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的太阳——论普希金及其文学经验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18年第11期

凡是对诗又惊又喜，厌恶生活的散文的人，凡是只有崇高的事物才能得到鼓舞的人，此人也还不是艺术家。对于真正的艺术家，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
——别林斯基：《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
对象越是平凡，诗人就越是需要成为崇高，以便从中提取不平凡，以便使这不平凡也成为完全的真理。
——果戈理：《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
女士们，先生们！诗歌使人变得高尚，因而是一种使人解放、自由的道德力量。我们同样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甚至现在还不读我们诗人作品的普通百姓的子孙们，也会懂得普希金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
——屠格涅夫：《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没有普希金，就不可能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
有人将知识分子和作家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两类。前一类灵活而机敏，懂得权变，形势一旦有变，彼亦因应变化；后一类则固执而自信，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始终坚持自己的初志，固守一种原则和立场。据以赛亚·伯林说，普希金是狐狸，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自信是刺猬，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确确实实属于专注而坚执的刺猬。
普希金既不属于刺猬型，也不属于狐狸型。这两个比喻完全不能概括他的性格和人格。他有自己始终不变的地方和不折不挠的坚定性，但却不像刺猬那样固执。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生活方面，他也有不得已的妥协与改变，但却不像狐狸那样狡猾和圆通；就政治生活来看，他的让步始终是有底线的，即必须服从这样一个原则——政府的态度是否可以接受。他没有托尔斯泰那样的沉重而绝对的思想，因为，他的思想就像他的情感一样，轻盈，朴实，而又充满活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种极端宗教思想，也必为他所不喜，所以，即便他活到了八十岁，也不会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宗教主义作家。普希金的天性中，也有契诃夫的温和与优雅，一种年轻人才有的温和而迷人的可爱与优雅，不同的是，很多时候，契诃夫是被动和静态的，甚至是忧郁和悲观的，而普希金则是热烈的，是积极的行动主义者，常常是欢乐而充满激情的——他比契诃夫更有热情和活力。
不驯服和反抗，是普希金面对现实的基本姿态。他是燃烧的火焰，是迅猛的劲风，是奔流的河水；他更像是自由飞驰的骏马，更像是自由鸣唱的云雀。自然与自由，热情与活力，这些，就是普希金在性格和写作上最突出的特点。他有着比任何一个俄罗斯作家都要丰富而活泼的个性，也显得更加可爱和亲切。普希金既是深沉的，也是活泼的，既是凝重的，也是欢悦的——在他的身上，你可以看见孩子式的纯真和可爱，可以看见青春的活力和欢悦，还可以看见老人的朴素的智慧。亲切、丰富与和谐，是他的文学精神的总体风貌。一切的苦恼与苦难，一切的迫害与伤害，只能丰富这种总体风貌，却不能将它引向令人沮丧的阴郁和悲观。即便在表现忧伤和痛苦的时候，普希金都是充满热情和力量的。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于1799年6月6日出生于莫斯科。1811年进入皇村中学读书。这所学校不仅给了他良好的教育，而且还让他结交了很多朋友。1817年，他从学校毕业，成为外交部挂名的文官。他在彼得堡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既有激进的革命者，也有纵情声色的浪子。在这段优游的日子里，他写了很多充满政治热情和尖锐锋芒的短诗，创作了长篇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他的诗歌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喜爱。很多人偷偷地抄录和背诵他的《乡村》和《自由颂》等诗歌。然而，他的这些反抗暴政的诗却惹怒了沙皇和上流社会：“一首首讽刺诗，一篇篇优美的文章，把他危险地暴露在当局面前。强大的敌人十分恨他，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他。”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阿拉克切耶夫等高级官员，都对普希金恨恨不已。他们终于决定将普希金流放到远方。
1820年5月6日，普希金拿着外交大臣写给英左夫将军的“介绍信”，离开灰蒙蒙的彼得堡，踏上了流放南方的旅程。他先后在基什尼奥夫、敖德萨和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等地方生活，直到1826年9月被新继位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召回莫斯科。新沙皇是一个虚伪、浅薄而放浪的人。他用一种貌似仁慈的方式来限制普希金的自由，以一种貌似有教养的方式来侮辱他的人格。1837年1月27日，被羞辱的诗人走出家门去决斗。那是跟一个叫乔治·丹特士的轻浮浅薄的法国流氓的决斗，也是跟敌视普希金的俄罗斯上流社会的决斗。法国流氓的子弹射中了他的腹部。1月29日下午两点四十五分，我们伟大的诗人，平静地告别了人世，告别了被专制主义的乌云笼罩着的不幸的俄罗斯。
自由与诗的敌人，终于害死了他。沙皇和大主教都觉得释然和高兴。沙皇在给巴斯凯维奇的信中诋毁他，而法庭则判普希金在决斗中有罪。东正教大主教尤金也诋毁他，说他“是个不肖子孙，一个不够格的家长，一位品行恶劣的公民”。然而，普希金的伟大，如日月在天，绝非几缕薄薄的乌云所能遮蔽。
在《叶甫盖尼·奥涅金》里，普希金关于连斯基之死的叙述和叹惋，几乎就是以预言的方式，叙写了诗人自己未来的死亡和不幸：“风华正茂，充满欢乐的希望，/却未能为人间实现它们，/刚刚脱下孩提时的衣裳，/便凋萎了……”值得庆幸的是，普希金活到了三十八岁，没有死在连斯基那样的年纪。他写出了许多伟大的诗篇，也赢得了无数读者的热爱。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爱也将越来扩大，将成为一种世界性和人类性的爱。而他的死，意味着对凶手们的审判的开始。从他被害死的那一天起，所有那些参与迫害他的人，沙皇和宪兵司令，告密的文人与空虚的贵族，俄国无赖与法国流氓，就被钉上了耻辱柱，就必将永久地承受正义的谴责。
诗是灯光，也是镜像。一切真正的诗，都是心灵明澈的镜子。它以诗性而客观的方式反映着诗人的精神世界。普希金的诗就真实而完美地反映着他的人格状况、情感世界和生活态度。从他的诗歌里，读者可以看见他对生活的态度，对权力和现实的态度，对爱情和友谊的态度。别林斯基说，普希金的作品汇集了俄罗斯精神“所有的各种因素，反映了俄罗斯精神的一切方面”。在他的作品里，你可以看见一个自由的灵魂，看见一颗热情而仁慈的心，看见他崇高的人格境界。普希金是一个真正的人，是一个真正伟大的诗人。即便在今天，他的人格和他的诗篇，仍然内蕴着能够照亮我们的光芒，仍然充满了能够鼓舞我们的力量。

