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传》第十四章：1836年，灾难重重的一年

在大自然中，有时候两三阵风暴来自不同方向，在一个地方相遇，然后以十倍的强力倾泻下来。当巴尔扎克乘坐他那过于昂贵的豪华马车，带着一个挂着金银丝绦的仆人，从维也纳返回巴黎的时候，灾祸连连向巴尔扎克劈头盖脑地击来。现在得以无数忧虑，来补偿先前的无忧无虑。每次巴尔扎克中断工作，总有灾难降临，就像一个锯断了脚上铁链，试图逃亡的囚徒，为了一个月的自由，被罚以戴上枷锁再关一年。
恰好现在，他生活中半已结疤的旧日家庭溃疡，又突然迸裂：他的妹妹，苏尔维耶夫人患病。妹夫手头拮据。巴尔扎克的母亲心情烦乱，因为她的宝贝儿子亨利，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好不容易给支到海外，现在身无分文地从印度回到家里，并且还带来一个比他大十五岁的女人。奥诺雷，伟大的全能的奥诺雷，无论如何得给亨利谋个职位，最终该把欠款还给母亲。奥诺雷自己兜里一个苏也没有，报上恶毒地报导，他已经从巴黎消失，因为无法交出稿子。迄今为止，每当家里向他提出要求，提出责难，逼得他走投无路，母亲使他日子难过之时，巴尔扎克总是逃到他心灵的母亲，德·贝尔尼夫人身边，求得她的安慰。可是这一次，该轮到他来安慰夫人了。他永久的恋人身患重病，心脏病因为猝然激动，病情加重。夫人的一个儿子已死，一个女儿得了精神病。她自己一筹莫展，无能为力，无法再给她心爱的朋友提出忠告。甚至她最最喜欢的差使，连同校样一起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也不得不放弃。因为这种阅读会使她受到震撼的神经过于激动。现在轮到巴尔扎克这个自己也不知如何脱离困境的人，来帮助这个灰心丧气，毫无希望的女人。
这一次巴尔扎克的形势特别糟糕。他不仅欠了钱，欠了预支款，欠了汇票的钱——这一切在他身上都没有什么异乎寻常之处，——还多年来第一次未能及时完成他的工作任务。从他初露头角之日起，巴尔扎克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工作能力，养成了危险的习惯，保证在预定期限按期交稿，让报馆或者出版商预支他正在写的长篇小说的稿酬。他的作品还没写第一行，就已预先抵押出去。于是他的羽毛笔就得一路狂奔，来追逐这些预支款项。他的朋友们警告他切勿采取这种招致灾祸的方法，但是徒劳。恰好是他一切朋友中最忠诚的挚友茹尔玛·卡罗一再请求他，宁可放弃几把镶金的削笔刀和装饰了象牙把手的手杖，也不要这样匆匆忙忙地炮制产品，损坏自己的市场价值。
但是巴尔扎克不可动摇地坚持他的实践，因为文学信誉是他拥有的唯一信誉。这就使他获得一种拥有权力的欢乐，能迫使出版商们盲目购物，为巴尔扎克的新作支付现金。而这部作品除了题目，还一字未写。也许巴尔扎克需要强制性地拴在交稿日期上，他非要感到鞭子就在背上，这才能促使他最大限度地进行写作。
如今这个负债甚多的巴尔扎克第一次也欠他自己债了。为了使他能够在维也纳摆出像显贵一样的排场，他就在出发前到一切可以弄到钱的地方去筹措金钱预支稿酬。他不仅把他从前以圣—俄班的笔名发表的庸俗低级的长篇小说的新版卖掉，也把一部根本没有撰写的作品《两个新嫁娘的回忆录》卖给了《两世界杂志》。另外他还得把《塞拉菲塔》的结尾部分交给比洛，这部作品人家不仅早已付款，而且三个月前就已开始刊登。但是他依然一点也不担心。根据他的计算，《塞拉菲塔》的结尾部分要求他八天（或者不如说，八夜）写完，他在维也纳的“金梨饭店”可以很快完稿。而《两个新嫁娘的回忆录》算好在十四天内完成。等他回到巴黎，他立即又可以为一本新的长篇小说取得新的预支稿酬。
