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倾斜的文学建筑换梁和接榫——论王鹏程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

（《南方文坛》2017年第3期）
本文第二、三部分及注释略，全文请参见《南方文坛》2017年第3期第23-30页。

在年近不惑的中国青年文学批评家中，王鹏程教授的批评风格雅正而亲切，端肃而活泼，锋芒中蕴蓄着卓见，坦率里包含着温厚，穆然有若清风，矫然自成一家。放在全国文学批评的视野来看，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对文学批评素来不十分发达的西北地区来讲，他的存在显得尤其重要。假如没有他，陕西当下文学批评的话语空间，会缩小很多。最近十多年来，陕西还不曾出现过像他这样一个成绩不俗、堪寄厚望的批评家。

王鹏程的文学批评，异军突起，起步很高，一开始就显示出高尚其事的认真态度和勇敢精神，表现出一个纯粹的批评家才有的自觉意识和良好修养。他绝不罔顾事实，说自欺欺人的昏话；很少故作高深，说一通貌似渊雅的废话；也很少投其所好，说一大堆阿意顺旨的谀辞。不仅如此，他还有一股敢于冒犯权威和挑战陋习的勇气，即使惹得那些创作界和学术界的大佬们无名火起，恼羞成怒，他也略无畏避。

王鹏程心仪的是鲁迅和李健吾这样的真正的批评家，认同的是文学批评上的“析骨还父，析肉还母”的“真精神”。他对当下的文学批评非常失望，极度不满。在一篇批评《秦腔》及其评论的文章中，他毫不宽假地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失望：“自从《秦腔》问世以来，大大小小的讨论会令人目不暇接。如果说，整齐划一、没有切入脊髓的肯定和好评，让我惊诧于众多聪明人思维惊人的一致，那么，软骨的文学批评和浅薄的文学掮客，则让我深刻理解了‘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比恭维更容易’的格言，让我更进一步地认识了批评精神的堕落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这样的批评里，“很难找到几篇辨出‘好中之坏，坏中之好’的文章，要找‘若哪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的文章就更是奢望了。”

王鹏程认同鲁迅《我们要批评家》的观点，并这样引申道：“我们迫切需要一群勇敢、独立的批评家，像光脊梁作战的典韦一样，不避箭矢，来同败坏的风气作战，如此，才有可能拯救陷入混乱和危机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王鹏程勇敢地实践着自己的主张。他的批评具有理性而独立的精神，表现出与“败坏的风气”作战的决绝态度。在当下的中国，他属于比较少见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

一 、开阔的视野与北方的态度

如果说，文学叙事覆盖了人类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那么，文学研究和批评也应该最大限度地拓宽自己的文化视野与精神边界，赋予自己的批评以辽阔而广博的性质。看看别林斯基多么博学，文学、哲学、历史、宗教和政治学，他都有兴趣，也都有很深的造诣。看看现代的文学批评家，几乎个个都是可以在各个文学领域驰骤的龙骑兵。鲁迅、闻一多、朱光潜、李长之、李健吾、常风、宗白华，几乎个个都学贯中西，通晓古今。李长之先生对司马迁、李白和鲁迅的研究，都是上等的学术成就，使人至今读来，犹觉惊艳和宾服。

然而，中国当前的文学研究的一大危机，就是学术区划太过细碎和封闭，学者和批评家的视野太过狭窄，——有的学者一生只一个时期的文学，甚至只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一个现象。搞当代文学的，对现代文学缺乏了解和研究，对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更是藐藐然知之甚少。这样的研究和批评，注定成不了大气候，搞不出大名堂。

王鹏程在文学批评上的一大特点，就是视野开阔，涉猎甚广。就时代和国别看，他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皆有涉猎和研究，对俄罗斯文学的理解尤其深刻；就文体看，他虽然以小说研究为主体，但对古典诗词的发微和考释，皆大有可观；就学术范围看，他固然擅长细致的文本分析和版本学考察，但是，却从不满足于做一个在文本内部狂欢的形式主义者，而是试图从更广阔的视野里来考察文学，从一切具有相关性的方面来研究那些影响文学的因素，例如，他特别注意从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的角度来理解文学，也注意到了文学出版与文学批评的微妙关系。

2014年，王鹏程在《小说评论》开了一个专栏，从“自由”、“反叛精神”、“真实与虚构”、“情欲书写”、“道德态度”和“边缘意识”等角度讨论了“小说的精神空间”问题。这六篇专栏文章所涉及的，都是与小说写作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所显示出的知识视野与思想空间，则极为开阔。

