倦开始向他袭来；永远和出版商们、编辑们、新闻记者们没完没了地搏斗，他已感到恶心，他希望不要每个月、每个礼拜都不得不重新计算，讨价还价，延期偿还，坚持己见。二十年来，他一直身处风暴之中，不断地为命运捉弄，或被抛起或被掷下，总是危机四伏，如今他希望停泊在一个港湾里得以休憩。女人的事，他受够了。他只能在工作之余忙里偷闲的短暂间歇之际，找一下女人。这种躲来躲去藏头露尾的冒险也受够了——通常还因为经营事业而兴味索然，又因为有个脾气温和，或者浑然不觉的丈夫存在而蒙上阴影。1838年9月4日，巴尔扎克写信给他的女友茹尔玛·卡罗：
“我向您发誓，我已经向我所有的希望，我对奢侈生活的所有需求，我所有的勃勃野心都已一一告别！我愿像个乡村神父那样地生活，简单朴素，土里土气。一个三十岁的女人，拥有三四十万法郎的嫁妆，喜欢我，将会发现，我准备娶她，其前提是她脾气温和，相貌不错。她将为我偿清债务，我将通过写作，在五年之内把这些钱又挣回来。”
其实他日夜梦想的这样一个女人便是埃维利娜·德·韩斯卡。
但是渐渐地，已不可能把他全部生活安排在一个住在一千英里之外的情人身上。也许她早已不再是他六年前、七年前看见过，并且拥有过的那同一个女人。“北极星”过于遥远，无法照亮他的生活，使他得到安宁。1842年，在他四十三岁那年，他在1833年缔结的婚约已经不再真实。不知不觉中，他的“挚爱之妻”，又变成了“陌生女人”，他梦中的女人，他向这个女人描述他梦想中的生活，即便是这件事也不再具有往日的魅力。因为这已变成习以为常的事情，如今只是偶尔为之，几乎有点漫不经心地在进行。即便是他这个激情最为高涨的幻想主义者，也不再相信他和德·韩斯卡夫人会互相结合的这一幻想。全都过去了，便是对爱情和几百万家产的这个幻梦也已破灭，进入其它《幻灭》的故事之中。
可是突然之间，在1月5日清晨，寄来了这封信，信封上盖着黑色的火漆。这封信向他报告，1841年11月10日，德·韩斯基先生已经辞世。这封信一下子使鲜血涌上巴尔扎克的心头，使他浑身强烈震颤，连他的手都不停地哆嗦。这件难以想象的事情，或者不如说，他几年来想都不敢再去想的事情，如今已经发生。他一心想要迎娶的那个女人，突然之间无牵无挂，自由自在，成了寡妇，拥有所有这些梦寐以求的几百万家产。她是巴尔扎克理想的女人，贵族出身，年轻聪明，很有气派。这个女人将要帮他还清债务，将要让他致力于写作，教他做出最高的成就，使他威信日隆，将要满足他的情欲。这个女人，深爱着他，他也爱她。在漫长的遗忘之后，在这触电般的瞬间，他又以旧日的激情爱上这个女人。他立刻感到这一页纸，改变了他的人生。他所期望的，梦想的，期待的一切，突然之间都有了形状，她的形状。他知道，他现在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夺得这个女人，把这个他曾经征服了的女人，再次征服，这一次是永远征服。
这种深切的倒海翻江般的混乱心情——我们从巴尔扎克给德·韩斯卡夫人的那封回信里，可以感到。巴尔扎克的行动不仅真诚、聪明，富有男子气概，而且还不仅于此，他的行动真心诚意，事后没有突然表示他对已故的德·韩斯基先生怀有一种巨大的好感。巴尔扎克并没有伪善地试图安慰夫人蒙受丧夫之痛。他知道，她对她丈夫的爱不冷不热，甚至根本就不爱她丈夫。他也不用虚假的词句表彰死者有什么贡献，他只是断然拒绝一点：尽管他渴望得到这个女人，并没有眼巴巴地盼望这个陌生人早日死去。
“至于我呢，我心爱的，我崇拜的爱人，这个事件当然会让我想到十年来我如此迫切地渴望达到的目的。尽管如此，我可以在你面前，在上帝面前非常公正地说，在我心里，除了完全听从命运安排之外，从来没有其他想法。即使在我残忍已极的想象之中，我也从来没有用邪恶的愿望来玷污我的灵魂。某些无意识的思想波动自然难以抑制，我常常对我自己说：‘生活——和她在一起，将会多么轻松！’没法想象，随随便便地就能把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良心，自己整个内在的本质全都驱赶回去。”
在这次转折之中，巴尔扎克感到幸福的只是，从此写信时可以向夫人敞开心扉。他向夫人保证，他身上什么也没有改变，从奈夏台尔起，夫人就是他的生命。他向夫人祈求：