可是巴尔扎克生平第一次对自己不忠。他的日历里从来没有节假日，糟糕的是，他在维也纳安排了节假日。他经不起诱惑，听凭德·韩斯卡夫人把他介绍给奥地利和波兰的贵族。他和夫人一起乘坐马车兜风，一夜夜地谈天说地，而不是在书桌旁度过。《塞拉菲塔》的结尾部分没有寄出，他的订户为此对他极为生气。因为他们本来就觉得这本斯威登堡格式——神秘主义的，慷慨激昂得令人不快的作品有些莫名其妙。更糟的是，另外一部长篇小说《两个新嫁娘的回忆录》，巴尔扎克也一个字都没写。他没有兴致，也失去了冲动。因为在他前往维也纳的途中，——旅行总给巴尔扎克带来灵感——另外一部长篇小说《幽谷百合》开始吸引他。他向比洛建议，用这本新小说来抵销债务，代替他原来答应写的那部小说，把新小说当作连载小说发表，并且把其中第一篇从维也纳寄往巴黎。
比洛接受了这个交换条件，发表了《幽谷百合》的第一篇。可是既然巴尔扎克不尽职责，没有准时交出《塞拉菲塔》的结尾部分，比洛认为有理由用另外的方法来补上这笔债。在圣彼得堡，有份《Revue étrangère》（《外国周报》）。这份刊物颇有雄心壮志，打算和巴黎同步向俄国读者介绍最新的法国文学，或者如果可能，在巴黎出书之前就进行介绍。这家刊物付给比洛一笔款子和他签了协定。比洛把《两世界杂志》和《巴黎周报》上的文章转让给这家俄国刊物，把校样卖到圣彼得堡去。当时巴尔扎克在俄国是最受欢迎，读者最多的法国作家，比洛也就毫无顾忌地把《幽谷百合》转卖给俄国，巴尔扎克不是还欠比洛钱吗，谅他不敢和比洛翻脸。可是现在巴尔扎克一回巴黎，听见这件事，就像一头受伤的狮子，扑向比洛；使巴尔扎克十分恼火的并不是比洛在这件事上的获得的物质利益，而是他感到他艺术家的良心受到伤害，被人出卖。巴尔扎克是把初稿寄给比洛，比洛就照原样予以排印，然后把校样寄到圣彼得堡，《外国周报》接受了这份稿子，未经巴尔扎克之手再作进一步修改。前文已经强调，第一次的校样对于巴尔扎克而言，只是一张打了底色的速写，拿到这张速写，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依照他一贯的作风，他还得让《两世界杂志》给他提供四五次，也许更多次数的校样，这样他才准予付印。
巴尔扎克一下子看到来自彼得堡的《外国周报》上面刊登着这几章小说，未经彻底修改，未得到他的授权，就按他初稿的形式一成不变地刊登出来，他是绝对不愿看到他的作品这样发表的。我们可以理解巴尔扎克的愤怒。平素他连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让看到他的初稿，文字粗糙，文笔笨拙，而在这里，有人却偷偷摸摸地把这初稿当作他巴尔扎克的艺术珍品出卖给公众。巴尔扎克有充分理由感到自己受比洛之骗，此人利用巴尔扎克不在巴黎的机会擅自做主。巴尔扎克决定立刻断绝与比洛的一切关系，并且努力提出诉讼，控告《两世界杂志》。
听到巴尔扎克有这一打算，怀有好意的朋友们都惊恐万状。比洛把当时最有势力的两份杂志都掌握在他手里，由他担任主编，可谓巴黎一霸。他在文学交易所里，既可以使一个作家的行情上涨，也同样可以使之跌落。巴黎作家和记者的五分之四都直接间接地有赖于他，他能影响巴黎各大报的编辑部。巴尔扎克本来就和各报关系欠佳，倘若他和比洛一旦发生矛盾，那他就找不到一家报纸，找不到一个朋友，面对这一恐怖还敢充当证人或者提供帮助。大家警告巴尔扎克，比洛可以用上百种方式来破坏巴尔扎克的威望，他可以叫人写点短评，发起攻击，把巴尔扎克弄成可笑人物，可以吓唬巴尔扎克的出版商们，甚至影响书店老板。好心好意的参谋们于是力阻巴尔扎克，千万别打这场官司。因为即使巴尔扎克表面上打赢了官司，实际上从一开头他就输了。作为个人，他根本没法和一股盘根错节、根深叶茂的无名势力对抗。
