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传》第十八章：戏剧投机

巴尔扎克已经四十岁。“一切都变得更加糟糕，无论写作还是债务。”他说的这句话言简意赅，总结了他眼前的处境。他在他的庄园“花园居”度过的三年，只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绝望的、一再失败的尝试。巴尔扎克从来也没有这样狂热地工作过，想还清花园居的债务。可是他不得不认识到，就是一年写五部小说，也无法消除这六位数的债务。他从抽屉里翻出刚开了个头的作品，他甚至匿名地为一名手工业师傅编辑了一本拿破仑的格言。此人忠厚老实，一心想要获得荣誉军团勋章。在巴尔扎克自己身居荣誉巅峰时，还为别人的虚荣和无能暗助一臂之力。但是这些努力，全是徒劳。他所需要的这些款项，不可能通过写作得到，必须通过魔法获得。既然鲁拉的银矿拒绝把银子给他，那他现在就得设法开采一个新的金矿。
巴尔扎克怀着极端厌恶的心情，完全“违反他的心愿”，强迫自己去从事戏剧。他清楚地知道，他并不是非写喜剧不可，而是上天选拔出来创作《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凭着本能知道，他真正的天才在戏剧形式中永远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的优点不在场面宏大，而在于人物性格发生缓慢的化学变化，在于这些人物性格与环境的紧密联系，在于书中的景色。他只能像大河奔流般写作，需要宽度和丰满。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改写成剧本，几乎全都失败，这并非偶然。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放在舞台布景狭窄的框架里，都显得不自然。因为缺乏细微的变化和性格转变时的逻辑关联。
可是尽管如此，集中意志力，凝聚起力量，也许巴尔扎克的天才在戏剧方面也会成绩斐然，就像他写长篇小说那样。可是巴尔扎克根本不想把他的意志力集中在戏剧上，根本不想全力以赴。他从前在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时，梦想当一个新的拉辛或者新的高乃依，这种梦想早已成为往事。眼下，他只把戏剧视为文学之外的一种赚钱手段，——一种冷冰冰的，心里完全激不起丝毫涟漪的投机事业。从艺术上看，他并不认为戏剧投机比菠萝种植园或者用南岸铁路的股票在交易所里进行股票交易更为高级。在撒丁岛之行前，他以玩世不恭、相当阴冷的口吻写信给卡罗夫人茹尔玛：
“要是这个事业失败，我就急忙投身到戏剧的怀抱中去。”
戏剧对于巴尔扎克而言，仅仅是“最后一贴救命灵药”，“比我的书获利更多”。他仔细计算一下，一部成功的剧作可以有十万至十二万法郎的进账。当然是不是刚一动笔马上就会取得这样的成功，不言而喻，这点并无把握。不过，倘若每年写上个十部二十部剧本，总会交上一次好运，这点几乎可说十拿九稳。
一年写二三十部剧本，这种盘算从一开始就表示，巴尔扎克并不打算在他的剧本上花大力气。他想随随便便的一下子抛出这些剧本，就像把一枚金路易扔在轮盘桌上那样。巴尔扎克对他未来剧作的设想一目了然，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剧作的质量，而只是机缘凑巧。主要的工作，最最重要、最最费劲的工作，乃是找到一个剧院经理，签上一张尽可能有利的合同，能让他预支一笔尽可能大额的预支稿酬。为了完成这项最为艰难的工作，必须押上他名望的全部力量，使出他巧舌如簧的口才和他全部发明创造的力量。这件事情办妥，那就只剩下次要的工作要做了。按照约定时间，提交剧本，如果和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方能做到的工作——挖出一两万法郎预支稿酬——相比，这可真像儿戏一样轻而易举。巴尔扎克总有几百个点子，另外在抽屉里还搁着十几部青年时代的习作。所以，要找一个“黑人”捉刀，随便找个年轻的便宜的小伙子，把戏剧情节跟他一说，花一两夜时间，把此人写的东西用羽毛笔稍稍加工，添些神采。就这样，在每个剧本上面最多花上三四天时间，一年之内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写出十部二十部剧作，而真正的力气则以固有的仔细认真热情洋溢的态度，用来写作他真正的作品，他的长篇小说。
