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低掠水面的海鸥——契诃夫的精神气质

俄罗斯作家把文学当作同人的权利与尊严、自由与解放密切相关的事业。他们几乎全都面对着大地和人民，背对着权力和金钱。在他们中间很少有人飞黄腾达。为了全社会的正义事业，他们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失去了自由和健康，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正像赫尔岑所说的那样：“他们所想的，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是个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们的整个生命，他们的一切努力，全部贡献给了没有丝毫个人利益的共同事业；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贫穷，为了解决理论上的问题，前进不息。真理、科学、艺术和人道的利益压倒了一切。”

他们作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俄罗斯作家的贵族气质表现在，无论面对多么严重的异化性力量的压迫，无论处于多么悲惨的生存境地，他们都能始终保持人格的自由与独立，始终保持精神的高尚与纯洁，绝不向权力和金钱低下高贵的头颅。

契诃夫无疑就是这样一位伟大而纯洁的俄罗斯作家。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评价过契诃夫：“在19世纪的俄罗斯大师中，契诃夫无疑是像托尔斯泰、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伟大的人，不同的是，他的伟大具有亲切、家常的性质，具有亲人一般温暖、朴素的气质。在契诃夫身上，你看不到任何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东西。相反，你感受到的，永远是诚恳而谦虚的态度，是忧郁而善良的情思。”

是的，在俄罗斯作家中，让我觉得最为亲切、熟悉的，不是普希金，不是托尔斯泰，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是果戈理，而是契诃夫。

普希金倜傥风流，让你感受到了一种波希米亚式的自由精神，但却如云间的孤鹤，让人觉得高不可仰，邈不可期。托尔斯泰有着基督般的仁慈，他的内心盛满了人类的苦难。但是，他的充满宗教性质的庄严和神圣，对一个中国人来讲，常常显得遥远而隔膜，有的时候，用契诃夫批评《克莱采奏鸣曲》的话来说，甚至显得“可笑”和“不近情理”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内心世界激烈、混乱、煎熬一般的冲突和痛苦，有着无情的拷问和展示。但是，那些痛苦，那些罪感，对一个无所畏惧的东方无神论者来讲，也多少显得有些匪夷所思。至于果戈理，如果没有契诃夫，我就会把他当作最感亲切和亲近的作家——他的讽刺里，固然也不乏感伤的诗意，甚至不乏温柔的同情。但是，在契诃夫的比照下，他的犀利的讽刺，就多少显得有些夸张。

至于契诃夫，就全然是另外一种样子。从文学精神上看，他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集大成式的作家。在他的身上，你可以发现一个作家几乎难以兼具的素质和能力。他既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又是一个优秀的戏剧家。而本质上，则是一个用小说和戏剧的形式来写诗的诗人，而且是一个第一流的抒情诗人。外在地看，他是一个幽默的讽刺小说家，是一个略显感伤的抒情剧作家，但是，他骨子里却是一个深刻的悲剧作家。

契诃夫继承了普希金对“艺术性”的热爱和执着，也像他一样优雅，却比普希金更具有表现俄罗斯社会日常生活的现实感和丰富性，更具有对人心和人性更深入的观察和更成熟的表现。他继承了果戈理对“社会性”的关注，但他的“现实主义”里，充满了诗性的美感，充满了艺术之光的五彩缤纷的绚烂，具有更为开阔的精神视野和更加精微的细节。

那么，与托尔斯泰比起来呢？

托尔斯泰是贵族，契诃夫是平民。托尔斯泰信仰上帝；契诃夫似乎对上帝没有太多热情，他甚至因此批评《复活》“结局没有趣味而且虚伪”

，因为，在他看来，“……一下子把一切都归结到《福音书》上的文字上去，这未免太宗教气了。用《福音书》上的文字解决一切问题，就跟把犯人分成五种一样的专横”

。事实上，在契诃夫的作品里，也有一个上帝，只不过这个上帝，不在彼岸，而在人间——他就是契诃夫自己的仁慈之心，就是那种普遍意义上的善念。契诃夫的作品里，有着近乎宗教性质的慈悲与怜悯。

拿契诃夫与在20世纪最受关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又是如何的情形呢？

契诃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是处于两个不同极端点上的人：前者是平静的溪流，后者是咆哮的激流；前者是稳静的火苗，后者是熊熊的火焰；契诃夫尽管也痛恨人性的丑恶和社会的罪恶，但是，他的充满怜悯的苦恼，似乎更多一些，所以，他面对这些弱点和罪恶的时候，在展开反讽性叙述的时候，语气平静而低缓，不时发出低沉的叹息。比较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对巨大的罪恶和尖锐的冲突更感兴趣，他所描写的犯罪现场阴森恐怖，惊心动魄，有无量的眼泪和鲜血，有陡然转换的觉醒与忏悔。

