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传》第十五章：意大利之行

这灾难深重的一年，官司缠身、房子扣押、债主投诉、报纸破产，困难重重，在国家的监狱里度过一些时日，在工作的监狱里度过其它无数的时日。巴尔扎克简直是怀着自虐的乐趣，有时是带着动人的激情，在信里把这一切向德·韩斯卡夫人详加描述。但是人们依然怀疑，正因为他一周复一周地发出公报，把他的忧愁和失败详加报导，实际上是要隐瞒真实情况和非常重要的事件。恰好在这一年，他的确身遭群犬追逐，混乱之中，创作了四五部杰作，他居然还有时间和兴趣过一种私人生活，甚至可说是奢华而带有冒险色彩的生活，这比任何东西都更加强劲有力地表明了巴尔扎克无与伦比绝无仅有的生命力。根据巴尔扎克自己的描述，把他设想成一个禁欲主义者，一个永远在干苦活的奴隶，在空下来的时候，筋疲力尽，瘫倒在地，——再也没有比这更加错误的了。事实上恰好在那些事务和工作之余的短暂时间里，他是以最为无忧无虑，最为充分紧凑的方式，不在这里便在别处，过着夸大放纵，挥霍无度的生活。如果不知道巴尔扎克最后的秘密，就不了解巴尔扎克这个人：出于一种无比强大的安全意识，他对人们一般普遍称之为命运和命运考验的东西，一概漠不关心。他身上有种东西——也许是他本性中最内在的物质——对于他外在生活中经历的灾难，根本满不在乎。他似乎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观望着这些狂风暴雨，就像身在大陆远眺波涛汹涌的大海一般。早上法院执行人员猛敲他的大门，这绝对阻止不了他下午用法院催讨的、他自己也并不拥有的几百法郎到珠宝商那里去买一件完全多余的玩意儿。恰好在1836年，他的债务涨到十四万法郎的高位，他不得不向他的裁缝、他的医生借贷支付午餐费的小钱。这时他却在他那著名的“德·巴尔扎克先生的手杖”之外，又用六百法郎订制了第二根手杖。德·吉拉尔丹夫人为第一根手杖拼凑出一部长篇小说，第二根手杖则镶上了犀牛角。又花了一百九十法郎买了一把金子的削羽毛笔的小刀，花一百一十法郎买了一只皮夹子，花四百二十法郎买了一根金链条，——这些东西，更应该是一个刚刚掠夺了一个富豪的风流女子所为，而不该是一个“可怜的农夫”，一个“罚做苦工的奴隶”，一个坚毅笃信的禁欲主义者干的勾当。他身上有股秘密的反抗力量经常力求平衡：他欠债欠得越多，他越要用这些花钱不菲的小玩意儿来给他造成一种奢华的幻象。环境给他的压力越沉重，在他的气压计上，生活乐趣的水银柱便升得越高。他越是使劲踩踏磨坊风轮的踏板，他便越发强劲地想要享受。没有这样一种命题和反命题的对照，他的生活就显得疯疯傻傻，稀奇古怪。通过这种反命题，他的生活就变得风华绝代：一种元素像火山岩浆一样酝酿翻腾，不断喷涌而出，只有无数次的爆炸和喷射才能竭尽它的势头。
1836年，是他最艰难的灾难之年，因而在巴尔扎克的生活中也是日晒最为强烈、风暴最为疯狂的一年，是奢侈和情色的特殊丰收年。把他写给德·韩斯卡的一系列书信所传达的自传性的图画和他真正的传记两相比较，不得不对他放肆大胆地，根本不顾可信与否，兴致勃勃地把事实神秘化，干脆抹去事实的这种劲头赞佩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他向他那幸而远在维尔肖夫尼亚的“挚爱之妻”报告，为了退回到最深沉的孤寂之中，他在卡西尼大街的住宅之外，又租了一间“斗室”。在那里，连最亲近的朋友也不会发现他。白天黑夜他都在孤寂之中度过；一个长满灰发的老僧疲惫不堪，一间“僧舍，谁也不能进去，甚至连我的家人也不能进去”。
事实上，这间“斗室”，据说巴尔扎克是出于怜悯之心，从他朋友儒勒·桑多那里租下来的这间僧舍，却是一套极尽奢华之能事的住宅。为了装饰这所住宅，巴尔扎克不惜付出高昂至极的代价。尽管在卡西尼大街家具很多，足可装饰四个房间，巴尔扎克为了装饰这间“斗室”，还到托钵僧大道的装潢匠莫罗那里买了全套崭新的家具。甚至连他的仆人奥古斯特也得到一套崭新的号衣，蓝色的衣料配上红色的背心，为此巴尔扎克支付了三百六十八个法郎抑或欠了三百六十八个法郎。在所谓的僧舍里面最精彩的乃是一间闺房。它更适合“茶花女”，而不是作家。恰好是房里堆满了贵重物品，色彩经过精挑细选，极为性感，使得巴尔扎克兴奋已极，在他小说《金眼女郎》中对此详加描绘。
