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文化名城的精气神——读马玉琛长篇小说《金石记》

有一次，在火车上，我同一个南方的朋友说起了西安。他说：“西安？知道。好像有不少作家。读陕西作家写西安的小说，感觉那是一个很落后、很颓废的城市。”我说：“西安城里有颓废的人，也有颓废的作家，但西安并不颓废；西安经济的确不发达，但长安却是辉煌的。”是的，长安是伟大的。据说，司马长风先生在香港临终前，喊出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恢宏汉唐，万世长安！”闻之令人心暖肠热，不胜唏嘘。
　　我一直期待陕西出现这样一个作家：他了解过去的长安，热爱今天的西安；他不是把过去的长安当做一个无足轻重的城市，也不是把现在的西安当做可以肆意羞辱的对象。然而，我却总是失望。陕西的作家大都具有“农裔”背景。他们不仅与城市是隔膜的，而且，常常对都市充满强烈的对立情绪。在这些作家笔下，人们既看不到对现代西安的热爱，也感受不到对古代长安的敬意，相反，我们看到的不是秽心污目的场景，就是肆无忌惮的堕落，不是把无聊当做有趣，就是把粗野当做优雅。
　　让我高兴的是，我终于看到了马玉琛的出现，终于读到了他的长篇小说《金石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金石记》是一部带着崇敬的心情来写西安和长安的小说。这是一种健康而美好的心情，是叙述一座伟大的城市所需要的一种态度。
　　马玉琛着力表现的，是长安这座城市悠久而光荣的历史，是它高贵而优雅的文化气质，或者，简单地说，是这座城市的灵魂和精神，——他用自己的小说，为一座伟大的城市招魂，为不朽的长安文化招魂。在作者笔下，这座让许多伟大诗人追怀和回望的城市，不是“废都”，而是“诗都”，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当时唐朝鼎盛，长安繁华，崇文尚武，蔚成风气。天下学者云集，生徒不远千里负笈追师，道边路旁，讲诵之声不绝于耳。”即使今天的长安，在马玉琛笔下，也仍然是明丽而可亲的：“温暖的阳光照在城楼上，照在城河里。长安城还披上了嫩绿的新装。远处高楼的窗玻璃把阳光折射成无数个蔚蓝的光圈，一圈一圈地送下来。紫蓝紫蓝的光圈透过高大的梧桐树叶和古老的槐树枝叶，映照在齐明刀身上，映照在街面上，撒出无数朵碎花。”在这里，同样是透过一个初次进城的农村人的眼睛来写长安，但是，没有我们在陕西作家笔下惯见的那种冷漠和敌意、偏见和歪曲，而是惊喜的发现和欣悦的赞赏。
　　马玉琛是通过文物来象征和阐释长安文化精神的。在他笔下，文物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是一颗颗跳动的灵魂，以直观的形式体现着特殊的精神气度和文化气质。《金石记》借助昭陵骏马，赞美了刚健有力、奋发有为的大唐精神，写出了长安文化恢宏、博大的精神特征。小说围绕昭陵二骏的流失与回归、小克鼎的失散与团聚，成功塑造了杜玉田、楚灵璧、唐麟趾、金重廓、郑一壶、董五娘、齐明刀等一批生动的人物形象。尤其杜玉田和楚灵璧这两个人物，一个弘毅儒雅，一个冰清玉洁，表现出作者的具有古典主义性质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化理想。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优点，首先表现在它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效果的追求上。曹雪芹说他写《红楼梦》时“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他说出的是小说艺术的永远有效的律则。马玉琛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在描写和叙述上，表现出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写人力求逼肖、传神，写物力求细致、准确，叙事则力求严密、可信。“古铜镜钮周围饰着银片莲叶纹，莲叶纹外面是一圈金丝同心结，同心结外围飞翔着四只扣衔绶带的金銮鸟，鸟翅后边飘动着带叶花瓣。铜镜边缘又饰一圈金丝同心结。”——你看，写得多么耐心！很大程度上，小说最终考验的，就是作家的这种在描写和叙述上一丝不苟的耐心和认真啊！
　　李白诗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然而，在马玉琛的《金石记》里，我们终于看见了长安，看见了那个朝气蓬勃的长安，那个龙腾虎骧的长安！
　　是的，“恢宏汉唐，万世长安”！
　　长安将永远作为一个美好的意象，成为长存于中国知识分子记忆深处的梦境。
　　长安文化是一个值得我们不断为它招魂、长久为它守夜的伟大的亡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