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东西被扫到了地毯下面

　　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曾经陈述过这样一个看法，那就是，如果让鞋匠去做馅饼，让烤馅饼的师傅去做鞋，事情一定大大不妙。在他看来，谁要是一意孤行地去干他不懂的那一行，不仅肯定会无功而返，而且必然要成为人们的笑料。为了教育那些不自量力的人，他讲了一个题为《梭鱼和猫》的寓言故事：有一条牙齿锋利的梭鱼忽然心血来潮，要放弃本行去学猫，要猫到粮库逮老鼠时带它同去。猫儿瓦西卡对它说：“我看，算了吧，亲爱的，你可懂得这门手艺？我劝你朋友，还是别去出丑，俗话说得好：事情就怕里行内手。”梭鱼大不以为然：“得了，朋友！老鼠算什么稀罕物！就连鲈鱼也常常被我们抓住。”瓦西卡没办法，只好带它同去。它们来到粮库，各自躲到一处。猫儿逮住老鼠，玩够吃足，然后去会朋友。只见梭鱼直挺挺躺在那里，张着大嘴，奄奄一息，尾巴也被老鼠咬了去。猫儿看到梭鱼干不了这一行，只好像拖死尸一样，把它拖回了池塘。克雷洛夫最后的忠告是：要警觉啊，梭鱼！这个教训你可要记住：以后要学得聪明点，别再去干捉老鼠的傻事。
　　梭鱼其实替人类承受了被讽刺的疼痛，担当了被讥笑的委屈。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就硬是要干自己不能胜任的工作，结果闹得事情一团糟。明明不懂人口学，却要乱发议论，认为人口决定一个国家的实力，人越多，事情越好办；明明不懂经济，却硬是要充内行，该收麦的时候要人家插秧，该酿醋的时候要人家熬酱；明明不学无术，却硬要今天谈谈哲学，明天说说文学。是的，文学，也许再也找不到哪个行当像文学那样，更容易被人侮慢地放在脚下当球踢了。尤其那些大权在物的人，本来是一介赳赳武夫，甚至干脆就是一不解风情的莽汉，却偏要幸甚至哉，大发诗兴，舞文弄墨，丢人现眼。
　　一般来讲，权力是离文学最远、与文学最隔膜的一种事物。权力与文学的关系，甚至总是处于对立、冲突的紧张状态，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价值谱系，具有不同的心情态度：文学要求自由，权力要求纪律；文学要求独立，权力要求服从；文学要求同情，权力要求冷酷；文学要求宽容，权力要求严厉。表面上看，权力对文学总是表现出一脸的鄙夷和不屑，但事实上，权力不仅在乎文学的令人陶醉的魔力，而且，还倾向于肆无忌惮地把文学当作权力的工具，即将文学降低到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层面，仅仅把文学当作一种控制大众意识的手段。总之，权力的傲慢和自大，必然使文学丧失温柔的情调和诗性的光辉。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不太相信一个陷入权力的迷幻体验状态的人，能够怀着必要的谦诚和温情，一步一步，走进文学的神圣殿堂。
　　 有一次，在书店里看到伊拉克的前魔鬼统治者萨达姆的名为《芭芭拉公主》的小说，顺手翻翻，便看到了文学被权力蹂躏的惨象。老萨对文学的傲慢态度，给我留下了别扭、不快的印象。虽然很想写一篇文章说道说道，但转念一想：侯赛因同志已经家破人亡，倒了血霉，咱就不要落井下石了。
　　 后来，又在书店看到一本名为《卡扎菲小说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7月版）的薄册子。卡扎菲？哪个卡扎菲？该不是那个非洲狂人吧？不会吧，没准卡扎菲在非洲，就像约翰在英国，伊凡在俄国，张三在中国，是个普通而常见的名字哩。一事不知，学者之耻，管他是谁，先拿来看看再说。书里有作者的照片和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嘿，还真是那个行动带着女保镖的家伙。