“请您写信告诉我，您的全部存在都属于我。我们现在将变成幸福的一对，毫无云翳，幸福已极。”
于是信一封追着一封地寄了出去。对于巴尔扎克而言，这一婚约一夜之间又变成了现实。那早已萎缩的爱情如今又突然挺立，化为激情。还有什么东西会成为他们最终结合的障碍？突然之间，巴尔扎克用另外的眼光观看一切，甚至观看他自己。他在一年前，还在他无意识地发出忧郁和寂寞声调的信里，把自己描写成一个老人，一头灰发，疲惫不堪，身子发胖，无法集中思想，中过风，脑子淤血。此刻他以最为诱人的色彩向他梦寐以求的未婚妻描写他的自我。由于疲劳消失，他的白发也一下子全都不见。
“充其量我有个别几茎白发。我的工作使我得到良好的保养，除了我的身体发福，但是这对于一个有久坐的生活方式的人来说，本来就不可避免。我不相信，从维也纳一别至今我有什么变化。我的心脏依然年轻，由于我过着严格的僧侣生活，我的身体保养得很好。话说到底，我面前还有十五年光阴，在某种意义上依然属于青年时代，就和您一样，我的爱。此时此刻我恨不得付出十年寿命，让我能把我们重逢的时间加速召来！”
巴尔扎克的想象力又以惯有的迅急速度，描绘出他们今后整个的生活。夫人得迅速为女儿寻找“一个聪明能干的丈夫”，“尤其要富有，以便他的财产能允许您，付出一笔固定的钱，就能支配您的权利。”这样夫人在物质上就获得自由，就像她在法律上和道义上可以自由地和巴尔扎克结合，自由地共度他们共同的生活，就像巴尔扎克所梦想的那样，甚至比他曾经敢于梦想的生活更加美好。现在可千万别耽误时间，一月，一周，一天也别耽误！巴尔扎克马上就想要把他全部的工作都安排妥当，然后前往德累斯顿，为了更加靠近夫人，靠近他那无限深爱着的情人。他已做好准备，从来没有准备得像现在这样充分。他爱夫人，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地爱她！可以感到，这个心急火燎的妖魔这一生中等待任何东西，也没有像此刻这样焦躁欲狂地等待过从她嘴里说出的这唯一的一个字：“Viens！”（法文：“来吧！”）
六个礼拜之后，在2月21日，回信终于寄来。我们不知原文如何，这封信和陌生女人的其它所有信件全都已经毁掉。但是我们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是生硬地拒绝巴尔扎克所做的一切追求，是清楚明白地否定他立刻到她身边去的愿望。正当巴尔扎克以一种不言而喻的理所当然的态度要求夫人实现她做出的允诺之际，德·韩斯卡夫人却以一种“冷冰冰的从容不迫的神气”解除了这个婚约。夫人以清晰明白的字句，毅然决然地写信告诉巴尔扎克：“您自由了！”显然详详细细地列举了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夫人已不再信任他。巴尔扎克在这七年里从来没有产生过去看望她的强烈愿望，却有时间也有钱多次前往意大利，而且还不是独自一人前去。他这行动，当然还有其他种种，蔑视了他们婚约的条件。事情过去了，彻彻底底地过去了。夫人现在只想和她女儿厮守一生，再也不离开她的女儿。“倘若有人要夺走我的可怜的孩子，那我就必死无疑。”她不愿再把自己一分为二。我们从巴尔扎克所写的绝望的回信中可以感到，夫人的这封来信，强硬冷峻，犹如一柄利斧，一斧子猛劈下来就从根上把巴尔扎克所有的期望砍得粉粹。
德·韩斯卡夫人的这声“不行”，说得真心诚意，彻底干净，还是说，这仅仅只是一种手段，为了考验巴尔扎克，是这位骄傲、虚荣的女人虚晃一招，为了让巴尔扎克更加迫切地追求她？这是个危险的问题，一个难以决断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触及他俩整个复杂关系的核心，迫使我们从根本上把德·韩斯卡夫人对巴尔扎克的态度进行一番审查！