但是只要事关他艺术家的名誉，巴尔扎克就义无反顾，坚决抗争。恰好在维也纳，在这异国他乡，他又感觉到他是谁。在巴黎只有仇恨和妒忌阻止他得到应有的承认。巴尔扎克知道自己的力量，知道这个力量不可动摇，失败和屈辱只能使它更加锐不可挡，更加所向披靡。对于个别的、小打小闹的攻击，他从不回击。他根本就不把它们当回事，太微不足道。但是作为一个个人，一个局外人，单枪匹马地向这一帮歹徒挑战，对抗整个新闻界，整个腐败堕落、奸诈恶毒，专搞阴谋诡计的新闻界，这还是令人感到欣喜。所有斡旋、调解的企图，巴尔扎克都一概拒绝，他向比洛提出控告。比洛也控告他不遵守协定。这场斗争自然不仅限于法庭，也涉及到各个报刊和整个文坛。比洛万箭齐发，万炮轰鸣，在《巴黎周报》上刊载了对巴尔扎克恶毒已极的攻讦。他的私人生活也未能幸免，他们公开攻击他违法攫取贵族称号，他那奴隶岁月自己写作、或者为人捉刀制造的低劣作品也都遭到揭发。他的债务受到公开攻击，他的性格遭到百般嘲弄。与此同时，比洛又在文坛上招兵买马，强迫一个个作家公开作出解释：作品发表后转交外国报刊，不再支付任何其他报酬，已是约定俗成之事。既然《两世界杂志》和《巴黎周报》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比洛的这些忠实的家畜听到他的鞭子一响，也就乖乖地频频点头，驯从地表示同意。大仲马、欧仁·苏、哥兹兰、儒勒·雅宁和十几个自以为能形成巴黎舆论，而实际上只是凭着自己发表的意见小有名气的作家，非但没有念及兄弟情谊，支持他们的同行，作为艺术家捍卫他们这一行的权利，反而联合起来发表声明，反对巴尔扎克。只有维克多·雨果一如既往，态度高贵，他和乔治·桑拒绝充当走卒，去干这可耻的勾当。
最后，法院基本上判定巴尔扎克胜诉，作出了对于整个文学界重要的判决：作家若无兴趣或无能力，未能提供他应允写作的作品，不能追究其未执行协定的责任，无需赔偿损失；巴尔扎克只需偿还比洛已付的预支稿酬即可。这是一次胜利，只是一场皮卢斯的胜仗。在这次战斗中，巴尔扎克和律师打交道，和法庭周旋，进行许多论战，浪费了好几个礼拜，另外还惹得巴黎新闻界的全体暴徒群起而攻之。即使是最坚强不过的战士，经常处于单枪匹马面对众人的战斗中，也会耗尽力气。
无论如何，在法律意义上获得胜诉，对于巴尔扎克而言，在道德意义上也增强了巴尔扎克，因为他积累了经验。他新近认识到，他自己笔下的主人公，他的伏脱冷们、马尔赛们，他的拉斯蒂涅克们，他的吕邦普莱们毫无保留的主张这样的信条：“攫取权力，人们就会尊敬你。”实在很有道理。攫取一种权力，无论是通过金钱，通过政治影响，通过打仗胜利，通过施行恐怖，还是通过关系，通过女人，反正得攫取权力，千万不要手无寸铁地活着，否则你就死定了。单单独立，不依靠别人是不够的，你还得学习让别人依赖于你。只有当人们感觉到你能抓住他们的弱点，只有当你为他们所畏惧，你才能成为他们的主人和统治者。