　　 我怀疑，那个写“作者简介”的人，不是老卡的朋友，就是在“文革”期间办黑板报办出了后遗症，什么“致力于用武力推翻旧制度”呀，什么“建立富足和公正社会的宏伟计划”呀，什么“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呀，咋看都像一篇内容空泛、夸饰过度的悼词，给人一种不快之感甚至不祥之兆。再看看封底评价这本小册子的一段文字吧：“这些小说所具有的深刻的分析、对艺术技巧的驾驭，以及在写作中那种真诚而热烈的激情，都使它们成为这样一种作品：它们能让读者感受到精神上的享受；为他照亮人生的方方面面；促使他在心灵里有一种要克服现实中种种消极现象的真诚愿望，而向往去拥抱生活中最绚丽、最美好的一切。”最后一句，另起一行，道是：“这正是文艺赋予我们最伟大的使命。”
　　 天啊，这即使不是一部必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巨著，也肯定属于“用高尚的精神鼓舞人”的优秀作品嘛，还磨蹭啥，赶紧买一本回家细嚼慢咽地往透往烂里读呗。一看价钱：10元。五万字，小开本，贵了些。贵也得买呀，10元钱能让咱“感受到精神上的享受”，也值啊。
　　 及至回到家，一行一行细细读罢，我才发现自己的10元钱实在花得冤极了。首先，它压根就不是写给外国人读的，至少不是写给像我这样的中国人读的。它也许是一本适合利比亚人民年年读、月月学、天天讲的重要著作，但对一个修养尚未达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一大境界的中国人，或者从来没有想着“一定要解放全人类”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来讲，这部充满“真诚而热烈的激情”的书，不仅不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享受”，而且简直是匪夷所思，莫名其妙，无法理解哩。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尽管我也愿意“赞美安拉”，但是，令我难堪和尴尬的是，我始终没有弄明白利比亚的“舍耳班月”，与太平洋上所罗门群岛殖民地的“莱麦丹月”究竟有什么不同，也没有搞清楚“封斋”和“开斋”到底是怎么回事。按说，弄不懂这些，并不影响读者体验一部小说作品的好处：读者关心的是故事，是人物，是与人物和故事有关的一切有趣的事象。但是，这本小册子，似乎好像——得，我也别弯弯绕了——这本小册子压根就不是什么“小说”。在卡扎菲的文字里，你根本看不到一个活的人物，看不到一个有趣的故事。他缺乏对人物的尊敬，也没有讲故事的耐心和天赋。从始至终，都由一个傲视群伦、君临一切的人在训话。他高高在上，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语气专断，似乎只有自己得了天启神授，掌握了绝对真理，悟透了玄妙天机，别个则连太阳从东方升起都不知道，连民主和专制的区别也搞不清楚，连舅舅是母亲的兄弟这个简单的事情也弄不明白哩。
　　 一本“小说”没有吸引人的故事，没有可爱的令人心疼的人物，固然是不小的毛病，但是，如果它宣达的是有价值的思想，表现出的是令人欣赏的风度和修养，那也有可能成为一部受欢迎的书。遗憾的是，我费尽心力，也没有卡扎菲的文字中找到可以弥补“小说”之缺的优点，相反，倒是收获了更多的问题和不满。
　　 卡扎菲对都市文明的敌意和仇恨，在这本小册子里，有淋漓尽致的发泄。他在评价都市文明的时候，缺乏最起码的公正和冷静。他通过诅咒，把都市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地狱。在一篇题为《城市》的“小说”里，他从始至终，都是用直戳戳的语言贬损、侮蔑城市和生活在那里的人，语气阴郁而冰冷：“城市是生活的梦魇，而不是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生活的乐园。它很久以前就是这样，更不要说是现在了！假如它是乐园的话，那原先设计出它来就该是为达到欢乐的目的。但城市却绝对不是为安适、愉悦、有趣或是欢乐而建的。城市是一处生活的聚集地，人们发觉自己是不得不在其中的。没有一个人居住在城市里是为了消遣，而都是为了生活，为了追求，为了劳动，为了需要，为了那个迫使他不得不在一个城市了生活的职务。”（第1页）作者对城市的认识和判断，显然是片面甚至错误的。城市固然不是天堂，但也绝不是地狱。对现代人来讲，城市具有多种功能，能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既是“劳动”的地方，也是“有趣”的所在。人们之所以想方设法要居住在城市里，就是因为城市比农村更能提供多方面的满足，难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吗？