一、朴素的自然主义者

自然主义，这是一个美学范畴，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哲学。
作为美学范畴，它的本质特点，是纯真和朴素，是由多元因素构成的丰富与和谐。
作为生活态度，它意味着，心灵始终保持着对人类和世界的正常而积极的态度，没有被虚假的意识形态和异化的生活方式所扭曲。
自然主义以直接而强烈的方式感受着生活，也以坦率而真诚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感受。它给人一种像大自然一样亲切而朴素、多样而美好的感觉。
就天性来看，普希金是自然之子，是个自然主义者。
他按照大自然所昭示的方式生活。
普希金的自然主义是积极的和文明的，而不是消极的和粗野的，因为，它包含着健全的道德内容和正确的道德目的。
不存在无个性的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气质与生活态度：“朴素的自然主义，原本就是一种英国气质。如果说，法国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民族，德国是一个理性主义的民族，那么，英国就是一个自然主义的民族，就像勃兰兑斯所说的那样，英国气质的本源，即‘生气勃勃的自然主义’。”
那么，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是一个宗教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的民族。在它的宗教情感里，既充满沉重的苦难意识和拯救人类的弥赛亚意识，又充满世俗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沙文主义情结。宗教性的虔诚与道德上的虚伪，行善时的仁慈与杀伐时的残暴，表面上的谦卑与骨子里的傲慢，施舍时的慷慨与攫取时的贪婪，就以一种矛盾而又和谐的形式，并存于俄罗斯人的意识与行为之中。
然而，普希金却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现象。他的自然主义气质更接近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教育的作用和特殊的个性甚至非俄罗斯的遗传的影响。
他的精神世界，像大自然一样宁静和辽阔，也像大自然一样充满力量和不可羁縻；像大自然一样朴实亲切，也像大自然一样丰富多样。
普希金是热情的，也是敏感的；容易为生活中的美好而惊喜，也容易为生活中的残缺而感伤；他能感受到容易被人忽略的美好事物，能感受到善恶和美丑之间隐蔽而微妙的差别。
他像四季一样异彩纷呈。他的身上有春天的温暖、夏天的热烈、秋天的宁静、冬天的冷峻。
通常，一个人的成长是以失去为代价，也就是说，到了青年阶段，他会失去童年的纯真和少年的活泼，到了中年，又会失去青年时代的热情，到了老年，则会失去此前每个人生阶段的很宝贵的东西，成为一个暮气沉沉、悲观消沉的人。
然而，普希金却像大自然一样，将人生的所有阶段的美好的东西，都集纳在自己身上，让它们和谐地并存共生。他终其一生，都葆有天真的童心，葆有青年人的激情与活力，甚至葆有老年人才有的成熟人格和成熟思想。在诗的世界和思想的领域，他像一个活了几百岁的智者，能够洞察人心和历史的所有秘密。
真诚和坦率，丰富与和谐，这些，就是普希金在心灵生活上最重要的特点。
他的内心几乎没有任何矫伪和做作的东西。1815年，年仅16岁的普希金，写了一首短诗，题为《我的墓志铭》：
这儿埋葬着普希金；他和年轻的缪斯，
和爱神结伴，慵懒地度过欢快的一生，
他没做过什么善事，然而凭良心起誓，
谢天谢地，他却是一个好人。
这首诗包含着他后来信持的生活原则。“慵懒”而“欢快”，是一种低调而朴素的生活态度。普希金就是以这种自然主义的方式生活和写诗的人。
从他的外貌和他对指甲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可爱的自然主义生活态度。
巴纳耶夫看到的普希金就是一个朴素的人：“中等身材，衣着毫不奢华，甚至有点不修边幅，一头淡黄色的卷发，侧面看去有点像阿拉伯人的脸形，一副厚厚的、突出的嘴唇，一双极有生气、极为聪慧的眼睛。……我觉得他的面部表情很讨人喜欢，他的微笑令人愉快，仍然觉得他异常温和。”
有意思的是，巴纳耶夫和巴纳耶娃都在回忆录中写到了普希金的指甲！
巴纳耶夫这样写道：“首先令我惊讶的是，普希金的手指甲特别长，颇像鸟类的爪子。”
巴纳耶娃的观察和描写更为细致：“我立刻注意到他的一根手指上戴着一只金质顶针似的东西。这引起了我的兴趣。……直到我成年以后，才知道他手指上的金质顶针的用处。他留了一支长指甲，为了怕它弄断，他才戴上了那个金套子。”
指甲，似乎不过是薄物细故，实在无关宏旨。然而，正是在这细微处，在这极为特别的爱好里，我们看见了普希金孩子式的可爱和自然主义生活态度。
嗯，一个爱留长指甲的诗人，一定是个有趣的好诗人！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时候，普希金的情绪反应也是自然主义的。他很容易冲动，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在面对外在的诱惑和搅扰、刺激和挑衅的时候，在面对俄罗斯官方的构陷和上流社会的侮辱的时候，他的心性显得过于单纯和透明，他缺乏沉着而镇定的心态，很容易入其彀中，为其侵害。
但是，在诗的世界里，他却很善于控制自己的激情。
尽管直到离世的时候，他才走近中年的边上，但却在情感和思想上表现出一种远远超出他年龄的成熟——在他的热情、冲动的青春激情下面，却有着像八十岁老人一样成熟的智慧、一样仁慈的态度、一样宽广的胸怀。
是的，朴素、成熟、和谐，这就是他的自然主义的伦理和美学中最重要的特点。
别尔嘉耶夫说：“应当记住，俄罗斯人天性很极化。一方面是顺从和放弃权力；另一方面是被同情心激起的和要求公正的反抗。一方面是怜悯和同情心；另一方面是残酷无情。一方面热爱自由；另一方面又倾向于被奴役。”
然而，普希金却极大地克服了这些分裂和矛盾。他有无奈的妥协和乞求，但是，没有失去底线的顺从和放弃；他有年轻人甚至孩子式的冲动，但是，没有那种病态的分裂。
他的精神气质与别的俄罗斯作家很不相同。俄罗斯作家大都有说教的倾向，但普希金却很少说教。他固然也训诲，但那态度和方式，却是自然而亲切的。
俄罗斯作家大都是虔诚的教徒，普希金却几乎是一个无神论者。准确地说，他是一个有着基督灵魂的无神论者。他是情感上的基督徒，又是理性上的无神论者。在普希金看来，有的人“头脑在寻求神灵，而内心却未发现”。普希金在自己的内心感受到了上帝的存在。他对斯米尔诺娃说：“宗教创造了艺术和文学，——创造了自远古以来一切伟大的东西；一切皆处于与宗教情感的依存之中……没有它既谈不上哲学，谈不上诗歌，也谈不上道德。”
尽管梅列日可夫斯基总是想方设法，要把普希金说成一个“严肃的信教者”，然而，事实是，普希金既不怎么相信上帝，也不怎么相信沙皇；既不迷信宗教权力，也不迷信世俗权力。这一点，你只要读读他的《尘世的权力》一诗就明白了：对“万皇之皇”的庸俗崇拜，他显然抱着警惕的态度。
普希金没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种极端的宗教倾向。他的灵魂和思想，没有被宗教的教义和信条束缚住。这是由他的自然主义生活态度所决定的。作为一个现代的自由主义者和积极的行动主义者，他不可能成为绝对温顺的基督徒。
有人说：“他的整个创作植根于基督教文化的土壤中，渗透着基督精神——博爱、宽容、忍让、行善。他不信上帝，又追随上帝，这才是他与宗教的真实关系。”这样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普希金的宗教情感也是自然主义性质的。弗兰克用“宗教直觉”来阐释普希金的宗教体验：“与对诗歌的宗教接受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对美、首先是自然之美宗教接受。普希金宗教般地感受到‘天上星球神奇的合唱’和‘大海的喧嚣’，即‘海神不绝的絮语，波涛深刻、永恒的合唱，唱给世界之父的赞歌’。”普希金的宗教情感，就是对大自然的崇高体验的升华。
契诃夫和屠格涅夫也是无神论者。但是，契诃夫总是被一种忧郁的情绪笼罩着，总是被一种绝望的情绪压迫着；屠格涅夫是平静而欢悦的，专注于追求纯美的境界，但在精神上显得有些单薄。与他们比起来，普希金显得更有活力和热情，更像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
普希金虽然也写过几首表现民族主义情绪的诗，例如，《皇村回忆》《致奥兰斯基亲王》《给诽谤俄罗斯的人们》和《波罗金诺周年纪念》等；甚至偶尔也会表现出民粹主义的倾向，例如，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他说达吉雅娜在彼得堡感到气闷，厌倦上流社会的纷乱，常常通过幻想奔向家乡和田野，“奔向那穷苦庄稼人身边，/在那远离尘嚣的僻静角落，/流淌着一条清亮的小河”。显然，这种情绪，不过是他的自然主义生活态度的表现。他绝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很少表现出那种极端性质的民粹主义崇拜和民族主义狂热。
自然主义还意味着与权力保持距离，与俄罗斯官方保持距离。
普希金天生就与权力格格不入。
他虽然出身贵族，在皇村学校接受了贵族教育，但却对上流社会有一种强烈的疏离感，对皇宫里的权贵们也没有好感。
事实上，他不仅从来没有飞黄腾达，而且，还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常常受到沙皇和上流社会的伤害和羞辱。
他就是一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
他珍惜自己的普通人身份。
对一个热爱自由的诗人来讲，低微的身份和困窘的处境，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就像利哈乔夫所说的那样：“假如普希金穿上传教士的长礼服，系好所有扣子，他相信，他的诗歌就会失去人们熟悉的那份魅力。为了他的诗歌获得真正的崇高魅力，在某种程度上诗人在生活中是应该‘微不足道’的。……诗人在生活中一定应该是平凡的，以便使他的诗歌获得真正的魅力。……在纯粹的大理石上长不了鲜花。”
是的，一切真正的伟大都有平凡的性质，都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现象。
最适宜诗歌生长的地方，不是花团锦簇的高台，而是蒹葭苍苍的所在。
作为一个朴素、热情而又充满活力的自然主义者，普希金像早晨柔和的阳光一样自然，像天空舒展自如的流云一样自然，像吹动青草和树叶的微风一样自然。
他对一切不自然的东西都极度反感。
他从不以虚伪而做作的态度看世界，也从不以虚假而夸张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思想。
他笔下的那些美好的人物身上，也具有这种自然主义的品质。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尔加是一个比达吉雅娜还要自然和纯朴的姑娘。
达吉雅娜喜欢阅读那些幼稚的浪漫主义小说，她的心也被这类小说弄得乱乱的，变得有些多愁善感。
然而，奥尔加却像山野间绽放的百合，纯粹是一派天然的样子：
在偏僻的乡村，宁静的天地间，
她天真烂漫，大放异彩，
在自己双亲的眼面前绽开，
好似一朵幽谷中的铃兰，
隐藏在茂密的青草丛中，
瞒过了蝴蝶，也瞒过了蜜蜂。
她简直就是生活在乡村的奥菲利娅。她像奥菲利娅那样朴素和纯洁，也像她那样快乐和温柔：
她总是那样地温柔和顺，
总是快乐得像早晨一般，
纯朴得像是诗人的生命，
又像爱神的吻那样香甜，
一双眼睛蓝得恰似天空，
棕色的鬈发、微微的笑容……
诗人用“早晨”和“天空”等来自大自然的意象来赞美她。
是的，自然和朴素，这是奥尔加身上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她最吸引人的地方。
自然的，就是美好的，就是令人感觉亲切和喜悦的。
别林斯基说，在普希金的诗里，“充满着只有普希金诗情的灵魂才能够知道并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光辉的、爽朗的和快乐的忧愁”。
西尼亚夫斯基在《和普希金一起散步》中说：“轻松——这是我从他作品中得到的一个最为普通和最为明快的感觉。在生活方面，轻松是普希金世界观的基础”。
利哈乔夫说：“鲜花在开放，它们就是美丽的。难道我们应该用园地里泥土玷污它们吗？他本人创造了自己的形象，关怀他的淳朴和平凡。这是不应该忘记的。他希望‘像所有人那样生活’。”
他们的认知和判断所揭示的，正是诗人及其作品的自然主义特性和魅力。
在普希金的自然主义的抒情和叙事里，爱、友谊、同情、怜悯，是稳定的态度和主题。
他的自然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就是一种和谐而崇高的人道主义，是一种朴素而亲切的人道主义。
作为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他只相信人，只关心人。让人摆脱专制权力的压迫和奴役，按照自己的天性自由地生活，自由地相爱，自由地写诗，这比什么都重要。对他来讲，一切对人的自然天性的扭曲和伤害，一切对人的自由的压抑和剥夺，都是难以容忍的，都必须奋起反抗。
这样的基于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健全的。
这样的人道主义者是无法不让人热爱的。
在所有俄罗斯作家中，别林斯基最爱的，应该就是普希金。
他写了整整一本书，来讨论普希金。
他之所以爱普希金，就因为他的态度和写作符合朴素的自然主义原则和伟大的人道主义原则。
别林斯基是普希金的知音。他在普希金的作品里发现了一种伟大的心情，一种伟大的境界：
普希金的抒情作品尤其能证实我们关于他个性的想法。植根在这些抒情诗基础里的感情，始终是这样宁静与柔和，尽管它是深刻的，但同时却是那么富有人情味，那么富有人道精神！而且这种感情在他的笔下总是通过如此富有艺术性的、如此和谐的形式表现出来！普希金短诗的内容又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呢？爱和友谊几乎是最能驾驭人的一种感情，这种感情就是他的整整一生幸福与痛苦的直接的来源。他什么都不否定，什么都不诅咒，对什么事情都带着爱和幸福的心情来观察。他的最大的忧虑，不管它是多么深，总是显出一种非凡的光明和透明：它能平复心灵的痛苦，医好内心的创伤。普希金的诗歌总的色彩，尤其是他的抒情诗，——就是人的内在的美以及使灵魂感到欢欣的人道精神。
很多时候，普希金是一个乐观的充满力量感的抒情诗人。他赞美爱情、友谊和勇气。他的诗行里充满了春天的温暖气息，充满了夏天的激情，充满了秋天的希望，充满了冬天的耐心和沉静。他总是鼓励人们坚韧而乐观地生活。对任何一个遭受挫折和陷入绝望的人，普希金的诗歌都是温柔的安慰和有力的鼓舞。就像那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1825），不知给多少忧伤而绝望的心灵带来安慰：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戈宝权译）
当然，他也有感伤和忧郁的时候，但是，即便是抒发这种压抑情绪的时候，普希金的精神也是充满力量感的，就仿佛遮住阳光的乌云，很快被风吹散一样，他的这种情绪也不会驻留太久。很快，一种欢乐的情绪，就会高昂起来，将内心的忧郁，一扫而光。
普希金诗歌精神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它获得了一种新的精神和巨大的力量。
这是一种来自大自然的精神和力量。
只要这世界存在，他的那些伟大的诗篇，就将“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