巴尔扎克觉得，炮制一部进账十万法郎的剧作是个如此无关紧要的任务，他都根本不愿费劲去寻找一个的确训练有素的伙计。他偶尔在大街上碰到一个完全落魄潦倒的浪荡艺人查理·拉赛伊，此人从来没有和戏剧打过交道，即便是最最宽宏大量的评论家也不可能在他身上找到一丝一毫天才的痕迹。巴尔扎克究竟在什么地方找到这个渺小的神经病人——一幅活动漫画，配了一张苦脸，一个其大无比的鼻子和一蓬悲天悯人而垂落下来的乱发——，谁也说不上来，也许是巴尔扎克在大街上，或是在咖啡馆里碰到他的。反正巴尔扎克也不问一问他有什么本事，就把这个惊愕不止的牺牲品拽到花园居来，当作客人和伙计，目的在于，当天晚上就和他一起动笔写作一出悲剧。而实际上这是一出喜剧开场，是巴尔扎克生活中最为滑稽可笑的喜剧之一。
因为这位可怜的查理·拉赛伊还一点都不明白，巴尔扎克究竟要和他干些什么，只见巴尔扎克犹如疾风暴雨般向他滔滔不绝地叙述着，把他拖到达夫莱城来。拉赛伊对剧本毫无概念，也想象不出如何写出剧本。起先对他也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等到巴尔扎克在路上像发射连珠炮似的和他说了百十来个项目和计划之后，这个可怜的饿得饥肠辘辘的家伙首先得饱餐一顿。巴尔扎克家开饭的时间是五点。端上来的食品颇为丰盛，又让这个苦脸流浪艺术家品尝他从未喝过的美酒。他的情绪明显地好转，情绪放松，说不定他此刻真能给巴尔扎克出些颇有灵感的好点子。可是使他深感意外的是，一到六点，吃完晚餐，巴尔扎克就站起身来，命令他上床睡觉。
拉赛伊和其他流浪艺术家一样，真正的白天要到晚上才开始。大概他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在下午六点上床睡过觉，但他不敢反驳。任由巴尔扎克把他带进自己的房间，乖乖地脱衣上床，多亏方才喝了不少酒，睡得死沉死沉。
他睡啊睡啊。午夜时分，他睡得正香，有人把他摇醒。巴尔扎克身穿白色僧袍站在他的床前，活像一个幽灵，命令他立即起床。现在是该开始工作的时候了。
可怜的拉赛伊不习惯巴尔扎克的日夜颠倒，一面连声叹气，一面强打精神。他不敢反抗他的新主人和衣食父母，只好睡眼惺忪、糊里糊涂地倾听巴尔扎克向他叙述自己的构思，从午夜一直听到凌晨六点。到六点，巴尔扎克又允许他上床睡觉；白天，巴尔扎克忙着写他的长篇小说，拉赛伊得写出前面三场的初稿，以便到了夜里提出第一份稿子来共同加工。
午夜！可怜的拉赛伊心里发毛。一想到这个荒谬绝伦的约会时刻他就害怕，睡得很糟，当然写得就更糟。他带来的那份可怜见的稿子，在午夜讨论会上遭到否决，巴尔扎克立即命令他去另写新稿。拉赛伊绞尽脑汁，白白地把他绞干挤净的脑子折磨了好几天。这个可怜的奴隶一想到午夜到天明非得讨论不可，已经食不甘味，睡不安席。一天夜里，巴尔扎克走到他的床边，这个合作者已经逃之夭夭。人没有找到，巴尔扎克只在桌上找到一封信：
“我觉得有责任放弃您托付我完成的工作。当然，这是您对我如此不同寻常的信任。我彻夜都在冥思苦索，可是一无所获，没有想出任何值得写下来的东西，没有任何符合您那项目的戏剧条件的东西。我不敢亲口对您说，但是我再吃您的面包，已经毫无意义。我的脑子竟如此贫瘠，毫无创意，我真是绝望透顶。机会是如此难得，我当然有意，一下子就能完全出乎意料地摆脱我所有的困难⋯⋯”
拉赛伊的临阵脱逃发生得如此突兀，以致巴尔扎克没有时间再另找一个别的伙计，他只好亲自动手，来完成《首席小姐》，或者就像此剧日后的题目《节俭学校》，以便取得文艺复兴剧院答应给他的六千法郎预支稿酬。为了能迅速签订合同，在他撰写最后一幕时，不下二十名排字工人在为第一幕排字。这样几天之后，他就能交出这个早产儿。可是现在巴尔扎克获悉，对于剧院经理而言，根本不把一位长篇小说作家的盛名放在心上。他们关心的只是未来的票房报告，就像巴尔扎克只关心他的预支稿酬一样。剧院经理态度冷淡地拒绝接受巴尔扎克的这个剧本，梦寐以求的十万法郎再次在现实生活中随风飘散，巴尔扎克没有写出别的什么，只写出了他的《幻灭》中的一则新的插曲。