　　 卡扎菲接着又说：“城市是社会人情关系的坟墓。一个人只要进了城市就会身不由己地在它的波涛中挣扎。那波涛把他从一条街冲向另一条街，从一个区冲向另一个区，从一项工作冲向另一项工作，从一个伙伴冲向另一个伙伴。城市生活由于其本性所决定，它的目的就是功利和机会，它的道德就是虚伪”；“城市生活纯粹是一种蛆虫（生物）式的生活。人在其中毫无意义、毫无见解、毫无思考地活着和死去。人不论活着还是死去，反正都是在一座坟墓里”（第1－2页）；“在城市里，说不定儿子会杀死自己的父亲，也说不定父亲会杀死自己的儿子：他们中的一个只顾加速地开火车、汽车或是任何什么车，无意间就可能轧死亲人。这就是城市的速度，城市的拥挤，城市的自私自利。在城市里，儿子说不定会骂了自己的老子：当父亲的车与他抢道，或者是用车灯晃了他的眼，而他全然不知那是谁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第6－7页）
　　 卡扎菲对都市的理解和判断是简单而有害的。显然，仇恨和敌意瓦解了这个人的理智，给了他表达偏见的激情和勇气。城市纵然有千般不是，也仍然是大多数人乐意选择的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至少，也还没有坏到像地狱一样可怕的程度。因此，怀着一腔怨毒之气，说它是“坟墓”，说城市生活 “纯粹是蛆虫（生物）式的生活”，显然是对常识和事实的公然蔑视和歪曲，除了让人视之为一个失性的人随意发泄的漫骂和侮蔑，实在没法再找到别的说得通的解释。
　　 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将相对的差别绝对化，乃是那些偏执有余而理性不足的政治家的共性。与对城市的彻底否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卡扎菲对乡村生活的夸饰过度的美化。如果说，城市在卡扎菲的眼里是地狱，那么，乡村在他的笔下则是天堂。前者是绝对的恶，后者是绝对的善；前者是绝对的丑，后者是绝对的美。乡村是一个和谐而欢乐的世界：“乡村宁静、干净、联为一体。村民彼此了解，互相关照，同甘共苦。乡村没有盗窃行为。人们彼此熟悉，每个人都十分重视家庭、部落的声誉和个人的名誉。”（第20页）啊呀，你看，“乡村多美啊！清新的空气，广阔无垠的天地，无须支柱撑起的天穹玉宇，光辉明亮的日月星辰，还有良知、理想和典范，这一切都是道德规范的根本。不用怕警察、法律、监禁和罚款，无拘无束，不用听任何人瞎指挥，耳边不再有吱哇乱叫的警笛声，眼前也不再有强令执行的指示牌，没有摩肩擦背、熙熙攘攘，不用排队，也用不着等候，甚至连手表也用不着看。乡村广阔无垠，让人心旷神怡。那种美妙的天地使生活由于没有了城市那种熙来攘往、拥挤不堪的状况而变得舒适宁静。在乡村，月亮意境深邃，天空引人入胜，地平线魅力无穷；还有日出、日落、晚霞和薄暮，是那样壮观和瑰丽。” （第23页）
　　我们承认卡扎菲先生有赋予乡村生活以诗意情调的激情和天赋，也愿意相信在他的国家确实存在这样的生活图景，但是，在世界上的另外一些地方，这等美妙的生活只有在想象出来的“世外桃源”里才有呢。在另外一些同样是乡村的地方，人们必须听有的人“瞎指挥”，必须接受一张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兑现的“白条”，否则就会听到“吱哇乱叫的警笛声”，就会看到“强令执行的警示牌”。唉，真该送一本《中国农民调查》给卡扎菲先生，以便他了解在想象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现实的世界，它是如此真实，真实得让人不忍逼视，真实得让你把一切美化乡村的虚言妄语，都当作没肝没肺的人的胡说八道。
