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视其巍巍然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总觉得矮人三分，气消胆夺；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外国人在中国人面前，总显得高人一等，志逞风雷。当然，“中国人”前边，应该加上“有些”，“外国人”顶上，也该冠以“部分”，因为，不自卑的中国人和不傲慢的外国人，毕竟还是多数。

然而，那一部分卑贱的中国人的种子，却是绵延不绝的，从《官场现形记》中的文制台大人开始，代有传人；同样，那一部分傲慢的洋人，也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他们一谈到中国的事情，就显得特别狂傲自大，气势凌人，语气里充满了鄙夷和不屑，那情形，就仿佛泰森在嘲笑潇湘馆里的林妹妹体质太弱，就好像洛克菲勒在挖苦乡下来的刘姥姥钱包太瘪。

列位，你道我今天好端端的，为甚不清茶一杯，好友二三，说些让人开心惬意的事情，却要自寻烦恼地扯拉起自轻的国人和自大的洋人？

却说，前日，有朋自远方发来邮件，我打开一看，方知是德国波恩大学“著名的汉学家”顾宾（Wolfgang Kubin，又译“顾彬”）接受“德国之声”的访谈录。

顾宾先生我不陌生，相信大家也都记得他。二十年前，在德国的莱圣斯堡召开的以“现代中国文学大同世界”为主题的研讨会上，他纵横捭阖，大言无实，狂捧杨炼等大陆诗人，猛贬台湾的诗歌，说他读了台湾所有的现代诗，没有发现一首好诗。此言一出，有人欢喜若狂，有人愤愤不平。李昂说她气得“手心直冒汗，心跳加速，强烈的情感使我胸口紧塞”，当即站起来，用“最直接、不客气的话”反驳他。杨炼却高兴得忘乎所以，当即宣布：中国有四大诗人，那就是——屈原、杜甫、李贺，和我杨炼。这个妄人的话，把个夏志清先生气得大呼“狂妄”，驳斥一番，拂袖而去。顾宾的言论，在台湾激起了许多作家的不满和愤怒， 也引发了“台湾文学为什么得不到国际公平待遇”的持久而热烈的讨论。此事我在《陶醉的权利与胡说的自由及其他》一文中已有详细批评，此处不赘。但请各位看官记住，顾宾的言论，实在内蕴着二桃杀三士的因子，——差点让我两岸同胞心生嫌隙，反目成仇。

后来，准确地说，是2004年5月，我在关外的一家杂志上，读到了顾宾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圣人笑吗？——评王蒙的幽默》，译者是王霄兵女士。文章不长，但是，写得东拉西扯，混乱而空洞，其中的一些判断，随意而任性，根本经不住推敲。例如，他说，《坚硬的稀粥》的主旨，是“对笼罩中国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的批判”，就是一种匪夷所思的阐释；例如，他说，在1976年以前的中国和1989年之前的苏联，“如要笑话毛泽东或斯大林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句话，至少有一半是靠不住的，因为，西尼亚夫斯基在《笑话里的笑话》一书中明确地说，在德国胃没有人敢讲希特勒的笑话，但在那时的“苏联”，却什么人的“笑话”都有人讲：“在这个世纪的后三分之一里，我觉得笑话对历史表现出了更多的兴趣。不仅斯大林之死，对列宁的崇拜，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人，还有距离我们更远的人和事，都在笑话中得以复生，而且全是俄国的发明。”看来，顾宾先生不仅错把“苏联”当“德国”，糊里糊涂地将“苏联”与“中国”混为一谈，而且在做学问上，也缺乏那种“例不十，法不立”的老实态度。

现在该来看看顾宾先生的那篇访谈了。
在这个访谈节目中，顾宾先生谈了自己对中国作协、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以及一些具体作家和作品的看法。让我们听听他的高论宏议，并略作评析。

