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库切

　　200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南非作家约翰·库切。又是一个中国读者并不十分熟悉的名字。这也不足为奇。这几年的文学“诺奖”，不是让人觉得陌生，就是令人深感意外。意外引发了解的愿望，陌生则刺激人的好奇心，——这足以制造出令人惊讶的阅读奇观。据《北京晚报》（2003年10月7日）的题为《诺贝尔文学奖“新科状元”库切走红北京书市》的文章报道，“库切的获奖作品《耻》在书市热销，连续两天登上书市畅销书排行榜。许多读者冲着库切和他的作品《耻》的盛名而来，都想在第一时间品读作品的风采”；“库切是南非当代著名小说家，《耻》为作家1999年创作的作品，为他赢得了标志小说创作成就的英国布克奖。库切的作品大都以南非殖民地生活和各种冲突为背景。《耻》这部作品与作家以前的作品相比更为成熟。这部作品通过各种细节描写，揭示了新旧交替时代发生在南非大地上，发生在南非各色人等之间的种种问题，对殖民主义在南非对殖民地人民和殖民者本人及其后代所造成的后果表现出深切的忧思和相当的无奈，而《耻》一书从内容到寓意上都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层次。”
　　虽然对中国读者来讲，库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作家，他的获“诺奖”，更是具有神秘色彩和悬念意味的事件，但是，这并不影响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在《授奖辞》中高度评价库切的小说创作：“库切小说的特色，包括精致的结构、意义深长的对话，以及精彩绝伦的分析。同时他又是个追根究底的怀疑者，对西方文明罔顾人性的合理化企图以及粉饰太平的道德观，提出无情的抨击。他基于知性，力求诚实，破坏了一切抚平伤痕的可能，并自外于任何卖弄忏悔与认罪的廉价戏剧。即使在他提出自己的信念时（例如他赞成保护动物权），也尽可能只阐释这些信念的前提，而不直接辩护”；“库切最感兴趣的情境是，对错的分野再怎么分明，这种区分却毫无意义。库切的角色往往在关键性时刻，躲在自己身后，不能动作，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消极被动不仅是吞噬人性的黑雾，更是人类反抗迫害他们的秩序所能采取的最后出路———不让迫害的秩序触及自己。库切在探究软弱与失败之中，捕捉到人性的神圣火花。”对于《耻》，则是这样评价的：“在小说《耻》中，库切让我们领略了一个名誉扫地的大学教师的挣扎。当南非白人至上的传统崩溃后，这名教师在全新的环境中苦苦维护自己和女儿的尊严。这部小说探究了他所有作品的中心议题：人能否逃避历史？”
　　评价之高可谓至矣极矣，蔑以加矣。放着这样的作品不读，实属不能原谅的懒惰和冷漠。尤其对像我这样的喜欢挑剔的读者来讲，阅读“结构精致”、“意义深长”、“精彩绝伦”的作品，正可以得着一个显示自己还不乏乐道人善的美德的机会。然而，细细地将库切的代表作《耻》读过两遍之后，我却有些怃然和茫然。这当然是一部有一定价值的作品，但是并不像《授奖辞》评价的那样好：从小说的修辞技巧来看，它有许多明显的败笔；从精神风貌来看，这部颇显另类的小说，似乎并不十分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
　　什么？“不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你怎敢说出如此没斤两的话来？
　　其实，我这样说库切的作品，也许还不是信口雌黄的诬枉之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库切的这部获过多项大奖的“代表性力作”中并没有看到多少“理想”色彩。而富有“理想”，乃是一个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桂冠的重要条件。
　　1895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决定将自己的财富所得的利息，“授予那些在过去一年中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其中五分之一授予在文学中创作了富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作品人”。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的被称为“维尔森时代”的最初十年中，“富有理想”乃是具有首要意义的严格标准。“富有理想”，按担任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要职达30年之久的维尔森的解释，就是指获奖者的作品必须“不仅在表现手法上，而且要在思想和生活观上真正具有高尚的品德”（谢尔·埃斯普马克：《诺贝尔文学奖内幕》，第17页，漓江出版社，1996年），或者，换句话说，必须 “具有纯粹的艺术和伦理理想”（同前，第19页）。