迄今为止，巴尔扎克一直认为，他有权力，因为有追随者，有广大读者。但是他的读者散布在世上所有的国家，他们没有武装起来，没有组织起来，他们不能引起别人恐惧，只能激起他们妒忌。这十几万、几十万忠实的读者，他们浑然不觉，不可能帮助他和四五十个舞文弄墨、满口毒汁的宵小们组成的小集团对抗。这些家伙可在巴黎制造舆论，控制舆论。因此，现在他自己心里也明白，作为法国读者最多、最伟大的作家，是为自己争取独立自主而战的时候了。于是巴尔扎克决定自己也掌握一家报纸，断掉这两份周报的活路。这两份周报可是舆论的堡垒，两报把他拒之门外，躲在自己的钱袋后面，对他百般嘲笑。
于是从1834年起，在巴黎便出现了一份小报，《巴黎纪事》，每周只出刊两次，实际上处于公众注意力之外。此报走的是最为黑暗的正统主义的路线，巴尔扎克对此并不在意。此报财政困难，一期一期、气喘吁吁、步履艰难地往前挪动脚步，丝毫也不受到尊重，也没引起人们兴趣。这对巴尔扎克而言，都不是障碍。他深信不疑：一家报纸有巴尔扎克经常为之撰稿，巴尔扎克又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它发表，这样的报纸从一开始就已消除了障碍。再说，这是个多么求之不得的马镫，终于可以一举跃马，进入政治的竞技场。因为巴尔扎克尽管在政治领域屡遭挫败，依然梦想当个议员，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和部长。那个显而易见、实实在在的政治权力，连同它所有的紧张气氛和风云变幻，依然吸引着他。
因为《巴黎纪事》的股份本身其实几乎毫无价值，巴尔扎克便成功地创办了一家公司，保证自己在公司里占有多数股份。当然在这个极端复杂的事情当中，他以惯有的乐观主义，也承担了沉重的责任，支付报纸正常运行的费用。协定刚刚签好，巴尔扎克就以全部精力投身到这项事业中去，由青年才俊组成的编辑部立即团结在他周围。只有一位，台奥菲尔·戈蒂叶始终是他朋友，是他真正的毕生挚友。他雇用了两个年轻的显贵充当秘书，与其说是他慧眼识人，不如说是他的势利眼作祟，一位叫德·贝洛阿侯爵，另一位叫德·格拉蒙伯爵。有巴尔扎克担任领导，工作人员、编辑和秘书其实全都是次要人物。巴尔扎克凭着他强大无比的创作力，一个人就顶十几个人。刚一开始，这新鲜事情对他还有刺激作用，巴尔扎克几乎独自一人就包揽了整个报纸的文章；各式各样的文章他都亲自动笔，政论文啦，文学评论啦，论战文章啦，再配上一系列他最优秀的小说。1836年1月，在他领导下第一期出版。为此，他在一夜之间写出了《无神论者望弥撒》这一小型艺术品的杰作。紧接着发表《禁治产》《古物陈列室》《法契诺·卡讷》《这个人》《陌生的殉道者》。白天他随时随地都会冲到编辑部去了解情况，给大家打气，提点建议，鼓励一番，给大家充充电。与此同时，为权力欲所驱使，也许是报复心切，想一举赶上其他报刊，巴尔扎克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1月10日、14日、17日、22日、24日，2月7日，他在卡西尼大街的寓所里举行极为奢华、美酒如注的宴会。他把最重要的工作人员全都请来，尽管他还欠着最近两期利息未交，房东不得不叫法院执行官去向他催讨四百七十三法郎七十生丁。
可是对于巴尔扎克这位幻想家而言，这一切只不过是投资而已，它们会产生成百倍成千倍的利息。巴黎人对他的报纸表现出来的好奇心，使他陶醉得晕晕乎乎。在第一期发表之后四个礼拜，他就过早地向德·韩斯卡夫人发出第一声胜利的号角：
“《巴黎纪事》占用了我全部时间。我只睡觉五小时。如果您的事和德·韩斯基先生的事都很顺利，那么我可以说，我的事业开始大展鸿图。订阅我们报纸的订户潮水般涌来，人数众多。我在报纸上占的股份在一个月之内净增值九万法郎。”