德国之声记者问他：“顾宾教授您好。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作协大会，选出铁凝担任主席，这是继茅盾和巴金之后的第三位中国作协主席。听说您那时正在中国。您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顾宾：“我那时是在中国。我对这事不太清楚。反正，可以这么说，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作家都看不起作协。对我们汉学家来说，作协有一个新的主席无所谓。”德国之声记者又问：“那就是说，作协新的主席不需要像以前的茅盾或者巴金那样一定要是最有名的，或者说声望最高的人，是吗？”顾宾：“这个作协一点用处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在中国大陆可以问所有的作家，没有人会主动说到作协，没有人，一个也没有。如果是真正的中国作家，他肯定不要入那个作协。如果他入了以后才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的话，他是很有问题的。一般来说，好的作家不可能跟作协保持什么联系。”

看不起“作协”的作家肯定是有的，但说“没有人会主动说到作协”，说“如果是真正的中国作家，他肯定不要人那个作协”，说“好的作家不可能跟作协保持什么联系”，却都是不真实的信息。事实上，无论满意还是不满意，人们常常会“主动”说到“作协“作协”仍然是人们的一个话题；也许有一些“真正的作家”不愿“入那个作协”，但是，也的确有很多同样“真正的作家”，却选择了加人；正像有“好的作家”与顾宾先生保持着“联系”一样，也有一些“好的作家”不仅“可能”而且事实上也的确跟“作协”保持着“联系”。

“德国之声”记者接着问道：“听说您最近作了一个报告，关于21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您能不能大体上归纳一下您报告里的内容，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现在这几年存在哪些问题。”顾宾答道：“我只能提到一些我自己觉得20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比方说，如果我们要分49年以前49年以后的中国作家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49年以前的那些作家，他们的外语都不错。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够用外语写作。有些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方说鲁迅。49年以后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会说外语的中国作家。所以他不能够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看自己的作品。另外他根本没办法看外文版的作品。他只能看翻译成中文以后的外国作品。所以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差得很。49年以前不少作家认为，我们学外语会丰富我们自己的写作。但是，你问一个（现在的）中国作家为什么不学外语，他会说，外语只能够破坏我的母语。我估计是这样，为什么49年以后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为什么这些作家肯定比不上49年以前的作家呢，问题就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德国之声”记者问：“您认为这是唯一的问题或者是主要的问题吗？”顾宾答道：“这是最大的问题。中国作家到国外来完全依赖我们汉学家，他们连一句外语也说不出来。完全依赖我们。他们的作品是我们要翻成中文等等。”

顾宾先生指出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他的分析和判断仍然是简单的。为了贬低“当代作家”，他用了很多极端性质的修饰语，例如，“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差得很”。他把“49年以后的文学”的问题，仅仅归因于外语水平的低下，把它当做“最大的问题”，也是简单化的。中国作家到“国外”来“完全依赖我们汉学家”，也许真的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如果德国作家到中国来，是不是可以做到“完全”不“依赖”这边的中国人呢？就我所知，顾宾先生的汉语水平，似乎也并不十分厉害，否则，他的发表在关外那家杂志上的那篇关于王蒙的“幽默”问题的短文，便大可不必劳动一个中国人替他翻译成汉语，可见，彼此之间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而已。

然而，当“德国之声”的记者说：“如果要您跟中国作家说几句话，您想说什么呢？”顾宾的回答却是：“他们先应该好好掌握他们的母语。中国作家大部分的中文非常不好。”顾宾先生说得不错，许多当代中国作家的国文修养确实不高，词汇贫乏，语言枯燥，遇到古雅一点的词语，便方凿圆枘，胡乱搭配。只是，我不知道，一个自己的文章都需要别人译成中文的人，凭什么对中国作家的汉语水平评头品足？如果一个仅仅能凭着词典翻译德文作品的中国人，说顾宾先生的德语“非常不好”，教训他“应该好好掌握自己的母语”，顾宾先生又会作何感想？我无意替中国作家文过饰非，但是，一个外国人气壮如牛地指责“中国作家大部分的中文非常不好”，总叫人觉得有点不太对头。

