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言叙事与修辞病象——三评《狼图腾》

　　小说是一种通过想象和虚构性的叙事，让读者在阅读中最大程度地体验到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生动性和真实感的艺术，因此，无论叙述的是多么虚幻悠渺的故事，小说家都不能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或然性叙事方式讲述，而必须以（从各种叙述角度和用各种叙述方式表现出来的）亲历亲见或如是我闻的确实如此的叙事语气讲述，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给读者一种“自居”的幻觉和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如果作家没有能力创造这种现场感，那么，他就不可能吸引读者阅读并接受自己的作品，相反，反倒会从一开始就破坏读者的阅读兴趣，动摇他们对作者的信任。要知道，强烈的阅读兴趣和对作者的充分信任，乃是读者阅读并接受一部小说的基本前提。
　　简单地讲，小说写作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事实和现实经验为内容展开的写实性叙事，一种是以幻想甚至假想为内容的虚拟性写作。写实性写作要求作者在展开叙事的时候必须“追踪蹑迹”，切忌穿凿附会，胡编乱造，但这并不等于说与它不同的虚拟性写作可以天马行空，随意杜撰，毫无规矩。事实上，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写作，小说作品都必须具有起码的事实感和客观性，都须于“人情事理”四字上站得住，说得通。因此，虚拟性的写作要想获得理想的修辞效果，就必须学会尊重事实，必须服从普世价值和基本事实的制约，就不能随意冒犯常识，或置基本的人情事理于不顾。
　　《狼图腾》采择的显然不是写实性的写作路径，而是一种依据理念和假想展开的虚拟性叙事策略。然而，遗憾的是，这部小说的作者犯了一个小说修辞上的大忌，那就是，将过于随意的猜测，当作展开叙事的基本策略。这同在沙滩上建高楼一样，属于徒劳甚至危险的工作。我将他的这种奇特的叙事命名为“假言叙事”。这是一种极其消极的叙事模式。它把缺乏可靠性的事象和冲突，当作推动情节展开和发展的动力；把虚假、可疑的或然性质的判断，当作得出真实、深刻的实然性质的结论的根据和前提。但是，由于作者的猜测通常基源于一种偏见甚至谬见，由于它的情节的因果链条之间缺乏充分的逻辑关联，因此，造成一种极其虚假而混乱的叙事效果，给人一种诡诞而荒唐的阅读印象。
　　例如，在陈阵看来，狼是一切人的“图腾”：“为什么列宁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要让他的夫人再给他朗读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列宁是在听着人与狼生死搏斗的故事中安详长眠的，他的灵魂也可能是由异族的狼图腾带到马克思那里去了。连世上生命力最旺盛的伟人都要到荒原和野狼那里去寻找生命的活力，更何况他这个普通人了。”（姜戎：《狼图腾》， 171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以下引文凡出自此书者，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另，拙文《是珍珠，还是豌豆——评<狼图腾>》，见载于《文艺争鸣》2005年第二期；《必须说出的真相——再评<狼图腾>》，见载于《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二期）在这段叙述话语里，列宁听人读《热爱生命》的动机，被严重误解。本来，列宁之所以要听这个故事，不是因为狼，而是因为人，具体地说，因为想从人与狼的殊死搏斗的坚强意志里获得巨大的精神感召和心理支持。但是，在作者的叙述中，陈阵却由一个可能前提（列宁的“灵魂也可能由异族的狼图腾带到马克思那里去了”），推出一个绝对肯定的结论（“连世上生命力最旺盛的伟人都要到荒原和野狼那里去寻找生命的活力，更何况他这个普通人了”）。再如，在陈阵的想象中，正是狼给了汉代的孙武生存的勇气和不屈的气节：“陈阵开始说服自己：当年的孙武，定是仰仗着与北海草原凶猛蒙古狼的搏斗，战胜了寂寞的孤独岁月。苏武成天生活在狼群的包围中，是决不能消沉也允许萎（委）顿的。……陈阵越来越坚定甚至偏激地认定，是草原狼和狼精神最终造就了不辱使命、保持汉节的伟大的苏武。一个苏武尚且如此，那整个草原民族呢？”（347页）“一个苏武”是否真的因为“蒙古狼”而“尚且如此”，本来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作者却将问题当作答案，将假想当作事实，通过不容置疑的反问，得出了一个“整个草原民族”都当“如此”的似是而非、大谬不然的结论。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可能性的推测，在这部冗长的小说中决不是偶或一见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具有主宰性的构语模式和叙事方式。仅仅第260页和第261页，据我的不完全统计，表示推测的特征词，诸如“一定”、“像是”、“可能”、“不可能”、“好像”、“也许”、“定是”、“必定”等，就出现了26次：