二、法理与反抗：现代自由主义者

自然主义者未必是自由主义者，但自由主义者一定是自然主义者。
自然主义是古典性质的，而成熟的自由主义则是现代性质的。
自然主义需要经过积极的转化，才能升华为现代自由主义。
在普希金那里，朴素的自然主义的生活态度与现代的自由主义的人文精神，和谐地融为一体。
他生来就是一个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现代人，就是一个不服从的现代自由主义者。
现代自由主义的精神高度肯定个人的价值，高度强调个人权利和尊严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
现代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就像张铁夫先生所概括的那样：“首先在于自由是个人的权利，是个性的觉醒，是个人对自身独立价值的追求。”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作家、政治家和思想家贡斯当的自由主义思想，就属于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范畴。他在《文学政治文集》的序言中说：“我一直捍卫这样一个原则，即自由就是一切。而我所说的自由，是指个性的胜利，是指个性对力图以专制主义进行统治的政权的胜利，以及对要求得到少数服从多数的群众的胜利。专制政府无权干涉个人意见，不应该使个人的东西服从于社会权力。”贡斯当是普希金喜欢的作家。他曾认真阅读过这位法国启蒙主义作家的作品，所以，对他的这种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应该是熟知的。
普希金是19世纪俄罗斯作家中最成熟和最彻底的现代作家。他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继承者，也是法国启蒙运动尤其是伏尔泰和贡斯当的反专制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就此而言，他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自己的同时代人。
别尔嘉耶夫说：“普希金是自由的讴歌者，然而他的自由比俄罗斯知识分子所希冀的自由更加深刻，更加独立于时代的政治仇恨。”别尔嘉耶夫只说对了一半。事实上，普希金的自由既是深刻的，也充满了强烈的现实感和“政治仇恨”。
普希金是一个自由的现代人，内心充满自由主义的激情。
他简直就是一团熊熊燃烧的自由之火。
他的身上流着非洲黑人的血液：“我的母亲的家谱更是令人感到好奇。她的祖父是一名黑人，一位小国首领的儿子。俄罗斯驻君士坦丁堡公使不知用什么办法把他从那里当人质的土耳其后宫中弄出来，并连同其他两个小黑人一起送去给彼得一世。”他心性的单纯和活泼，他对生活的热情，以及难以遏抑的自由冲动，似乎都与这种遗传有着微妙的关系。
在全世界古往今来的诗人中，还没有谁像普希金那样，写了那么多赞美自由的诗篇，也没有谁像他那样以真正自由主义的方式生活。
自由是他诗歌的灵魂，也是他生活的基本态度。
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束缚和奴役，反对一切对人的压迫和侮辱。
然而，沙皇和沙皇政府正是自由最大的敌人。“亚历山大是‘神圣同盟’的首领。这样，无意之中他就成了极端反动势力的头领。他是个青年，主张自由，但奇特的命运使他同自己的自由观念作对，因为他难以既做正直的人，又做体面的君主；既做社会进步力量的朋友，又做令国内外惧怕的统治者。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列强只有一种选择：要么用高压手段、用严厉和正统的思想进行统治；要么就客气地让位。”
一切独裁者都是道德上的伪君子。他们都是戴着人格面具的人。他们都是双面人甚至多面人。他们半阴半阳，半人半鬼，半神半魔。分裂是他们的人格常态。卑鄙是他们的道德常态。冷酷是他们的情感常态。于是，很自然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也赞美自由，也曾到处宣扬自由。1818年，在华沙国会开幕式上，他甚至宣布要在俄国限制独裁政权。“俄国的知识青年怀着希望和惊愕欢迎这一演讲。自由主义者已经感到，由于皇帝的诚意，他们的梦想在朝夕之间即可成为现实。”那些天真的青年不知道，对于独裁者来讲，慷慨的话语承诺，与切实的践履诺言之间，有着极为遥远的距离。庄严的承诺最终成了一句空话。现实的利益压倒一切。为了维护沙皇的权力稳固，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必须牺牲俄罗斯全体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然而，自由的火焰，已经由沙皇亲自点燃。
自由，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主题。
自由的风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呼啸。
在青年一代心中，自由的火焰不仅没有熄灭，而且越烧越旺。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年仅18岁的时候，普希金竟然如此强烈地渴望自由，竟然如此热情地赞美自由，竟然能写出气贯长虹的《自由颂》。
这是一首比黄金还要宝贵的诗篇，值得一字不落地引用在这里：
去吧，从我的眼前滚开，
柔弱的西色拉岛的皇后！
你在哪里？对帝王的惊雷，
啊，你骄傲的自由的歌手？
来吧，把我的桂冠扯去，
把娇弱无力的竖琴打破……
我要给世人歌唱自由，
我要打击皇位上的罪恶。
请给我指出那个辉煌的
高卢人的高贵的足迹，
你使他唱出勇敢的赞歌，
面对光荣的苦难而不惧。
战栗吧！世间的专制暴君，
无常的命运暂时的宠幸！
而你们，匍匐着的奴隶，
听啊，振奋起来，觉醒！
唉，无论我向哪里望去——
到处是皮鞭，到处是铁掌，
对于法理的致命的侮辱，
奴隶软弱的泪水汪洋；
到处都是不义的权力
在偏见的浓密的幽暗中
登了位——靠奴役的天才，
和对光荣的害人的热情。
要想看到帝王的头上
没有人民的痛苦压积，
那只有当神圣的自由
和强大的法理结合在一起；
只有当法理以坚强的盾
保护一切人，它的利剑
被忠实的公民的手紧握，
挥过平等的头上，毫无情面。
只有当正义的手把罪恶
从它的高位向下挥击，
这只手啊，它不肯为了贪婪
或者畏惧，而稍稍姑息。
当权者啊！是法理，不是上天
给了你们冠冕和皇位，
你们虽然高居于人民之上，
但该受永恒的法理支配。
啊，不幸，那是民族的不幸，
若是让法理不慎地瞌睡；
若是无论人民或帝王
能把法理玩弄于股掌内！
关于这，我要请你作证，
哦，显赫的过错的殉难者，
在不久以前的风暴里，
你帝王的头为祖先而跌落。
在无言的后代的见证下，
路易昂扬地升向死亡，
他把黜免了皇冠的头
垂放在背信的血腥刑台上；
法理沉默了——人们沉默了，
罪恶的斧头降落了
……
于是，在戴枷锁的高卢人身上
覆下了恶徒的紫袍。
我憎恨你和你的皇座，
专制的暴君和魔王！
我带着残忍的高兴看着
你的覆灭，你子孙的死亡。
人人会在你的额上
读到人民的诅咒的印记，
你是世上对神的责备，
自然的耻辱，人间的瘟疫。
当午夜的天空的星星
在幽暗的涅瓦河上闪烁，
而无忧的头被平和的梦
压得沉重，静静地睡着，
沉思的歌者却在凝视
一个暴君的荒芜的遗迹，
一个久已弃置的宫殿
在雾色里狰狞地安息。
他还听见，在可怕的宫墙后，
克里奥的令人心悸的宣判，
卡里古拉临终的一刻
在他眼前清晰地呈现。
他还看见：披着肩绶和勋章，
一群诡秘的刽子手走过去，
被酒和恶意灌得醉醺醺，
满脸是骄横，心里是恐惧。
不忠的警卫沉默不语，
高悬的吊桥静静落下来，
在幽暗的夜里，两扇宫门
被收买的内奸悄悄打开……
噢，可耻！我们时代的暴行！
像野兽，欢跃着土耳其士兵！
……
不荣耀的一击降落了
……
戴皇冠的恶徒死于非命。
接受这个教训吧，帝王们：
今天，无论是刑罚，是褒奖，
是血腥的囚牢，还是神坛，
全不能做你们真正的屏障；
请在法理可靠的荫蔽下
首先把你们的头低垂，
如是，人民的自由和安宁
才是皇座的永远的守卫。
这是一首伟大的赞美诗，也是一首伟大的讽刺诗。它通过讽刺来赞美。它将讽刺的长矛指向“不义的权力”，即世间的专制暴君。它是对权力之恶的愤怒的抗议和诅咒，也是对正义和自由的勇敢的辩护和赞美。
普希金的《自由颂》是在拉吉舍夫《自由颂》的启发下写出来的，但在思想和精神视野上，却显得更加开阔和成熟。在普希金的《自由颂》里，“自由”出现了4次，“法理”出现了9次，“帝王”出现了5次，“人民”出现了5次；在拉吉舍夫的《自由颂》里，“自由”出现了27次，“法律”出现了5次，“人民”出现了9次。由于，拉吉舍夫的诗有540行，而普希金的诗只有96行，所以，两相比较，“自由”在前者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后者，而“法理”在后者所出现的频率明显过于前者。在拉吉舍夫那里，“自由”是核心性质的主题，也是一个单一性质的主题，但是，在普希金的诗里，自由是理想，法理是条件，如何处理“自由”与“法理”的关系，或者说，如何最终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和获得自由，才是真正的主题，所以，“法理”出现的频率就高于“自由”。
显然，普希金所歌颂的自由，是以法律为前提的自由，因为，只有法律才能最终调停“帝王”与“人民”的冲突，并最终保护所有人的安全和自由；而拉吉舍夫的所歌颂的自由，属于绝对性质的无限制的自由，因而，他虽然偶尔也会提到法律，但更倾向于用暴力手段来一次性地解决问题——“大自然赋予的复仇权利，/已经把沙皇带上断头台处刑”；“把虚伪的奴役摧毁”“拨开乌云展现明朗的青天”。普希金的自由是理性和现实主义的，而拉吉舍夫的自由则是情绪性和浪漫主义的，甚至有一种乌托邦的性质。
普希金的自由理念基本上是现代性的，而拉吉舍夫的自由理念则基本上是前现代性的。这样，普希金在发泄不满和愤怒的时候，不像拉吉舍夫那样充满令人恐怖的极端性，而是表现着更深刻的思想，宣达着更具现代性的真理——自由和法理不仅高于帝王的权力，而且能保护一切人的利益；一旦法理被权力玩弄，那么，自由的丧失，就是不可避免的，人民的不幸，也将是不可避免的；恣睢的权力，只有当它向法理低下自己傲慢的头颅，才能避免被推下高高的宝座；只有用法理首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安宁，统治者的安全和幸福才能得到保障。
然而，诗人对暴君似乎并不抱太大的幻想——他们只配得到人民的仇恨和诅咒；等待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的，也只有灭亡，因为，囚牢和刑罚、褒奖和神坛，都无法保障他们的安全。虽然诗人直接点名讽刺的是拿破仑和卡里古拉，但是，他的锋芒所向，却是所有的暴君和独裁者，包括俄罗斯的沙皇。
几乎在写《自由颂》的同时，普希金还写了《致娜·雅·波柳斯科娃》。在这首诗里，他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追求自由的理想和信念：
我这只平凡而高贵的竖琴，
从不为人间的上帝捧场，
一种对自由的自豪感使我
从不为权势烧香。
我只学着颂扬自由，
为自由奉献我的诗篇，
我生来不会用羞怯的缪斯
去取媚沙皇的心欢。
但，我承认，在赫利孔山麓，
在卡斯塔利亚泉水叮咚的地方，
我为阿波罗所激动，所鼓舞，
暗地里把伊丽莎白颂扬。
我，天堂里的人世的目击者，
我怀着炽热的心一颗，
歌唱宝座上的美德，
以及她那迷人的姿色。
是爱情，是隐秘的自由
使朴实的颂歌在心中产生，
而我这金不换的声音
正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
在这首诗里，普希金表现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精神和写作态度。写诗是一种社会性的公共事业。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力量，在面对权力的时候，它始终保持距离，以便自由而有效地批评它。它也歌颂权力，但前提是，它已经不再是一种恶，而是将自己升华为一种美德。总之，诗的本质是自由和正义，是表达人民的愿望和情感的，是“人民的回声”。
自由的情感是一种博大的情感，自由的意识是一种开放的意识。一个真正热爱自由的人，不可能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必然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和人类主义者。普希金就是一个具有世界意识和人类意识的自由主义者。在《“既未到过域外……”》，他这样写道：
既未到过域外，偏爱把异邦夸说，
对自己的祖国却总是责备，
我常常问道：在我的祖国，
哪里有什么天才和真正的智慧？
哪里有着高贵的心灵，
而又热爱自由的公民？
从这样的诗行里，我们看见了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的人。他没有那种俄罗斯将拯救人类的自负的“弥赛亚”意识，更没有对世界的敌意和排斥态度。诗人总是睁大眼睛发现“异邦”的优点，并用理性而积极的态度“责备”自己的祖国。因为诗人知道，只有这样，自己的祖国才能文明和进步，而祖国的公民也才能成为“有着高贵心灵”的公民，才能成为“热爱自由的公民”。
他也通过批评“异邦”的暴君，来为人民的自由呼喊。1821年6月18日，得知拿破仑已于5月5日在圣赫勒拿岛去世的消息，普希金感慨万端，写了一首题为《拿破仑》的长诗，向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发出了迟到的谴责和审判。其中，这样几段特别值得回味：
当世界从奴役中觉醒，
被希望的霞光照亮，
高卢人用愤怒的巨手，
推翻了腐朽的偶像；
当国王的肮脏尸体，
横陈在暴动的广场，
不可避免的伟大节日——
自由的节日大放光芒。
愤怒的人民掀起风暴，
你却预见到绝妙机会，
不顾人民的崇高希望，
你竟然蔑视整个人类。
只相信毁灭性的幸福，
你无畏的心如狂如醉，
受了专制制度的诱惑，
你迷恋玄虚幻灭的美。
你安抚变革中的人民，
平息他们幼稚的激狂，
新生的自由变得哑然，
突然丧失了它的力量。
奴隶簇拥你踌躇满志，
实现了你权力的欲望，
你用桂叶缠绕起锁链，
把民军们驱上了战场。
在这些诗行里，普希金尖锐地批评了拿破仑在政治上的狂妄、傲慢、投机和倒行逆施。这个科西嘉人通过欺诈和愚弄民众，攫取了法兰西的最高权力，并在“自由的节日”，扼杀了“新生的自由”。同时，他用冠冕堂皇的借口，发动了战争，将人民推向了战争的深渊。这样的拿破仑，已经不再是解放者，而是像过去的所有专制暴君一样的奴役者。只不过，他的奴役更有欺骗性——“你用桂叶缠绕起锁链”。普希金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革命与自由的矛盾如何解决？或者说，如何通过革命切实地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革命的目的，原本是将人民从暴政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让他们获得真正属于人的自由和尊严，然而，其结果，却常常与人们的初衷大相剌谬。所以，如何提防独裁者对革命的背叛，就是一个关乎公民自由和福祉的重要问题。
自由不是免费的午餐。没有无代价的自由。自由意味着承受痛苦和付出代价。自由反抗专制，专制压制自由。普希金就受到了沙皇政府的严酷迫害。他被流放到南部边疆的穷乡僻壤，居住在一个叫米哈伊洛夫斯克的村子。他受到了政府的严密监视，受尽了折磨和侮辱。政府的迫害让他的父亲既恐惧而又恼怒。1824年10月31日，在给茹科夫斯基的信中，普希金详细地讲述了“流放”带给他和家人的痛苦：
被我遭流放吓坏了的家父一口咬定，等待着他的是同样的命运。奉命监视我的佩休罗夫居然恬不知耻地要家父私拆我的信件，说白了，是叫家父充当监视我的密探。家父火爆的脾气、易怒和敏感的气质，都不容我向他解释；我决定沉默。他们常收到官府有关我的公函。为使自己摆脱难堪的境地，终于有一天我去见家父，请求他准许我开诚布公地……说个清楚。家父竟然大发脾气，于是，我给他鞠了一躬，骑上马就走了。家父和舍弟不再和我这个恶魔、逆子来往，……后来，我又去见家父，找到他和家母，把我憋了整整三个月的心里话全都说了出来，最后我说，这是最后一次和他说话。家父居然利用无人在场作证的机会，跑出去对全家人说我打了他，说我挥舞拳头想把他打倒在地……我不想在你面前申诉，可我不明白，他到底为什么要对我进行刑事起诉？想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矿坑里去吗？想毁掉我的名誉吗？救救我吧，哪怕把我弄到要塞去，弄到索洛维茨基修道院去也好啊，至于舍弟和姐姐为我受的苦，我就不说了。请再次救救我吧。
普希金流放中的生活是困窘的。1823年8月25日，他从敖德萨写信给彼得堡的弟弟，诉说自己经济上的严重的拮据状况，希望他能居中转圜，让父亲救助自己：
……他不给钱我将无以为生。在现今这种书报检查的情况下，我无法仅靠写作谋生。……担任点公职也是身不由己（不可能退职）。人人都在欺骗我，除了亲人我还能指望谁呢？我不会靠沃龙佐夫的面包活命了，不想，够了。经济上我困难到了极点。看到我父亲对我的境况漠然视之，我心急如焚，尽管他每封来信都亲切异常。这让我想起在彼得堡的一件事。有一天我生着病，在秋天烂泥路上，在树木冻得咔咔作响的严寒之中，我从阿尼奇科夫桥坐出租马车回家。就为八十戈比的车钱，他骂了我一辈子（拿这几个钱赏仆人，你我都不会舍不得）。再见，亲爱的。我心情忧郁，写这封信也没能让我快活起来。
1825年4月下旬，他用法文写信给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求他放自己一条生路，到国外去求医：
失宠遭黜，理当俯首听命、默然承受。而今斗胆上书，实出万般无奈。
罪臣早年身染沉疴，元气难复，至今不曾医治。饱尝动脉肿瘤之苦已近十载，今须及时手术。所言属实，望圣上明察。
此前罪臣亦曾仰望圣上隆恩，不期反受世人责难。今再次吁请陛下：罪臣欲赴欧洲某地多方求医，伏乞恩准。
然而，亚历山大一世并没有看到这封信。普希金的母亲也曾向沙皇求情，但遭到拒绝。亚历山大一世让他就在流放地附近治病。
最为屈辱的，是他必须接受特务头子和警察头子宾肯多夫的监督和管教。他离开彼得堡，要经此人允许，例如，1831年11月24日，他就写信给这位“将军大人”——“卑职有急事须去莫斯科，不得不暂离两三个礼拜。由于尚未担任公职，故而仅向警察分局长求得允许。此事理应禀告大人”，署名也非常谦卑：“卑贱、恭顺至极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他的作品要出版，都必须向此人汇报，得经此人审查和允许，或者经此人呈报沙皇，由沙皇审读并批准。从1827年开始，他先后向这位心狠手辣的沙皇鹰犬写过几十封信：1827年写了7封；1828年写了4封；1829年，写了1封；1830年，写了7封；1831年，5封；1832年，7封；1833年，2封；1834年，12封；1835年，10封；1936年，1封。总共56封信。有时，一天会写两封，例如，1827年7月20日，他就因为《高加索的俘虏》的盗版和《天使》等作品的审查等事宜，连写两封信，希望他能帮助自己“保护财产”和允许自己的作品出版。
然而，即便如此，普希金内心的自由之火，不仅没有被扑灭，而且燃烧得更加炽烈。他在1821年所写的《短剑》，就借古讽今，通过赞美罗马的维护共和、反抗独裁的英雄布鲁图，表达了他自己对沙皇政府的极度不满、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反抗的激情。在他的诗行里，短剑意味着巨大的力量——“化诅咒为行动，变希望为现实”。
自由，这是普希金诗歌创作的灵魂性的主题，也是他毕生追求的伟大理想。由于他的努力，自由成了俄罗斯文学的第二天性，也成了许多俄罗斯作家所表现的重要主题。普希金培养了俄罗斯作家对自由的热情，培养了他们追求自由的勇气。