　　丑化都市、美化乡村的人，大都是对现代科技、现代文明报敌视态度的人。在《宇航员自杀》里，人类登上月球，是愚蠢、疯狂的行为。一个在漫游太空回到地面以后，“开始寻找一件地面上的工作”，结果，发现自己什么也干不了。“他垂头丧气地走出工业城市，转向乡村，想找一份养家糊口的农活干”，又被农民戏弄了一通，最后，“宇航员认为他在地球上实在是找不到一件可以谋生的工作，便自杀了”（第33页）。这是一个虚假的故事。它的残忍的结局不仅缺乏起码的真实感，而且，还提醒人们认清这样一个真相，那就是，蔑视人道原则的叙事永远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叙事，永远不可能完成“文艺赋予我们最伟大的使命”，永远不可能“能让读者感受到精神上的享受；为他照亮人生的方方面面；促使他在心灵里有一种要克服现实中种种消极现象的真诚愿望，而向往去拥抱生活中最绚丽、最美好的一切”。
　　 在收入《卡扎菲小说选》的13篇文字中，《逃往火狱》一开始的一段文字，谈论的是一个让我感兴趣的话题：个人的暴虐与集体的暴虐哪种更可怕？“领袖”为什么既爱群众又怕群众？卡扎菲坦率地承认，最可怕的暴虐乃是“集体的暴虐”：“个人的暴虐是暴虐中最容易对付的一种，因为无论如何，他毕竟只是一个人，集体可以除掉他，甚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个人用某种手段也可以除掉他。至于集体的暴虐，那可是最厉害的一种暴虐——谁能阻挡滚滚的洪流？谁又能抵挡那种普遍的盲目势力？”（第34页）这是一个君临万人之上的统治者的感受，但只说对了一半：无权的个人当然是容易对付的，但是那种握有绝对权力的任性的个人却比“集体的暴虐”更难对付。因为，恣睢的暴君有权力愚弄并控制“集体”，将乌合之众变为足以淹没一切的“汪洋大海”，使之成为焚毁一切的燎原之火。所以，正像苛政猛于虎一样，独裁者是比无权的“个人”和非理性的“集体”更可怕的一种邪恶力量，更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而不是歌颂和赞美，尤其不能像张艺谋的《英雄》那样，连暴君和“伟人”都分不清，在赞美权力上表现出近乎无耻的无知和愚昧。
　　 《逃往火狱》中的“我”说自己既爱群众又怕群众：“群众欢乐起来是多么热情似火、情采动人啊！他们会把他们爱戴的人扛在肩上。他们就曾扛起过汉尼拔、巴克利、萨伏那洛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墨索里尼和尼克松。可是当群众愤怒起来时又是多么冷酷无情啊！是他们密谋毒死了汉尼拔；是他们架火烧死了萨伏那洛拉；是他们把自己的英雄丹东送上了断头台；是他们打碎了他们敬爱的演说家罗伯斯庇尔的颌骨；是他们拖着墨索里尼的尸体游街；是他们先是鼓着掌把尼克松送进了白宫，然后，当他离开白宫时却朝他的脸上啐唾沫！”（第35页）这个显然像汉尼拔等人一样握有权力的“我”虽然看到了群众惩罚他们的“领袖”的可怕，但是，却没有正确地说明群众为什么要惩罚那些他们曾经“扛在肩上”的人。是制度的残缺造成了权力的任性，是权力的任性引发了普遍的不满和强烈的仇恨，点燃了群众复仇的火焰。总之，一句话，可怕的灾难是由权力的罪恶导致的。另外，对有罪的统治者的不同的惩罚，也显示出制度文明的高下和优劣，例如，即使人们吐到尼克松脸上的唾沫足以养活五十六条鱼，足以滋润五十六朵花，那也比烧死萨伏那洛拉或拖着墨索里尼的尸体游街要文明，要进步：吐唾沫固然不是优雅的行为，但作为对“水门事件”的制造者的惩罚，也不能谓之过分。统治者不能只享受群众拥戴的快乐，他还必须为自己的错误和罪过承受严格甚至严厉的责罚。