　　维尔森正确地赋予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以“高尚”和“纯洁”的性质，而且，为了捍卫“理想”的严肃性和纯粹性，他在用自己的尺度评价具体作品的时候，甚至不怕犯褊狭和教条的错误，敢于将那些举世公认的大师排除在获奖名单之外。用这种严格的“理想”尺度来衡量，托尔斯泰的作品，要么表现了“宿命论的特征”，“夸大机遇而贬低个人主动精神的意义”，要么有着“消极的禁欲主义色彩”，要么否定宗教、国家和所有权，完全不具有“纯洁的理想性”；（同前，第30页）而左拉“在他的自然主义中没有灵魂，往往是粗鲁的冷漠，这使他很难获奖”；（同前，第31页）至于北欧的文学先驱勃兰兑斯，虽然对“自己的时代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并非总是善良的”：“……他经常蛮不讲理，对于不符合他自己的消极的怀疑主义的、完全无神论的观点一概排斥和贬低，在伦理－性关系问题上观点危险，而且变化无常”。（第31页）这些过于苛刻的评价，无疑降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力和信誉度，但是，也以一种固执而倔强的姿态显示了“诺奖”的核心理念，那就是，受到奖赏的，应该是那些充满理想的热情与力量的作品。
　　在我看来，库切的代表性作品《耻》似乎并不属于“富有理想”的作品。它的作者不仅像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所说的那样是个“追根究底的怀疑者”，而且，还是一个认为是非对错的分野“毫无意义”的相对主义哲学的信奉者。从精神气质上看，库切更像一个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存在主义者。他像纳博科夫一样冷漠，一样对道德问题采取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这一点在他的《耻》中，有着典型而集中的表现：尖刻的嘲讽，像沉重而阴冷的暮霭，密密地笼罩着这部长篇小说整个的事象世界。
　　在《耻》所讲述的故事里，52岁的戴维?卢里，南非开普敦技术大学文学与传播学教授，结过两次婚，有个不在身边的女儿，单身一人住在一套公寓里。通过中介公司，他找了个妓女，每个星期四为他提供一次服务。一个星期六上午，他在街上无意间碰到那妓女带着她的两个儿子。从此两人在一起时的感觉大受影响，不久，那妓女终止了对他的服务。
　　为了填补性生活的空缺，他诱奸了自己的学生梅拉妮，他因此丢掉了教职，只得到边远的农场，投奔女儿露茜。他发现很难与女儿沟通，更难与许多他以前根本就看不起的人一起干他以前嗤之以鼻的活计，比如打杂和浇花等。
　　卢里和露茜生活在当地黑人的包围中。在黑人佩特鲁斯庆祝新居的晚会上，只有他们父女是白人，显得孤独而难堪。再也没有黑人称他们为“老爷”、“小姐”。露茜的农场朝不保夕，露茜悲愤而无奈地说：“在南非作为一个白人——特别是作为一个白种女人，从现在开始，应该入乡随俗了。因为什么都没有，没有钱，没有武器，没有权利，没有尊严，像一条狗一样。”
　　露茜遭到农场附近三个黑人的强暴，其中一个还是未成年的男孩。在强奸事件发生过程中，卢里被暴徒浇上油，然后点燃，由此受了伤。事后，露茜感到最后怕的是，施暴者似乎不单单是在发泄性欲，而是在发泄种族间的仇恨，寻求报复的快感。
　　歹徒一离开，卢里就赶紧去看女儿。可是，无论他怎样拼命敲门，露茜就是不愿把门打开。当她最终开门出来的时候，卢里再三询问露茜，希望她说出事实真相，而露茜明确地告诉他：“这与你没关系……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完全属于个人隐私。”当他试图向露茜的朋友贝芙询问露茜遭强暴后的情况时，对方冷漠地告诉他：“这不关你的事。”
　　佩特鲁斯是露茜以前的黑人帮工，现在露茜为了能继续留在农场里，心甘情愿地做了他的第三个老婆。卢里则成了佩特鲁斯的下人。为追查强暴女儿的元凶，卢里追问佩特鲁斯，可后者只是装聋作哑。卢里去警察局报案，但黑人局长只是敷衍了事。此案最后不了了之，而露茜却怀了孕。