三、独立与匡正：诗人的地位与使命

诗人是社会的良心。他们敏感而正直，是美好情感和美好事物的赞美者，也是卑劣情感和丑恶事物的批判者。从诗与社会的关系看，诗人必须承担启蒙和批判的责任。也就是说，诗人必须用怀疑的眼光发现生活中那些隐蔽而严重的问题，应该有匡正生活的意识和勇气。
在普希金之前，俄罗斯文学基本是上流社会的消遣，几乎所有的文学家——如德米特里叶夫、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等——都是宫廷里的官员，而写诗不过是他们消遣的“余事”。不仅如此，他们依附于权力，服务于权力，为宫廷和上流社会编织无聊的谀词，就像普希金在《“诗人在显贵的金色的圈子里”》中所讽刺的那样：
诗人在显贵的金色的圈子里，
受着沙皇们的垂青福分不浅。
他将痛苦的真理掺进谎言，
掌管起笑，又掌管起眼泪，
使麻木了的趣味变得新鲜，
给贵族的傲慢以荣誉的桂冠，
让他们的筵席搞得富丽堂皇，
然后注意听取聪明的表彰。
而同时，被仆役驱赶着的人们，
拥挤在黑色的台阶一旁，
不能靠近一扇沉重的铁门，
远远地谛听着歌手的吟唱。
这些盘桓于“金色的圈子里”的诗人是失职和可耻的。势利和谄媚是诗歌之敌。势利，使他们背叛了诗歌；谄媚，使诗歌失去了尊严。这样的诗人，不过是附庸风雅的弄臣，是宫廷和上流社会手中的玩偶。
形式上看，普希金几乎一直是体制内的政府官员，但那不过是挂名而已，更何况，他也并不拿那些官家给的名头当回事，曾经写信给宪兵司令和第六厅厅长本肯多夫，要辞去那些简直就是侮辱他的官职。对他来讲，写诗无疑是比在宫廷和政府机关服务还要高尚的事业，就像高尔基所说的那样：“他最先把文学家的称号提高到前此所无的高度；在他看来，诗人乃是人民的一切情感和理智的表达者，诗人的天职在于了解并且描写出生活的一切现象。” 他将全民族的利益看得比贵族阶级的利益更重要，而他的“个人经验比贵族的经验更广、更深”。
普希金致力于培养俄罗斯诗人的新的精神气质，致力于建构俄罗斯诗歌写作的精神基础和伦理原则。他要为俄罗斯诗歌确定新的方向，开辟新的道路。他先后写了很多首诗，来谈论诗歌和诗人，来阐释什么样的诗是有价值的，什么样的诗是无价值的；什么样的诗人是伟大的、值得尊敬的，什么样的诗人是渺小的、应该被唾弃的。在《诗人》里，他这样写道：
他不让自己高傲的头颅
倒向人世的偶像的脚前；
他跑开了，粗野而威严，
充满叫喊和反叛的声音，
跑向无边的波浪的海岸，
跑进涛声滚动的檞树林……
独立，自由，高贵，只有保持这样的精神姿态，一个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诗人，才有可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诗。在普希金看来，那些伟大的诗人，都是有尊严的人，是即便对皇帝也不低头的人：“莎士比亚、歌德、司各特没有对皇帝、英雄的奴颜婢膝。”所以，在《致诗人》一诗里，普希金便从人格的角度，深刻地表达了自己对诗人的身份角色和写作伦理的理解：
诗人！不要重视世人的爱好。
热狂的赞美不过是瞬息即逝的喧声；
你将会听到愚人的批评和冷淡的人群的嘲笑，
但你应该坚决、镇定而沉着。
你是帝王：你要独自生活下去。
你要随着自由的心灵的引导，沿着自由之路奔向前方，
致力于结成那可爱的思想的果实，
不要为你高贵的功绩索取任何褒赏。
它们都存在你的心中。你自己就是最高的法官；
你善于比谁都严格地评价你的劳作。
严厉的艺术家啊，你对它们满意吗？
你满意吗？那么就让世人去责备好了，
让他们向燃着你的圣火的祭坛吐痰，
让他们孩子气地摇晃着你的三脚香炉吧。
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尊重自己，要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也不怕庸众的嘲笑，甚至要有帝王般的高贵和自信，相信自己就是自己的“最高的法官”。这是一种充满了独立精神和价值自信的成熟意识。这种平等而自信的精神能够帮助诗人承受巨大的压力，能帮助他在最险恶的环境下完成自己作为诗人的使命。利哈乔夫说：“普希金意识到自己作为诗人的力量，而没有这种意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作。我经常思考他的这句诗：‘你，沙皇——孤独地活吧！’这句诗应该怎样理解呢？诗人感觉自己是文学王国里的沙皇。普希金令人吃惊地表达了这个思想。他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与大家平等的沙皇的同时，他仿佛在自己的创作中忙碌起来，并且感到自己不是臣民的沙皇，而是全世界的大人物，不仅仅是诗歌界。他是俄罗斯历史的沙皇，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评判官出现的，而且是普加乔夫、彼得大帝、鲍里斯戈都诺夫的评判官。他完成自己的审判。”是的，在这首诗里，普希金赋予诗人以伟大而崇高的地位，赋予他们以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才有的威望和力量。诗人只有将自己置放在这样的地位上，只有赋予自己这样的威望和力量，他才能自由而有力量地写作，才能写出真正自由而伟大的诗篇。
事实上，普希金之所以将诗人比作帝王，并不是为了高自标树，自命不凡，而不过是一种修辞，一种强调诗的精神威严和精神力量的修辞。普希金并不是一个权力拜物教分子，也无意做一个傲慢而狂妄的文本领域内的暴君。不，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伟大诗人，普希金更珍视自己作为普通公民的身份。在《我的家世》中，他就语含不屑地反驳了那种“硬说我是一个显贵”的“胡说八道”，而且，很为自己家的平民身份自豪：“我怎么能算一个显贵？/感谢上苍，我只是一个平民”：
我还保存着成捆的诏书，
上面盖有家族标识的印记。
我没有同新贵交好，
我抑制着自己的傲气。
我只读书，我只写诗，
我是普希金，不是穆辛，
我既非富翁，也不是王宫中人，
我自己就够伟大了：我是平民。
对一个伟大的诗人来讲，个人化的抒情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公共化的政治抒情。当暴政的黑暗笼罩着整个国家的时候，诗人就应该听从“祖国的召唤”，勇敢地与专制和权力之恶对抗，就像普希金在《致恰阿达耶夫》中所写的那样：
爱情、希望和平静的光荣，
并不能长久地把我们欺诳，
是青春的欢乐，
也已经像梦、像朝雾一样地消亡；
但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愿望，
在残暴的政权的重压之下，
我们正怀着焦急的心情
在倾听祖国的召唤。
我们忍受着期待的折磨，
等候那神圣的自由时光，
正像一个年青的恋人
在等待那真诚的约会一样。
现在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火，
现在我们为了荣誉的心还没有死亡，
我的朋友，我们要把我们心灵的
美好的激情，都呈献给我们的祖邦！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上我们姓名的字样！
显然，在普希金的意识中，诗歌已经不是一种个人化的消遣，而是一种唤醒人民的强大的启蒙手段，是一种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伟大的政治力量。
批判是一切人文学科的基本功能，而讽刺则是诗歌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例如，历史学就不能成为帝王的功劳簿，而应该是他们的罪行录。然而，那种像中国的《史记》一样的良史实在太少了。更多的官修正史，都是为专制权力辩护的。普希金对卡拉姆津的《俄国史》就很不满意，写过一首《讽刺短诗》来批评它：
他著的《史》书，优雅、质朴，
不偏不倚地向我们表述
专制的必要，
鞭子的好处。
普希金看到了俄罗斯社会种种普遍而严重的社会问题——任性的权力缺乏最起码的制约，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到处都是肆无忌惮的暴徒和奴颜婢膝的奴才，正像他在《给弗·费·拉耶夫斯基》中所写的那样：
到处是重轭、刀斧或者桂冠，
到处是恶棍或者沮丧的人，
到处是暴君或者伪君子，
或者带偏见的奴隶，俯首听命。
所以，诗人就不能是一个心平气和的唯美主义者，也不能是对公共事务毫不关心的逍遥派。普希金对那种完全漠视现实、逃避责任的诗人深恶痛绝，在《诗人和群氓》一诗里，毫不客气地对他们下了逐客令：
走开吧——性喜平和的诗人
同你们有什么关系！任你们荒淫，
放开胆子让心肠变得铁石般硬，
心灵厌恶你们，犹如厌恶荒坟。
为了你们的恶毒和愚蠢，
你们依然拥有鞭子，拥有
牢房和斧头，直到如今；——
够了，你们这些疯狂的奴隶！
面对丑恶的现象，普希金表现出一种近乎绝对的否定态度和批判立场。形容他的这种态度和立场，正用得上“嫉恶如仇”这样的现成话。他的不满和厌恶，完全是不遮不掩的。他用无情的鞭挞和讽刺，来表达自己对那些无耻之徒和丑恶现象的极度不满和愤怒。在《“啊，烈火熊熊的讽刺的诗神”》中，普希金呼唤诗神“请赐我一根尤维纳利斯的皮鞭”，并宣布，“我的讽刺诗针对各种弊端”；在诗的后半部分，他这样写道：
祝你们安然无恙，不幸的诗人！
祝你们安然无恙，报刊的帮凶！
祝你们安然无恙，温顺的蠢人！
而你们，卑鄙下流的哥儿们，——
请出来！我要用耻辱的刑法
来折磨你们这群恶棍！
倘若我把某位仁兄忘记，
请求你们提醒我，先生们！
啊，多少苍白无耻的面孔，
啊，多少顽固不化的脑门，
都在等待我给他们盖上
永远磨不掉的印痕！
讽刺是诗歌的牙齿。没有讽刺，诗歌就没有力量，就无法实现诗性的正义，就无法完成自己最伟大的使命——捍卫真理，对抗邪恶，匡正生活。普希金克服了种种干扰，始终将自己的批判锋芒指向最高统治者和上流社会。正像他在《“在上流社会和宫廷……”》中所写的那样：
在上流社会和宫廷
灯红酒绿、华而不实的纷扰中，
我保持冷静的目光，
保持自由的理智，纯洁的心灵，
爱真理高尚的火焰，
诚挚善良，像一个天真的儿童；
我嘲笑荒唐的一群，
我的判断准确无误，睿智公正，
我把戏谑写上白纸，
辛辣的讥讽像漆黑的墨一样浓。
普希金批评一切影响社会进步的消极现象。书报检查是专制社会里惯见的事情。它钳制思想，遏抑创造力，给作家和知识分子带来极大的痛苦，给文化和文学事业造成巨大的伤害和损失。俄罗斯的书报检查官，就像勃洛克批评的那样，“那些官员蓄意侵害诗歌隐秘的自由，阻碍它履行自己的神秘使命，想让诗歌按某种自己的轨迹发展。”于是，普希金便写了一首长长的《寄语书刊检查官》，一方面尖锐地批评了那些“缪斯的阴郁的监守，我长期的压制者”，同时，提醒他们要“应当有头脑，正直而开明”，要“与作家为友，在显贵面前也不畏惧”。
普希金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讥体诗”，写了大量的《讥……》的讽刺诗。他所讥讽的对象，大都是俄罗斯上流社会炙手可热的人物，例如卡切诺夫斯基，例如斯图尔扎，例如阿拉克切耶夫，等等。他甚至写了一首《讥亚历山大一世》，毫不留情地讽刺起了沙皇：
我们的沙皇是位了不起的大官，
他接受的是鼓点声中的教育：
在奥斯特里茨城下他逃之夭夭，
一八一二年，他又吓得浑身战栗。
不过，他却是线式战术的教授！
最后这种战术也使这位英雄玩腻——
如今，他在外事部门充当了
一位小小的八等官吏！
普希金写作此诗之际，当在亚历山大一世远征法国归来之后。此时的沙皇打败了拿破仑，拯救了欧洲，正是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然而，普希金却没有忘记他当初战败落荒而逃的“光荣”，也没有忘记他将士兵训练成“没有灵魂的自动步枪”的“线式战术”。就这样，他用犀利的讽刺，揭去了罩在沙皇头顶的神圣面纱，打破了他的战无不胜的神话，帮助人们重新看见那些被忽略或被遗忘的真相。在《乌云》一诗中，他对沙皇更不客气。他通过隐喻进行反讽，将沙皇比作“一片乌云”，呼唤风把它“逐出这太平的天宇”。
阿拉克切耶夫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时代最有权势的大臣。他是一个阴险毒辣的人。他对人民既不信任，也没有感情。他用棍棒对付俄罗斯人。他按照沙皇的意旨，将整个俄国变成了一座大兵营：“农民们穿着军装在鼓乐声中耕耘土地；根据下士的口令，他们一起向前拉犁；按照口令一起歌唱。”然而，面对这样的恶魔，普希金却毫不畏惧，写了一首非常犀利的讽刺诗来嘲讽他：
整个俄国的压迫者，
各省省长的折磨者，
帝国议会的教导者，
沙皇的朋友加兄弟，
一肚子仇，一肚子恨，
没有头脑，没有感情，
此人是谁？忠心耿耿，
……一个老总。
普希金培养了俄罗斯作家讽刺的勇气和技巧。果戈理就是他的讽刺精神的继承者。他的“死魂灵”和“钦差大臣”两个书名和故事框架，都来自于普希金。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没有普希金就没有果戈理。
德鲁日宁贬低俄罗斯文学的“讽刺流派”。他将普希金的“亲切的戏谑”与果戈理的尖锐的讽刺对立起来：“只有当我们的文学中开始出现对抗果戈理派的合理而无害的势力时，我们对普希金的小说才会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对果戈理与普希金文学关系的严重的误解，而这种误解则是由他的唯美主义文学偏见造成的。罗赞诺夫在《普希金与果戈理》中也表达过同样的认识，即将果戈理与普希金视为两种对立的文学现象，并将果戈理当作俄罗斯文学“讽刺倾向的鼻祖”。事实上，普希金才是俄国讽刺文学的鼻祖，才是俄罗斯文学讽刺流派的缔造者，而果戈理，作为普希金伟大经验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只不过是将这种经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阐明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普希金甚至在《伏尔泰》一文中，严格地分析了伏尔泰的人格和表现，批评了他的弱点和“人性的不完美”，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作家的真正位置就在他的书斋里，最终，只有独立和自尊能够使我们超然于生活琐事之上，泰然面对命运的疾风暴雨。”茨维塔耶娃说：“普希金的普加乔夫表现了诗意的自由，就像诗人本身就是诗意的自由一样，这种自由在诗人身上巧妙地超脱了那些萦绕不去的形象和纠缠不休的样板的束缚。”正是靠着这种自由而勇敢的精神，普希金不仅确定和捍卫了诗人在社会中的崇高地位，而且，还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典范性的写作，践行了诗人批判社会和匡正生活的天职，从而成为一个捍卫真理和自由的伟大诗人。