“闺房的一半画了一个柔和的优雅的弓形，正好和房间呈正方形的另一半相反，这一半的中间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镶金大理石壁炉。从侧门进来，这扇门被一块织花壁毯做的门帘遮住，正对着窗户。马蹄形的壁龛里放着一张真正土耳其的卧榻。这就是说，是把软垫直接铺在地板上。但是软垫跟床一般大，——一张面积达五十英尺的卧榻，铺着白开士米。长沙发装饰着黑红绸子的流苏，呈菱形。这张硕大无朋的卧床，比一大堆垫子高出若干英寸。这些垫子花饰高雅，极富品味，又增添了卧床的情趣。闺房的墙上糊上红色的布料，上面用高级的印度麦士林薄纱像在哥林斯圆柱上那样，缀上深陷的圆形的皱褶。壁布的上下都用深红色的布料镶边，边条上缀以黑色线条交织的阿拉伯图案。壁布的深红蒙上麦士林薄纱，色调变成柔和的玫瑰红。同样的爱情色调也在窗帘上出现。窗帘也是用麦士林做就，里面嵌了玫瑰色的塔夫绸，再缀上深红和黑色的绸子流苏。有六座紫色的烛台，各插两支蜡烛，等距离地安在墙上，照亮了卧榻。天花板上垂下来一个暗紫色的枝形吊灯，灯光耀眼，侧面镶上金子。地毯活像一块东方围巾；上面的花纹让人回忆起波斯的诗歌，想起编织这块地毯的波斯女奴。家具全都蒙上白色开士米，上面盖着深红色和黑色的垫子。落地时钟和枝形烛台都用镶金的白色大理石做成。房子里只有一张桌子，铺着白色开士米的桌布。形状优美的花盆里，养着各色品种的玫瑰或者其它白色红色的花朵。”
对我们而言，这房间使人想起理查·瓦格纳裱糊房间的品味。瓦格纳在这种布置得无比奢华、堆满了丝绸和开士米的房间里才真正感到灵感涌现。巴尔扎克根本用不着这些东西来激发他创作的灵感——他只要有张普通的桌子，立即灵感勃发——他要这些奢侈的环境，完全是为了达到更加现实的目的。他把这张“著名的白色卧榻”指给他朋友封塔奈看的时候，平时一向口风甚紧的巴尔扎克这时哈哈大笑，脱口而出，说出了实情：
“我让人家给我做了这张卧榻，因为我要接纳最高社交界的一位女士，一位真正的贵妇人。为了她，我需要一件漂亮的家具，因为她习惯于使用这种东西。我可以说，她在使用这张卧榻时丝毫没有表示不满。”
即使封塔奈没有把这番话立即仔细地写在他的日记里，我们也可以单从巴尔扎克布置新居的方式猜出一些端倪。每逢巴尔扎克把自己重新打扮一番，想使自己化身为一个帅哥，那他准已坠入爱河。每当他布置一间香艳煽情的房间时，他总是在等候一位恋人来临。巴尔扎克的感情像他的忧愁，总是用巨额账单表现出来的。所以在他追求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时，他买了马车，雇佣了小厮，还为夫人买了第一张卧榻。沼泽街的那间卧室是为德·贝尔尼夫人装饰的。为了德·韩斯卡夫人，他还让人从巴黎给他寄一打手套和发油到日内瓦去，并且租了一辆豪华马车前往维也纳。恰好在这一年，在以往的种种矛盾之上，又加上一个新的矛盾。巴尔扎克信誓旦旦地向他“挚爱之妻”表示永远忠诚。可是另一方面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坠入爱河。恰好在这一年，他在所有的信件里都描写他为了守贞而忍受痛苦，他却开始了最为激情奔放、最为无忧无虑的恋爱关系。巴尔扎克那些致“唯一的”爱人的感情奔放、感人至深的情书，整整一代人阅读时都深受感动，都是在他和另外一个女人度过销魂荡魄的恋爱时光之前或之后写成的。
