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黑暗的写作——评《尤利西斯》

八年前的冬天,我读完了三卷本的汉译《尤利西斯》。正文加注释,一百多万字,读来竟比读十部《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小说还要累人。如果单是疲劳,也算不得什么,问题是,你费时劳力读完了,收获的却是沮丧而懊恼的坏心情。一部多么费解而乏味的小说啊!即使你确实具有多于常人的丰富知识和高于常人的理解能力,那也无法保证你在读解这部作品的时候不陷入尴尬境地。记得我当时很想找一个朋友交换彼此对这部小说的看法,但是,问了许多人,得到的回答大都是:太难读,不曾读完。这些朋友是明智的。至于我,因为好奇和固执而自寻烦恼,受此折磨,也是活该。不过,读这部小说也不是一无所获,它会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给你带来乐趣和心理补偿。一种乐趣是,当你问别人是否读过乔伊斯的这部天书,对方略显尴尬地做了否定的答复的时候,你便会欣欣然地体验到阿Q式的人无我有的快乐和满足;一种是,你可以放心地拿这样的标准衡量一个作家的精神是否健康、趣味是否雅正:如果一个作家喜欢俄罗斯作家而不喜欢《尤利西斯》,那么,他的精神大体上是健康的、趣味基本上是雅正的,相反,如果他明确声明自己喜欢《尤利西斯》而不喜欢俄罗斯作家,那么,这厮八成是个有病的人;最后一种是,你从此会注意人们对这部小说的各种各样的理解、判断和评价,你会从这些判断和评价中认识到这样一些事实:在文学的领域,很多时候,基于事实达成共识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有的时候,人们面对一部失败之作竟会如此缺乏批评的自信和否定的勇气,以致于这些失败之作会因其失败和残缺,准确地说,会因为人们的犹疑和胆怯,而获得比一部好作品更多的崇拜和赞美;你还会发现《尤利西斯》至少在一个方面是非凡的,那就是,它不仅能让很多人因为难读难懂而将它奉为巨著,而且,还能让那些第一流的批评家因为在评价这部小说时意见相左而互相攻击。

让我们先置身事外作壁上观,看看因为《尤利西斯》这颗金苹果而引发的话语冲突有多么热闹。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我极为喜欢的一位作家和批评家,她对《尤利西斯》的评价坦率而尖锐,只一句话:“《尤利西斯》是一场令人难忘的突然剧变——无限地大胆,可怕的灾难。”她的评价受到与《尤利西斯》中的利奥波德·布卢姆同姓的哈罗德·布卢姆教授的反对。他在《西方正典》一书中赞赏伍尔夫“对阅读的那份非比寻常的喜爱与守护”,但是,他拒绝接受她的观点,“吴尔芙(伍尔夫——李注)自己所做的文学批评,在我看来颇为良莠不齐,她对当代作家的评断尤其有问题。她说乔哀思(乔伊斯——李注)的《尤利西斯》是个‘灾难’,还说劳伦斯的小说缺少‘让事情功德圆满的最后一击’,这些都不像是吴尔芙如此学识丰富与认知敏锐的批评家该有的看法。但她仍堪称是本世纪最全方位的英国文人。”③《尤利西斯》还在我非常崇拜的两位英国大批评家之间引发了尖锐的冲突和对立:F.R.利维斯说,“我以为,《尤利西斯》不是什么新开端;相反,它是一条死胡同,或至少是导向分崩离析的一个路程”;T.S.艾略特则针锋相对地说,“这本书是对当今时代最重要的反映,是一本人人都能从中得到启示而无从回避的作品”。我虽然欣赏T.S.艾略特对个人与传统的关系及文学与宗教的关系的论述,欣赏他对劳伦斯作品的尖锐批评,但却难以接受他对《尤利西斯》的过高评价,正像我尽管欣赏利维斯对乔治·爱略特和狄更斯作品的精彩分析,但很难认同他对劳伦斯小说的过高评价一样。不过,让我高兴的是,就我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对《尤利西斯》的批评和否定,远比对它的赞扬和肯定要多。保罗·埃尔默·莫尔曾多次努力,试图理解这部小说,但他得到的只是“更大的震动”,他直言不讳地说:“在这本书中,我看起作用的不是罪恶的信念,而是被当作真理唯一仇敌的罪恶的终极原则。这种运用潜意识的手法,只不过是企图把这个世界和人的生活退回到无底的混乱的深渊中去。”英国小说家、小说理论家福斯特的观点与莫尔接近,甚至还要尖锐,他说《尤利西斯》“绝不是优美的作品”,“它固执地要用污泥把宇宙抹黑,是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逆流……”与乔伊斯同时代的英国作家理查·奥尔丁登则早在小说全部刊登之前就断言乔伊斯“用其出色的才能使我们对人类感到厌恶”,认为《尤利西斯》“是不真实的,是对人性的侮辱”。英格兰著名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和翻译家爱·缪尔则在《小说结构》这部小说理论的经典之作中,对《尤利西斯》的技巧做了彻底的否定:“它的缺点明显:小说构思不定,发展无力,统一性可疑。”在我看来,这些否定性的观点,是慎重的、负责任的,是值得人们认真倾听的。