四、爱与同情：温柔的人道主义者

诗是美，但更是善与爱。
善与爱，是诗最内在的美。
只有单纯形式的美，没有来自于灵魂的爱，这样的诗，也许会短暂地吸引人，但不会持久地感动人。
诗人应该有一颗温柔的心。他要懂得爱和怜悯的意义，要能同情天地间一切形态的生命——一只受伤的鸟，一条被困的鱼，一棵被折断的树。
他不会堵塞蚂蚁进洞的入口，不会遮挡母燕回巢的通道。
他要像水一样温柔，像火一样温暖。
他要像黎明的太阳，给人带来希望，要像夜晚的月亮，安慰孤独者的心。
诗人要有良好的正义感，同情无辜的人，站在弱者一边，嫉恶如仇，敢于向着巨大的恶，发出无情的嘲笑，发出抗议的呐喊。
冷酷与傲慢是诗歌之敌，而暴力则是离诗最远的消极现象。一切赞美暴力的诗，都是践踏诗歌的伪诗。
屠夫不可能成为诗人，暴君不可能成为诗人。然而，帝王和独裁者却总是附庸风雅。他们喜欢像玩弄权杖一样玩弄诗歌。他们的诗或许会表现出不可一世的猛气，然而，因为缺乏朴素和真诚，尤其是因为缺乏温柔的态度，他们的大作便难免显得做作和虚骄，缺乏真正的诗性之美。
普希金以低调而诚恳的态度面对生活，以充满善意和爱意的态度对人们。他曾在《恶魔》一诗中批评了那种不相信美德、不相信爱情和自由的人；这类人的心是冷的：“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休想得到他的祝福。”
他的人道主义是一种无比博大的爱。他爱全人类。就像别尔嘉耶夫所说的那样，“对全人类的同情心”是普希金“最惊人的特点”。
他的诗总是表现着对生活和人们的友善的态度和爱的情感，就像他在《无所信仰》中所说的那样：

请怀着一颗同情的心听取兄弟的呻吟，
那不幸的人并非恶徒，他在忍受苦痛。
世上有谁能使他痛苦的心得到欢娱？
唉！他已经丧失了最初的慰藉！
普希金是一个温情多爱的人。他的爱像人的内心一样辽阔和丰富。他的诗几乎表达了所有形式的爱的情感。爱情、友情、亲情、对大自然的热爱，都是他诗歌中常见的主题。他对一切人都心怀善意，也懂得怀着感恩的心情感谢那些值得感谢的人。写诗给奶娘，普希金是古往今来第一人。他的《冬天的夜晚》和《给奶娘》都是表达对自己的奶娘的思念和感激之情的。尤其是《给奶娘》，体情入微，抒发了对一个普通女性的充满深爱与感恩的情感：

我严峻岁月中的女伴，
我年迈了的亲人！
你一个人独自在松林的深处
长久、长久地等待着我。
你坐在自己房间的窗口悲叹着，
像一个哨兵守在岗位上，
而拿在你满是皱纹的手里的编针，
每分钟都因为悬念而迟疑。
你凝视着那早就被遗忘了的大门
和那黑暗而遥远的路程：
哀愁，预感，忧虑
一阵一阵地紧压着你的胸膛——
于是你觉得……
这是一首感人的诗。他称自己的奶娘是“亲人”。他从奶娘的角度展开抒情，细致地写了她如何等待自己归来，如何心情焦虑地悲叹和悬疑，如何心神不安地哀愁和忧虑。他虽然描写的是奶娘的心情，但是，从这描写里，读者也可以看见普希金自己的心情。他与亲人般的奶娘的心是相通的，而他对她的爱和思念，也是同样强烈的。
有没有童心，有没有对儿童的爱，是判断一个诗人和作家是否伟大的重要标准。儿童是一群最弱小的人，也是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对儿童的爱，最能见出一个人的人道主义修养和情怀。普希金爱一切值得爱的人和事物。他对儿童的爱尤其温柔和仁慈。他在《给婴儿》里这样写道：

孩子，我不敢为你
郑重地举行祝福仪式。
你的目光和宁静心灵
都是天使带来的慰藉。

愿你未来的岁月晴朗，
想你现在的明媚目光。
人世间存在诸多运气，
但愿你最为称心如意。
人道主义意味着对弱者的同情和对不幸者的怜悯。《在犹太人家的破屋里》就是一篇充满温柔的同情心的诗篇。这是一个贫穷的犹太家庭。在一盏长明灯惨淡的光照里，一家人都郁郁不欢，愁容满面：

一个犹太少妇哽咽哭泣，
守着一张空空的摇篮。
另一个角落里，低头
坐着一个犹太青年，
愁思悠悠无限。
在这满屋悲伤的室内，
一个老妪在烧饭。
老汉合上了圣书，
他把书的铜锁扣得紧严。
老妪把可怜的饭菜
摆在桌子上面，
招呼全家，可是
谁也不想吃饭。
时间默默流逝过去。
夜深万物进入梦境。
唯独这个犹太人家，
感受不到香甜美梦。
普希金的人道主义精神，深刻地体现在他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叙写上。他的写于1830年的小说《驿站长》和写于1833年的长篇叙事诗《铜骑士——彼得堡的故事》，就将人道主义的同情，投向那些底层的小人物。

在沙皇时代的俄罗斯，驿站长属于十四等小官，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受累又受气的角色。在普希金的叙述中，他们一般都是非常和善的人，天生乐于助人，善于与人相处，也不怎样贪财。小说中的老驿站长的女儿杜尼娅被一个叫明斯基的骠骑兵上尉勾引，跟他私奔到首都去了。他赶到彼得堡，想领回女儿，却被粗暴地赶了出来。后来，他的驿站被撤销了，他失去了工作；因为思念女儿，他借酒浇愁，终因酗酒而亡其身。其实，在小说中，被勾引的女儿杜尼娅的生活，终究还是幸福的。她最后也带着三个少爷和一个奶妈给父亲上坟。她在父亲的坟头躺了很久。这说明她本质上是善良的，内心也是愧悔和痛苦的。
尽管作者用第一人称的温情叙事，弱化了小说的悲剧性，但是，整个小说还是笼罩着一种悲剧的氛围。那么，他们的悲剧是什么造成的？为什么直到父亲去世之后，她才来看他？这中间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她体验过怎样的无奈和痛苦呢？她所过的是什么样的不被尊重的卑微生活呢？作者没有细写，但读者想得出来。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沉重的社会悲剧和家庭悲剧。这个悲剧是由社会阶层的阻隔与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造成的。一个父亲本来应该受到儿女的爱和尊敬，然而，由于身处社会底层，他不仅没有受到一个父亲应该享受的尊敬和爱，而且还凄凉孤独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直到父亲死，女儿杜尼娅也没有跟他再见一面。
这篇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温情的人。他几乎可以被视为作者的化身。他的充满同情的叙述态度，就是作者的态度。
如果说，对小人物的人道主义同情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伟大的传统，那么，这个传统是由普希金奠定的。《驿站长》完全可以被视为俄罗斯文学“小人物”小说叙事的开山之作。
普希金的人道主义精神，更加深刻和完美地体现在《铜骑士》的叙事中。
这是一个反讽性的人道主义叙事结构。它通过尖锐的对照，来表达作者对统治者的权力和小人物的命运的思考。不仅是思考，还有同情。其中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对不幸者的悲惨境遇和痛苦心情的描写，甚至比它的反讽性思考，更有力量，更让人印象深刻。
《序曲》部分的抒情似乎是热烈而庄严的。从几个以“我爱你”开头的抒情段落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一种肯定性的情感态度；但是，倒数第二段出现的由“愿你”和“愿它”引领的诗句，就显示出一种弱化的态度，传达出了一种不确定的信息；到最后一段，作者终于告诉读者：“我的故事将是十分悲惨。”
《铜骑士》的主题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批判权力，解释权力的傲慢和任性所带来的灾难。在这个主题里，包含着这样一些具体的问题：权力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世俗的皇权与上帝的关系问题；最高权力与底层人的生存境遇的关系问题。
修建彼得堡是为了实现沙皇雄心勃勃的野心。海上的远征需要港口，于是沙皇修建了彼得堡。然而，在一个不适合的地方修建海港，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因为，从大海上来的狂风巨浪会让涅瓦河倒流，从而给彼得堡带来巨大的灾难。在错误的地方修建港口，是对大自然的冒犯，也是对上帝的冒犯。就连傲慢的亚历山大一世也对此忧心忡忡：“他说：‘沙皇没有办法管辖/上帝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他坐下了，用悲戚的目光/沉思地看着可怕的景象。”
彼得大帝修建了一座城市，但他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却要由普通的底层人来承受。
一个叫叶甫盖尼的穷人，就在可怕的洪灾中失去了一切——他的房子，他的亲人，他的卑微的幸福。他将这一切都归咎于那个建造了这个城市的人：