要审查就得从心理学出发，小心谨慎地进行，而不能粗线条地把这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归之于非此即彼的老一套模式：德·韩斯卡夫人爱巴尔扎克吗？她不爱巴尔扎克吗？这种简单化的分析方法方便倒是方便，但是碰到这种里里外外充满障碍和矛盾的关系，便失之片面，因而并不真实也不公正。一个女人伟大激烈的爱情，首先需要具备无限制的献身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德·韩斯卡夫人并不能胜任这样一种爱情——或者至少不能胜任对巴尔扎克的爱情。夫人具有贵族的倨傲，颐指气使，自负自信，恣意任性，缺乏耐心。她深感社会地位的优越性，要求爱情成为一种理应向她奉献的贡品。她可以慷慨大方地接受，也可以拒绝。她自己的奉献却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可以从她的书信里看出这点。从一开始他俩之间的关系便是夫人居高临下，她给予满足乃是降尊纡贵，而巴尔扎克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夫人给予他的臣属地位，巴尔扎克自称为她的“农夫”，她的农奴、奴隶，都不自觉地表达了他的态度中含有某种自虐的特点。巴尔扎克在和女人的所有关系中，都有点低三下四的味道，毫无男子汉的自我意识，而在埃维利娜·德·韩斯卡面前，他从一开始就完全处于卑躬屈膝的地位。他给德·韩斯卡夫人的书信里表现出他不断跪倒在地，狂热地连声赞美，全然放弃他自己的价值和他自己的尊严，往往使得一个中立客观的观察者看了之后，非常难堪。历史上所有时代中最强劲有力、最有天才的人当中的一个，经过七年之久，始终匍匐在地亲吻女人的睡鞋，始终谦卑万状，在一个归根到底极为平庸的外省贵妇人面前自轻自贱，变成渺小已极的人物。看到这番景象，人们不禁生气，深感压抑。要是说对于德·韩斯卡夫人的性格和她的分寸感——为她辩护的人盛赞她举止得体——有什么怀疑的话，那就是，她不仅容忍巴尔扎克这样奴性十足地卑躬屈膝，还促进也许甚至还要求巴尔扎克对她这样欣喜欲狂地顶礼膜拜。我们始终有这样的感觉，一个女人如若真正认识巴尔扎克的伟大，定会觉得这种隶属于她的关系令人难堪，很不合适，坚决予以拒绝，而把诗人从这屈膝下跪的姿态中扶起来，使他居于同样的地位，甚至依附于他，服从他的愿望和他的意志。但是这样一种爱情，德·韩斯卡夫人不能胜任，对此已毫无疑问。受到巴尔扎克，——这个人的天才，她感受到了——这样顶礼膜拜，对于夫人而言，是件快事，她的骄傲得到了满足，在某种程度上，她也回报了巴尔扎克的爱，但始终是——这点是决定性的——居高临下的，作为施舍者，作为宽宏大量的屈从者。“这个善良的巴尔扎克”，或者“这个可怜的巴尔扎克”，她在给女儿的书信里——女儿是她唯一真诚相待的人——的这种语气，其实说出了一切。夫人有足够的聪明，不会看不出巴尔扎克这个人的价值，她有足够的情欲，足够的女性，不会不从他旺盛的精力、奔放的情欲得到充分的享受。尽管她认识到巴尔扎克弱点不少，很不可靠，依然对他极有好感。但是说到底，在他俩的关系中，德·韩斯卡夫人始终只爱她自己，只有在巴尔扎克使她这种虚荣心得到满足时，她才爱他：巴尔扎克让她当了这一艳遇的女主人公，他以想象得出的最为炽烈、最富诗意的形式对夫人顶礼膜拜，使夫人迄今为止平庸的生活又生气盎然，使夫人处于醺醺然、激情奔放之中，这是她自己务实聪明的天性永远难以达到的境地。像德·韩斯卡夫人这样的一种性格，经过贵族的倨傲和等级的偏见的锤炼，不可能变得柔软，不可能乐于献身，不可能屈从。倘若非爱不可，也就只是自爱而已：她对女儿的感情便是如此。就是在她和巴尔扎克共同生活的岁月里，巴尔扎克也不是她最亲近的知己。她无保留地完全信任的始终是她那个愚蠢的没有头脑的小女儿，而在巴尔扎克这个平民，这个闯入者，这个外人面前，她的内心的最后一道壁垒始终深锁紧闭。
不管怎么说，巴尔扎克依然是她的情人。她曾经献身于巴尔扎克，大概也就是她那深思熟虑、心思狡谲的天性能够做到的最终极限。她的献身所达到的程度，就像一个妻子，一个贵妇人能做的那样，既不愿和丈夫彻底破裂，也不愿在她的门第相当的伙伴们面前有损自己的颜面。因此，真正的问题，鉴定她感情真伪程度的关键始于她丈夫去世这一时刻。因为德·韩斯基先生去世，她变得无拘无束。夫人生来便是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如今又是维尔肖夫尼亚的继承人，她得作出决断，是否愿意下嫁给她的“农夫”，这个虽说才气横溢，但是负债累累、很不可靠、挥霍成性的行吟诗人。巴尔扎克举止粗野，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平民。夫人得作出抉择，一方面是血统和财富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天才和荣誉的贵族。