　　《耻》是一部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在某些情节上颇为相似，在内在气质上十分相像的小说。《洛丽塔》叙述了中年男人亨伯特与一个未成年少女的畸恋故事，在《耻》里，则有卢里与小他三十岁的梅妮拉的师生畸恋故事。但是，库切似乎缺乏纳博科夫的才华，不具备他的讲故事的天赋。不仅如此，在我看来，他在揭示人物的病态激情和疯狂体验方面，也没有达到纳博科夫的深度，没有创造出纳博科夫小说中的那种引人入胜的叙事效果。库切对人物心理动作和情感变化的描写是外在的、简单的。例如，他这样写梅妮拉与卢里发生性关系以后的心理活动：“这不是强奸，不完全是，但不管怎么说也是违背对方意志的，完全违背了对方的意志。好像她决定让自己放松了，在整个过程中内心彻底地死了，就像一只脖子被狐狸的利牙咬住了的兔子。因此，此时想对她怎样，就能怎样，她处之泰然。”（库切：《耻》，第28页，译林出版社，2002年）我反复琢磨这段文字，但是没有从中看到有深度的心理内容、有价值的道德主题。一切都显得如此简单、含混和冷漠，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事实上，库切在对人物的性行为和性心理的描写上存在的问题，绝不是偶或一见的个别现象。在《耻》中充满了这种简单而失败的文字。例如，卢里与系里新来的秘书发生了性关系，“可并不成功。她又是弓背又是抓挠，硬挤出激情荡漾的样子，这反而让他觉得恶心” 。这次的失败体验，让卢里觉得“他应当放弃了，应当洗手不干了” 。库切接下来这样写卢里想象摆脱困境的办法：“难道就不能去找个医生帮帮忙？那肯定是一次简单不过的手术，他们天天都在动物身上这样做，而动物照样好好活着，只是人们经常没能注意到动物表现出的那一丝悲哀。切开，缝上：局部麻醉，手不要颤抖，再加一点点镇定，只要有本教科书，人们完全可以自己做。男人坐在椅子上给自己割下来，这情景让人恶心，不过从某种观点看，并不比男人在女人身上忙乎的情景更让人感到恶心。”（同前，第11页）人物的忽焉而来的想象显然是阴暗而残忍的，我实在不明白作者对这些病态心理如此感兴趣？为什么要如此描写？这样写究竟有什么意思？
　　在随后的章节里，库切这样叙述和描写卢里与他的学生梅拉妮在一起的情景：“他又同她做了一次爱，是在他女儿房间里的床上。感觉很好，同第一次的感觉一样，他开始领会她身体扭动的含义了。她领悟得很快，要求体验的欲望很强烈。如果说他未能从她身上感觉到完全的性欲，那只是因为她年纪仍然太轻。他记忆中有一个细节特别让他难以忘怀：她一条腿紧紧钩住他的臀部，使劲把他往自己这里拉，她大腿内侧的肌肉因此而绷得紧紧的，紧贴在他身上，这时，他感觉到一阵快感和欲望的涌动。他暗想，谁知道呢，虽然是这样的开头，会有个什么结果也未可知。”（同前，第33页）我并不反对性描写，但是，我讨厌那种外在的简单的性描写。这样的性描写是轻松的、快意的，但也是野蛮的、粗俗的。在我看来，描写性行为和性心理实在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因为，成功的性描写必须在三个方面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具有深刻的心理内容，具有丰富的美学价值，具有伦理上的升华作用。单从美学的角度说，健康而优美的性描写应该体现出含蓄、内敛的美学特征，应该以表现人物的心灵体验和道德痛苦为核心，应该通过彰显包含在性行为中的人性内容，引起读者的具有诗意情调的情感反应和精神升华。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库切的工作是糟糕的，既不能令人满意，更不值得奖赏。
　　 　我完全赞同王安忆对库切的批评。在《等待野蛮人》一书中，库切沉迷于大段的性描写，这破坏了王安忆“整体的阅读感”，引发了她的困惑和质疑：“性本身究竟具有多少资源？为什么大家都要盯着这个题材？”王安忆说，她对诺贝尔奖产生怀疑已经很长时间了，而库切使得她再度怀疑：“《百年孤独》得奖后，曾让中国作家知道了西方读者喜欢什么，诺贝尔奖喜欢什么。但现在，这条路越走越绝望，第三世界的诺奖获得者的作品逃不出两大主题：风土人情，性和暴力。奈保尔和库切都是如此。”（2004年4月27日《文汇报》）王安忆的质疑是坦率的，也是深刻的。尤其对已经将“身体写作”当作消费主义时代文学的旗帜，将变态、放纵的性描写当作享乐主义时代的文学时尚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讲，这种冷静的判断和清醒的拒绝，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也许，有人要说：文学就是文学，它的价值只能根据它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来判断，而不能用非文学尺度来衡量；用非文学的尺度衡量文学，就像用斗衡量布、用尺子衡量米一样行不通。