顾宾先生批评中国文学的用心，也许是好的，但是，他教训中国作家的口气却显得过于傲慢和自大，而且老是在对“我们德国”的自我肯定的同时来否定“中国作家”：“他们应该先学好，用哪一种方法来写作。在这个方面，中国作家的问题太大了。但是，也可能最基本的问题是，他们的意识是很有问题的，他们的视野是非常有问题的。好像他们还是卡在一个小房子里头，不敢打开他们的眼睛来看世界。所以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它自己的声音，从文学来看，没有。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顾宾先生的话，一点没有说错，我们的“意识”的确“很有问题”，我们也的确没有自己的“声音”，但是，即使这样，又岂是一个“胆子特别小”能够解释的？当记者问他这是不是跟“环境”有关系，他的回答是：“也可能。但是不要老说是外在的条件不允许我。我觉得一个中国作家不应该老是说历史的条件不允许我这样或者那样，我觉得这是开玩笑。因为，如果一个作家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的话，他不要考虑他将来会碰到什么困难，他应该跟当时的林语堂和鲁迅一样地说话。”强调作家的主体精神很有必要，但是，也不能忽视客观环境的制约性。时势造英雄，形势比人强，如果“外在的条件不允许”，硬要作家“不要考虑他将来会碰到什么困难”，那就近乎强人所难。

顾宾先生好像跟垃圾前世有仇，因为，他总是趋向于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统统比作垃圾。他对卫慧、棉棉的“美女文学”没有好感，毫不客气地说：“开玩笑。这不是文学，这是垃圾。”他对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屑一顾：“诺贝尔文学奖是次要的。谁写得不好，谁才能够得。如果谁能够写作，一辈子没有什么希望。所以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垃圾。”中国的“美女文学”的确境界和格调不高，但也不好简单地一概斥之为“垃圾”；至于诺贝尔文学奖，这几年的情况固然令人失望，但是，却还没有差到类同“垃圾”的程度。

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宾先生是热爱中国文学的，是真心希望中国的文学好起来。例如，他就拒绝接受某些中国人的“诗歌已经死了”的宣判，坦率而热情地说：“诗歌怎么可能死了呢？如果在中国死了，那好吧，让它在中国死吧，在德国（它）还‘活’。如果有一个中国诗人来德国的话，我们给他开朗诵会，肯定会来50个人，100个人，我们肯定会出他们的诗集。中国作家在德国，用德文出的诗集多得要命，中国诗歌在德国不可能死。”不仅如此，顾宾先生还愿意和德国一道做中国文学的知音甚至拯救者。“德国之声”记者问他：“现在中国作协推出一个计划，说是要推出100本中国作品，翻译成外文，让中国文学更大步地走向世界。您是怎么看这个计划的，它有意义吗？”顾宾的回答是：“这个可能对美国有意义，对德国基本上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基本上把中国文学作品已经都翻成德文了。基本上，中国作家，无论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作者，肯定有什么德文版本。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个帮助。但是美国是很有问题的，他们肯定会需要，因为他们翻译得比较少。”

也许顾宾先生真的有“基本上”把中国文学作品“都翻成德文”的良好愿望和想法，但是，如果说他“已经”做到了，那么，我有充分的依据，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我敢肯定有几部能够代表当代小说最高成就的作品尚未被译成德文。顾宾先生说：“……最看不起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不是我们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问题就在中国本身，中国人根本不给他们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什么地位。”在中国，不给自己的文化与文学“地位”的人肯定有，但是，我们那些“我们外国人”，似乎并不人人都是慷慨的，——最近一百多年来，看不见中国文学的伟大作家和伟大成就，甚至把中国文学说得一钱不值的，也确乎大有其人。

在中国古代“诸子”中，亚圣孟子是比较敢对权力说真话的人。他曾留下这样一句遗训：“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对那些高视阔步、目中无人的“我们外国人”，中国人的较为可取的态度，似乎也正应该像孟老夫子“说大人”时那样：“勿视其巍巍然”！
2006年12月10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