他在《巴黎纪事》的那点股份竟有九万法郎的增值，这个估计当然只存在于他希望的私人交易所里，——这是一切交易所中最不可靠的一个。在巴尔扎克的梦想里他已经是巴黎的主人；不久比洛就要弯腰曲背畏畏缩缩地走到他的跟前，把十万法郎给他放在桌上，求巴尔扎克答应，离开《巴黎纪事》，又回到他那里去。一切还在嘲笑巴尔扎克，与巴尔扎克为敌的同行们，不久都将卑躬屈膝地争取得到影响最大的报纸《巴黎纪事》的恩宠，部长们和议员们也都被迫把德·巴尔扎克先生的政策当作他们自己的政策。
可是糟糕透顶的是，这些情绪炽烈、蜂拥而来的订户，只是巴尔扎克的诗意虚构，出纳员的报告送上来的数字要小得多。其他的股东不像巴尔扎克这样天资聪慧，可是眼光要比他清亮得多。他们不声不响地把股份全都撤了回去，巴尔扎克不得不把他的股份以原价的一小部分售出。他一感到企业不太景气，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活力。编辑工作让他感到无聊，他跟工作人员、和同事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给刊物撰写的稿子也越来越少。在同一年里，这份刊物便寿终正寝，就和巴尔扎克所经营的其他企业一起，都结束在尘世的王国里：彻底破产，债台高筑。乱七八糟地瞎折腾了六个月或者八个月，矛盾的是，或者更正确地说，在巴尔扎克看来，不言而喻是取得了成功，可是财富却丝毫没有增加，原来欠下的书稿也没有按照合同完成，而只是增加了四万法郎的新债。其实叫巴尔扎克环绕世界一周，懒懒散散无所事事，只是尽情享受，也比最近的一次投机买卖更有收获。而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投机。每当巴尔扎克背离了自己的领域，他的天才便会失灵，他的明察秋毫的理性也会停止运作。巴尔扎克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就是巨人安泰，一旦走到陌生的领域中去，就会遭到侏儒们的嘲笑。他曾宣布：“1836年，我将成为富豪。”几个月之后，他不得不承认：“我在1836年并不比1829年走得更远。”
和比洛打这场官司，走《巴黎纪事》这步棋，只是这一年光彩夺目的成绩而已，这一年里几乎每天都要发生一桩新的闹心事件。首先是和所有的出版商们打了一仗又一仗。“杰出的贝歇夫人”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可恶的贝歇夫人”。自从她往日的职员维尔代先生自立门户独自开店，把巴尔扎克从夫人旗下夺走之后，夫人便恶狠狠地要求巴尔扎克把其余的小说交出来。维尔代自己又没有足够的资本来资助巴尔扎克，巴尔扎克从维也纳不假思索地开出汇票，要维尔代兑现。为了减轻压力，另谋出路，巴尔扎克试图自费印刷《都兰趣话》的新版。他这个被火烫过的孩子还是不怕火，作为破产的出版家，还是要染指这样的商务。他赊账买来纸张，贷款印制《都兰趣话》的新版。纸张已经准备停当，突然仓库着火。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的三千五百法郎，可希望真的彻底化为灰烬。