　　“所有的大狼一定抓耳挠腮，摸不着狼头了。”（第260页）
　　“听小狼的口气，它急于想要跟狼群对话，但它好像生活得不错……” （第260页）
　　“忽然，又有长长的狼嗥传来，好像是一条母狼发出的，……这可能是一句意思很多，情感极深的狼语。陈阵猜测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 （第260页）
　　“可能整个狼群都愤怒了，这个小混蛋决不是它们想要寻找的同类，更不是它们准备冒死拼抢的狼群子弟，一贯多疑的狼群定是极度怀疑小狼的身份。”（第261页）
　　“陈阵继续猜测，也许，狼群还是认定这条小狼是条真狼，……可能一些母狼早已闻出了这条小狼的真实气味。但是，草原狼虽然绝顶聪明，它们还是不可能一下子绕过一个弯子，这就是语言上的障碍。”（第261页）
　　从修辞效果上看，由这种高频率出现的推测性判断所构成的“假言叙事”，给人一种极其消极、不快的阅读感受。一切都显得如此虚假，如此无聊。我们仿佛被作者拖入一个乏味的话语游戏：言者天花乱坠，听者莫名其妙；言者滔滔不绝，听者昏昏欲睡。
　　与《狼图腾》的假言叙事形成鲜明而有趣的对照的，是吉卜林的寓言叙事。吉卜林的《丛林故事》也叙写发生在狼与人之间的故事，但却引人入胜、令人信服。吉卜林选择的是自觉而成熟的拟人化叙述，即通过寓言性的叙事策略来象征性地表达作者对理想生活的思考和理解。他认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坚持用健全的人性尺度来想象和叙写“丛林”里的生活。他也从人性化的视角叙写狼，叙写狼与人相处时表现出来的善念和爱意，但是，在吉卜林笔下，这些人类才有的美好的德性，并不是天然地存在于狼的身上，而是由作者通过合理的想象赋予它的。有必要指出的是，吉卜林的叙事姿态是主动的、富有尊严的：他不是通过贬低人类、诅咒人类，来实现对狼的“神圣化”叙写，而是通过对人与狼的密切交往的合乎情理的叙述，表达一种具有广泛的同情心的人道情怀和生存哲学。例如，在《莫格里的兄弟们》里，吉卜林想要表达的主题是：对一切社会性生存来讲，友爱、荣誉、信任和勇气都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狼爸爸和狼妈妈收留并抚养了来到他们身边的“人娃娃”莫格里。黑豹巴希拉说出了他们必须这样做的“道德命令”：“杀死一个赤裸裸的娃娃是可耻的。”（【英】吉卜林：《丛林故事》，第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3月）但是，在狼的世界里，这种道德命令并不是普遍有效的，因而对莫格里来说，来自狼群的死亡威胁依然存在。莫格里最后只得回到人群里：“丛林再也容不下我了，我必须忘记你们的谈话和友谊；但是我比你们更加仁慈。既然我除了血统以外，还算得上是你们的兄弟，那么，我答应你们，当我回到人群里，成了一个人之后，我决不会像你们出卖我那样，把你们出卖给人们。”（同上，第18页）莫格里与狼爸爸和狼妈妈及几个小狼崽分别的时候，泪流满面：“天将破晓。莫格里独自走下山坡，去会见那些叫做人的神秘动物。”（同上，第19页）吉卜林对人类社会的态度显然是复杂的，虽然也有怀疑和批评，但是，从根本上讲，还是充满爱意和期待的。他所赞同的适用于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律”，既超越了野蛮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也高于狭隘、片面的人类中心主义生存哲学。
　　漫无节制，冗长累赘，急抢直白，枯窘乏味，是这部小说在修辞和叙事上的严重病象和突出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作者缺乏叙事的认真和耐心，或者，换言之，是作者过于自信和任性地把小说当作发表意见的讲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模糊苍白的，情节是虚假荒唐的，而被放大和凸现出来的，则是作者滔滔不绝地布道的形象和令人厌倦的说教姿态。从叙事上看，作者平铺直叙，情绪过于昂扬激烈，态度过于直露外显。谢榛说：“长篇古风，最忌铺叙，意不可尽，力不可竭，贵有变化之妙。”（谢榛、王夫之：《四溟诗话 姜斋诗话》，第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徐衍则在《风骚要式》中说：“美颂不可情奢，情奢则轻浮见矣；讽刺不可怒张，怒张则筋骨露矣。”