巴尔扎克的这位新的情人，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的角色也同样被巴尔扎克认真仔细地掩盖起来。说来有些违背常理，事实上，巴尔扎克是间接通过德·韩斯卡夫人认识这位新情人的。在巴尔扎克离开日内瓦时，德·韩斯卡夫人把一封介绍信交给她的情人，她暗中答应下嫁的丈夫巴尔扎克，介绍他认识奥地利驻巴黎大使的夫人阿蓬依伯爵夫人。巴尔扎克出于他对贵族阶级的迷恋，尽管写作任务繁重，总有时间去见公主们、侯爵夫人们和伯爵夫人们。他便立即拜访奥地利使馆。在1835年举办的一次盛大社交晚会上，有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子引起了巴尔扎克的注意。这位美女美艳绝伦，身材颀长，丰腴柔媚，裸露着肩膀，落落大方，性感迷人地款款行走，任人赞美欣赏、殷勤奉承，毫不感到拘谨，没有一丝不快。但是使巴尔扎克热情奔放的，并不仅仅是这位美女的美丽。他在情色之中，一定程度上是个永久的平民。他对一个女人的社会地位，贵族称号始终比对她本人更感兴趣。他只要听说，这位新的“陌生女人”是位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夫人，他就立刻情火燃烧。维斯孔蒂家族是米兰的公爵世家，而基多博尼家族则是意大利最显赫的贵族世家之一。即便是尔采乌斯基家族，要论系谱学，也被这些源自文艺复兴时代的君侯贵族所超越。巴尔扎克按捺不住，为内在激情驱使，完全忘记了他永远忠诚的发誓赌咒，径自接近这位美女。
仔细一看，这才弄清楚，这位美女既非伯爵夫人，亦非意大利人。她原来的姓名是萨拉·洛威尔，生于伦敦附近的爱阿尔花园，出生在一个非常特别的英国式怪异家庭。这家人的自杀身亡和强烈激情简直成了传染病。她的母亲，同样以美貌著称。一旦发现自己日益衰老，便自我了断。她的一个哥哥也同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另一个哥哥嗜酒成性，死于酗酒。她的妹妹则患上了宗教的妄想症。在这过于亢奋的家庭里，这位美丽的伯爵夫人是唯一正常的人。她的激情只限于爱欲。表面上金发碧眼，具有英国人的冷漠淡定，从容不迫，实际上每个诱惑她的艳遇，她都从不拒绝，毫无内心障碍，亦无特别激情。她满不在乎地完全忘记，她还有一个丈夫，名叫爱米利阿·基多博尼—维斯孔蒂，这位性格沉静、谦虚成性的丈夫丝毫不会醋性勃发，扰乱夫人的恋情。她想必是在某次旅行的时候嫁给这位伯爵的。
爱米利阿·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也有自己沉溺的激情，这些激情绝不和他妻子的骇人听闻的激情有任何交汇之处。他热爱音乐，把音乐视为他生活中真正的情人，——这可真正值得埃·台·阿·霍夫曼写一部小说来使之流传万世。尽管伯爵是伟大统帅的后裔，可是他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让他在一个剧院交响乐队当中，坐在一批贫穷寒酸、工资菲薄的乐师之间，在乐谱架前，演奏他的提琴。基多博尼—维斯孔蒂家，除了在巴黎和维也纳的府邸之外，还有一幢房子在凡尔赛。住在凡尔赛，伯爵一夜一夜地溜出去拉琴；不论到哪座城市，他作为一个理想的业余爱好者，总要乞求人家给他恩典，允许他在交响乐队里奏琴。白天他就满足于扮演药剂师的角色。他像个中世纪的炼丹士那样，把各式各样的配料拼在一起，装进瓶子，仔仔细细地给大大小小的瓶子贴上标签，就像在做儿戏。参加社交活动对他可是个负担，只有在阴影中他才觉得舒心惬意。所以他绝不会成为他美丽太太的一帮情人的障碍。他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客客气气，和蔼可亲。因为有了他们，他就可以和他心爱的音乐做伴，不受干扰。
巴尔扎克有幸继德·贝尔尼先生和德·韩斯基先生之后第三次遇到这样一位丈夫，他半是出于骑士精神，半是满不在乎，让他太太有一切可能性，受到一位著名诗人的热烈崇拜。于是巴尔扎克便以他特有的热狂情绪和焦躁不耐，直奔他的目标。接下来的时日里，他所有的自由时间全都属于基多博尼—维斯孔蒂夫妇，他到奈依（Neuilly）去拜访他们，他驱车前往凡尔赛，和他们在意大利剧院的同一个包厢里观剧。1835年4月，他从日内瓦回来还不到三个月，他就写信报导——当然不是向他的总忏悔师德·韩斯卡夫人坦白，而是向他可靠的女友茹尔玛·卡罗报告：
“几天来，我已经屈从于一个十分令人心醉神迷的女人的魔力。我完全不知道，我该如何抵抗，就像那些可怜的小女孩一样，我无力抗拒我喜欢的东西。”