德·韩斯卡夫人心灵深处对于要作这个决定也一直十分发怵。她给弟弟的一封信里——此信的原件迄今尚未作出审定——充分表现出她此时的心境：
“我有时相当心满意足，我不必作出决定，是否要和这么一个男人结婚。我觉得，要你把他看成你的姐夫，你一定心存几分疑虑。我当然知道，我爱他，也许比你想象的爱得更深。他的书信是我孤寂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等着来信，我渴望着读到信笺里向我诉说的赞美之情。我能成为他生活中特殊的女人，别的女人都做不到，为此我感到骄傲。因为他是一个天才，是法兰西曾经涌现过的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一想到这点，其他任何考虑全都消失。我的灵魂只充满了这样一个思想，我赢得了他的爱，尽管我其实很配不上他。可是不：当我们两个独处时，我又不得不看到某些不协调之处，别人也会看到这些问题，并从中得出结论，想到这点，我很痛苦。在这种时刻我恨不得大声叫出我的爱和我的激情，并且责备所有这些人的态度。而我心里非常清楚，他们态度如此，自有理由。我宁可根本不想，倘若德·韩斯基先生去世，我将陷入什么境地。我希望我能永远尽我的责任，我能始终努力尽好责任，就像我们父亲教导我们的那样。但在我的灵魂深处，我也许因为无需做出决断，而感到心满意足。在另外一些时刻我又忘记了世上的一切，只想到这个伟人准备为我牺牲一切，而我说到底能奉献给他的东西却是如此之少。”
巴尔扎克把他所有的希望都押在这个婚约上面。这同一个婚约却经常使德·韩斯卡夫人心烦意乱，心情压抑。
因此夫人起先迟迟不做任何决定，不让那性情急躁、脾气火爆、叫她害怕的男人接近自己，也就最自然不过的了。德·韩斯卡夫人的处境并不像远在巴黎的巴尔扎克所想象的那样清楚明了，无忧无虑。只不过看上去，德·韩斯基先生的死亡使她获得了自由。实际上这一来只使她更加陷入家庭的魔圈之中。居住在附近庄园里的叔叔们姨妈们，家里的侄女们，彼得堡和巴黎的亲戚们，大家都知道夫人和德·巴尔扎克先生的这段浪漫的恋情。他们都担心，维尔肖夫尼亚的这个美丽的遗孀，德·韩斯基先生留下的好几百万的家产会落到一个法国人、一个莫名其妙地径自跑来的舞文弄墨的人手里。这人凭着花言巧语，浪漫的情书，把这富孀弄得晕头转向，失去理智。担忧使这些亲戚团结起来，其中之一立即展开行动，拒不承认德·韩斯基先生的遗嘱中与夫人财产共有的条款。官司一直打到基辅，在基辅，德·韩斯卡夫人官司败诉。夫人不得不前往彼得堡，在最高法院，向沙皇御前呼吁，以便夺回她的权利。与此同时，亲戚们又从各个方面和她纠缠，对巴尔扎克尽情攻击，百般诋毁，尤其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罗莎莉姨妈，她对巴尔扎克和一切法国人全都恨之入骨。她这样怀恨很有道理。这位姨妈的母亲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当作间谍，死在断头机下，她还是个孩子时就被关在巴黎司法部的监狱里。一想到尔采乌斯基家族的一位伯爵小姐会和红色公社的一名成员之子结婚，就使她不断发出的警告、施加的影响具有恶毒凶狠的劲头。即使德·韩斯卡夫人确有此心，她也不能让巴尔扎克此刻到俄国来。倘若突然之间，这个举止粗俗不堪、行为幼稚古怪的肥胖先生出现在彼得堡贵族圈子里，在她那些自命不凡的傲慢亲戚当中露面，只会毁了她的官司，损害她的地位，也许更糟的是，会使她成为笑柄。所以夫人别无选择，只好断然拒绝巴尔扎克前来。她拒绝得这样生硬，这样伤人，也许这只是考验巴尔扎克的依恋是否真诚，是否坚定的一种手段。