王鹏程在《马尔克斯的忧伤——小说的精神空间与中国气象》（三联书店，即出）一书的序言中说：“文坛充满喧哗与骚动，文学成为一个充满世俗意义和世俗价值的名利场。文学丧失了语言、修辞、想象和精神上的自律性，无法处理现实的纷乱颓败，也无法提供心灵的安妥，更遑论奔向丰富、深沉以及多样世界的承诺。我们没有能力给现实和存在赋予‘意义’。这种‘意义’，正是文学存在的必要。这种‘意义’，在鲁迅、老舍、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等那里，也曾昙花一现。而前辈们无法同化的、气象迥异的陌生性以及生机勃发的创造性，在当下文学里，却气若游丝或尚付阙如。我们不缺乏‘写法’，却无法彰显出‘意义’。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写法’的大海里魏陵失步，丧失了把握‘意义’的能力和机会。”显然，“意义”是王鹏程特别关注的问题。只有学术视野开阔的人，才能摆脱对文学上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的迷恋，才能看到“意义”和“精神”对文学写作与文学研究的意义。

文学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形象，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创造。若无自由，即无文学，因为，没有自由，就没有个性，就没有真实，就没有批判，就失去了文学意义形成和价值生成的前提条件。文学的精神力量和内在价值，首先体现在对自由的热情态度上，表现在追求和捍卫自由的勇敢精神上。正因为这样，王鹏程才在自己的专栏里，一开始就来探讨“自由”问题。他的《朝向“托尔斯泰的景象”——论小说对自由的召唤》，写得情绪饱满，跌宕有致，态度严肃，却并不沉闷，引文丰富，但不显堆垛，实在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

在王鹏程看来，小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具体地说，是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它的本质就是自由：“要将小说当成生活方式，必须享有心灵的绝对自由，如果内心真正达到了这种境地，那么任何有形无形的压迫都不会使小说家作出退让，他们只会依照自由的灵魂的召唤去写作。也正是小说的这种特殊的禀性，才使得小说充满了魔力，成为人们反抗现实、构建诗意、抚慰心灵的一种最吸引人的文体。”所谓“托尔斯泰的风景”，就是“给人物灵魂以自由和诗意”。他通过对卡夫卡、托尔斯泰、昆德拉、契诃夫和德国作家维冯波伦茨的观点或作品的分析，揭示了伟大的小说家追求自由的精神，揭示了他们在小说中召唤自由的伦理自觉：这些伟大的小说家善于通过细节，给种种人生场景，包括“惨烈的场面”，“投上了爱、自由和诗意的光束”。总之，正像他在文章结尾部分曲终奏雅时所概括的那样：“小说的职责，就是在精神的维度上维护人的自由、尊严，表达生活的温暖和诗意。”

他之所以重温伟大的小说家追求和表现自由的经验，之所以提出“小说如何召唤自由”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当代文学几乎完全丧失了对自由的向往和焦虑。为什么会这样呢？王鹏程给出的答案是：“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的小说家很少完成精神上的现代化，能够抵达精神自由的境地。他们并未体验到自由、获得内在的自由，因而也很少或者很难给人物以自由。我们的小说家眼里的自由和诗意，不是安安静静地活着、消消停停地写作，就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小说家的主体性和自律性是同步共生的，小说的自由既不是原原本本地将生活中丑陋肮脏的一面原汁原味呈现给读者，也不是顺从市场的需求，炮制精神上缺少含量的庸俗之作。”显然，自由不是一种消极的体验，不是一种下行的心灵活动。对于小说写作来讲，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轻轻松松的自由，因为，文学所面对的，就是人的不自由状况，就是人的绝望和苦难，——就此而言，所谓写作，无非意味着承受沉重的压力、巨大的挑战和痛苦的抉择。

就文学写作来看，“自由”一事，有最低标准和最高标准之分，有消极标准和积极标准之别。在王鹏程看来，我们时代的小说家首先要让自己的写作达到最低标准的要求：摆脱自然主义和动物主义的叙事冲动，要将自己的写作向上提高到人性的境界：“作家当然要忠于自己的心灵，但不能无限夸大人的动物性，不能置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和规范于不顾，最起码不能抱有欣赏赞同的态度，不能将人的动物性的一面毫无遮掩的表现出来，这正如每个人没必要也没意义要将自己每天的排泄告诉别人。可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同时，小说写作也不能置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不顾。”这样的批评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我们从王鹏程对当代小说文本的解剖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希望和失望、焦虑和向往。

世界上不存在无态度的文学，也没有所谓的“零度叙事”。无论文学写作，还是文学批评，都是一种显示着态度的评价性的精神活动。正是从这一组涉及自由、反叛精神、真实性、道德态度和边缘意识等问题的专栏文章中，我们可以窥见王鹏程文学批评的伦理精神和基本态度。

以赛亚·伯林将文学批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注重技术的“法国态度”，将文本同作者的精神、道德和生活割裂开来；一种是注重精神和道德的“俄罗斯态度”，将人当作一个精神、道德与生活的统一体，认为作者对自己的所做所为承担着不可逃避的责任。最能体现俄罗斯文学批评态度的批评家，就是伟大的别林斯基。俄罗斯态度反对任何形式的“善意而愚昧无知的批评”，就像别林斯基在《关于批评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把从事以愚昧无知和目光短浅著称的好心肠的、真诚的个人批评的豪杰们称为虫豸，那么，那种从事偏颇的个人批评的勇士们，我们就只能称之为文学界的蝗虫了。在这里，这种批评家越是聪明过人，他对于尚未稳定的社会的审美力就越是危害深远；他在文学议论方面的厚颜无耻和横蛮无理是永无止境的，他可以不受制裁地侮弄公众，告诉他们说，理智是‘哄骗’人的；美德是一种有益的偏见；苏格拉底是一个狡猾的骗子……”这种“蝗虫”式的批评家，在别林斯基时代，就不乏其人，在乱象丛生的转型时代，则可谓比比者皆是也，而他们的批评所造成的后果，也更加严重。

