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气质与现实经验——评杨永康散文集《再往前走》
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散文也许是最好写也最难写的。好写，是因为它的形式最自由，可长可短，可深可浅，可浓可淡，可繁可简。然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要真把散文写好，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散文作品虽多，但那种“文辞烂然，甚可观也”的，似乎并不多见。在我看来，当下散文写作的问题，从内在的价值层面看，是缺乏意义感和大境界，从外部形式看，是缺乏优美的语言和成熟的写作技巧，——光看那词汇的贫乏，语式的呆板，修辞的笨拙，就可以发现问题有多么严重了。
对散文写作的现状，杨永康显然也属于“不满党”的一分子，这一点，在他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再往前走》所收录的理论性质的文章中，有着尖锐而坦率的表达。在《谁也碰不到谁，永远》中，他提出了“新散文”的概念。论散文而求其“新”，也说不上是什么新鲜的话头。杨永康对什么是“新散文”，并没有太多的理论阐释。最核心的一句话，一言以蔽之，还是那句“写出真情实感来”的老话儿。关于散文，他还有一个“宣言书”：“世界的形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散文形态”。命题很大，但论析粗疏，判断含混，给人一种不得要领的印象。“文学是幼稚的产物”是他的另外一个很大胆很有气魄的命题，强调的是作者“把自己变成一个孩子”，以便放下所有的“担当”和负累，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获得“最需要的纯净与纯粹”，因此，他渴望文学的“幼稚期”的来临。也许是担心“幼稚”沦为空洞和无知，杨永康又把“现实”拉来帮忙：“有现实的支撑，才不致使我说的幼稚变成孩子式的幼稚。”
在散文写作上，杨永康显然是一个感性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不仅不是理性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反理性主义者。针对有人的散文之难在于它要讲道理，杨永康断然表示了期期以为不可的反对意见：“散文干吗要讲道理？散文本身是不讲道理的。因为文学本身是不讲道理的，一讲道理就不是文学了。”杨永康这里显然没有仔细区分“当是”和“所是”两类文学。事实上，他谈论的是他自己喜欢的文学和散文，即文学的“当是”状态，但是，他却将自己对文学的个人趣味，当做了普遍标准，从而把“不讲道理”当做所有文学共有的本质，这就使他的判断因为越出边界而失去了有效性。可以看出，在散文理论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上，杨永康具有一种极强的自我意识和逆向思维的习惯，但是，要强调批评的“具体性”和“针对性”，要有清醒的边界意识，否则就会使探求真理的严密思维，沦为妄下雌黄的话语游戏。文学固然要有自由，但它在享受自由之前，必须先学会服从纪律的制约——自由是从不自由开始的。
杨永康的随想式的“语丝”多有令人耳目醒豁的妙论。在《真正的大师都是不自信的》里，以卡夫卡为例，说明了虔诚的“不自信”的难得和可贵。他批评“满纸谎言”，呼吁“中国需要一种真诚的文学范式”。杨永康是一个勤于读书，勤于思考的人。他很善于调动自己通过读书获得的理论和经验，来反驳当下的一些褊狭的文学观点。更多的时候，杨永康是通过写作行为来显示自己的散文主张的。他说：“我的文字总是把自己的情感全部调动起来才动手，差不多是一气呵成的。”在他的具有先锋气质和探索精神的文章里，他把“自由”当做写作的灵魂，几乎摆脱了一切固有的观念和技巧的束缚。例如，在《可疑的，细碎的》这组文章里，他的想像力如此活跃，他的文势如此劲健，以至于他几乎很少考虑读者已经形成的阅读习惯，很少考虑读者可能会有的阅读障碍。他在散文写作上有时的确是自由的。他把小说叙事的意识流技巧借了过来，通过跳跃性极强的心理活动叙写，进行快捷的意象转换。在《可疑的，细碎的》里，一开始写了“凯姆”的倾诉，随后又转换到与老比的老婆“真正的德国女人”的“聊天”，随后转换到对“父亲”的怀念，随后转换到“小布丹”的吵架，最后又写到了“查拉图斯斯特拉”以及与他相关的一些事象。相比而言，《跑了很久》就比较容易理解。“一想起明天就是自己的生日，我就开始在房间里跑”。作者接着写了“我”在跑的过程中与送牛奶的中年男子，与看大门的李大爷，与送鲜花的漂亮女孩，与自己的儿子的对话。从这些对话中，我们似乎看见了一个人孤独而封闭的内心，看见了他与人交流和沟通的艰难——杨永康似乎在借此揭示生活的某种难以把握的性质。
除了那些索解不易的哲理性散文，杨永康还写了一些纪事写人的散文。在这些追忆往事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浮世绘，可以看见人们在那个时代所承受的痛苦和屈辱。杨永康的叙述语气里，包含着冷静而有力的反讽。例如，在《叔叔如此落寞》里，我和叔叔关于“解放台湾”的对话，令人忍俊不禁；《千万别碰上伊万》则批判了那个时代的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如何毁灭了两个纯真的孩子，读来令人心情沉重；《谁偷了村里的玉米》也是一篇读过之后令人久久难以平静的悲惨故事：村里的一个地主成分的知识分子不堪“批斗”的羞辱自杀了，他的像《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一样漂亮的妻子随即疯了，学校里的老师同情这个可怜的“地主婆”，偷地里的玉米来帮她渡过难关。作者以一种近乎浪漫的方式强化了作品中人物的仁慈和善良：他反复写到了“地主婆”的那件美丽的“旗袍”。这个意象赋予这篇作品深刻的伦理精神和丰富的诗意。
在我看来，杨永康的散文理念虽然具有怀疑和突破的勇气，但大多还处于探索的过程，尚不具备成熟的理论形态。他的先锋性质的散文写作有新意，但还须继续往上提升。那些真正以朴实的方式追忆辛酸往事的作品，则显示着他的散文写作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