他认出，洪水在此奔流、猛冲，
认出那个广场、那对石狮
和那个把铜头颅坚定地
向着黑暗高高扬起的人，
凭着自己宿命的意志
要在海边建立城市的人……
他在昏暗中多么可怕！
他头脑中有怎样的思想！
他的心里有怎样的力量！
而马燃烧着怎样的火焰！
你要奔向哪里，高傲的马，
你要把四蹄停憩在何方？
啊，命运的有力的主宰者！
你这样地高临在深渊上，
紧抖着铁的马勒，也要让
俄罗斯把它的前腿高扬？

最后，可怜的叶甫盖尼疯了。他对那个高傲的铜像恨恨地举起了拳头。然而，他害怕了，转身跑开了，而且感觉威严的沙皇——那个铜骑士，骑着奔驰的快马来追赶他了。整整一夜，他跑到哪里，铜骑士就追到哪里。最后，他死在一个茅屋门口。发善心的人们掩埋了他的尸首。
这首伟大的叙事诗深刻地表达了这样的人道主义情感和人道主义思想：极端权力的哪怕是小小的任性，都有可能给无数卑微的底层人带来巨大的灾难和痛苦，所以，一个文明的社会，就是一个有效地限制极端权力、以实现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目的的社会——它通过对最高主宰者的权力的限制，来提防人道主义灾难的发生，从而保护身处社会底层的无数小人物免受来自权力的伤害。也就是说，只有让最高统治者低下傲慢的头颅，无数的普通人才能过上不受干扰的生活。
为了表现自己的人道主义的爱的情感和同情的态度，普希金在叙事诗和小说中经常采取直接介入的修辞方式。他的这种抒情和议论性质的作者话语，不仅没有破坏作品的艺术性和美感，而且还强化了作品的美学效果，强化了人道主义性质的感染力，就像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诗人离开故事说出的题外话以及他面对自己的发言，充满着不可言喻的优雅、真挚的感情、智慧、机智；诗人的个性在这些地方显得这样仁爱、这样人性。”是的，在作品中，几乎所有普希金直接显示自己的存在的地方，都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从普希金的作者声音里，读者会感觉到一种强烈的亲切感，会体验到一种充满热情的爱的情感和人道主义精神。
安年斯基将人道主义当作普希金抒情诗的重要特点。他说：“普希金的人道主义思想是最高秩序的显现：它没有用贫困和痛苦的场景刺激想象，也没有用朦胧的泪水模糊意识；它的源泉不是软心肠，而是对正义的理解和感受。当然，人道主义思想是普希金的天才性格与时俱来的特征。”普希金的人道主义，是辽阔的，而不是狭隘的。它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情感；是对正义的理解，也是一种仁慈的软心肠。普希金甚至在生命最后时刻的表现，也是仁慈的——他饶恕了严重伤害自己的法国流氓丹特士。据魏列萨耶夫《普希金传略》记载，他的朋友都要为他复仇，但是，普希金劝阻了他们：

“不要，不要！讲和，讲和。”
近几个月来不断在他心里沸腾着的恶意和愤怒，现在都消逝了：他变得安静、温良而和平。
这说明，普希金本质上是一个善良的人，而不是一个凶暴的戾气十足的人。他的决斗，绝非一时之偶然冲动，而是被沙皇和上流社会长期羞辱和激怒之后的必然结果；甚至，像魏列萨耶夫所说的那样，对普希金来讲，为了摆脱痛苦和绝境，决斗而死，简直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总之，只有第一流的才华，而不懂得爱和仁慈，也没有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那么，这样的才华注定不可能绽放出美丽的精神花朵，不可能结出真正伟大的文学果实。
冷酷的才华是畸形的，甚至是令人厌恶的。
才华固然使文学美丽，但爱和仁慈才使文学伟大。
普希金就是一个有着第一流才华的诗人，也是善良而仁慈的作家。
人道主义最终成就了他在人格和文学上的伟大。

五、力量感：雄伟气魄与崇高风格

普希金的诗里，有婉约的优美，也有崇高的壮美。
雄伟的气魄和巨大的力量感，是普希金的那些崇高性质的诗篇最突出的特点。
他的这种雄健的精神首先来自于对大自然的描写和赞美。
一个人，倘若对大自然的变化和美丽缺乏感知力，那么，他也不大可能感受到人类生活的美好和诗意。
衡量一个作家是不是真正优秀的作家的重要标准，那就是看他有没有感受并描写大自然的能力。
也就是说，看他能不能以完美的充满诗意的技巧，描写出大自然的多样而迷人的美丽，或者，准确地说，就是看他能不能在自然的背景上写出人类心灵的诗意性。
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普希金能深刻地感受到大自然所包含着的精神力量和神秘暗示。
果戈理就注意到，边疆壮美的大自然，极大地影响了普希金的精神气质和抒情风格：“命运仿佛故意将他抛向那样的地方，那里俄罗斯的边疆具有刚烈、雄伟的特征，那里广袤无垠的俄罗斯平原常常被高耸云际的群山所阻断，并散发着南方的情调。在酷热的山谷当中，巨人般的、永远被白雪覆盖的高加索山峰使他震惊；可以说，它唤出他心灵的力量，并扯断还压在自由思想上的最后的锁链。勇猛的山民自由自在的、充满诗意的生活，他们的搏斗，他们迅速、无法抵御的突袭，使他心醉；而从这时候起他的文笔获得那种奔放的气势，那种明快和锐利，使刚学会阅读的俄罗斯那样惊奇和震惊。”

在写于1820年的《“我看见了亚细亚的不毛的边境”》里，普希金以充满惊奇的语气，用朴素而有力量的诗句，描写了边境的自然景物带给他的震撼感受：

我看见了亚细亚的不毛的边境
高加索的偏远、烤焦的山谷，
切尔克斯部落的原始的住处，
炙热的波古莫河岸，荒凉的高峰，
飘忽的白云给山顶盘绕着冠冕，
还有库班河外的平原！

神奇的惊人的地方！……炙热的溪水
在炽热的峭壁间滚沸，
啊，无边幸福的水泉！
你是憔悴的病患者真实的希望。
在奇迹的水边，我看见
枯槁的青年人，不再留恋于宴飨，
必遭赛浦里斯所致的秘密苦难；
还有年轻军人过早地使用拐杖，
还有衰弱的老人，暗淡的白发苍苍。

这首诗的前半部分，以简洁的笔触，描写了边境的山谷、河岸、平原和山峰等边地风物，第二段则写了溪水以及艰难地生活的人们，在苍凉的自然背景上，传达出一种悲凉的人生图景。这是他过去所不曾见过的风景，所不曾见过的人们和生活。
普希金在米哈伊洛夫斯克居住的三年期间，创作了《致凯恩》《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给奶娘》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等优美的诗歌，也创作了《致大海》《短剑》等壮美的诗歌。那些描写自然风物的诗篇，风格卓特，境界崇伟，尤以1829年所写的几首最为佳妙。其中的《顿河》，是一首怀念之作。顿河与哥萨克都很容易逗惹起诗人的思念的意绪和还乡的冲动。在他乡，思故乡，去国愈远，乡思愈浓：

在辽阔的原野上闪耀，
它奔流着……顿河，你好！
我从你远方的子孙那里，
给你带来了他们的敬意。

百川都知道静静的顿河，
把你视为光荣的兄长；
我从阿拉斯克和幼发拉底那里，
给你带来了他们的崇敬。

顿河的骏马穷追敌寇，
停下来稍稍歇息，
如今饮着阿尔巴察的清流，
闻到了乡土的气息。

我朝夕思慕的顿河啊，
快给你骁勇的哥萨克骑手
备好由你的葡萄园产的
泡沫喷涌的闪光的美酒。
普希金对顿河和哥萨克很有感情。他曾在旅途中与一位哥萨克攀谈，写了一首题为《“我也当过顿河哥萨克”》的诗，记录了这次谈话的内容。他对顿河的描写，不是飞扬的、外向的，而是深沉的、内在的。“静静的顿河”这个意象，就写出了顿河非凡的气象——它是雄伟的，也是深沉和庄严的。它虽然是安静的，但却比那些喧腾的河流显得更雄奇、更有气势，正像果戈理所说的那样：“这里没有雄辩，这里只有诗意；没有任何表面上的光辉，一切都纯朴，一切都恰到好处，一切都充满内在的光辉，它不是突然被揭示的；一切都简洁，他永远是纯粹诗歌的标志。”他忘了说，在普希金的这类诗里，还有雄伟和崇高，还有一种令人振奋的伟大力量。
普希金还写过几首描写高加索自然奇观的诗。在《高加索》里，他描写了悬崖上的积雪，从峰顶腾飞的苍鹰，可怕的雪崩，瀑布的喧响，匆匆奔跑的小鹿，啾啾鸣唱的小鸟，山坳上的人家，在陡壁上攀高的白羊，还有咆哮的捷列克河。然而，诗人似乎觉得这种整体性的描写还不够，于是，便专门写了两首诗来表现雪崩的壮观和捷列克河的气势。在《雪崩》里，诗人这样写道：

巨浪拍打阴郁的巉岩，
喧响不息，飞沫四溅，
苍鹰在我头上鸣叫，
松林在哀怨，
在雾海浮沉的崇山峻岭
正亮着银冠。

有一次突然从峰顶塌落
一大堆冰雪，它隆隆作响，
在峭壁间的深谷夹道中
筑起了屏障，
于是挡住了捷列克河
滔滔的巨浪。

捷列克河啊，你精疲力尽后
安静了，突然停止了咆哮；
但又百折不回，怒捣冰雪，
凿出了通道……
你野性大发，淹没了两岸，
一片水滔滔。

崩裂的冰层一直躺在谷中，
这庞然大物仍未见消融，
愤怒的捷列克从它底下冲过，
它掀起水尘，
和喧嚣不息的飞沫，湿润着
冰冷的苍穹。

头顶上有一条宽阔的道路：
沿着它，骏马飞奔，老牛移步，
草原的商人一步步前行，
牵着匹骆驼，
如今只有风神这空中居民
从这里驰过。
巨大而可怕的雪崩堵塞捷列克河的道路，然而，河水并不屈服，在短暂的平静后，便开始冲击冰雪，给自己开辟道路。这是壮丽的自然奇观，也是伟大的精神图景。显然，作者从大自然里看见了人，看见了人的自由的激情和不屈的意志。
在《高加索的俘虏》里，年轻的俄罗斯俘虏厌倦了上流社会的生活，逃到了切尔克斯人居住的边地来寻找自由，但是，他最终仍然是不自由的，在精神上也是无力的。然而，他置身其中的大自然是雄奇的，有一种让人振奋的力量感：

鹰鹫从悬崖峭壁上飞起，
在空中飞旋着，彼此呼应，
马群的嘶鸣、牛羊的喧闹
已经淹没进风暴的吼声……
突然，透过闪电，向着山谷，
骤雨冰雹穿云倾泻下来；
雨水的急流翻滚着波浪，
搜掘着峭壁、峻坡和悬崖，
把千年古老的巨石冲开——
表面上看，普希金作品的力量感和崇高风格，似乎纯粹来源于大自然，事实上，大自然只不过是作者心灵的镜像。所有关于大自然的描写，都是对作者的精神世界的表现。是的，大自然需要人的感受和表现，而人的崇伟精神也要借助大自然才能得以显现。人，才是普希金真正关注和表现的对象。他在《暴风雨》中描写了壮丽的大海、闪电的红色的光柱，然而，最壮丽的不是自然景物，而是敢于面对这景物的人：