　　 从修辞方式看，卡扎菲的这部被称作“小说”的小册子，采用的是一种失败的叙述策略。虽然小说也是一种别样形式的伦理劝善和道德说服，也是一种具有“说教”性质的艺术，但它是通过的有趣的讲述、生动的描写来说服读者的。它必须充分尊重读者，尊重人物，平等待人，使人近之如春，给人一种亲切、可爱的感觉。同时，一部好的小说作品，还应该把追求真实感，或者说，把事实感当作自己的重要目标，努力戒除随意杜撰和妄下雌黄的坏习惯，给人一种妥实、可信的印象。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卡扎菲几乎完全无视小说写作的基本规范。他把小说当作赤裸裸地宣讲“意识形态”观点的工具。他用政府工作报告式的语言，以不容置疑的语气，滔滔不绝地陈述着自己的生活观点、政治主张和宗教思想。
　　 仔细考察，你会发现，卡扎菲最常用的修辞策略是重复。就通常意义上讲，重复乃是一种旨在强调的修辞手段。好的重复应该给人一种节制而优雅的印象，换句话说，不能给人一种强迫接受的消极感受。但是，卡扎菲的重复偏偏就属于消极意义上的重复。他把重复变成控制别人意识的粗暴手段。正像俄国的谢·卡拉－穆扎尔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重复是一种‘心理技巧’，它能使理性变得迟钝，并对无意识机制产生影响。滥用这种方法时，固定范式会强化到固有偏见的程度，人也会变得更加迟钝”；“重复必然还会为防止出现不同的论点而形成障碍，防止那些词汇、形象和立场会有助于直接形成不同的信念。”（谢·卡拉－穆扎尔：《论意识操纵》，第34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对这种近乎强奸式的“重复”，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它蛮横不讲理，根本不在乎你愿意不愿意听，需要不需要听。它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自以为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于是，也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拥有强迫你接受它的观点的“控制权”。它絮絮叨叨，婆婆妈妈，喋喋不休，强聒不舍，把一个歪理邪说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到彻底摧毁你的精神堤防为止。然而，这样的重复的“意识操纵”在折磨别人、把痛苦带给别人的同时，也把厌恶、诅咒和仇恨带进了自己的家门，而且，还得付出从此无法取信于人的沉重代价。最后，它成功地把自己的名字上变成了一个句子，那就是：“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
　　 谢·卡拉－穆扎尔在研究意识控制问题的时候论述了两种对立的思维，一种是现实思维，一种是我向思维：“我向思维是一种精神病态（孤僻症），发作时全然专注于自己的内心生活，积极摆脱外部世界，严重时整个身心转入幻想。……在许多方面现实思维和我向思维是对立的。前者采用的事实要素是原来固有的，其中包括全部令人不快的方面。后者由想象把塑造的形象进行组合，把事实中令人不快的部分去掉，扫到了地毯下面”（同前，第222页）。
　　那么，在卡扎菲的“小说”中，什么不该“去掉”的东西，被扫到了地毯的下面？被他随意弃置的东西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物的理解、同情和爱，是尊重事实的客观态度，是平等而平和的叙述姿态，是面对神圣事物的敬畏和谦抑。小说是一种让人觉得家常和亲切的朴素的精神现象，因此，任何盛气凌人的傲慢态度和自以为是的话语施暴，都是背叛小说精神的庸俗行为，都不可能在作者与读者、作者与人物之间建立一种积极、和谐的主体关系形态。这就是卡扎菲的“小说”的病象提供给我们的教训。而它带来另一个重要的启示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们人类应该少犯梭鱼逮老鼠的愚蠢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