但是伯爵夫人自己在她委身于巴尔扎克之前，还在犹豫。她刚把她原来的情人科斯洛夫斯基亲王打发走，全仗这位亲王，她为她热爱音乐的丈夫生了一个儿子，可是现在还没确定，是不是宁可放弃巴黎社交界的伟大雄狮之一李阿奈尔·德·蓬伐尔伯爵，而让巴尔扎克来充当科斯洛夫斯基亲王的下一位继任。另一方面，巴尔扎克也不能鼓足全部干劲献身于他的新的恋情，因为小说得写，和债主们的斗争得继续进行，另外他也不愿让另一块热铁冷却。德·韩斯卡夫人通过她的俄国和波兰的朋友们，科斯洛夫斯基家人、基色列夫家人和其他一些热心友好的搬弄是非的人们，已经获悉巴尔扎克突然热爱起音乐来了。夫人知道，巴尔扎克现在不再到罗西尼的情人奥林普·彼利西埃的毫无险情的包厢里去看戏，而是换成维斯孔蒂家的包厢了。德·韩斯卡夫人既然决心要在后世面前扮演巴尔扎克生活中首席女高音的角色，便在她的信里责怪巴尔扎克不老实，不忠诚。德·韩斯卡夫人似乎凭着他们之间稀有罕见的婚约，不顾她那尚还健在的无忧无虑、浑然不觉的丈夫，向巴尔扎克要求无条件的忠诚，只允许他为了散心解闷，和那些“小女孩们”交往，——也就是允许他有一些丝毫不动真情、在社交界也不会使夫人受到牵连的艳遇。德·韩斯卡夫人对巴尔扎克有足够的了解，知道他同样会给一位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写热情洋溢、词句夸张、气势奔放的情书，就像给她写的情书一样，而她由于委身于他，自以为居于垄断情书的地位。最后没有别的方法使德·韩斯卡夫人情绪平静——一位未来拥有几百万身价的富孀，是不能随随便便放弃的——巴尔扎克只好进行那次费用昂贵、光怪陆离的维也纳之行，以便再一次向德·韩斯卡夫人保证，夫人是他心里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女人。然后就是在萨歇度过的夏天，他写作为了完成约定的稿件。1835年8月，巴尔扎克重新开始和李阿奈尔·德·蓬伐尔展开争夺美丽的伯爵夫人的竞赛。巴尔扎克赢得了胜利，成为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的情人，而且十分可能，——倘若相信一位无名氏撰写的那本消息灵通得值得怀疑的著作《揭露巴尔扎克的真实面目》——巴尔扎克也是那个李阿奈尔·理查·基多博尼—维斯孔蒂的父亲。这个孩子于1836年5月29日出生，是那三个来历不明的小孩之一。他们既没有继承父亲的姓名，也没有继承父亲的天才。
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尽管当了五年巴尔扎克的情人，在他遇到一切困境时，充当富有牺牲精神的女友，不遗余力地出手相助，可是在一切巴尔扎克的生平描述之中，却始终很不恰当地退进幕后，其实这都该怪她自己。在生活中往往是这样，并不是起作用做贡献的人，才居于决定性的地位，而要看他如何善于巧妙地、热心地描述自己的贡献。维斯孔蒂伯爵夫人从不追求文学上的身后哀荣，所以她的形象完全落入更为虚荣、更有企图、更有心计的德·韩斯卡夫人的阴影之中。德·韩斯卡夫人从一开头就努力争取得到巴尔扎克“不朽的情人”的角色。巴尔扎克在销魂荡魄、心醉神迷之际，如果连向维斯孔蒂夫人也没写过荡气回肠的情书，那巴尔扎克也就不成其为巴尔扎克了。可是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并没有把这些情书编上号码，也没有从一开始就把它们珍藏在一个宝匣内，留待付印。不知是由于漫不经心，还是因为她生性高傲，不愿在巴尔扎克和她自己死后被人当作广告的材料或者杂文的素材，她从一开头就不想充当文学史上的什么名人，为了更加真诚、更加公开、更加无所顾忌地献身给活生生的巴尔扎克。这一来，她倒也摆脱了德·韩斯卡夫人和巴尔扎克的关系上所沾有的一切难堪。仔细一看，这些难堪之处也着实让人恼火。即使在所谓的激情无比奔放的时候，这位聪明的野心勃勃的贵族夫人韩斯卡，也一直在考虑她的“地位”，她在上流社会中的地位和在文学史上的位子。二十年之久，德·韩斯卡夫人一直不断地担惊受怕，唯恐为了巴尔扎克，或者通过巴尔扎克败坏自己的名声。她一直想要在巴尔扎克的生活中保持她的荣誉席位，而她自己并没有付出真正的热情。