在所有的俄罗斯作家中，契诃夫与杰尔查文最为不同。

无论精神气质，还是生活方式，契诃夫与杰尔查文都是格格不入的。他好像一直努力避免成为杰尔查文那样的作家。最后的结果，正像霍达谢维奇在一篇关于契诃夫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契诃夫和杰尔查文！好像很难有意找到彼此那么迥然不同的两个俄罗斯作家、两个人。……他们之中一个人健康、粗壮、长寿，另一个人孱弱、高度近视、总是咳嗽、英年早逝。”

然而，最不同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他们的性格、品质和人格境界：

杰尔查文是军人，契诃夫是医生；杰尔查文手持利剑承担痛苦，契诃夫调解纠纷轻松释怀。杰尔查文一生绞死了六个人，契诃夫可能医活了好几个人。

杰尔查文冷酷严峻，契诃夫宽怀待人。杰尔查文顽固不化，契诃夫温和友善。杰尔查文高傲自大，而且直言不讳地虚荣，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对自己的幻想是：

世上只有一个上帝，世上也只有一个杰尔查文。

契诃夫的谦虚达到了极点：托尔斯泰含着眼泪盛赞他的小说；契诃夫红着脸不说话，来回擦拭着眼镜，直到最后才说道：“那里——有印刷错误”……杰尔查文毫不羞愧地追逐勋章；而契诃夫将自己唯一的一枚荣誉院士称号的小勋章在首次碰到合适的机会时便退了回去。

杰尔查文同三位皇帝争吵过，他向叶卡捷琳娜跺过脚，当着恐怖的保罗一世的面骂出过无法发表的话。契诃夫在创作生涯中经历过两位皇帝，其中之一甚至还不知道他有这样一个臣民：医生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杰尔查文是一个组织者、行政官、部长。契诃夫是一个旁观者；他甚至连发挥作用的想法都没有，就更别说什么发号施令了。杰尔查文的生活是在“叶卡捷琳娜的鹰群”中度过的，这群鹰卑劣、狡猾、自私，却自我充足了巨大的国家的能量。契诃夫无法忍受国家机器的轰鸣声；他背对着所有的统治者、官僚和权势者；他面向无声凄凉的俄罗斯平原，而且对他来说，那些“多余的”人要比那些必不可少的人更可爱。

毫无疑问，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总会有为数不少的作家，更愿意选择成为杰尔查文那样的人，更乐意做那种挂“文人”的羊头卖“官人”的狗肉的“聪明人”；而且，通常是，一旦跻身于“鹰群”之中，便立眉竖眼，拿班作势，目无余子，睥睨一切，一副老子第一、莫予毒也的轻狂样儿。然而，文学是谦卑者的事业，是甘于寂寞者的事业。所以，契诃夫就离文学更近，文学成就更大，因而，更能体现文学的精神。

同其他俄罗斯作家比起来，契诃夫还有一个非常特殊而伟大的地方，那就是，作为一个平民作家，他的精神和人格，经历了一个从最低处向上提高的过程；而且这个“精神升华”的艰难过程，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磨难。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从小就体验过种种的屈辱和伤害，但是，契诃夫却完全摆脱了这些伤害可能带给自己的精神扭曲，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个淳朴、善良、高贵的人，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贵族。他受过很多苦，但他却从不自怨自艾地诉苦。俄罗斯古典文学的殿军蒲宁，曾经这样赞美契诃夫的自尊和坚韧：

契诃夫的克制也表现在许多其他更重要的方面，证明他秉性的少有的力量。例如，谁听见过他诉苦呢？而他可诉苦的原因却是很多的。……他长期过着贫困生活，后来……可是没有任何人听见过他对命运的抱怨。……他15岁就得了折磨人的疾病，这种疾病顽固地引他走向死亡。但是读者——听见过多少痛苦的俄罗斯作家哀号的俄罗斯读者——知道这一点吗？病人中最坚强的人也常常乐于拿关于自己的病的、不幸的、痛苦的、没完没了的谈话来折磨周围的人！可是契诃夫却是带着真正令人惊叹的勇气生病和死去的！甚至在他最痛苦的日子里，常常也没有任何人料到他会有这么的痛苦。

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式和写作风格，最终决定于他的心意状态；虽然技巧也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而获得，但是，从根本上讲，一个人的表达方式最终只能决定于自己本来的情感态度和人格状况。如果说，克制和含蓄是契诃夫在写作上的突出特点，那么，谦抑和自尊就是他在做人上的宝贵品质。而他的美学趣味和艺术风格上的特点，正是他的人格的一种延伸和映射。契诃夫的写作风格与他的人格状况，是高度一致的。