换个人也许会感到屈辱，或者就此头脑清醒；可是在巴尔扎克身上，失败的效果永远只是激起成倍、十倍的干劲。他写长篇小说难道不是如此？
人家起先不也是退稿给他，好几年不是都试图让他消沉泄气吗？他那迷信的天性甚至把这第一次出师不利视为日后获得成功的保证。
“我戏剧方面的前程一定也会和我文学方面的进展一模一样，我的第一部作品也被人退稿。”
那就另写一出新戏！另签一份新的合同！
按照巴尔扎克那种不听忠告的方式，只把长篇小说和对话予以戏剧化，而不是写出一出真正的戏剧，新剧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这次合同更为有利。吃一堑长一智，第一次的经验，使得巴尔扎克不致再受到退稿的羞辱。圣—马丁门剧院的经理哈雷尔必须从一开始就答应，接受这部尚未动笔撰写的新作，并且立即上演。机缘凑巧，巴尔扎克获悉，哈雷尔迫切而无条件地需要一部具有诱惑力的剧本，于是巴尔扎克就向哈雷尔建议，把他的《伏脱冷》改编成戏剧。哈雷尔立刻激情四射，热情高涨。由于《高老头》和《幻灭》这两部小说，伏脱冷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把他搬上舞台，特别让弗雷德里克·勒麦特尔扮演，必然会轰动一时。终于，剧本作者和剧院经理的双重幻想，像兄弟般配合默契。签订了一份合同，两个投机者各自盘算着得到不计其数的赢利。
这一次巴尔扎克干起来使劲得多。为了把剧院经理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他离开花园居几个礼拜，寄住在黎塞留大街他的裁缝布依松家里，离开剧院只有五分钟的路程，这样他每次排练都可以出席，可以十分内行地准备那宏伟的胜利。巴尔扎克从一开头就关照新闻界，登出巨幅广告，他和演员们密切磋商。他以“超人的勇气”过问一切。每天都可以看见他身穿工作服，不戴帽子，穿着蹩脚的肥大裤子，皮鞋的舌头从鞋子里面翻了出来，气喘吁吁地跑到剧院去，为了和演员们对效果特别强烈的场景进行讨论，或者到售票处，为他所有的亲朋好友保留席位。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注意，首次公演要使巴黎整个贵族阶层和知识界全都聚集一堂。忙乱之中，他仅仅忘记了一件小事，那就是忘了去写这个剧本。他向剧院经理粗略地讲述了一下剧本的主要情节，向每个个别的演员都做了指导，但是现在排练得认真开始了，哈雷尔还没有拿到剧本的稿子，演员们谁也没有看到台词。巴尔扎克答应，不出二十四小时，他们就能得到这两样东西。一切都已完成——巴尔扎克一向认为计划中的一切就已经是事实——，明天可以开始排练。
巴尔扎克究竟想怎么做，才能在二十四小时内写完一部五幕剧呢？他的忠实的朋友台奥菲尔·戈蒂叶属于少数几个讲话实实在在、并不言过其实的人，戈蒂叶这样描述，巴尔扎克把他四五个忠实可靠的朋友组成的参谋总部，全都召集到他在裁缝师傅布依松家的落脚处，进行一次紧急会商。最后一个到场的是台奥菲尔·戈蒂叶。巴尔扎克身穿僧袍，已经焦躁不耐地像头狮子一样在笼子里大踏步走来走去，看见戈蒂叶，他就笑容满面表示欢迎：
“终于来了，我们的台奥！懒骨头，懒家伙。瞌睡虫——赶快；你一小时前就该到这儿来了！明天我得向哈雷尔朗读一出宏伟壮观的五幕剧呢！”
接着就演出了一场令人忍俊不禁的好戏。戈蒂叶在他的《肖像画》一书中这样叙述：
“我们答道，‘那么你想听听我们这些专家们的忠告吧？’于是我们舒舒服服地坐下，就像那些打算听人做篇较长报告的人那样。巴尔扎克从我们的态度看出了我们在想什么，他就以世界上最无辜的表情对我们说：‘剧本我还没写呢！’‘该死，’我回答道，‘那就只好把报告推后六个礼拜了。’巴尔扎克说道：‘不行，咱们现在就得赶快把这剧本拼凑起来，这样我们才能把钱收进来啊。我有一笔紧急的债务要还呢！’‘那么明天就把它赶出来，可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也没时间把初稿誊写一遍啊。’‘这一切我都安排好了：你写第一幕，奥尔里亚克写第二幕，洛朗—扬写第三幕，德·贝卢阿写第四幕，我亲自写第五幕。明天中午，我已约好，向哈雷尔朗读这个剧本。一幕充其量只要写四五百行，这点东西写个一天一夜，时间绰绰有余。’