她要巴尔扎克充当她的情人，充当她的行吟诗人，但是得悄悄地、秘密地扮演他的角色，千万不能让她的那些高贵的亲友们获悉。她要巴尔扎克的书信，他的手稿，但是老天爷啊，可别惹人注意，引发丑闻。她悄悄地溜进饭店去会巴尔扎克，可是在公开场合她却以冷漠的、责备的语气谈论这位稀奇古怪的德·巴尔扎克先生。她在德·韩斯基先生面前扮演忠实的妻子，却向巴尔扎克预示她日后将要居孀，从而拴住巴尔扎克做她的情人。她并不放弃她的丈夫和丈夫的几百万财产，她丝毫也不冒任何风险，有损她白璧无瑕的名声。即使在她丧夫之后，她也一时难下决心，来缔结这一并不门当户对的婚姻。我们总会感到，德·韩斯卡夫人做任何事情都有目的，计算周密，小里小气，小心谨慎，甚至她在日内瓦一度献身或两度献身，也显得更像是给予施舍，出于好奇，不情不愿，迅速后悔，而不是大大方方、意识清醒、恣意挥霍般献出她的自我。
和这样一个虚情假意、争风吃醋、故作冷漠的情人相比，这位表面上看来不顾道德的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倒显得慷慨大方，沉稳自信。刚一决定献身给巴尔扎克就完全彻底、热情奔放地把自己奉献给他——伯爵夫人在《幽谷百合》里的肖像便是明证——究竟整个巴黎是否知晓此事，到处物议，她全都满不在乎。她和巴尔扎克一起出现在她的包厢里。当巴尔扎克被债主们追逼、走投无路时，她把巴尔扎克带到自己家里，她和巴尔扎克住在花园居时，两家房门紧挨在一起。在丈夫面前，她不演那种令人反胃的忠贞妻子的喜剧。她不能容忍巴尔扎克争风吃醋，自己也绝不像她的竞争对手那样折磨巴尔扎克，绝不小里小气地窥探巴尔扎克的行动，绝不心胸狭窄地打翻醋缸。她给巴尔扎克自由，听到他的艳遇，一笑置之。她绝不撒谎，也不逼着巴尔扎克忙不迭地撒谎，而巴尔扎克对他另一位情人却是经常被迫在信中谎话连篇。尽管伯爵夫人论家财不及韩斯基家的十分之一，可她帮助巴尔扎克不下十几次，有时给他弄到订单，有时给他现金，帮他摆脱困境，是个真正的情人，又同时是个女友——她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勇敢、坦诚，无拘无束。只有无视社交界，不屈从僵死的风习和等级，而是自由自在、公开坦荡地贯彻自己意志的女子才能这样。
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的这种公开坦荡的作风，当然也使巴尔扎克无法向德·韩斯卡夫人隐瞒他们的关系。也许他也能够成功地否认他在《幽谷百合》中描写的杜德莱夫人的那些荡气回肠的恋爱场景，是直接描绘他和伯爵夫人共同经历的销魂荡魄的时光。“不是有人甚至说，我在为维斯孔蒂夫人作画吗？”巴尔扎克故作天真烂漫地写信给德·韩斯卡夫人，惊叹人心的险恶。可是他无法阻止那些俄国和波兰的通信员写信到维尔肖夫尼亚向德·韩斯卡夫人汇报，他们肯定会把显而易见的实情加油加醋地一一报告。于是“充满怀疑和责备的信件”雨点般飞来；巴尔扎克还指望着德·韩斯基先生会死，会留下几百万遗产，便硬着头皮继续撒谎说，这位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只是一位极端可靠的理想女友。为了显得真心诚意，巴尔扎克就十分狡诈地对这种友谊高唱赞歌，“这种友谊在我多次身陷困境时，给我安慰”。他写信给德·韩斯卡夫人：
“您提到的德·维斯孔蒂夫人是最可爱的女人之一，心地特别善良，说不尽的好心好意，她是个非常时髦无比娇柔的美女，帮助我忍受人生的困厄。她生性温柔，可是异常坚韧。她的观点和她的反感都不可动摇，不可调和。她和人交往非常稳健。可是她又极其不幸，或者不如说，她和伯爵的境况、和他们所拥有的显赫姓氏不甚协调⋯⋯”
但是巴尔扎克写这首颂歌的目的，是为了用一声哀歌式的叹息来予以结束：“不幸的是我很少见到她。”