但请相信我：比海浪、比苍穹、比暴风雨
更壮丽的是站在岩石上的姑娘。
是的，可爱的姑娘，非凡的女性，她们就是普希金笔下最有光彩和力量感的人！
普希金笔下的男性主人公，就像被雨淋湿的柴火，怎么也燃烧不起来；他们是一群跟自己的时代格格不入而又软弱无力的人，例如，奥涅金、高加索的俘虏和阿列哥就是这样的人。普希金的女主人公则充满力量感，像一团热烈而明净的火焰，给人带来足够多的光明和温暖，《茨冈人》中的茨冈姑娘，《高加索的俘虏》中的切尔克斯女郎，《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达吉雅娜，就是这样的人。
在普希金的叙事中，来自都市的男性是软弱的，缺乏力量感的，简直就是生活的战败者和“俘虏”——“……他被暴风雨般的生活/毁掉了理想、欢乐和憧憬，/而把最好的时日的回忆/紧锁在自己凋残的心中。”然而，那些生活在乡村和山野间的姑娘，则保持了一种纯真而健康的天性，充满生活的热情和力量感。
奥涅金对一切都提不起劲，连爱情的热情都没有，但是，达吉雅娜则不仅敢于向奥涅金表达爱，而且，还具有强大的道德理性，忠于自己的婚姻，镇定而坚决地拒绝了奥涅金迟到的求爱。《茨冈人》中的茨冈姑娘，作为梅里美笔下的嘉尔曼的先驱，不仅纯真可爱，而且还有一股充满血性的英风猛气，敢于坦率地表达爱，也敢于为了捍卫爱的自由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别林斯基说：“普希金的伟大功绩，是他首先第一个在这部长篇小说里诗意地再现了当时的俄国社会，并且以奥涅金和连斯基为代表，显示了它主要的一面，也就是男性的一面，可是，这恐怕是我们诗人更大的功绩：他首先第一个以达吉雅娜为代表，诗意地再现了俄国妇女。”其实，普希金最大的功绩，恐怕不是仅仅诗意地再现了俄罗斯女性妇女，而是发现并再现了许多民族的女性。具体地说，他的功绩就在于，他发现并揭示了这些不同民族的女性在精神上的活泼刚健和力量感。
总之，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大自然和女性是力量感的象征，是激情和勇气的象征，总是显示出一种崇高的精神风貌。
在一个令人绝望的时代，看到这样的形象，就会让人油然产生爱的激情和生活的勇气。
然而，普希金的这种崇伟的风格，在俄罗斯文学中并没有得到普遍的继承和发扬。
梅列日可夫斯基批评屠格涅夫的语言缺乏力量：“这太过软绵绵的、阴柔的、韧性的语言之中已经没有了普希金的刚性、力度和质朴。”

他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否定英雄意志之本质的民族。它的精神的深刻性仅仅限于“基督教的温顺”和“自我牺牲”。正因为这样，彼得和普希金身上的那种阳刚之气和“上帝之雷”的“威严、宏伟、成功、意志和快乐”，便趋于式微。
他最后发出了这样一问：“在一个佛教式虚无主义和怜悯的国度、在一个‘死魂灵’和‘活圣尸’的 国度、在精神不健全和衰竭者洗礼盘里怎么可能产生这样两个无限美好的、对生活充满无限爱恋的现象？”
梅列日可夫斯基心目中的两个最有力量感的人，就是彼得大帝和普希金。他希望俄罗斯文学能改变那种过于阴柔的气质，恢复普希金的充满阳刚之气的精神传统。
他的判断当然是简单化的，有些甚至压根就是错误的，例如，他说，“俄罗斯文学的悲剧性在于，他迈出的每一步，都使得与普希金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是一句不可靠的判断。因为，俄罗斯文学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普希金的精神遗产。它离普希金并不那么远。
但是，梅列日可夫斯基提出的问题是深刻的：俄罗斯文学在精神上确实出了问题——它的崇高的阳刚之气确实少了一些。
不仅仅是俄罗斯文学，中国文学也在精神上出了问题，也缺乏阳刚之气和崇伟的风格。
孱弱无力，病态畸形，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纪性的问题。
雨果之后，普希金之后，托尔斯泰之后，最近一百多年的世界文学，大体上看，的确是冷酷、僵硬、无趣而又软弱无力的。
如何走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颓靡不振的困境，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严重问题。
普希金的伟大经验固然使这些问题愈加凸显出来，但也向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方向和深刻的启示。

六、太阳与大地：普希金的文学遗产和影响力

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有一个或几个成就最高、经验最成熟、影响力最大的代表，甚至有一个具有绝对影响力的缔造者。
普希金就是俄罗斯文学的具有绝对影响力的缔造者。他的创造力和伟大贡献，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他在理想主义的意义上，升华性地重塑了俄罗斯文学，就像利哈乔夫所说的那样：

普希金是个善于创造民族理想的天才。不只是“挑选”，也不只是“塑造”俄罗斯性格的民族特点，而是在创造俄罗斯民族的理想、文化的理想。
普希金是崇高的天才，是以自己的诗歌在一切方面，诸如爱情、友谊、忧伤、喜悦和军人的英勇精神中探寻和创造最崇高表现的天才。他在一切方面创造了只有生活才能体验的创作张力。他提高了诗歌和诗人荣誉的理念及独立性。
他简直就是俄罗斯文学的太阳，是俄罗斯文学无数河流的源头。
他确定了俄罗斯文学的方向，塑造了俄罗斯文学的性格和气质。
别林斯基在评论《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的时候说：“我们对普希金越是想得多，就越是深刻地洞见他和俄国文学的过去与现时的活生生的关联，相信论述普希金，就等于论述整个俄国文学：因为正像先前的俄国作家们说明着普希金一样，普希金也说明着他以后的作家们。”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的大地。几乎所有俄国作家的文学之树，都是在这块土地上扎根和成长的。
利哈乔夫说：“与其他任何作家或诗人相比，普希金同俄罗斯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没有普希金就没有俄罗斯长篇小说的基本主题，就没有主要的俄罗斯歌剧，就没有俄罗斯抒情音乐重要形式的俄罗斯浪漫曲。普希金的确就是我们的一切。”虽然舍斯托夫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批评家们都被外表的相似给骗了”，但是，我们依然要说：利哈乔夫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普希金的确就是俄罗斯文学和艺术的一切。
为了创造新的文学，先要改造旧的文学。
普希金是俄国文学的伟大的革新家。
普希金看到了俄罗斯文学的局限和贫困，也积极地探索克服局限和摆脱贫困的途径，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论俄罗斯文学之贫困》的文章。
他认为，文艺复兴时代和高尚的骑士精神，都没有对俄罗斯产生影响；“伏尔泰及文坛巨人们在俄国没有继承者”，但“一些毫无才气的小人物”，却“主宰了俄国文学”。在《论法国文学》中，他不仅具体地指出了法国文学带来的“有害的后果”——“矫揉造作，畏缩，缺乏表现力”，而且，也为俄国文学指出了走向自觉和成熟的方向——“……我们有自己的语言。壮起胆来！——风俗，历史，歌谣，故事——等等。” 显然，俄国文学的健康的发展道路，就是用自己的语言，根据自己民族的文化资源，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
当然，要通过学习来创造。
必须向那些伟大的欧洲文学学习，尤其要向伟大的英国文学学习。
就精神气质来看，普希金充满活力，富有教养，更像是一个英国作家。
是的，他是莎士比亚与拜伦的完美融合。
他既有莎士比亚的博大的包容性，又有拜伦的火热的激情和鲜明的个性。
他最热爱的作家，就是莎士比亚和拜伦。
莎士比亚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典范。他的写作经验，得益于莎士比亚者，正复不少。
他对莎士比亚佩服得五体投地：“莎士比亚是何等地令人叹服！一提起他，我就不能不为之神魂颠倒。与他相比，悲剧作家是何等渺小啊！”
拜伦则是普希金最感亲切的诗人。他们是同时代人，也是在气质上最相近的人。所以，他觉得拜伦更平易和亲近。他们都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批判精神，都对人类的欲望和情感抱一种理解和包容的态度。
普希金对拜伦一往情深，视之如交往了几十年的知己一样。他记得拜伦的忌日。他写信告诉维亚泽姆斯基，自己已同神甫商定，从晚上开始为拜伦“做安魂祈祷”；他的“虔诚”让神甫“大为惊讶”。
普希金这样谈论拜伦的优点和缺点：“一方面是富于胆识的进取心，坚毅、高尚的情操，一方面是放荡不羁的激情，怪癖，以及对社会舆论狂傲的蔑视。”
如果说，莎士比亚是他的老师，那么，拜伦就是他的同学。拜伦点燃了他的激情，刺激了他的活力，莎士比亚则培养了他面对世界的包容心和宽容态度，教会他如何控制自己的激情，如何避免滥施讽刺的倾向。
通过学习那些伟大的外国作家，通过吸纳民间文学的精神滋养，普希金使自己成长为新的俄罗斯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价普希金的时候，忽略了普希金的开阔的世界意识和普遍的人类精神。他不知道伟大的文学之间不是一种否定关系，而是一种并存和互补的关系，因而，他就毫无道理地把普希金置于莎士比亚等人之上：“在欧洲各国文学中都曾出现过诸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席勒等那样高大的艺术天才。但在这些伟大的天才当中，你可能够找出一个像我们的普希金这样对全世界的事情都具有敏锐的感受能力的人吗？正是普希金同我们的人民一起共同拥有这种才能——我们民族主要的才能，因此他才是人民诗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普希金当作对抗欧洲的武器。他心态封闭，视野狭窄，视欧洲若寇仇，拒绝“奴颜媚骨地照搬这种欧洲机制”，并反问道：“难道在这方面就不准许俄罗斯人按照自己的民族方式发展，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而是一定不能有自己的特点，只能俯首帖耳地模仿欧洲？那么还要俄罗斯的头脑做什么？这些先生们知道什么是头脑吗？”然而，普希金的精神世界却是恢廓而开放的。就文化意识来看，普希金是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文化视野甚至比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要开阔。
普希金是欧洲文化和欧洲文学的谦虚的学生，也是俄罗斯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富有创造力的继承者。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从莎士比亚和歌德到拜伦和瓦尔特，他都虚心地学习和模仿。他吸纳来了他者的经验，然后才创造了新的经验。
普希金以自己伟大的文学成就和典范性的文学经验，从美学和伦理两方面影响了俄罗斯文学。就前者说，他培养了俄罗斯诗人和小说家的艺术感受力，培养了他们的抒情能力和叙事能力，教会他们如何优美地抒情，如何完美地叙事，如何深刻地观察和诗意地表现人的心灵世界；就后者说，他培养了俄罗斯文学的批判精神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提升了俄罗斯文学的人文素质和道义水平，确立了文学与社会和政治的密切而正常的关系。
他是俄罗斯文学之父，也是俄罗斯文学之母。作为前者，他意味着阳刚的男性气概，意味着力量和勇气，教会了俄罗斯作家如何对抗和批判；作为后者，他意味着温柔的女性气质，意味着仁慈和善良，教会了俄罗斯作家如何同情和爱。
他培养了俄罗斯读者的艺术修养，提高了他们的鉴赏力，使他们成为诗歌的热爱者，就像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的那样：“他赋予了文学以严肃性，提高了文学的格调和意义，培养了公众的鉴赏力，赢得了公众，并为未来的文学家培养了读者和鉴赏家。”
事实上，改造俄罗斯文学，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即便在普希金的时代，俄罗斯的语言已经受到了污染。
普希金写过一首诗，题目就叫“俄罗斯语言罹了病”。
他要拯救俄罗斯语言，要用自己的诗来赋予它新的生命和美感。
通过艰辛的努力和天才的创造，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你只要读一读《皇村回忆》的开头部分，你就可以感受到普希金的语言有多美，就可以知道，他可以创造出多么美的诗境：
沉郁的夜的帷幕
悬挂在轻睡的天穹；
山谷和丛林安息在无言的静穆里，
远远的树丛坠入雾中。
隐隐听到溪水，潺潺地流进了林荫，
轻轻呼吸的，是叶子上沉睡的微风；
而幽寂的月亮，像是庄严的天鹅
在银白的云朵间游泳。