“我多少有些感到困惑地说道：‘那你就把情节跟我们简单讲一讲，把结构告诉我们，给我们勾勒一下人物的性格，那我就可以动手写作。’
“‘上帝保佑，’巴尔扎克大叫起来，带着那种不可一世的气势和对这种细节的极度轻蔑，‘要我把这主题讲一讲，那我们就永远也干不完了！’
“我们在问及内容的时候，丝毫不想探听什么隐私。但是巴尔扎克显然感到这个问题很是可恶。最后我们使了大劲，至少从他那里逼出几个关于主题的暗示，然后就以松散的形式把这个分幕分场的剧本提纲凑了起来。最后定稿时，这里的台词只留下少数几句。每个人都可以想到，这个剧本没能在第二天朗读。没有一个合作者知道，其他几位写了什么。只有一个人认真参与了这个戏剧，那就是洛朗—扬。巴尔扎克就把这个剧本献给他。”
经过这场序幕之后，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剧本的结果会怎样。在法国戏剧的一百年里，没有一部比《伏脱冷》拼凑得更糟糕的剧本了。为了避免破产，哈雷尔事先早就预告，这是一出了不起的杰作。巴尔扎克白白买了一半座位的戏票，前三幕演出时，剧院的气氛冰冷，甚至窘迫。真正的朋友看到巴尔扎克的名字和这出低俗不堪、七拼八凑、耸人听闻的喜剧联系在一起，感到很不舒服，就像我们今天发现，一个壮丽伟岸的人物被扭曲成这么可笑的一个形象，也收进了巴尔扎克的全集，依然感到难堪一样。演到第四幕，观众愤懑恼怒的风暴公开爆发。在伏脱冷作为墨西哥人的将军登场时，弗雷德里克·勒麦特尔选用了一种非常可疑的假发，竟和路易·菲利普的发式相似。几个保王党人吹响口哨，奥里昂王子示威似地特意离开他的包厢。在一片喧闹狂野的混乱之中，演出终止。
第二天，国王下令禁止此剧演出，巴尔扎克今后永远不许上演此剧。为了堵住巴尔扎克的嘴巴，文艺部部长悄悄地给巴尔扎克五千法郎作为补偿。巴尔扎克尽管受到债主的追逼，仍然高傲地把这五千法郎退了回去，至少在这次惨败中，他还能挽救自己个人道德上的胜利。但是即便是这场灾难，也不能使这屡教不改者得到教训。他还一连三次去碰碰运气：《基诺拉的智谋》和《帕梅拉·吉罗》比《伏脱冷》略胜一筹，也都同样失败，唯有《投机商》一剧配得上他的天才，但巴尔扎克已不能再亲身经历此剧的公演。每当他设法在自己的领域之外谋求发展时，命运总会给以报复。在《伏脱冷》上演前，海涅在大街上遇到巴尔扎克，友好地规劝他坚持写长篇小说。巴尔扎克不由得哀伤地想起海涅对他说过的一句风趣的话：
“您请注意！习惯了布勒斯特浴场的人，不会很适应土伦的浴场。您得呆在您旧日的浴场里。”
花园居的建造，鲁拉的银矿，炮制剧本——这三大蠢事表明，这位年已四十的人，依然不谙世事，轻信，不可教诲，就和一个愣头青一样。他的蠢事似乎和他的作品规模一样与日俱增，更加光怪陆离，更加冲动，更加怪异，更具妖魔气息。但是对于我们而言，距离使我们容易看得清晰，我们不会像他那些缺乏敬意的同时代人，因为炫目耀眼而忘记了光明，由于他那招致失败的蠢事而忘记了他富有独创性的作品。这几年里，各报充斥着对菠萝种植场的尖刻讥讽，评论家们，新闻记者们对巴尔扎克的戏剧怪胎百般取笑。这同一个巴尔扎克仍然不遗余力地继续写作他的主要作品《人间喜剧》，在进行地产投机、创建新报之际，忙着各种诉讼、经历各种艳遇之余，他以同样不可动摇的坚毅果决和坚韧不拔的劲头，继续建造他自己的世界。一方面，手工工人敲敲打打，花园居的围墙纷纷坍塌，另一方面，巴尔扎克正在创作《烟花女荣辱记》续集，《古物陈列室》，一本铺展很开，但并非完全成功的长篇小说《贝阿特里克丝》。他写出了如此完美的作品，如政治性长篇小说《一桩神秘案件》和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搅水女人》《两个新嫁娘的回忆录》，以及音乐性极强的中篇杰作《玛西米拉·多尼》《假情妇》《乌尔苏拉·米鲁哀》《泽·马尔卡斯》《比哀蕾特》《夏娃的女儿》《卡迪央王妃的秘密》《外省的诗神》《卡尔文教的殉难者》《皮埃尔·格拉苏》，还加上十几篇文章，另外还有《乡村教士》的提纲和《婚姻生活琐事》的片断。又是风狂雨骤的四年，伴随着一部作品，这部作品的篇幅和文学分量若在另一位作家身上，可能意味着毕生的光荣成就。