巴尔扎克很可能知道，德·韩斯卡夫人得到的消息远比他的信件可靠得多，不会太相信他的诉说。也许夫人相信与否在他心里也不太在意。这颗“北极星”的光芒在那几年开始渐渐失去光芒，因为它遥不可及，是在相隔几千里之远的亚洲边界线上闪耀，另外德·韩斯基先生的健康状况又显得坚韧皮实，具有长寿的迹象。在历史上，生者总是压倒死者。同样在爱情中，身边的人总比远处的人更占优势。维斯孔蒂伯爵夫人近在咫尺，是个年轻的美女，激情而又性感，总是准备顺从巴尔扎克的要求，从不向他抱怨诉苦。于是在今后几年，巴尔扎克就和伯爵夫人度过了他真正的生活。与此同时，他向德·韩斯卡夫人报导并且杜撰他的想象的生活，为了夫人的宝匣，为了后世。
埃维利娜·德·韩斯卡的野心是充当一个比任何其他女人都更了解巴尔扎克的女人，充当他的领路人，他的顾问。论文学品味，论评判能力，她也许超过维斯孔蒂伯爵夫人一百倍。但是维斯孔蒂伯爵夫人更加了解巴尔扎克这个人需要什么。她看出并且理解这个为生活驱赶，为债主追逐，在负担不断、任务繁重的高压下呻吟喘息的艺术家渴求自由的需要。她亲眼看见，1836年这灾难深重的年头给巴尔扎克带来了什么。她看见巴尔扎克疲惫不堪，精疲力竭，多么渴望放松神经，得到消遣。她不像那位夫人似的，把巴尔扎克牢牢地拴在自己身边，而是天资聪慧，发自内心地理解到，现在唯一能使巴尔扎克重新精神焕发、灵感泉涌的方法：夫人为他安排了一次到意大利去的旅行。自从那次和德·卡斯特里夫人未果的恋情结束之后，巴尔扎克一直热切地盼望有机会去一次意大利。而这次旅行，不消巴尔扎克花一分钱。
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的母亲给他留下了一些在意大利的债权，这些欠款很难收回。这位与世隔绝的音乐家毫无商务谈判的能力，早已放弃了争夺这笔遗产的斗争。这时，伯爵夫人发现了或不如说设计了解决问题的巧妙办法，她让伯爵派他们共同的朋友巴尔扎克到意大利去处理这件事情。伯爵应该知道巴尔扎克坚决果断，善于经商。脾气温和的丈夫表示同意。巴尔扎克这时已从萨歇回到巴黎，正不知道逃到哪儿去躲避债主。毫无疑问，他欣然同意完成这项任务。公证人把全权委托书交给巴尔扎克，并给他一笔盘缠。于是巴尔扎克终于在七月份得以登上旅行马车，起程前往他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爱情之国”。
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在这一慷慨之举之外，还另加一个慷慨之举。伯爵夫人自己没有陪同巴尔扎克一同去意大利，这点可以理解。因为她一个月前刚刚生下了李阿奈尔·理查。人们大概会把这孩子视为巴尔扎克深爱夫人的凭证。但是更为令人惊讶的乃是——这一点被视为伯爵夫人感情的豁达慷慨，——她丝毫也不反对她的情人携带一个陪同人员前往意大利。这是一个漂亮小伙子，一头短爱，自称马赛尔。巴尔扎克其他的朋友，还从来没有听见过他的名字，唯一能够说出此人来历的是巴尔扎克的裁缝。不久前巴尔扎克带了一个年轻的黑发女子出现在他的裁缝铺里，给她订做一套男人的服装和一件灰色的长外套，一直可以扣到腰部。衣服非常合身，当然并非天衣无缝。目光犀利一些的人依然可以猜出，穿这身男装的是个女人。巴尔扎克不是到“爱情之国”去寻找爱情的冒险经历，而是通过这一大胆放肆的乔装打扮，使这旅行变成一段冒险经历。
写作十分繁忙的巴尔扎克，几乎都是通过书信往来找到他所有的女友和恋人，他的这位新情人也是这样钓来的。这位新交也和他所有的女友一样是有夫之妇，同样有位极为随和的丈夫。卡洛琳娜·马布提夫人家住利莫杰斯（Limoges），作为一位高级司法官员的妻子，实在百无聊赖。于是给巴尔扎克，法兰西一切灰心失意无人理解的妇女的总律师，写了一封浪漫的书信。这是1835年，这位总律师当时恰好没有时间给她回信。夫人便寻找代用品，按照字母的排列顺序Ba（巴）之后便是Be，于是她就和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一模一样——从巴尔扎克跳到圣·伯夫（Sainte—Beuve）。马布提夫人在圣—伯夫这里找到更多的友好情意，圣—伯夫请她到巴黎来，她就来了。夫人年轻、美貌，是个火辣辣的女人。可惜这位干巴巴、爱浮夸的圣—伯夫不对她的胃口。尽管他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十四行诗献给夫人，也无济于事。夫人宁可再一次到前一家去敲门试试。而巴尔扎克在德·韩斯卡夫人那里取得成功之后，也开始欣赏起那些比他年轻的女子，绝不扮演约瑟的角色，把这位咄咄逼人的波提乏夫人①拒之于千里之外。马布提夫人在巴塔耶大街那著名的闺房里进行的第一次就职访问就延长到三个夜晚之久。这新鲜的年轻女子，很合巴尔扎克的品味，很对他的胃口。巴尔扎克便向夫人建议，和他一起到都兰地区旅行一次。由于种种原因，马布提夫人下不了决心。