巴尔扎克走投无路，逃到哪儿才能躲过债主们呢？他在卡西尼大街紧闭门户，到夜深人静时，派人把最贵重的家具和书籍搬到巴塔耶大街去。维也纳之行前，巴尔扎克在那儿用“杜朗寡妇”的名字租了一套房子。就像在卡西尼大街一样，那儿的房子也有一道秘密楼梯。倘若法庭执法人员或者其他讨厌的客人成功地逼近这个住宅的门口，他可以从秘密楼梯逃走。但是要闯到“杜朗寡妇”的门前，可要有些巧妙的手法。巴尔扎克有种艺术家的童趣，他的生活环境，都得具有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于是巴尔扎克便发明了自己的一套经常变换的口令系统，只有每次能说出“芝麻，开门！”的人，才能指望突破三重壁垒。巴尔扎克的朋友哥济埃日后这样说，譬如你想到那神秘莫测的“杜朗寡妇”处去，你在指定日子就得对门房说：“摘李子的季节到了。”这样这个策贝鲁斯①就会让来访者迈进门槛。但这只是第一个考验。巴尔扎克可靠的仆人守在楼梯口，来客必须向他悄声耳语，说出第二个口令：“我带来了比利时的花边。”等你在房门口，还能说出第三道口令：“贝尔特朗夫人身体非常健康。”这时，“杜朗寡妇”便哈哈大笑开门出来，霎时间，变成了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在他小说中描写的所有巧妙的花招：把汇票开给第三第四个名字，使得法院延期开庭或者邮件无法送到，让他无法出庭的各种窍门，拖住债主，不还贷款的千百种手法，他那坚决的意志把这些诀窍妙招施展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凡此种种，他自己全都一一试过。他熟悉法律，灵巧机敏，放肆大胆，毫无顾忌，一天天取得新的成功。他的汇票在出版商那里，在高利贷者那里，在银行里到处涌动。巴黎没有一个法院执法人员手里没有一张要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先生到庭临讯的传票。可是谁也没能见他一面，更不用说获得他偿还的款项了。
但是巴尔扎克傲气冲天，也可能忘乎所以，竟然公开反抗法律，除了一切追寻他的执法人员之外，还惹得另外一个官厅也找他麻烦。根据一项新的规定，每个市民都有义务到国民近卫军中去服兵役一段时间。巴尔扎克不承认这项义务，对于他这位正统主义者而言，市民国王路易·菲力普是个篡位者，无权对他发号施令。另外他也舍不得他的进账丰厚的时间，他有理由感到，打扮成士兵扛着一把步枪，不得不站在哪个角落里值勤，实在有失尊严。与此同时，印刷厂啦，报纸啦，全世界的出版商啦，正眼巴巴地等着他的书。其实要是好好地谈判协商，像巴尔扎克这样身材的市民，文坛上又有这样的地位，还是可以找到一条途径来免除这项义务。但是巴尔扎克不愿妥协，收到入伍令他根本不作回答。官厅三次命令他前去申诉，既然他满不在乎，对命令不理不睬，国民近卫军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便处罚他坐牢八天。

巴尔扎克听了发出一阵拉伯雷式的哈哈大笑，肚子都颤抖不已。多么放肆！竟对他，巴尔扎克，施加纪律处分，把他这位欧洲文坛的元帅关进禁闭室去，就因为他不想手持一把步枪！那好吧，那他们就试试看吧。警察奉命来拘捕这个拒不执行命令的顽固分子，那就和警察展开一场猫捉老鼠的快活游戏，这倒是挺刺激的。让他们来逮捕他吧！可是他们先得找到他啊！这些身上戴着金银饰带的蠢货应该看到，要想愚弄他的话，他们帽子下面装的脑子还嫌不够。