外界的纷乱杂沓，丝毫也没有侵入这部作品富有创意的白日梦，他本性中那些被人百般嘲笑的古怪乖张的特点，在他那些全神凝聚、独创的作品中丝毫也感觉不到。例如《玛西米拉·多尼》《皮埃尔·格拉苏》《一桩神秘案件》《搅水女人》和《假情妇》在结构的完整妥帖方面，在克服平素往往有些马虎、啰嗦的文风方面超过了以前的一切作品；就仿佛由于失望和失败引起的秘密的苦涩，起到具有疗效的酸液作用，慢慢地把各处甜腻、感伤的东西全都吸收净尽。这种东西在他早期的作品里还让我们感到一种浪漫主义的——不大真实的时代的味道。他在生活中越往前走，生活越是无情地抓住他，巴尔扎克也就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以越来越犀利、越来越怀疑的目光，看透了社会上的各种关系。他以越来越像先知一样未卜先知的知识，看透人生各种联系。四十岁的巴尔扎克比三十岁时的他，离我们更近。十年工夫，使他接近我们整整一个世纪。
但是即使写出了这些作品，作出了这些巨人般的工作成绩，巴尔扎克的活力和精力在那些年里并未耗尽。紧锁在他的工作之中，在他低垂的窗帘后面，他比所有其他人都更加清醒地观望着世界。有两三次，他受到刺激，想在这活生生的物质上检验他的积极性。巴黎当时终于有几位作家试图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成立了“作家协会”，一个小小的毫无实力的团体。他们有时候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把几项决议写在纸上，由于参加者的懒散，这些决议只是一张写了字的废纸，放在政府机关的档案柜里，招来灰尘。
巴尔扎克第一个认识到，作家若真正团结起来，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会成为一股力量。他试图以他强劲的精力，把这松松垮垮的组织创造成一个严肃的武器，来捍卫作家的权利——在这里也像在他其他计划上一样，他以犀利的目光超越他的时代几十年。
巴尔扎克只有在恼怒时，才最为干劲十足，目标明确。他自己完全有理由生气冒火。他的每一本书刚刚印出，油墨未干，就被海盗们在比利时盗版加印，他们一个苏的稿酬也不付给巴尔扎克，国外市场尽被这些盗版书泛滥，因为不计任何稿酬，排印极端草率，盗版书要比正版书便宜得多。但是巴尔扎克并非出于个人原因而抓住这一案例，他关心的是作家阶层的荣誉和在世界面前的地位。他草拟了《作家协会的文学法则》，这份文件在文学共和国里成为一份重要文件，其历史地位犹如《人权宣言》之于法兰西共和国，《独立宣言》之于美利坚合众国。巴尔扎克在卢昂发表演讲，他一再设法把作家们团结起来，统一行动。可是阻力重重，心胸狭窄的争吵频频发生，巴尔扎克抽身退出这个协会。这个团体对于他的思想过于藐小，对于他的激情不够积极。无可更改的事情重复发生：在现实世界，他那世纪最强劲有力的人无从发生影响。
这种情况，巴尔扎克在这几年里还得再经历第二次。有个名叫佩台尔的公证人，一个暖昧的人物，由于涉嫌谋杀妻子和仆人，被陪审法官们判定在断头机下处死。从各种迹象来看，判刑正确。佩台尔一直手头拮据，这位过去的新闻记者最后娶了一个斜眼的、可是很有财产的克里奥尔女子为妻。关于这个妇女婚前的生活，有很多令人不快的谣言流传。她父母亲的仆人，她已带到这个新成立的家庭里来，据说曾是她过去的情人。有天夜里，这个女人和那仆人乘车回家，在附近某地被人杀害。佩台尔受到严格审讯，只好承认他杀死了仆人。杀死妻子的情人尚可得到宽恕。可是陪审法官们一致认为，佩台尔利用这一良机，也把他的太太干掉，以便独吞她的遗产。