（贾文昭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类编》，上册，第744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页）沈德潜也曾深刻地指出：“事难显称，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倘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欲动人情，难矣。”（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第1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然而，《狼图腾》的作者不仅拒绝认同这些共通经验和基本常识，而且还要反其道而行之，“铺叙”、“怒张”、“情奢”、“显称”，不该犯的错儿，他几乎全都犯了，最终的后果是：“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作者的失败的修辞介入，导致了过度而消极的重复。他不仅总是强聒不舍地发表相同的观点，而且在情节叙述上，也屡屡不厌其烦地描写相似的场面和相同的情节。例如，从情节模式看，第5章、第12章和第29章对人狼大战的叙写就是重复的，而所选择的修辞方式则是相同的、单调的。
　　像许多失败的小说作品一样，夸张失度、渲染过分，也是《狼图腾》的一个修辞病象。失去分寸感的夸张和渲染，导致的必然是虚假和做作，留给读者的，则必然是一种消极、不快的阅读感受。例如：
　　“陈阵心头猛然震撼不已，老人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战鼓的鼓点，敲得他的心通通通通地连续颤痛。”（第29页）
　　“母狼们真是豁出命了，个个复仇心切、视死如归、肝胆相照、血乳交融。它们冒着被马蹄豁开肚皮、胸脯、肝胆和乳腺的危险，宁肯与马群同归与（于）尽”（第49页）
　　“最近处嘎斯迈小组的几个蒙古女声，分贝高、音质脆、高低起伏、经久不息。嘎斯迈领域的声音尤其异峰突起，全队的女人男人拿出下夜喊夜、吓狼轰狼的功夫，一时间声浪翻滚，声涛汹涌，向西北压去。……与此同时，一百多条大狗猛犬也拼命挣着皮绳，狂叫疯吼，惊天动地，如排炮滚雷向西北方向射去。”（第114页）
　　“狼群全都发了狠，以亡命的狠劲冲进狗阵，撞翻了一大片狗。雪坡上一片混战恶战：狼牙相撞，犬牙交错，血块飞溅，兽毛飘飞，狗哭狼嚎，狗雪狼雪交颈喷涌。”（第117页）
　　一只叫“二郎”的狗，“等不及其它的狗护卫支援，立即单刀突入狼群中心，上前一口咬住它的咽喉，咔嚓一声合拢牙口，四股狼血喷向天空雪地，喷红了二郎的头，也吓懵了狼群。”（第119页）
　　“陈阵急忙给它挠耳朵根，一下就挠到了小狼的痒处，小狼立即软了下来，闭着一只眼，歪斜着半张嘴，伸头伸耳去迎接陈阵的手，全身舒服得打颤，像是得了半身不遂，失控得抖个不停。”（第177页）
　　“小狼的瞳仁瞳孔相当小，像福尔摩斯小说中那个黑人的毒针吹管的细小管口，黑丁丁，阴森森，毒气逼人。陈阵从不敢在小狼发怒的时候与小狼对视，生怕狼眼里飞出两根见血毙命的毒针。”（第270页）
　　《狼图腾》的作者显然缺乏自觉的修辞意识和成熟的语言风格。这部小说的叙述和描写缺乏恰如其分的准确性，而准确乃是一切语言的基本品质，也是真正好的文学语言的首要品质。没有必要的准确性，就谈不到生动性，也谈不到积极的隐喻和象征等修辞手段所追求的模糊性的修辞效果。然而，要获得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它不仅要求作家努力克制自己随意下笔的懒惰习惯和草率做派，而且，还要求他必须和语言进行“搏斗”，就像列奥纳多·达芬奇那样，通过同“粗俗、尖利的语言的斗争；他不断地从这种语言中寻求更丰富的、更细腻的和更准确的表达法”（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第5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而漫不经心、无所不用其极的夸张，正是语言运用上的一种有害的倾向：它不仅歪曲事实，违情悖理，而且，还会减损语言的修辞力量，在读者心中引发消极的阅读体验。《狼图腾》的语言显然太过尖利、太过粗糙，而这些，都是由于作者缺乏自觉的修辞意识，具体地说，是由于缺乏打磨语言的缓慢、耐心、认真与节制造成的。
　　“瞬间转换叙事模式”也是《狼图腾》的主宰性叙事模式。我曾经在批评《檀香刑》的时候，分析过这种叙事模式的基本特点：“这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叙事方式。人物的心理及性格的变化，情节的演进和发展，常常是在没有充分的铺垫和前提的情况下突然发生。作者随意而任性地把小说当成了‘公然炫技’的工具和‘狂言’、‘浪语’的载体。‘突然’、‘忽然’、‘很快’、‘顷刻之间’之类的词，在《檀香刑》中出现频率极高。这说明莫言在状写人物、叙写情节时，有一个公式化的写作套板。”（李建军：《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第121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事实上，在《狼图腾》中，这种缺乏合理性的修辞病象同样严重：仅在第114页，“忽然”、“突然”、“刹那间”、“很快”、“顿时”等表示“瞬间转换”的特征词就出现了至少八次。这说明作者在叙事上过多地依赖人为的、想当然的编造，存在简单化、公式化的叙事倾向。