可是等巴尔扎克从萨歇回到巴黎，向夫人建议和他一同前往意大利，费用由他另一位女友承担，这一次卡洛琳娜立即兴高采烈地同意开这个玩笑，乔装打扮成一个侍童，陪同巴尔扎克出游，因为到浪漫的国度一游，必然从一开头就得浪漫才行。
在巴黎只有一个朋友成为这一化装喜剧的目击证人：儒勒·桑多。他到卡西尼大街来为巴尔扎克送行，突然看见一个短发女子乘坐马车驰来，显然熟门熟路，快步跑上楼梯，直达巴尔扎克的卧室。儒勒·桑多心里正在暗暗发笑，他的朋友巴尔扎克经常在社交界雄辩滔滔地大肆赞美贞洁乃是艺术创作的首要条件，自己却又招来了这么一个新的女伴。不料几分钟后，从这同一个房间里走出一个年轻的帅哥，身着一件灰色大衣，手握一根马鞭，笑盈盈地从同一道楼梯下来，把一口小箱子装进邮车箱里，里面装着八天用的内衣和必要时用得上的一袭女式衣衫。帅哥后面跟着巴尔扎克，迈着笨重的脚步走下楼梯，坐在这个年轻侍童的身边，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因为他成功地开了一次玩笑。一分钟后，马车开动，直奔意大利。
这次出发，颇为迷人。一路上，正如巴尔扎克所期待的，由于人物舛错，引发一系列极为逗乐的冒险经历。卡尔特修会大修道院的修士们并没有被这位小帅哥宽大的外套和绷紧的长裤所蒙蔽，拒绝这危险性别的成员迈进修道院。这个年轻的水妖在附近的一道阿尔卑斯山的小溪里就只穿了那件外套，即兴沐浴一次，从而补偿了她未能进入修道院的损失。在这场冒险经历中，《都兰趣话》的作者巴尔扎克可是蒙受了巨大损失，经过一次玩命似地快速奔驰，越过切尼斯山之后，这对年轻的情侣，或者不如说，德·巴尔扎克先生和他的侍童马赛尔来到都灵。
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会在这里终止这场并非毫不危险的乔装打扮的滑稽戏，或者像每对非法情侣该做的那样，下榻在某一个偏远处的旅馆里，以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巴尔扎克喜欢把一切都推向极致，他毫不在意地驱车直奔该城最高雅的饭店，正对王宫窗户的“欧洲饭店”，给自己和他的陪同者要了两间并排的最漂亮的房间。不言而喻，《比哀蒙特日报》第二天立即宣告，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抵达该城。整个贵族社会立即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要一睹巴尔扎克的丰采和他大名鼎鼎的手杖。据他自己报导，这把手杖极为成功，就和他的作品一样成功，“眼看着就要取得欧洲范围内的成功”。显贵之家的仆役纷纷前往饭店递交请帖，大家争先恐后地要结识巴尔扎克。通过介绍信和巴尔扎克已经认识的贵族们甚至提供王家马厩的马匹供他进行郊游。
巴尔扎克对于公主们、伯爵夫人们的赞赏历来无法抗拒，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比哀蒙特贵族的邀请。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他只有肮脏的毫不客气的债主或者法院执法官前来探访，如今在这个平素一般市民不能踏进的王宫里，受到一位外国亲王般体面隆重的接待，使巴尔扎克的虚荣心大大得到满足。可是，他也实在鬼迷心窍，居然把那个穿上男人服装乔装打扮的外省小女人带进这些显贵的家里，结果造成了新的阴差阳错的误会。就是在他的长篇小说里，他也虚构不出更加疯狂的误会。时隔不久，贵族的沙龙里人们看出，这个年轻马赛尔和迈耶贝尔的歌剧《胡格诺人》中那个同名的仆人一样，乃是一个乔装打扮的女人。