巴尔扎克在他起步之初，认识佩台尔，两人都是为《盗贼》杂志撰稿的同行，对他很熟。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个案子激起巴尔扎克的兴趣。也许这事也激励他，继承前人的传统，这是伏尔泰在“卡拉斯案件”中开启的，左拉后来在“德莱夫斯案件”中如此辉煌地缔结的传统：法国诗人充当为正义而战的先锋战士，充当无辜者和不幸者的辩护士。巴尔扎克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把他自己的写作弃之不顾，和卡瓦尔尼一同前往贝莱，去和已判刑的佩台尔谈话。他那一经触动立即火焰腾空的想象力使他确信，佩台尔开枪射击，完完全全是为了自卫，只是由于偶然巧合，才在黑暗中击中了那个逃跑中的女人。于是巴尔扎克立即撰写了一份备忘录，一份显示了司法上犀利敏锐的眼光和法庭上逻辑雄辩的杰作，递交审议法庭。可是只要不是官方机构提出的呈文，审议法庭根本不当回事，只是处理了官方任命的辩护律师所作的不足挂齿的抗议。便是这份抗议也被驳回，同样，呈给国王请求恩赦的申请书也遭到拒绝。巴尔扎克把时间、金钱和他全部激情都用在这个案件上，遭到全面失败。佩台尔被处决。
这位作家在激情迸发之际，总是难于理解世事，还得第三次受到教训，他那只有在虚幻之中起作用的力量切勿在现实生活中尝试。四年之久，足以让巴尔扎克忘记《巴黎纪事》的灾难，忘记这个不祥的报纸害他付出了一万五千到两万法郎。但是长此以往，巴尔扎克的意志难以遏制，他渴望直接和他的时代讲话，表达他关于政治、文学和社会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已经厌倦于依赖报纸，知道每一句独立的话语在报上都会遭到歪曲、篡改，或者删减，由于他无羁自信的态度，把新闻记者、主编和编辑统统树之为敌，他必须不时为自己创造一个传声筒，以免无处宣泄胸中块垒而窒息。
这一次他称他的报纸为《巴黎人周报》，并不怀疑此报会取得成功。因为他已下定决心，独自一人办报。如果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法兰西唯一独立自由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每周展示他的政治观点；如果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文坛的大帅，自己报告所有新出的重要著作和戏剧；如果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欧洲第一的长篇小说家，在这周报上发表他的中篇、长篇小说，整个巴黎，整个世界会不侧耳倾听？只有当他独揽一切，不让别人插手——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平时要五个人去干的工作，巴尔扎克一人独自承担。与此同时，他还要举行戏剧排练、撰写小说，他掌管财务，他独自一人编审这份周报，独自一人为之撰文。他审阅校样，和印刷工人商谈，催逼排字工人干活，监督报纸的销售。从早到晚，穿着敞开衣领的上衣，大汗淋漓、热气蒸腾地从编辑室脚步沉重地跑到排字房；又从排字房上楼到编辑室，在混乱之中，穿着衬衫，卷着袖子，坐在一张肮脏的桌子旁边，飞快地写出一篇文章，与此同时，连连发出指示。一个偶尔来访的客人不胜惊讶地得知，这个脏兮兮、胖乎乎，身穿破衣烂衫，坐在桌旁审阅校样，被他看成小排字工的男子，就是巴尔扎克，那位大名鼎鼎的作家，达夫莱城传说中那座府邸的主人。
巴尔扎克就这样工作了三个月；在这一个季度里，他独自一人为这份报纸写作的文字，就可以装满三四卷正常的书籍。可是不久，他又一个幻想破灭。无论是巴黎还是全世界都不想知道，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对政治有什么想法，便是他的文学、哲学、社会方面的观点也没有引起特殊的兴趣。三个月后，巴尔扎克弃报纸于不顾，报纸也弃巴尔扎克于不顾。他又一次消耗了大量精力，最后毫无结果。
可这并非毫无意义，毫无结果。因为即使这三个月里《巴黎人周报》什么文章也没有发表，只发表了巴尔扎克论司汤达的《帕尔玛宫闱秘史》一书，它也算为法国文学建立了卓越的功绩。巴尔扎克内在的慷慨和他艺术理解力的令人惊讶的犀利目光，再也没有比在这篇颂歌般的赞扬文字里表现得更为辉煌的了。他对一个籍籍无名的作家写出的一部无人知晓的作品大加称赞。这样一种出于直觉对同行表示深情厚谊，我们在世界文学中还很少找到先例。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心甘情愿地、自觉自愿地向他在创作小说方面最伟大的战友伸出象征胜利的棕榈枝，并且试图——在这点上他也超过时代上百年——把这位战友拔擢到应得的突出位置。