《尤利西斯》确实是一部混乱、晦涩、乏味的小说。它在修辞上的突出特点是傲慢,傲慢地蔑视被许多作者信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小说写作规范,傲慢地蔑视读者在长期的阅读中形成的习惯和期待。乔伊斯的小说写作理念与福楼拜接近,但他在写作上却比后者偏离正道更远。福楼拜的小说虽然也存在冷漠的“客观性”问题,但却好读,也并不难理解,抱句话说,福楼拜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把替读者清除阅读理解上的障碍不当回事。福楼拜费尽心思寻找最具有表现力的那个词,努力把语言写得干净、优美而富有表现力。而乔伊斯在写作《尤利西斯》的时候,则表现出一种冷冰冰的我行我素式的放任和孤高。他不怕在小说中为难读者。他的语言缺乏概括力,缺乏朴素、简练、准确的风格。他把炫示知识当作一种快乐。他的密集的用典、缺乏明晰性的指代、牵强的戏仿,也许能满足极少数书斋型批评家卖弄学问的需要,但对普通读者来讲,体验到的却是煎熬一般的精神折磨和沉重的话语压迫。乔伊斯这部小说的修辞问题如此严重,就连替他辩护的纳博科夫也忍不住说:乔伊斯“随时动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把戏,如双关语,词序变换,文字重复,或对动词的滥用,以及对声音的模仿。在这些以及过多地对当地情况的提及和外语词的使用,产生了不必要的晦涩,因为许多细节未被充分明晰地表示出来,而只为那些知识渊博的人作出暗示”。荣格也看到了乔伊斯在修辞上对读者显示出来的傲慢,“一种主观心理同客观物质现实谵妄似的混乱,以及一种毫不考虑读者、一味滥用生造词、零碎摘引、声音与语词联想、突兀的转折和思维中断的方法”。《尤利西斯》第十四章对古奥文体的模仿是笨拙的做作的。它的视点要么像石头人的眼珠一样永远不动,给读者一种厌倦至极的乏味感和疲劳感,要么毫无必要地频繁转换,令你眼花缭乱,头昏脑胀,如第十章从三十多个人的视点,叙写了几十个场景里发生的事情及出现时的人,但却集中不到一个焦点上,形不成有深度的意义空间。读者的眼睛忙活了一通,心灵却一无所获。由于没有兴趣集中地写出入的真正的内心冲突和事件的意义,乔伊斯便倾向于毫无必要地把人物符号化地摆放在字面上,他先后在几个地方整页整页地罗列人名,从不介绍人物的具体情况。读者不知道约翰·康米神父一路上遇到的两位太太—一“议会议员戴维·希伊先生的太太”和“满头银发、仪表堂堂的麦吉尼斯太太”——有什么性格上的差异和气质上的不同,也不了解她们的过去和生活现状,作者之所以写到她们,就是为了让她们跟神父打个招呼就了事。事实上,不仅这两位“太太”,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那种读者到终了都不知其详的面容模糊、性格不明的人物。

韦恩·布斯说,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是一个“向我们讲话,想让我们去阅读,尽一切可能使他的作品能被人读的一个人物”。换句话说,尽可能让自己的作品被人理解和接受,应该是小说家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而要达此目的,小说家就必须替读者着想,就必须使自己小说具有明晰性的修辞效果。这种明晰性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形象的视觉感受上的直接性和生动性,更重要的,它还意味着人物形象和情节事象的性质及内涵的明确性和可把握性。这就要求小说家要在描写和讲述之间维持一种稳定而平衡的关系形态。一个对读者的阅读反应更为关注的作家,通常会利用讲述性的修辞手段,有时甚至不避忌用议论的方式,向读者“说明”他认为重要的信息。作者这样做,是为了让读者不要把时间和精力,过多地浪费在对不知所云的描写和暗示的猜测和琢磨上。同时,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出于帮助读者的目的介入性讲述,并不必然地减损作品的美学效果。事实上,作者的介入如果适时适度,不仅会给读者一种亲切感,而且还会增强小说的修辞效果。这一点,我们从那些乐于在小说中进行近距离讲述和议论的大师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支持性的例子和有价值的经验。然而,乔伊斯在这部小说中,却更乐意选择展示性的描写。他的描写在修辞上是失败的,因为这些描写常常使读者处于一种心理学上讲的“意盲”状态,即读者看到了作者描写的东西,但却不能理解其中包含的“意义”。