可是没有一个人认为可能发生这样放肆大胆的事情，巴尔扎克竟然会把某一个他喜欢的无名陪睡女郎经过乔装打扮带进比哀蒙特的贵族府邸，便产生了一则奇特无比的谣传。众所周知，巴尔扎克享有盛名的女同行乔治·桑便是头发剪短，吸着雪茄或烟斗，身穿长裤，更换情人比更换手绢更加频繁。不久前，她就和阿尔弗雷德·德·缪塞一起来到意大利。为什么这一次她就不能和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一起前来呢？可怜的马布提夫人就突然发现自己被太太们先生们从四面八方围了起来，他们和她聊天，尤其要从她嘴里听到聪明绝顶的词句，如果可能还想获得一份乔治·桑的亲笔签名。
现在玩笑开大了，即使像巴尔扎克这样对这些小节满不在乎的人，也渐渐感到不自在起来。他拼命使出全部镇静和机警，把这团纠结缠绕的乱麻重新理顺。他暗地里向菲力克斯·德·圣—托马斯侯爵坦承这乔装打扮的女子的实情，当然立即给她披上了一件道德的小外套：
“她对我充满信任，因为她知道，我其实从头到脚都为另外一种激情所占有，那种激情已充分满足了我⋯⋯”
不管怎么说，巴尔扎克感到，现在已到结束这场玩笑的时候，再迟就会酿成丑闻。他十分顺利地办完了他的朋友维斯孔蒂夫妇委托经办的事情，急急忙忙地离开这座城市。在这里，他一生中第一次过得无比幸福，三个礼拜不工作，不和出版商搏斗，不改校样，不见债主，不见充满敌意的同行！他第一次眼睛里闪闪发光，充满了真正的，而不是臆想出来的生活的欢乐，观看着现实世界。
回程的最后几站之一是日内瓦，决定他命运的城市。在这里，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拒绝了他。在这里，他征服了德·韩斯卡夫人。在这里，他现在无忧无虑，心情欢畅地和小巧玲珑的马布提夫人同床共枕。倘若我们对他写给德·韩斯卡夫人的信有一丝一毫的信任，那么他在日内瓦就什么事情也没干，只是沉湎于往日甜蜜的回忆之中，为不见踪影的伊人挥洒哀伤的眼泪。现实远远没有这么浪漫，可是要愉悦得多。平素，巴尔扎克急着又要赶回去写作，会让车夫把马催个半死，只花五天五夜，就从日内瓦风驰电掣般回到巴黎。可是这次，有这个举止毫不做作的褐发少妇陪伴回程，足足花了十天时间。每夜都在另一个地方歇息，难以想象，这些夜晚他会完全怀着多愁善感、哀思百结的思想在思念远方的“北极星”中度过。
八月三十一日，巴尔扎克又重新回到巴黎，魔力四射的时光顿时终结。在门上贴着法院执行官的纸条，桌上放着成堆未付的账单。在第一时间他就获悉，他的出版商维尔代行将破产。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使巴尔扎克特别惊讶，或者特别激动。他知道，而且会一再明白，他只要赏给自己片刻自由，就会受到命运的铁拳加倍狠毒的打击。在这堆无关紧要、令人厌烦的信件当中也有一封镶了黑边的信，亚历山大·德·贝尔尼向巴尔扎克报导：他的母亲在七月二十一日去世。我们可以感到，寄给巴尔扎克的所有书信里，这个消息多么深刻地给他以震撼。几个月来，他一直做好了蒙受这一损失的思想准备。在他出发去意大利之前，他拜访了他的这位“永久的恋人”，发现她过于衰弱无力，竟无法为他的馈赠表示高兴。巴尔扎克在小说《幽谷百合》中，怀着感激的心情，在德·莫尔索夫人①这个人物身上，为全世界刻画了德·贝尔尼夫人的肖像。当他无忧无虑、心情欢畅地和不值得一提的卡洛琳娜·马布提夫人在意大利到处举行爱情之游时，德·贝尔尼夫人却在弥留中等候死神降临，巴尔扎克不在她的身边，没有听到她最后的遗言。

他也许正在都灵的沙龙里谈笑风生，纵声大笑，而人们这时却把贝尔尼夫人葬入墓穴，夫人是第一个爱他的女人，比任何其他女人都更爱他。过了几天，巴尔扎克紧接着就离开巴黎，前去拜谒她的坟墓。他预感到，他人生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随着他这已逝的“永久的恋人”，他自己的青年时代也一同葬入坟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