这种出自本能的高尚行为显示出超群的特点，为了对此表示足够的敬意，我们必须把这两人纯粹外在的地位放在他们时代里来介绍一番。1840年，巴尔扎克享有盛名，誉满全欧。司汤达则相反，完全是个无名之辈，以致在他的讣告里，只要有的报纸还愿登载这样一则讣告，把“司汤达”写成“斯当哈”，他的本名“Beyle”写成“Bayle”，在列举法国作家时，根本不会提到他的名字。称颂也罢，赞美也罢，责骂也罢，漫画也罢，只是针对那些阿尔丰斯·卡尔①们，儒勒·雅宁们，儒勒·桑多们，保罗·德·科克们，针对那些忙忙碌碌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今天已经无人知晓。他们的劣质产品当时一印上万本，广为流传，而司汤达的著作《论爱情》，一共只卖掉二十二本，以至于他自嘲地称此书为“圣书”，因为谁也不敢去碰。《红与黑》在司汤达生前就没有出过第二版。
所有的专业评论家都对司汤达视而不见，对他的作品不闻不问。圣—伯夫在《红与黑》面世时，认为根本不值得发表任何意见；后来发表意见了，口气也是相当鄙夷不屑：“书中人物毫无生气，只是一些精心设计的机器人。”《法兰西报》写道：“德·司汤达先生并非傻瓜，尽管他写的书傻气十足。”歌德在与爱克曼谈话时，对司汤达的表扬要到他逝世之后很久才公之于众。巴尔扎克眼光敏锐，一眼就觉察到司汤达早期作品中有着特别的聪慧，此人在心理学上有出众之处，他只不过时而作为一个“外行”，纯粹为了消遣，写写小说，印出书来，并没有特殊的野心。巴尔扎克利用每一个机会，向这位陌生人表示敬意。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提到爱情中有种结晶的过程，司汤达第一个对此进行了描述，巴尔扎克指出了司汤达的意大利游记。但是司汤达过于谦虚，并没有因为这些友好的表示而接近这位大名鼎鼎的伟大作家巴尔扎克，他都没有向巴尔扎克寄赠过他自己的作品。幸亏他忠实的朋友莱蒙—科龙接过了这件事，让巴尔扎克注意司汤达，并请求巴尔扎克关照这个为众人所忽视的作家。巴尔扎克立即回信作答（1839年3月20日）:
“我刚在《宪政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和《帕尔玛宫闱秘史》中的一部分节选，使我充满了犯罪的妒忌之心。真的，在我读到这样精彩、这样真实的一场战役描写时，妒忌的寒热攫住了我。我一直梦想着能为我的《军旅生活场景》、我的作品中最为艰难的部分写出这样一种文章。这段节选使我精神振奋，使我情绪低落，使我心旷神怡，也使我悲观绝望，这点我坦白地告诉您⋯⋯因此，我一时没有过问您的请求，您不要惊奇。我首先得把全书弄来。请您确信我的真诚，我对此书有什么想法，我会告诉您。这个断片吊起了我的胃口。”
看到自己未来小说的主要场景、一次拿破仑战役的描写，被另外一个人以这样叹为观止的高超技艺赶前一步创作出来，每一个小作家都会生气、懊恼。十年来，巴尔扎克一直梦想写一部名叫《大战役》的长篇小说；他也不想采用英雄主义的、多情感伤的描绘，而是最终作出一种现实主义的描写，一种老老实实的描写，既符合历史，现在也依然有效，可同时又生动鲜明。如今司汤达做出来了，巴尔扎克自己慢了一步。但是内心的充实丰富总使一个艺术家宽容大度、慷慨大方。谁若感到自己还有上百个计划有待实现，成百部作品有待完成，不会因为另一个同时代人也创作了一部杰作而自己感觉受到侮辱，不会因而感到自尊心受到损害。巴尔扎克称赞《帕尔玛宫闱秘史》是一部杰作，是他那时代最伟大的杰作。他称此书为“有思想的文学杰作”。他正确地认识到：
“这部宏伟的巨著只能由一个五十岁的人构思出来，并付诸实现。他那年龄精力充沛，天才成熟。”
巴尔扎克对此书内在的情节作了出色的分析，并且强调，司汤达把意大利人心理的各种形式和变形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他说的每一句话直到今天还依然有效。