同他的生活态度一样，契诃夫的写作也是一种朴素的低调化的写作。他将自己在生活中的这种克制态度，带到了文学写作上。契诃夫的小说作品可分两种，一种是戏剧性很强的，作者的态度相对比较超然，以较为客观的描写方式展示人物的对话和动作，如《带阁楼的房子》《变色龙》《装在套子里的人》《胖子和瘦子》《一个小公务员的死》《渴睡》《跳来跳去的女人》《宝贝儿》；另一种是主观性和抒情性较强的，如《草原》《第六病室》《嫁妆》《薇罗奇卡》《苦恼》《醋栗》。但是，无论是在前一种小说里，还是在后一种小说里，契诃夫都表现出一种优雅而得体的克制。契诃夫的写作属于向内寻求意义的完美的写作，而不属于向外谋求形式的庞大的写作，所以，他不能容忍那种泛滥、恣肆、夸张的风格和倾向。他曾经对一位作家朋友说：“写作的艺术其实不在于写作的技巧，而在于……删除写得不好的东西的技巧。”

库普林进而揭示道：

他在谈话中尽量使用常见的、普通的、惯用的语汇，这一方面由于故意，另一方面也出自本能。他既不使用比喻，也不借描画。他把最宝贵的东西藏在心中，不让他在文字的泡沫中浪费掉。在这方面，他和另一类作家相比，真有天渊之别。那类作家，把自己的主题说得比自己写的要好得多。

我想，契诃夫的这种态度是由于天性拘谨和特别的谦逊。有一种人对于那种过分夸张的态度、姿势、表情和语言，常感到本能的难受和羞愧。安东·巴甫洛维奇正是最具有这种品质的人。

契诃夫的冷静而敛抑的写作，为人类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伟大的典范。毛姆在《漫谈短篇小说创作方法》中评价契诃夫时说，“今天，没有一个人的小说在最好的批评家心目中占着比契诃夫更高的位置。事实上他已把所有的小说家都挤到了一边去。……他的小说自然而然成了青年作家的典范”

；他还具体指出了契诃夫的两个优点：“契诃夫的小说具有极大的可读性。这是一个作家最主要的优点，人们对此往往强调得不够”；“契诃夫在较短的小说中达到的简洁，简直可以说是神奇的”

。

那么，契诃夫小说的经验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表现在情节叙述的戏剧冲突效果以及引人入胜的可读效果，表现在描写的朴素、精确，表现在诚恳而亲切的态度，表现在略带忧郁的诗性情调，表现在优雅的气质与高贵的教养。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契诃夫小说的巨大魅力。

契诃夫从来不用那种冗长、繁复的句子，不用那种夸张的修辞手法。他的描写和形容，总是选择那些人们熟悉的意象。他的叙述几乎总是像生活一样按照自然的顺序展开：一些人来了、出现了，接着发生了一些事情。随后，一些人留下了，另一些人走了；或者，一些人活下来了，另一些人死去了——事情就是这样，像生活本身一样平淡、平静、平常。他对人和事物的描写，以能被读者准确地感受到为目标，这样，他就努力去除那些可能给读者带来负担的多余的语言和描写，拒绝那种故意将时空结构弄得混乱、颠倒的怪异技巧，而是追求一种自然而精确的艺术效果。

契诃夫对朴素和精确的追求，源于他对读者、对生活的诚恳的态度。他是一个含蓄甚至有些害羞的人，对一切都抱着平静而温和的态度。因此，即使在尖锐讽刺的时候，我们都能感受到他的好意，感受到他的亲切平易的态度：他只是希望我们从庸俗生活的泥淖中摆脱出来，改掉自己身上的懒散、势利、贪婪、软弱和粗暴等坏毛病，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活得体面而有尊严。他的叙述和描写是冷静的、不动声色的，但从来不是冷酷无情的。他对世间的一切生命都怀着一种忧郁的同情心，虽然略显沉重，但与绝望和悲观无缘，而是充满一种更为镇定的心情态度。这种态度带来的是一种更为巨大的力量，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感召力，一种让人甚至觉得恐惧的震撼力。

如果说，技巧上的克制显示出一种艺术上的朴实而可靠的态度，那么，赋予自己的作品一种有益于人们的道德成长和人格发展的自觉意识和深刻主题，也同样显示着作家的贴近大地的朴实气质。契诃夫无疑也是一位试图通过作品积极地影响别人内心生活的作家。例如，他的短篇小说《醋栗》就是一篇充满精神召唤力和启蒙性的作品，表征着契诃夫自己通过小说介入生活，从而改变人们的意识世界的创作目的。