普希金改变了俄罗斯诗歌的语言风貌，赋予它以美感、生气和魅力，使它成为真正诗性的语言，就像特罗亚所说的那样：“俄罗斯的诗歌累赘、生硬、不流畅、不连贯，但是一到普希金手里就像原蜡那样柔软，任其摆弄。他把它揉圆、拉长、磨光、抛出去、再抓回来，使那些舞文弄墨的老手们惊讶万分，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普希金是最善于同文字打交道的人，是运用韵律的高手，是聪慧的精灵。”别林斯基也细致而深刻地分析了普希金在语言和诗性创造方面对前人的超越，以及他所赢得的巨大成就，揭示了他的诗歌在艺术上的特点和魅力：“普希金在其独创的作品中，仿佛在俄国诗歌史中造成了急剧的转变，或者产生了显著的割裂，把过去的传统摧毁殆尽，而形成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东西，——这种诗句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诗歌的代表。并且这是什么样的诗句啊！在它里面，古风的优美，严峻的朴素，跟浪漫主义诗歌摇曳生姿的迷人跃动混而为一；在它里面，华美的音响，俄国语言的全部力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它像波涛的轰隆声一样柔和、甜蜜、徐缓，像树胶一样缠绵、浓郁，像闪电一样明亮，像水一样透明、纯净，像春天一样芬芳、迷醉，像战士挥舞的宝剑一样坚强、有力。在它里面，有诱人的无法形容的娇媚和柔美，有耀眼欲醉的光彩，隽永圆润的情致，语言与音韵的无比丰富的旋律和和声，有创作幻想与诗情表达的无穷喜悦和无穷魅力。如果我们想用一句话来形容普希金的诗的特点，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主要是一种诗情的、美术性的、艺术性的诗句，——这样我们就抓住了普希金全部是个激情的秘密……”普希金创造了全新的语言和全新的诗境。几乎一切诗性的美，都可以在普希金的诗里看到；几乎一切语言的魅力，都可以在普希金的诗里感受到。一切都是神奇的。一切都令人陶醉。这简直就是用文字创造出来的异彩纷呈的另一个大自然。
对艺术创作来讲，最难的事情，就是将一切都处理得恰如其分。准确，恰好，无过，无不及，这就是一个艺术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普希金就是一个善于把握分寸的艺术大师。普希金的传记作者、法国著名作家特罗亚认为，普希金作品的“真正特征”，是“注意分寸”：“这位非凡的诗人从不过火。这位天才诗人不相信雄辩。用五十句诗才可以阐述清楚的思想，他只用四行诗就能勾勒出它的灵魂。只要不是作品结构上必不可少的段落，都会被删掉。普希金如此富有才华，但他从不炫耀，不怕作出任何牺牲。”梅里美也对普希金的追求“准确”和“简洁”的艺术技巧和艺术魅力赞叹不已。他称赞普希金“总是以一种最简洁的形式再现自己的思想，简洁到让人感觉到无法再换一种表达”；“没有人能表述得比普希金更机智风趣；没有人能像普希金这样把大胆而诚实的讽刺轻松自如地杂糅进对风俗和人物个性准确而细致的观察中；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在触及一些可怕的场景时，把握得恰如其分。倘若文笔逊色一些，即使最不胆小怕事的读者也会感到惊恐。”在评价《茨冈人》的时候，梅里美细致地分析了普希金在语言上和叙述上的成熟经验和卓越风格：“这是一些紧紧相连的片断，没有过渡；时而是细小的叙述，时而又是一段独白，而且还常常插入一段抒情诗。没有细节、没有作者的思考，只是一些大刀阔斧的描写，而且一根主线贯穿始终。我简直没有读过比这更紧凑的作品，如果这个词可以用来表示赞美的话。一行诗、一个字也无法删减；每个字都恰到好处、每个字都自有用意。但表面上一切又都那么朴实、自然，只有在完全摒弃了所有无须的装饰之后才能显现出真正的艺术。”这是一个文学大师对另一个文学大师的知音之评与不刊之论。一字一句皆不可移易。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文学大师。对比起来，那些一挥而就地，洋洋洒洒地，随随便便地，堆积数十万字芜词累句的作家，不仅算不上合格的作家，而且简直就是在糟蹋语言，简直就是在进行文学犯罪。
普希金的注意分寸的写作经验，他的朴实而自然的文学风格，受到了所有俄罗斯作家的赞赏和接受。托尔斯泰就是普希金的简洁文体和朴素风格的最完美的继承者。
普希金的文学经验集中地体现在他的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头。
这部他写了7年4个月17天的诗体小说，有一种温柔而平和的调性。它几乎通体都是美的，令人陶醉的。米尔斯基对这部杰作的开篇部分评价极高：“写于1823年的第一章，是普希金青春时代的最高荣光。这也是他所有作品中最杰出的篇章。它像香槟酒一样晶莹剔透，珠玑四溅，这是一个老掉牙的比喻，在此却依然不可不用。”其实，它的几乎所有部分都担得起这样的赞美。
1823年11月4日，普希金从敖德萨写信给莫斯科的朋友维亚泽姆斯基，说自己现在正写一部“类似《唐璜》”的“诗体小说”；1825年3月24日，他从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写信给彼得堡的别斯土舍夫，陈述了自己的《奥涅金》与拜伦的《唐璜》的区别：“你把第一章和《唐璜》比较——没有人比我更敬重《唐璜》（只看过前五章，其余的没看），但它与《奥涅金》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你谈的是英国人拜伦的讽刺诗，并同我的诗进行比较，要求我也写这样的讽刺诗！不，亲爱的，你要求得太多。我的讽刺诗在哪儿？在《叶甫盖尼·奥涅金》里根本不存在讽刺诗。”
是的，他对所描写的人物有轻微的责备，但是，没有尖锐的讽刺。他反思和分析他们，但也理解和同情他们。他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复杂而矛盾的社会内容和心理内容。他们厌恶虚假而浮华的上流社会的生活，但是，没有力量使自己真正强大起来，过一种健康而有力量的生活。对于生活，他们没有目标，也没有希望；既不想顺从它，也无力改变它。现实，太黑暗了，仿佛无边的夜幕；也太沉重了，仿佛横在道路上的巨石。一切都让人无奈和绝望。所能选择的办法和策略，就是远远地逃开。心灰意懒地蔑弃和逃避，是奥涅金对生活包括爱情的基本态度。他们是一个消极的时代结出来的消极的果实。他们也许并不完美，但他们是真实的；他们确实很难使人喜欢，但也并不使人厌恶。他们需要同情和认识。他们是一个停滞而僵死的社会的牺牲品。
别林斯基用了比这部作品还要长的篇幅来阐释它。他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的最真挚的作品，他的幻想的最钟爱的宠子，……这里有他的全部生活、全部灵魂、全部爱情；这里有他的感情、观念、理想。评价这部作品，就等于在创作的全部幅度上来评价诗人本人一样”。这是一些极为深刻的认知和判断。普希金确实把自己真实地放了进去。人物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人物的焦虑就是他的焦虑。从这部巨著的几乎每一行文字里，都可以看见诗人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痛苦和欢乐、绝望和焦虑。
杰出的俄罗斯文学史家米尔斯基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简洁的情节，情节为主人公性格特征之逻辑发展，发人深省的不幸结局，这些均成为俄国小说家的金科玉律”。 是的，这部天才的杰作，为俄罗斯文学提供了很多新鲜而成熟的技巧，是俄罗斯小说技巧和叙事经验的宝库。
分析人物心理的“心灵辩证法”技巧，是普希金描写奥涅金们的基本技巧。这一技巧成为俄罗斯作家塑造人物的基本方法，被托尔斯泰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还有节奏感。《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每一个诗节由十行诗构成。普希金按照这个诗节来处理对人物的心理、对话和动作的描写，常常很自然地在诗节结束的地方，将人物的对话截断，将它放到下一个诗节里。这样的处理，有助于形成诗歌叙事的规整的节奏感。托尔斯泰自觉地继承了普希金的这种充满形式美感的技巧，只不过，他是按照符合心理节奏的规律，来安排每一叙事段落的长度和起讫。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为了不让读者在过长段落的阅读中陷入疲劳，托尔斯泰常常将最小的叙事单元控制在两千字左右的长度以内，一旦超过这个长度，哪怕正在描写人物对话，他也会立即中断，让人物在下一节里再继续自己的对话。这绝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叙事技巧，而是一种既体贴读者又符合美学规律的叙事经验。
普希金继承了那种古老的作者在场的介入性叙事传统。他的诗性的抒情和热情的议论，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显示出一种优雅而亲切的叙事魅力：

达吉雅娜，可爱的达吉雅娜！
我禁不住随你眼泪双流；
你自己的命运轻易掷下，
交付一个时髦的暴君之手。

我的亲爱的读者诸君，
怜惜之情紧压在我的心上；
请原谅：我是这样的爱她——
我的可爱的达吉雅娜！
与那些后现代的冰冷的“零度叙事”比起来，与那些故意将自己隐藏起来的所谓“客观叙事”比起来，普希金的这种在场的热情的叙事，多么美好，多么有人情味！他的心向人物打开，也向读者打开。最重要的，他的心是热的，态度是诚恳的。许多年后，我们也许会不再记得小说中的那些细节，但是，“我的亲爱的”和“我的可爱的”这样的话语，却会长久地留在我们的心上。唉，这些温暖而美好的词句，可都是从我们亲爱的诗人那颗伟大的心里流出来的呀！从普希金的这个伟大的经验里，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等俄罗斯作家学到了多少东西呀。
《叶甫盖尼·奥涅金》为俄罗斯小说的人物塑造，提供了最具滋育意义的原型。几乎所有后来的俄罗斯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奥涅金精神上的兄弟或后代。后来的小说家所塑造的人物，大都是发展了奥涅金情感和性格的某一个层面或某一向度。
苦闷，感伤，无力，迷惘，缺乏热情和行动力，但又不乏可理解、可同情甚至可爱之处，这些奥涅金性格中的特点，我们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俄罗斯小说中的人物身上都会看到。
毕巧林和罗亭几乎就是奥涅金的同母异父的兄弟。
奥勃洛莫夫是一个完全失去热情和活力的极端形态的奥涅金。
乞乞科夫是堕入庸人泥潭、过着无耻生活的奥涅金。
赫列斯达可夫是无赖化的有一搭没一搭的奥涅金。
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滑向了恶的一端的奥涅金。
梅斯金公爵是彻底“圣愚化”了的奥涅金。
列文和聂赫留朵夫是试图振作起来、有所作为的奥涅金。
安德烈·包尔康斯基一开始是清高而狭隘的奥涅金，后来则是渐渐觉悟和完成人格升华的奥涅金。
彼埃尔·别祖霍夫是天性厚道而质朴的奥涅金。
契诃夫小说和戏剧中的许多男男女女的人物，都是奥涅金气质的人物，而他的感伤而朴素的抒情性，也来自于普希金的经验支持。
《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他的叙事诗及抒情诗里，含藏着几乎所有后来的俄罗斯小说所要表现的情绪、问题和意象。
他为果戈理提供了质疑俄罗斯的三套车向何处去的启示。
他向托尔斯泰提供了写作《战争与和平》的历史意识和批判意识。
他的雄伟的《顿河》则向肖洛霍夫提供了“静静的顿河”的意象。
普希金在给人物起名的时候，也从不轻忽随便，而是非常用心，一定要给他们起一个自然而美丽的名字。他说自己给“达吉雅娜”起的名字，就“使小说的篇章出神入化，/在我们这里还是头一次”：
但是有什么不好？它悦耳、响亮；
而我知道，它定会令人联想
丫鬟、使女，或是古人！
我们大家都应该承认：
我们的身上缺少美感，
甚至连姓名也是如此
（也就不必谈什么诗）；
教化跟我们还不大沾边，
我们从它只学到矫揉造作——
除此之外，没有学到更多。
普希金培养了俄罗斯作家在人物命名上的良好习惯和修辞能力。正是因为普希金的积极影响，俄罗斯作家普遍将人物的命名当作一个庄严的事情。除了那些为了达到反讽目的命名，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一定要给人物起一个好听而又美丽的名字。
普希金对自己的文学成就是自信的。
很少有哪个诗人像普希金这样，相信自己将作为诗人获得不朽的光荣和人们永久的尊敬。
他写了一首题为《我给自己建起了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的诗，坦率地表达了对自己和自己的文学事业的评价：
我给自己建起了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
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永远不会荒芜，
它将自己坚定不屈的头颅高高扬起，
高过亚历山大的石柱。
不，我绝不会死去，心活在神圣的竖琴中，
它将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不会消亡，
只要在这个月照的世界上还有一个诗人，
我的名声就会传扬。
整个伟大的俄罗斯都会听到我的传闻，
各种各样的语言都会呼唤我的姓名，
无论骄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孙，还是芬兰人、
山野的通古斯人、卡尔梅克人。
我将长时期地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因为我用竖琴唤起了人们善良的情感，
因为我歌颂过自由，在我的残酷的时代，
我还曾为死者呼吁同情。
啊，我的缪斯，你要听从上天的吩咐，
既不怕受人欺侮，也不希求什么桂冠，
什么毁谤，什么赞扬，一概视若粪土，
也不必理睬那些笨蛋。
亲爱的普希金，我们伟大的诗人，你配得上自己对自己的赞美。
屠格涅夫说，对他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你“几乎就是半个上帝”。
柯尔卓夫说，你是“被射落的太阳”。
高尔基说，你这个“太阳”照亮并温暖了寒冷的俄罗斯大地。
梅列日可夫斯基说，你是俄罗斯文学的太阳，而莱蒙托夫是月亮。
本来，将任何人比作太阳，都是对神圣事物的傲慢的亵渎，都是修辞上拙劣和低能的表现。
然而，除了太阳，实在找不到更恰当的喻体来比譬你。
是的，你就是俄罗斯文学灿烂而温暖的太阳，一颗真正永不坠落的太阳。
一个中国学者说：“将普希金喻为照亮俄罗斯文坛的太阳，既形象又贴切。太阳发出光和热，给世上万物带来生机。”
你照亮了俄罗斯文学前行的道路，也给了它成长和成熟的力量。
你的光芒也照亮了所有那些追求光明和自由的人们。
你培养了无数读者追求自由的勇气，培养了他们温柔地爱人们和世界的情感。
人们会像热爱杜甫和莎士比亚一样热爱你。
人们会像崇敬司马迁和托尔斯泰一样崇敬你。
你将是不朽的。
你将像中国学者陈寅恪在写给王国维的墓志铭所中所说的那样——
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