司汤达对此感到愕然，这也非常感人。他当时在契维塔维契亚充当领事，犹如置身荒野之中，浑然不觉，简直可说遭到这篇文章的突然袭击。他起先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迄今为止，他只听到有人对他的作品发出小小不言的、小里小气的一些废话。这一次是一位他崇敬的人开口说话的声音，此人向他致意，把他视为兄弟。我们可以从他给巴尔扎克写的信里感觉到他的心绪慌乱，他强迫自己务必收敛。可是徒劳。他开始写道：“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昨天晚上，我的先生。我想，从来也没有一个作家在一份杂志里被人这样评论，而且是被这种事情上最好的法官评论。您关心了一个被抛弃在大街上的孤儿。”
司汤达为“这篇文章”表示感谢，“这是一个作家从另一个作家手里接到的最令人惊讶的文章”。
在艺术方面，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一样，目光清晰。他清楚地看到，巴尔扎克和他同类，也被法兰西学院轻蔑地拒之门外。他接受巴尔扎克给予他的兄弟情谊，感到他们两个是在为别的时代而不是为他们当代创作。
“死后，我们将和那些人交换一下角色。只要我们活着，他们就有权控制我们尘世间的肉体，但是一到死亡来临，遗忘已把他们永远笼罩。”
多亏本质神秘莫测的相似，精神总会认识精神，这是多么奇妙的标记；凌驾于热闹的当代文学嘈杂喧嚣之上，这两个人宁谧安静、从容不迫，优越稳健地彼此正视对方的眼睛，这话听上去多么奇妙。巴尔扎克的富有魔力的眼光很少像在这里一样表现得这样出类拔萃，在这里，他在成千上万本当时的书籍中恰好认出了这一本，这最为陌生的一本，并加以称赞。但是在他的现实世界里，他为司汤达辩护，就像为佩台尔辩护，均无效果。前者为各种文学机关，后者则为司法机关所判决，并且默默无闻地予以埋葬。便是在这里，热情似火的辩护词也没有受到重视，纯属徒劳。只要有一个伟大的道德行为，不论它是否成功，都可以说是徒劳。
徒劳，徒劳，徒劳！巴尔扎克经常跟自己说这个词，经历这个词。他现在已经四十二岁，已经写了一百卷书，塑造了两千个人物，其中有五十个或者一百个难以遗忘的人物从他自己永不停歇的脑子里创造出来。他创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给他一点回报。他现在四十二岁，比他二十年前在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起步时还要贫穷。当时他充满了幻想，幻想重重叠叠，如今全都破灭。他举债二十万法郎：这是他工作的收益。他追求女人，她们都拒绝了他；他盖了一幢房子，人家把它拿去抵押，把它夺走；他创办报刊，结果全都破产；他试图经营企业，结果都不成功。他想在议会里谋求一个席位，可是人家不选他；他作为候选人，想进入法兰西学院，人家把他拒之门外。一切全都徒劳，或者他从事的一切，似乎全是徒劳。这身体，这过分发烧的脑子，这强行搏动的心脏，还能长期经受得起这样永恒的自我透支，过分紧张？他的确还有力量完成他的著作《人间喜剧》？他还会像别人一样，彻底休息，尽情旅行，无忧无虑？生平第一次，巴尔扎克体会到勇气顿丧的时刻。他严肃地思考，是否离开巴黎、法国、欧洲，越洋前往巴西？那里据说有一个叫唐·彼特罗的皇帝会拯救他，给他一个家园？巴尔扎克弄来一批关于巴西的书，他梦想着，思忖着，因为他感到这样下去已经不行，必须发生一个奇迹，才能把他从苦役船中解救出来，在这已经无法忍受的高度紧张之后，能让他放松一下。
这个奇迹怎么发生，怎么在最后时刻还能发生？连巴尔扎克这个永恒的幻想主义者也不敢再抱什么希望。可是，瞧，一天早上，在1842年1月5日清晨，在通宵鏖战之后，他从书桌旁站了起来，这时仆人把信件给他送进房里。其中有一封笔迹颇为熟悉，但是信封和平素不同：加上了黑边，盖上了黑漆封印。他打开信封。德·韩斯卡夫人写道，德·韩斯基先生已经逝世。这个和他已经订婚，这个和他已有婚约的女人已是遗孀，是几百万家财的继承人。
这个半已遗忘的梦，突然已经实现。“新的生活就此开始”。现在，新的、幸福的、平安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就此开始。巴尔扎克最后一个幻想开始，他为之而生的最后幻想，他也将在这最后的幻想之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