我们甚至不难从《尤利西斯》中看到完全戏剧化的几乎只剩下对话的纯粹的描写,但这些描写是凌乱的、平行并列的,并不具有真正的戏剧的充满冲突感和内在张力的情节性,因此,从本质上讲,又是非戏剧性的,是读者难于进入的一个世界。利昂·塞米利安说:“如果用戏剧性写作手法而失去的东西大于它所获得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要对它在小说创作中的价值进行反思。”在我看来,乔伊斯的傲慢的写作态度使他的描写成了一种过度性描写。这种描写芜杂、累赘、缺乏亲切感和意义感。事实上,读者总是希望从作者的描写中读到一种“意义”。这正像布斯所说的那样,“读者总是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一种特殊的手势,一个具体的细节,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回答说,它不意味着什么,它仅仅是什么,这种回答远远是不够的。将精确观察到的细节毫无意义地堆砌起来,并不能长久地使我们满足;只有细节被勾划得能够讲述,只有它含有展示出的生活的意义,它才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是说,真正的描写必须满足读者对于“意义”的渴望,而不是那种除了描写本身之外别无他物的纯粹客观的描写。

其实,说穿了,修辞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巧问题。根本上讲,修辞问题乃是一个意义问题,它决定于作者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别林斯基说:“世界观是文学的根源和基础。”因此,在他看来;对文学来讲,“欠缺内心生活,欠缺生活内容,缺乏世界观——这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这些观点一点也不新鲜,甚至还会让某些具有“先锋”追求和“后现代”情结的人厌烦,但是,没有办法,它确实是真理。乔伊斯缺乏的就是思想,或者说,就是世界观。考德威尔看到了这个问题,并且正确地指出:“乔伊斯缺乏以世界观形式出现的批评原则,因此他不得不把一种幼稚的结构形式——《奥德修记》的平行结构——加诸他的都柏林生活。荷马的《奥德修记》有了一部卖弄学问的续篇,其中有与原作相平行的都柏林生活中的‘相应的’人物和事件。它是一件可怜的代用品,用来取代一个坚定、深刻的人生观中产生的计划。它是学究气十足的形式主义艺术。”他进一步分析、指出,由于乔伊斯“本人并不具有什么观点,因此,他企图用十分简单的办法——把演员们心里的全部内容统统呈现出来——来制造那个封闭的·艺术世界”。荣格也看到了乔伊斯缺乏“世界观”这一问题。他说,这部长达735页、让他“感到受了愚弄”的书“没有任何观点”;“一个作家永远也不应该嘲弄读者,让他们显出一脸蠢像(相);然而《尤利西斯》所干的就正是这种嘲弄读者的勾当”;“乔伊斯令我乏味得哭;但这是刻毒而危险的乏味,是连最平庸的东西都不能诱发的乏味”;“全书没有任何愉快、新鲜与希望,只有灰暗与可怕,只有惨(残)酷、尖刻与悲剧”。一个没有深刻“观点”的作家,一个没有成熟的世界观的作家,是不可能深刻地认识生活、了解人的内心世界的,于是,他面对的生活越复杂、他所叙写的人物的内心生活越混乱,他的写作就“越失败,他在修辞上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就越多、越严重,他的小说叙事就越有可能陷入混乱而黑暗的境地。

是的,黑暗,这就是《尤利西斯》在精神视境上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在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散发着潮湿、腐臭的气息。这是一个没有光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缺乏行动力量的人物,像鬼影一样出现,然后,消失。一切的声音产生于黑暗之中,复又沉寂于黑暗深处。我们看到了生物意义上的人,却看不到人性意义上的人。在这部小说中,人的行为大都是本能性的,而不是精神性的或道德性的。我们看到了乔伊斯描写布卢姆如何“一边读着一边让粪便静静地排出”;看到“布卢姆先生端详了一下自己左手的指甲,接着又看右手的。是呀,指甲。……我的指甲。我正瞅着指甲呢。修剪得整整齐齐。然后,我就独自在想着”;看到了作者对“紧紧膘在一块儿”的两只苍蝇的反复描写;看到了“我们是往一个孔里填塞食品,又从后面排出。食物,乳糜,血液,粪便,土壤,食物”这样的无聊的句子;看到了“在公爵巷,一只贪吃的狗正往鹅卵石路面上吐着一摊令人恶心的肘骨肉,然后又重新热切地舔着。饕餮。