一连几个礼拜又几个礼拜，巴尔扎克都不露面。神圣的警察队派出的信使不分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闯进卡西尼大街。每次德·巴尔扎克先生都出门旅行去了，现在何处，无人知晓。这同一位德·巴尔扎克先生上午还向出版家预支稿酬，同一天晚上还出现在意大利剧院的包厢里，听他的忠仆报告，在这期间长着八字胡的警察们赶来多少次。这是多么赏心悦目的事！更妙的是，躲在一扇裱糊过的房门后面，倾听这些笨蛋以一种畜生般的一本正经的神气百般打听这个遍寻不得者的下落：这会给他下一部长篇小说增添活力，给他绝妙的灵感来描绘伏脱冷和帕夏尔跟柯朗丹、拜拉德和警察的其他猎犬展开的斗争。但是有一天早上，4月27日，路易·菲力普国王又获得了胜利：一位警官和两名侦探埋伏了好几个钟头，尾随着巴尔扎克冲向卡西尼大街。半小时后，臭名昭著的绿色马车把他带到警察局的监狱“巴删古饭店”，老百姓亲切地称之为“豆子房”。巴尔扎克得一天不落地蹲满刑期。这充分证明，他在公众当中的声望恰好在法国实在算不了什么。这同一个人，在国外，整个贵族阶级都来巴结，所有的公使馆都接待他，欧洲外交的主宰梅特涅都请他去当座上宾。在4月27日至5月4日之间此人却必须呆在警察监狱里，得不到丝毫优待。在很大的一间房间里，巴尔扎克坐在一堆来自最底层的罪犯当中。他们大声嚷嚷，笑语喧哗，嬉笑打闹。他们大多是工人，不愿到国民近卫军去值勤两天，因为这一来他们的妻儿就会忍饥挨饿。巴尔扎克唯一争取到的东西，就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其他一切他觉得全都可有可无。他在这座地狱里精力集中，全神贯注地审阅他的校样，就像在他书房里僧侣般的孤寂之中一样。他在给德·韩斯卡夫人的信里所做的欢快开朗的描写显示出，他的情绪丝毫未受恶劣影响。把他关进监狱，不能伤害他的荣誉感，反而更能激发他那种法国人善于逗乐搞笑的劲头。好啊，他甚至带着某种惬意享受着安全。八天之久，国家保护他免遭一切债权人和执法人员的骚扰。一辈子罚做苦役船上的囚徒，永远身背债务受人追逼的人，早已习惯于比“豆子房”更恶劣的囚牢。一旦获释，对他而言意味着又得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战斗。
巴尔扎克忍受这种大棒的敲打达半年之久，他有时发出呻吟：
“我真是在自杀，”
或者：
“我的脑袋垂落，犹如一匹疲惫的劣马。”
他那铁打的身体甚至第一次接到报警的信号：他感到晕眩。忠实的大夫急切地劝他要保护身体，要他到乡下去过上两三个月，好好休息休息。巴尔扎克遵从医生的劝告，但只遵从一半。他前往故乡都兰地区，到他老朋友马尔哥纳夫妇家的老避难处，可是并不像纳戛尔医生命令他做的那样在那里疗养，而是相反，在那里干活，干得那么疯狂，那么专心致志，那么狂热。他这辈子很少这样干过。巴尔扎克一再发现，不是进行投机，从事买卖，和富家女结婚，可以把他从绝望的境地里拯救出来，只有他自己真正的事业，只有艺术，才能拯救他。他生来属于艺术，也已献身艺术。对于艺术家而言，只有一种药剂，这是任何医生都无法开给其他病人的良药；艺术家可以，只有他可以把困境描绘一番，从而得到解脱。他可以把痛苦的经验转化成令人震惊的形象，严峻的生活压力，可以转化成创造性的自由。当巴尔扎克到萨歇去时，就处于这样一种生活压力之下。贝歇寡妇，再醮后对她那个毫不仁慈却善于经商的丈夫百依百顺，让法院做出一项决定，要求巴尔扎克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出他欠下的《风俗研究》中的两部八开版的小说，迟交一天罚五十法郎。巴尔扎克现在要在“二十天内给这个女人写出她要的两卷书”，从而摆脱这一重负。只要巴尔扎克的意志发生作用，奇迹每次都会发生。他发现，他有两件事情要做：
“我得履行我的合同，另外，我得创作一本好书。”这两项他都办到了。巴尔扎克从来没有比在最为恶劣的困境之中创作得更精彩的了。八天之内他完成了《幻灭》的构思，并且写出了第一部分。