我的意见是，尊敬的先生，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纯粹的“纯文学”。真正的文学从来就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世界，它的价值固然首先决定于它是否具有“文学”的形式和意味，但却最终却决定于它是否具有伟大的意义世界，具体地说，是否具有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激情。文学不是一块遮羞布，在它背后，什么样的污垢都可以堆积；文学不是一道挡箭牌，在它背后，一切的丑恶、无耻和堕落，都可以安全地扎根、潇洒地开花、从容地结果。换句话说，文学虽然倾向于从情感和道德上解放人，但它永远拒绝被人当作道德放纵的场所，拒绝被人当作纯粹私人的“身体”和“欲望”进行狂欢和满足的游乐园。
　　 是的，文学必须首先是文学，一部文学作品必须具备充分的文学价值。然而，即便站在“纯文学”的立场，用“纯文学”的尺度来衡量，从小说修辞的角度来考察，库切的《耻》也很难说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小说作品。
　　 小说是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叙事文体。积极意义上的小说写作，是一种旨在实现作者与读者的交流目的的修辞行为，因此，作者在小说中的介入，是正常而自然的事情。作者的亲切、自然的介入性概述和评价，不仅有助于丰富作品的趣味性，增强小说的可读性，而且还为读者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借以引导读者全面地了解、评价作品中的人物和事象。正像H·G·威尔斯所说的那样：“在某种情况下，长篇小说的全部魅力，作家的全部技巧，正是在这些题外插话之中。”（《英国作家论文学》，第374页，三联书店，1985年）但是，作者的介入，也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作者的“插话”既不能显得随意和多余，更不能显得油滑和无聊。可是，不幸得很，库切的介入和“插话”却冒犯了小说修辞的纪律，表现出令人惊讶的莽撞和失败。
　　 在小说的第3节，在卢里和梅拉妮的一段对话之后，作者这样写道：“是情人，还是女儿？在她内心深处，她打算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她要为他做些什么？”紧接着，在梅拉妮答应卢里明天“保证一定来”上课之后，库切又这样写道：“她保证，可对这样的保证并没有强制实行的手段。他感到有些恼火、不快。她在使坏，使了那么多的坏还想一走了之；她在学着利用他，而且将来可能进一步这样做。但是，如果说她使了坏想一走了之，那他对她使的坏就更多了；如果说她是在使坏，他对她的行为就更恶劣得多。如果两人一伙，就算两人的确是一伙，他也是那个打头的，而她只是个跟从的。他必须牢记这一点。”（《耻》，第31－32页）作者以如此絮叨而直露的方式“插话”，在当代小说中已不多见。但是，单有勇敢并不能解决问题。这几个疑问句，除了给人留下随意而多余的印象，似乎没有别的更有价值的东西存焉。
　　 在小说的第24节，“就这样：她曾经只是她母亲身体里的一只小蝌蚪，现在你瞧瞧，现在她是一个坚实的存在，比他这一生要坚实得多。要是走运的话，她的生命准会延续长久，在他之后还会长久延续。他死后，要是她走运的话，仍然会在这里，在花圃里忙碌。而从她的体内，会长出另外一个存在，而那个存在，如果走运，一定和她一样生命长久。就这样，生命一直延续下去，这条存在线不断发展，而他在其中的份额，他为此提供的奉献将会越来越小，直到有一天被彻底遗忘。”（同前，第240－241页）作者罗里罗嗦讲的这一通话，在我看来，即使不能说了无意趣，也实在很难说有多么高明。
　　针对即将当祖父的卢里“也许会比一般的祖父得分低”，作者这样议论道：“他缺乏老人应具备的优点：平静、善良、耐心。不过，这样的优点也许会随着别的优点的消失而到来：比如说，激情。他一定得再读读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他可是祖父辈的诗人。也许可以学到点什么。”（同前，第241页）这样的议论，外在而多余，笼统而浮泛，既缺乏趣味，也未见得有多么深刻，除了显示作者在修辞介入上的草率和鲁莽，似乎并无更多的让人称赏的佳妙之处。