　　这部小说的修辞失败，还表现在对人物的命名上。给人物命名，是小说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修辞内容。一个成功的人物命名，要有助于读者很好地理解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要有听觉上的美感和便于记忆的形象性，甚至还要具备形式上的美感，即字形要美。别林斯基说：“有时候，一个真正的诗人给他笔下的主人公所起的名字里面，就包含着合理的必然性，虽然这种必然性也许是诗人本人所没有看到的。”（【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第36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塞米利安也说：“一般来说，人物塑造的第一步是给人物起名字。我们不必去详细讨论有关名字的心理学，但在小说中，名字有着一定的重要意义。”（【美】塞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第15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一书中也强调人物命名的修辞意义：“塑造人物最简单的方法是给人物命名。每一个‘称呼’都可以使人物变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和个性化。”（【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245页，1984年）
　　遗憾的是，《狼图腾》在人物的命名上并不成功。本来，汉字是一种单字发音的语言，每一个字都有自己的音、形、义，不同的字搭配在一起，便会形成不同的听觉效果、视觉效果和象征效果。傅庚生先生在欣赏李易安的“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时候，高度评价这九个字音的洪细搭配：“‘风’字，音之最洪者也，‘瘦’字，音之最细者也，帘卷西风，以最洪之音纵之出，收到一瘦字上，敛而为极细极小，戛然而止……吟诵咏歌此九字者，字字入目，字字出口，九个字耳，而其景无遗，其情脉脉，其明璨璨，其韵遏云，故使人不禁叫号跳跃，若渴鹿之奔泉也。”（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第5页，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作家不仅要在叙述语言和描写语言里，充分体现汉语的这种丰富的美感，而且在给人物起名字的时候，更是必须仔细考虑名字中的每一个字放在一起，是否能在音、形、义三方面都构成一个完美而和谐的整体。《狼图腾》在命名修辞上，显然缺乏自觉的修辞意识。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陈阵”的名字，字形相似，读音相近，发音含糊，既不好听、不好看，也很难说有什么丰富的象征意义。
　　总之，如果说，偏执的主观性导致了《狼图腾》主题和价值观的混乱，那么，随意的修辞态度则造成了它在修辞和叙事上的严重病象。而这一切，都是由作者的极度的任性和盲目的自信造成的。作者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和自己的想象当作一切，不仅让自己扮演“自己思想的发言人”，而且，还像米兰·昆德拉所批评过的那种小说那样，极其可怕地“使作品消失在作者的形象后面”。米兰·昆德拉认为，真正的小说都有它自己的智慧：“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倾听这种超个人的智慧，这说明伟大的小说是比它们的作者稍微聪明一些。比自己的作品聪明的小说家应当改换职业。”（【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153页，三联书店，1992年）《狼图腾》的作者显然因为忽略了小说自己的“智慧”和尊严，而为米兰·昆德拉的批评提供了消极意义上的支持，也把这部小说的写作和出版，变成价值观可疑、艺术性贫乏的失败的话语事件。因此，《狼图腾》是一堆干瘪、朽烂的豌豆，而不是一串晶莹、美丽的珍珠，——这是我们谈论这部小说时必须认清的事实和必须说出的真相。

2005年2月12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