“我所有的力量都鼓动起来，每天写作十五个钟头。太阳一出，我就起床工作，一直干到午餐的时候，除了黑咖啡，不进任何食物。”
就是这部在和罚款赛跑中写成的书，成为一部居于中心地位的作品，就仿佛巴尔扎克以阴狠的鞭子把他的内心驱赶出来，并且把他最为隐秘的愿望、最为隐秘的危险也展露在他面前予以审视。《幻灭》是一幅时代画卷，其现实主义的手法和生活面的宽广为法国文学迄今为止所未曾见过。附带的还有巴尔扎克对自己所做的鞭辟入里的深切剖析。他用两个人物进行描述，一个诗人若严格忠于自己和他的作品，会变成什么模样，可能变成什么。不然，他若经不起毫无尊严地迅速成名的诱惑，又将如何。吕西安·德·吕邦普莱是他内心最深处的危险。达尼埃尔·达尔代是他内心最深处的理想。巴尔扎克深知他天性的两重性：他知道他心里潜藏着一个诗人，正坚定不移地追求极致，拒绝任何妥协，单枪匹马屹立在社会之中——但是他也同样认识他的第二天性，他身上那个贪图享受，挥霍成性的人，那个金钱的奴隶，总是一而再地屈从于藐小的虚荣心，对于穷奢极欲的诱惑毫无抵抗能力。如今为了锻炼自己，触目惊心地把危险放到自己眼前，威胁诗人别把自己的艺术出卖给转瞬即逝的成功，这样他就刻画了一个诗人，作为警示，这个诗人不够坚定，——屈从于诱惑，就支撑不住。他的吕西安·德·吕邦普莱，原名夏尔东，同样也是为了完整表现自己的权力，给自己加上了贵族称号。他作为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带了一卷自己创作的诗集——就像巴尔扎克的《克伦威尔》——来到巴黎，希望凭着他的天才能够出人头地。碰巧他闯进了晚餐楼①的圈子里，这是一批穷学生，住在拉丁区的阁楼上，开始走自己的道路。他们为脑子里浮现的使命作出牺牲，成为法兰西未来的精英，这都是路易·朗贝尔的朋友。达尔代是他们的诗人，比昂西翁是他们的医生，米歇尔·克莱沁是他们当中的哲学家。他们大家都发誓献身给未来的成就。为此，他们都蔑视短暂的当天的成功。达尼埃尔·达尔代性格坚强，高傲忍耐，巴尔扎克把这个人物描写成他更为优秀的自我。通过达尔代，吕西安·德·吕邦普莱被吸收进这些诚实、纯洁的年轻人的圈子。可是他未能忠于同伴们精神贵族的身份，受到诱惑，想要引起圣日耳曼区的世袭贵族的激赏。他想迅速成功，渴望得到金钱、赞美，取悦女人，弄权政坛。既然诗歌不能转化为这种金币，他就卖身投靠新闻界。他出卖自己的天才——和巴尔扎克从前一样——撰写轻巧通俗、只为一时之需而写的拙劣作品，和那些文学制造商们沆瀣一气，和舆论的走卒帮凶同流合污，他变成了一份报纸的皮条客，也为一个女人拉皮条，表面上他由于取得的每天的成功，在公开的舆论中节节上升，像文学生产的泥沼中升起的无数气泡当中的一个，实际上他在往下沉沦，越陷越深。凭着他多年来为各报服苦役取得的残酷的认识，凭着他通过这帮坏蛋的仇恨吸收进去的痛苦，巴尔扎克揭发这制造公众舆论的整个行业，揭露巴黎的戏剧和文学行业，揭露这个世界，因为它内部分崩离析，尽管表面上互相支持，背地里却彼此敌视。《幻灭》一书尽管只是当时巴黎的一个横断面，却是个全貌，世世代代有效。这是一本骄傲加愤怒的书，是个警示，不要由于缺乏耐心，受到贪欲驱使而随波逐流，遇到千重万重阻力也要保持坚毅顽强，越来越强。恰好总是在极端困厄的时刻，巴尔扎克找到真正的勇气来对待自己，恰好在他人生最为巨大的灾难时刻，他创作了最具个人色彩、最为了不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