　　 追求集中有力而又含藏丰富的主题效果，是小说家的一个重要的修辞任务。库切这部小说的题目无疑是很能吸引人的。是的，耻辱体验乃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精神现象。人生而渴望活得体面而有尊严，但却常常无奈地过着耻辱而尴尬的生活：要么被人家当作“劣等种族”受到歧视，要么被当作“反动分子”受到迫害，要么被当作“知识分子”受到改造，要么被当作“异己分子”受到排挤，要么被当作“阶级敌人”受到虐杀，“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否则，便将你“打到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感受不到应有的尊敬，享受不到基本的自由和权利，不得不按照一种人家强加给你的方式机械地思考、麻木地生活。某种程度上讲，所有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共同主题，就是关注并表现人们的种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活，就是寻求将人从耻辱和伤害中解放出来的途径。
　　然而，《耻》的主题是散乱的，缺乏深度和力量的。本来，在这部小说中，卢里因为自己的混乱的两性生活而自取其辱，他的女儿露茜则因为充满敌意的野蛮伤害而陷入耻辱的窘境。卢里的“耻”来自自己身体内部的疯狂冲动，他的女儿的“耻”则来自外部的黑暗力量。如何摆脱耻辱从而获得尊严、如何消除对抗从而达成和解、如何克服压迫从而赢得解放，这是库切在自己的小说中应该着力回答和解决的问题。遗憾的是，库切似乎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他只是简单地叙述了三个黑人强暴露茜和露茜屈服于强暴的情节，没有更深刻地写出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情感冲突。而从卢里这个角度看，作者的视野也过于狭窄，过多地将叙述的焦点集中在对卢里的感官体验的叙写上，停留在外在的行为和动作上。他匆匆忙忙地叙述人物与几个女人的简单的两性关系，而没有深入到他的心灵内部，没有令人满意地写出他的尖锐的道德冲突和丰富的情感世界。强烈的耻感体验来自于对尊严的强烈渴望和敏感。但是，在库切笔下，卢里除了不停地追逐女人，除了以一种不屑的态度和怨怼的心情对待社会的惩罚和自己的罪孽，似乎并没有什么与尊严密切相关的积极的道德反应和精神痛苦。他身上有一种让人无法理解的道德冷漠：我行我素，放浪形骸，没心没肺，从不忏悔。他是一个精神残缺的人，因为他只是一味地追求外在的快乐，却很少向别人表达热烈的理性的爱，而按照弗洛姆的说法，“精神健全的人，是以爱、理性、信仰来生活的人，是尊重生命（自己的和他人的生命）的人”。（弗洛姆：《健全的社会》，第16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表面上看，卢里身上有一种落落寡合、桀骜不逊的精神气质，但是，这种气质所显示的并不是积极健康的个体人格，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必然要沦为自我的奴隶，必然要陷入自我奴役带来的耻辱。卢里像易卜生笔下的皮尔·金特一样，将自我主义美感化、诗意化，只不过他是通过对拜伦风流生活的诗意化想象来完成对自我的美化。尽管如此，他仍然被自己的行为肢解成碎片。说穿了，卢里的个人主义乃是一种与文艺复兴时代的个人主义完全不同的、形式精致但性质消极的现代个人主义。别尔嘉耶夫正确地将这种个人主义和“创造的个体人格”区分了开来。在他看来，“个人主义扼杀别人，也扼杀自己”；“凡持有伟大创造之举的人都不是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者自我隔绝，孤芳自赏，投机钻营，追逐实惠，并把个人主义的封闭性合理化，没有什么比这更虚伪的了。进行伟大创造的人踽踽独行，不苟合于四周的环境，特别是不苟合于那些早已定型了的集体的意见和判断。”（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第11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卢里因为无所顾忌的个人主义而被他所跻身其中的社会所放逐，从而陷入一种“败北者”的孤独状态。但是，他的孤独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的孤独，而且像任何一位孤独的个人主义者一样，他也“以静观的美感抚慰自己，填补自己的孤独”（同前，第115页）。别尔嘉耶夫说：“人要脱出世界的和一切外在力量的奴役性，必须脱出自我的奴役，即脱出自我中心主义的奴役。为此，人应该成为精神的内倾化和外倾化的人，应在创造的积极性中走向人们和世界。”（同前，第117页）卢里的耻辱体验，正是由他身上的极端而病态的个人主义造成的。但是，库切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相反，他不自觉地以现代主义的不置可否的叙述方式，来写卢里的行为和心理，这就使得他对卢里的耻辱体验的叙述缺乏情感力量和思想深度。