我们可以根据批评的基本精神姿态，将中国的文学批评笼统地分为这样两类：一类是“北方态度的批评”，一类是“南方态度的批评”。所谓北方态度，接近“俄罗斯态度”，是指一种坚硬、质实、亢直的批评，而所谓南方态度，则与之相反，接近“法兰西态度”，是一种柔软、精巧、婉媚的批评；就整体情形来看，在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中普遍流行的，似乎正是“法兰西态度”和“南方态度”的批评模式。当然，以南北论批评，只是一种相对的、甚至有点象征意味的概括和描述罢了，并非囿于地域，一褱而论也。因为，以人而论，南方亦偶见具“北方态度”的批评家，北方亦多有“南方态度”的批评家；就杂志来看，《南方文坛》的锋芒和力量，就不弱于那些以“北方”或“中国”冠名的杂志嘛。

王鹏程属于典型的“俄罗斯态度”和“北方态度”的批评家。正是因为有着对自由问题的深刻思考，有着对“反叛精神”和“边缘意识”的理解，有着“回到德行的时代”的自觉，所以，王鹏程就表现出一种认真、犀利而卓特的风格特点和精神品质。薛雪对自己时代的批评风气，极为不满，自我勉励说：“后生立脚不定，无不被其所惑。吾辈定须竖起脊梁，撑开慧眼，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则魔群妖党，无所施其伎俩矣。”王鹏程无疑也有这种“竖起脊梁”的勇气和“不被其所惑”的定力，否则，很难想象他能在未脱“青椒”身份之前，就敢毫不畏葸地写出如此其直如矢、扫穴犁庭的批评文章。

是的，在日常生活情境里，王鹏程谦和敛抑，温文尔雅，但是，一旦进入具体批评的语境，他的态度会陡然一变，显得极为严肃和方正，即使在批评陕西本地的“著名作家”的时候，他也毫不宽假，笔锋甚至更为犀利。他对贾平凹的《废都》《秦腔》和《带灯》等作品的批评，有若实验室的病理解剖，双目谛视，探幽察微，直至将深隐的病情和病因全部搞清楚。他无法接受那些不诚实的态度、不切实的判断和不负责任的评价。

贾平凹的《带灯》像他的其他多部长篇小说一样，缺乏深刻的意义内容，缺乏成功的人物形象，缺乏真实可信的细节描写，缺乏让人觉得亲切的生活气息，缺乏超越自己固有模式的自觉意识。虽然，我们的那些善良的、慷慨的、好脾气的学者和批评家，看它无一处不光艳美丽，无一处不妩媚可爱，但是，王鹏程的阅读感受，却别是一种，完全两样。关于《带灯》，他的总体印象和评价是：“阅读《带灯》，也是在重温阅读《秦腔》、《古炉》等的体验和判断：生活表象浮光掠影式的采撷、自然主义的细节堆积、荤素搭配的叙述策略、神神叨叨的故弄玄虚、‘反人物’的自我陶醉等等，比以前的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通过细节和情节描写的具体考察和分析，揭示了这部小说在具体的技巧层面存在的问题：“带灯这个人物虚假、苍白、分裂，缺乏生活基础，不符合生活逻辑，让人觉得靠不住、信不过。整部小说的细节也婆婆妈妈、神神叨叨、迷恋污秽，不堪卒读。《带灯》的写法，因袭了《秦腔》、《古炉》鸡零狗碎的自然主义写法，脚踩西瓜皮、溜到那里是那里。这些细节，鸡毛蒜皮、吃喝拉撒，照单全收，与其说是散文化的小说写法，不如说捕捉现实无力的一堆烂肉。可能是作者写作的时候觉得乏味，也感到读者会觉得了然无味。因而在枯燥的时候，作者便乐此不疲地用起了手机段子当然也包括黄段子，这是作者自《秦腔》以来屡试不爽的写作经验。一个严肃、认真和负责的作家，自然不会用这些庸俗不堪的段子调剂自己的乏味无力的叙述。”他的语气是平静的，但内中却包含着强烈的不满；他的表达是克制的，但依然显露着足以让小说的作者惴惴然和悻悻然的锋芒。

王鹏程的坚正而坦率的“俄罗斯态度”和“北方态度”，与那种让作家们觉得满意和陶醉的“南方态度”和“法兰西态度”，构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我们当然更赞赏和欢迎前者。我们的时代也更需要那种态度严肃且负责任的文学批评。

2016年2月18日，三亚——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