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反对是必要的

对常识的无知，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为了避免这样的尴尬，我经常读些文学以外的书籍。我得承认，我从那些哲学、法学、宗教学、心理学、历史学和伦理学著作中收获到的知识，体验到的乐趣，远比阅读粗制滥造、名不副实的小说作品要多。
卡尔·科恩的《论民主》（商务印书馆，2004年），论述优雅而从容，判断明快而亲切，是我最近读到的一本引人入胜的好书。科恩谈论的是常识性的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却朴实而深刻。例如，他说，一个信仰民主的人，应该培养这样一种“心境”，“即在实践中绝不认为任何有关事实、主义或道德原则的见解是绝对正确，无改善的余地”。他认为，“相信错误难免，是民主主义者所应具备的气质中最根本的一点，因为否定任何政党的绝对明智，就会鼓励一切有关的人都参与决策。如果认为任何人或任何团体绝对正确，那就只有把管理一切事务的权力都交给他们才合乎推理。对相信错误难免的公民来说，在根本问题上进行辩论，不仅是可以容许的，而且是至当不移的”，因此，“经常受到批评应该是民主国家的每一个官员的家常便饭。那是一个负担，但应作为管理好政府而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他最后的结论是：“理想的情况是社会成员与他们选出的官员间存在着互相信任与互相忠诚的关系，但成功的民主却要求公民在信任之中搀合一些批判精神，即对当局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
他的这些精辟的观点，完全可以移用来说明文学上的道理。对文学批评来讲，他的见道之语显得尤其惬当、可靠：民主的“心境”和“气质”，无疑也是真正的批评家应该具备的内在素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写作也是一种权力，而作家则是拥有和使用这种权力的人。倘若我们不想让写作沦为一种任性而野蛮的权力，不让它沦为审美名义下的道德放纵，或商业动机驱动下的文化犯罪，那么，读者尤其是批评家，在对作家的信任中就必须“搀合一些批判精神”、“存在一点的不信任”，或者，换句话说，必须首先执持一种“反对”的态度，一种“高明的怀疑态度”，——洛厄尔曾说过：“高明的怀疑态度是一个好评论家的首要品质。”
事实上，在文学领域，批判的精神和反对的态度，不只是有助于防止作家滥用写作的权力，从积极的方面看，清醒的质疑和反对，也是创作的助力：那些胸怀开阔的、善于倾听批评意见的作家，正是借助反对性的批评，来发现自己创作中的问题，警觉地避开被过于膨胀的自我意识遮蔽的盲区和陷阱。王若虚诗云：“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痒岂胜鞭。”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是否具备质疑的态度和反思的意识，也是至关重要的。盲目的随顺和简单的认同，是一种懒惰的习惯，本质上是反阅读的。因为，阅读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充满张力感的对话，只有站在反对的立场，经过批判性的考量，读者的阅读才能摆脱粗糙而幼稚的性质，才能被升华为深沉而丰富的内心体验。反之，如果在阅读过程中毫无必要的反对意识，那么，读者不仅很难进入作品的渊然而深的灵境，体验到丰富的精神愉悦，而且，还会因其盲从而使阅读领域的深废浅售、鱼目混珠的情形更加严重。
应该承认，在我们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心理中占上风的，是一种乡愿式的公允执中的 “心境”和乐道人善的“气质”。妥协、折中、苟安的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主宰的意义。《老子》中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也告诫人们：“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于是，克制自己的情感表达，遏抑自己的言说冲动，就成了我们这个社会最基本的人生规训。沉默和隐忍、麻木与冷漠，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在在可见的精神风景。基于正义和良知的不满和愤怒，反被视为缺乏生存智慧和处世策略的表现。坦率地批评别人的缺点，尖锐地抨击社会的残缺，更被认为是不懂得与人为善的莽撞行为。长此以往，坦率地表达反对意见，竟然成了一种令人危惧惕厉的禁忌。就连阮籍这样的“不拘礼教”的叛逆者，也“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有什么办法呢，反对的行为总是鲜有例外地给反对者带来不利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么。无怪乎孟子要说：“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喟叹似的疑问里，有深哀巨痛存焉！
为了避免因言获罪，推尚克己隐忍，避忌怒火中烧，便成了聪明的人们全身远祸的妙诀良方。那些高举“宽容”旗帜的智者，大为不屑地嘲笑着从青春激情里升腾起来的愤怒，还送给它一个时髦的雅号：“愤青”。然而，这样的嘲笑是浅薄的，是对青春的侮慢，是对愤怒的亵渎。因为，充满向往的不满和充满正义感的愤怒，是一种神圣而庄严的精神现象。一个社会，倘若连青年都失去了不满的感觉和愤怒的激情，那么，它必将因此而丧失勃郁、雄健的生命力，必将沦为一个衰朽而令人绝望的社会。让我们倾听并记住非洲诗人马亚·安杰洛的诗句：“愤怒吧，做一个愤怒的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是健康的标志。”是的，正是在“出离的愤怒” 中，鲁迅才爆发出自己的“不能已于言”的“呐喊”；正是因为难以无动于衷地生活，胡适才将“宁鸣以死，不默而生”当作自己的绝对原则。伟大的文化先驱用自己的行动，昭示了一种现代性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命令。我们应该像他们一样，敢于“愤怒”地显示自己月旦春秋的勇气，敢于大胆地点燃自己臧否人物的激情。
是的，愤怒的激情，反对的冲动，是一种健康的“心境”和庄严的“气质”，是不应该被嘲笑的。我们应该意识到，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愤怒和反对，我们时代的作家才会写得如此肆无忌惮，如此粗俗无聊；正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愤怒和反对，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才会如此俯仰随人，如此信口雌黄；正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愤怒和反对，我们的读者的鉴赏力才始终停留在幼稚而简单的水平上。如果对这些事实有了基本的了解，我们还会满不在乎地嘲笑“愤怒” 的激情和“反对”的勇气吗？
为什么反对是必要的？
因为只有在基于信念和责任的反对中，我们才能切实地体验到做人的自由和尊严；
为什么反对是必要的？
因为只有通过反对，我们才能跨进真理的门槛，才能摆脱隐藏在谎言背后的灾难；
为什么反对是必要的？
因为只有在反对的土壤上，文学的种子才能正常地发芽、绚烂地开花、丰硕地结果。

（此文系即将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建军批评文集《必要的反对》一书的《自序》，见载于《当代文坛》2005年第三期）

2005年1月14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