　　库切小说修辞的主题效果的创造上的失败，使得谈论这部小说的主题成为一件艰难的事情。尽管含混、朦胧和模糊是一些很受现代主义美学钟爱的美学趣味，但是，绘事后素，一部作品应该具备必要的清晰和起码的可理解性，换句话说，一部小说可以有很多的象征主题或隐喻主题，但是，它首先应该有一个明确而质实的主题 ，以便用这个主题照亮小说的整个叙事世界，并为读者发现性地阐释作品提供支援性的力量。可是，《耻》缺乏的正是这样一个主题。正是这一匮乏使人们在阐释这部小说主题时，得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
　　《耻》的译者以“越界的代价”来解释其主题。在这部小说的两位译者看来，卢里的耻辱来自于他在两性关系上的“越界”，而他的女儿露茜的耻辱则是因为“殖民主义”的“越界”。这样的解释抽象而刻板，虽然新鲜，但绝非的然可靠之论。冯积岐先生就拒绝这种观点，认为如此解释，“无疑是误读”。（冯积岐：《读小说笔记》，《小说评论》，2004年第3期）他迎难而上，通过对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与拜伦有关的事象的颇费心思的解释，认定 “揭露非洲大陆的野蛮，写出人性的黑暗，再由人性的黑暗，到人性的升华，这才是《耻》的本意”。（出处同前）此论精警，聊备一说。诺贝尔评委会则向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这部小说探究了他所有作品的中心议题：人能否逃避历史？”有一定根据，但是，恐怕也很难说它就是这部小说的明确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主题。在我看来，在《耻》里似乎并不存在一个质实、集中、有深度的主题，就像在一颗并不高大的枣树上，你不可能找到硕大的金苹果一样。《等待野蛮人》的译者文敏在《“提心吊胆”译库切》一文中说：“翻译库切作品不是一件省力的事情，小说中复杂的意像、丰富的用典往往颇费猜解，加之惜字如金的行文风格，初看真有一点语焉不详的感觉，所有这些都给翻译带来了重重障碍。库切的写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多用一般现在时态，稍一疏忽，就可能误读误译。所以，整个翻译过程中颇有几分提心吊胆的感觉。”（《文汇报》，2004年3月15日）看来，即使采摘并不丰硕的果实，也需要付出“提心吊胆”的代价哩。
　　 尽管得奖前库切的作品在中国只售出8000本，得奖后数量猛增到5．1万本，但是，我仍然不认为库切是一个值得效法的大师。我们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获得大奖和商业上的成功，并不足以证明一部作品同时在文学上也是成功的。我到现在还纳闷，维尔森时代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敢于执持严格的“理想”尺度，将真正意义上的大师关闭在瑞典文学院的大门之外，为什么到了21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会如此慷慨地被戴在一个又一个三流作家的头上？为什么是库切？难道真的就再找不出一位比他更优秀的作家来领取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我知道，我提出这些疑问，多少显得有些多余：给谁颁奖，干卿底事？
　　马悦然先生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评委。在一次访谈中，龙应台问他：“在你的心目中，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什么东西？”他回答：“它就是十八个瑞典人给的一个文学奖，仅此而已。它不是一个世界文学奖！”
　　龙应台这篇访谈文字的题目是《视大奖·则藐之》。
　　是的，“视大奖·则藐之”，即使不必总是这样，至少也该在“大奖”颁给一个外国的三流作家或中国的颓废、堕落的消极写作者的时候，表现出我们高贵的不屑和冷静的拒绝，不管它是由法国的“女评委”评选的，还是由瑞典的男评委决定的。

2004年6月27日于北京北新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