小说中的尼古拉是俄罗斯文学中常见的人物形象。他目光短浅，缺乏活力，虚荣自私，贪婪吝啬。在对金钱的攫取上，他接近乞乞科夫；在缺乏活力上，他接近奥勃洛莫夫；在颟顸糊涂上，他接近果戈理笔下的两个“吵架”的“伊凡”。他身上缺乏农民的质朴，有不少从官场带来的庸俗习气：颐指气使，自命不凡。他的理想只有“醋栗”那么大，也像“醋栗”一样“又硬又酸”。他的生活理想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想，只不过是一种简单、低下的欲望而已。

为什么尼古拉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过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但却不仅没有幸福感，反而让人觉得悲伤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只关心自己的物质欲望的满足。他的生活是单向度的，是死寂的、封闭的、苍白的，缺乏与他人生活的积极的关联。小说中的哥哥伊万批评弟弟尼古拉，说他“离开城市，离开斗争，离开生活的喧嚣，隐居起来，躲在自己庄园里，这算不得生活，这是自私自利，偷懒，这是一种修道主义”。其实，准确地说，尼古拉信奉的是犬儒主义的价值观。犬儒主义是一种物质主义的生活原则，是一种极其庸俗、浅薄的生存哲学。它的突出特点是不思进取和安于现状，津津有味地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一个犬儒主义者通常显示出势利、圆滑、麻木、怯懦的人格病态。他不相信理想和信仰的价值，怀疑道德和良心的意义；既没有远大的目标，也没有行动的勇气；既没有哈姆雷特的痛苦，也没有堂吉诃德的激情。他逃避痛苦，追求享乐，更在乎口腹之欲的满足，而对心灵生活的诗意体验缺乏兴趣。权力是他的宗教，金钱是他的祖国，因此，他不是拜权主义者，便是拜金主义者。为了金钱，尼古拉变得冷酷无情，甚至连黑面包都不让他那可怜的妻子吃饱。面对权力，他是双面人：没有权力的时候他是卑微的，“是畏畏缩缩的、可怜的文官”。一旦得志，他便“摆足了架子”，“农民若不称呼他‘老爷’，他就老大不高兴”。

伊万自己的心灵，则是永不安宁的。因为有理想，他又是痛苦的。他以怀疑的态度面对现实。他拒绝接受现实生活中流行的庸俗的生活原则。他不满那种只是向内关怀自己的生活，试图从高度和阔度上拓展生活的边界。他敏锐地发现了生活中的问题，而且尖锐地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质疑，但是，他缺乏行动的力量。这也怪不得他，在“第六病室”一样可怕的生存环境里，觉醒者大都被巨大的外部力量压迫着，扭曲着，有的甚至被摧毁了。在契诃夫的小说里，除了《新娘》里的娜佳，我们很少看到谁行动起来并且战胜了生活。然而，像伊万这样的人物依然是有价值的。《第六病室》中的那个同样叫伊万的人物认为，“必须让这个社会看清楚自己，为自己害怕才成”；而《醋栗》中的伊万的质疑，就有助于社会认识自己，从而向好的方面改变自己。从积极的意义上讲，伊万这样的人物作为一个批判者，像暗夜里的一盏灯，照亮着我们的心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靠的价值观和道德尺度，为人们探寻真理、认识生活的意义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支持。

我们在契诃夫的许多作品里，都可以看见闪烁在《醋栗》中的那种亲切而温暖的灯火。

霍达谢维奇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契诃夫：“他的一切都很平常，一点也不想飞翔，相反，倒是充满爱意地和牢固地依恋在大地上，依恋在所有最普通的东西上，依恋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上；看起来他并不相信心灵的永生。契诃夫的海鸥不像杰尔查文的天鹅，不追求飞向高空，而是低掠水面，并依偎在岸边。”

一只低掠水面的海鸥，一只依偎在岸边的海鸥，这是对作家的契诃夫至为惬当的比喻。它谦逊而温柔地飞翔着，鸣叫着，时而飞向大海，时而飞回大地；它热爱大海，但也依恋大地，因此，既回应着大海的召唤，也安慰着无声的大地。它给人们带来大海的问候，也给人们传递着大地的讯息。海鸥这个大海与大地共同的朋友，不正是契诃夫的精神象征吗？不正是那个既忠实于艺术，又热爱着生活的契诃夫吗？这不正是那个既冷静，又充满热情的契诃夫吗？

是的，海鸥，契诃夫正是在人类精神的大海和大地上翱翔的一只海鸥。

这是一只永远不死的海鸥。

2008年10月26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