对于巴尔扎克而言，夫人的拒绝不啻晴天霹雳。作为一个幻想主义者，他习惯于把他的愿望、他的梦想一直到细枝末节全都幻想周全。他已经在准备去德累斯顿的行程，甚至都差不多已经在筹措旅费。巴尔扎克向德·韩斯卡夫人建议，如何把给女儿的财产存在安全场所，同时要使利息得到保障。他已经开始幻想婚礼，旅行，房屋和府邸。这些府邸里也许都已想好最后一幅画，最后一个器皿。如今寄来这封冷冰冰的信，只有简短的一目了然的一句话“Vous étes libre”（您自由了）以及那个赤裸裸的斩钉截铁的一个字“non”（不行）。
但是只要巴尔扎克决意要办的事，他是不会接受人家的拒绝的。他习惯于遇见重重阻力，阻力只能刺激他，提高他的力量。每个礼拜，几乎每天，他都写信向夫人进行催逼，发出请求。他向德·韩斯卡夫人劈头盖脑地发出一大堆信，保证他的忠诚，他的爱。最近几年，激情的爆发已经明显地削弱，现在突然之间，离开奈夏台尔和日内瓦之后发出的信件中的那股激越奔放的情绪和极度欢乐的心情又迸发出来。
“您不知道，我是多么强烈地依恋您。所有人性的特性全都交汇在一起：爱情、友谊、野心、财产、骄傲、虚荣、回忆、欢娱、确信和对您的信任，我把对你的信任置于一切之上。”
巴尔扎克发誓，此后创作的一切，全都是为夫人而写，在思念她时而写：“这一切只是用您的名义才创作出来。”
巴尔扎克表示准备做出任何让步。夫人无需在明天和后天实行这一婚约，她只需要给巴尔扎克确定一个日期，任何哪一个日期，哪一天，哪一年，诗人可以把他的希望与之拴在一起。
“真的，我心爱的天使。我不向我的埃娃提出太大的要求；我只希望，她对我说：再过十八个月或者再过两年，我们将幸福地待在一起。我只希望知道一个确切的时间。”
他向夫人发出哀求，倘若夫人最终不给他希望，倘若“你和安宁”最终不来，他就支持不下去了。
“经过十五年持续不断的工作，我已经受不了这永恒的孤军奋战。创作，永远创作！上帝自己也只用了六天来创造世界。”
单单只要想到他们即将结合，就使巴尔扎克陶醉，使他疯疯傻傻：
“啊，我的爱人。但愿我们终于能够一起共同生活，心贴着心，互相依偎，没有任何枷锁！有时候，这种念头使我乐极而狂。我问我自己，我们怎么熬过了这十七个月，我在这里，你在乌克兰那边。金钱具有什么样的威力！看到最美好的感情有赖于它，这是一场多么可悲的戏剧啊！看见自己束缚着，牢牢地钉在帕西，而我的心却遨游在五百英里之外！有些日子，我沉湎于梦幻之中。我设想，一切都已安排就绪。我的‘女王’的智慧、聪明和审慎获得胜利，她就对我说了一个字‘来吧！’。我设想我如何飞步跑到她的身边。在这种日子里，我已叫人认不出来。人家问我，我怎么了？我说：‘我的忧愁现在就要结束，我看到眼前有一线希望。’人家说：‘他疯了！’”
巴尔扎克一听说夫人为了把官司打到底，搬到彼得堡去了，他就开始盘算，这路程需要走几天，盘缠要多少。从勒哈弗尔到圣·彼得堡路费为四百法郎，回程的路费又是四百法郎，从勒哈弗尔到巴黎二百法郎。他在极度匆忙之中想出了荒谬绝顶的借口，使得他的旅行显得非常必要。巴尔扎克解释道，他早就得到圣·彼得堡去一趟，为在那里创办一家法兰西剧院做些准备。接着又说，他的妹夫打算在那里创办一家航运公司，可以用特别低廉的价钱建造船只，这家公司委托他在俄国提出建议！突然之间，他又发现——也许先决条件是，他的信件为书报检查官所读到——对俄国沙皇怀有“好感”，因为沙皇是在拥有主权的君王当中唯一真正的专制君王。巴尔扎克宣布，“他并不反对变成一个俄国臣仆”。
就这样，信件一封接着一封，这个性急难熬、脾气火爆的情人发射密集炮火，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整个夏天，整个冬天，又是春天，又是夏天，这句话一直没有传来——德·韩斯基先生去世已经一年半——这殷切期盼的一个字“Viens”（来吧！）一直没有寄来。到七月，允许终于传来，路费也一并汇到。从巴尔扎克第一次看见夫人，到1843年7月巴尔扎克从敦刻尔克启程抵达圣·彼得堡，整整十年。他立即直接前往库台索夫府，德·韩斯卡夫人住在那里。这座府邸就座落在百万金元大街——够有象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