把吞下的充发消化后,又怀着谢意把它吐了出来”这样的令人恶心的描写;读到了对莫莉的心理活动的病态的夸张的描写(诸如“我就教他再搞上一遍,然后把他锁在煤窖里让他跟蟑螂一块儿睡觉等等)。总之,与其说乔伊斯用数十万字的篇幅,写三个主要人物及其他许多人物在1904年6月16日这一天18个小时里的活动,不如说他写的是黑暗本身,或者说,是与人及人性相反的动物及兽性本身。那么,不能写“黑暗”吗?具体地说,不能写社会的残缺和人性的丑恶吗?当然能写,不仅能写,而且必须写。某种程度上讲,直面黑暗,叙写黑暗是文学的具有宿命性质的使命。文学乃是一种对抗黑暗的精神努力。但是,有必要强调的是,写黑暗本身并不是目的;伟大的作家是为了追求光明,才叙写黑暗的,正像他们为了追求善而写恶,为了追求美而写丑一样。他们写黑暗,就是为了显示光明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为了表达人们对于光明的渴望与追求,就是为了表现人性的高贵和伟大。人确实从他一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与心灵世界和外部社会的黑暗做斗争,以实现自己的人格发展和道德完善。而文学的“启蒙”则意味着照亮,意味着给人们的内心世界提供更多的光明。所以,我们反对“消极写作”,反对单单陶醉于叙写黑暗本身的写作,就是因为这样的写作从本质上讲是背叛文学写作的基本道德原则的写作,就是因为这样的写作已经助纣为虐地成为黑暗的盟友,与黑暗一起吞噬着人性的高贵和灵魂的尊严。正是因为对乔伊斯的“傲慢而黑暗的写作”有着这样的认识,我才不同意有人说莫莉的“沉沦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堕落的缩影”,就像我不同意把本·拉登的疯狂说成是“整个”人类疯狂的“缩影”一样;同样,我也不同意“布卢姆和斯蒂芬集中体现了这个社会(当然是指西方社会——李注)里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空虚和行动上的动摇”,就像我不同意那种说《废都》里的没有灵魂的庄之蝶“集中”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空虚”和“道德上的堕落”的观点一样。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从一部严肃的写实性的作品的人物的身上,找不到任何别人的影子,看不到一点点时代生活的内容,而是说,一部作品之所以是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的作者,或者说,一部作品很大程度上首先是它的作者的心灵世界和人格修养的镜像,因此,我们从小说中看到的首先是作者本人,其次才是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总之,在我看来,有什么样的作者,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品,因此,一部作品不能给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光明,不能写出足以对读者的精神生活发生积极影响的东西,我们首先应该责备的是作者,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福斯特在著名的《小说面面观》中谈到《尤利西斯》的时候说,除了它的三个主要人物,其他的“次要的神化人物”也“蜂拥而至,大量繁殖,像一条毒蛇的鳞片之间的寄生虫那样。天空与大地都充满了恶魔似的生命,个性消失了,男女性别交替,直到全宇宙(包括爱享乐的布卢先生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毫无乐趣的狂欢之中”。32厌恶和嘲讽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路透社1999年1月18日发自伦敦的消息却告诉全世界:“《尤利西斯》登上最佳英文小说榜首”。由英国的水石书店(W ATERSTONE’S)组织的这次“挑选”活动的这个结果,一点也不令我惊讶。文学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人们有时会根据受作品伤害的程度,来表达对作者的敬意,受其伤害越深,人们反倒越倾向于认为作者更伟大,更值得尊敬。我称之为审美领域的期待刺痛的受虐狂心理。然而,“榜首”也罢,获得来自另外一个国家的“大奖”也罢,并不能给那些“黑暗”的、“消极”的写作,带来真正的光荣,因为真正的光荣永远属于亲切的、温暖的、光明的和积极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