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民：历史只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读齐邦媛《巨流河》

一
1950年代，台湾文学的主流是反共文学和怀乡文学。前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而后者是一种情感、心态的表露，当然，在怀乡的作品中也会有反共的态度和言论，但对故国的念想、往昔岁月的留恋与现实中的“孤岛”境遇融汇在一起，作家诗人们唱出了曲曲恋歌。乡愁不仅是内心愁绪和恋情的抒发，而且它浸透了命运的起伏、漂泊的辛酸、聚散的人生、历史的感叹，“乡愁”是一个出口、聚焦点，把人们积郁在内心中的各种复杂的情感、孤独的心境和盘托出。

齐邦媛作为台湾文学的亲历者、播种者，身处这样的文学氛围中以及她的个人遭际，自然对这样的乡愁有着特殊的敏感和记忆，《巨流河》是这种文学一脉相承的结果，或者可以说，在21世纪出现的这部作品，使得齐邦媛成为台湾怀乡文学的最后守夜人。它的迟到出现，也使之包涵了更为完整的怀乡情态，比如两岸解禁之后，“怀乡”在现实上有了“还乡”的可能，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得空间不成问题，问题是时间眼前的现实能够填补上巨大的时间空白吗？从“独在异乡为异客”，到“梦里不知身是客”，再到“直把杭州作汴州”，时间调转了地域，让乡愁变得百味杂陈。

日暮乡关何处是？令人茫然。然而更为痛苦的是故乡也是伤心之地。——这是《巨流河》中反复渲染的哀伤。

近年来，回忆录、自传、口述实录等作品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好现象，用胡适的话讲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胡适：《四十自述·自序》，《四十自述》第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版）《巨流河》是一本不错的历史见证书，特别是它的前半部有着非常完整的结构和流畅的叙述，还有一种历史的悲凉感，但后半部也难逃这类作品的流水账和人生功劳簿式的叙述，显得贫乏和平庸，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重要的，这样一本书对待历史的态度才是更重要、更关键的。

诚然，作者有着自己非常固定成型的历史观，而且，对于不少大陆读者而言，还会在《巨流河》中看到很多久违的东西，从个人的行事作风，到对于历史的看法，《巨流河》处处展现出历史的另外一面，或者被我们抛弃，或者受到我们漠视，当然也可能为我们所反对的一面，尽管人们心照不宣，但这种异质性也是本书为人关注的阅读焦点。

这种异质性是《巨流河》为读者所关注的重点，也是我们不应当放过值得讨论的关键。当然，这种讨论基于这样的前提：一、对历史的解读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不同的立场、角度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历史结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基本史实的不尊重，更不意味着可以剪裁、“为我所需”而利用史实。二、历史观不可能统一，但对于历史的评判是否可能有一个相对的价值标准？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不彻底导向历史虚无主义？三、具体到《巨流河》，明显能够看出，由于两岸长期意识形态敌对状态，双方有很深的隔膜，甚至对基本史实叙述都存在巨大差异，更不要说观点的大相径庭。那么，对于共同经历的历史，两岸学者在今后是否有必要抛开内心偏见达成共识？这可能是《巨流河》向我们提出的严峻问题。

二
相对于天下版繁体字本，三联的简体字本《巨流河》删去了一万字，我对照了两个版本，觉得要不是囿于出版政策的规定，真不该随意删改，尽管这是作者本人同意过的，一个负责的、严肃的作家不应当掩饰问题；尽管三联版中，我们已经不难看出作者的政治倾向，但相对于天下版鲜明的、直言不讳的倾向，三联版简直让人怀疑是作者以瞒天过海之术制造出来的新版本。

作者说她从不介入政治，但这并不等于她没有政治倾向和观点，更何况即便说自己没有政治倾向，这本身就是一种倾向。对于《巨流河》这样事涉二十世纪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书，作者的政治观点、价值标准毫无疑问是全书核心内容。那么，作者的政治倾向和观念是什么呢？天下文化版的《巨流河》中说得清清楚楚：“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产党政治狂热将我们赶出大陆，而他们自己也在各种大同小异的狂热中自相残杀多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尘，真感百年世事不胜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约早已有理性根源……”

“反共”是她的基本立场，在这一基本立场下，她对国共的历史有很多具体的阐释思路：比如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苏联的帮助下扰乱时局，妨碍国家的重建，重启内战，葬送大好局面。又比如，共产党鼓动学生闹学潮，为夺取国家政权做工具，然而却形成了非理性的暴民政治再比如，书中反复说，狂热的闻一多受了蛊惑，开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不良”之风。三联版被删的文字中有：

我常想闻一多到四十五岁才读共产制度（不是主义）的书，就相信推翻国民党政权换了共产党可以救中国，他那两年激烈的改朝换代的言论怎么可能出自一个中年教授的冷静判断？而我们那一代青年，在苦难八年后弹痕未修的各个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沉沦入各种仇恨运动，终至文革……。身为青年偶像的他，曾经想到冲动激情的后果吗？……1945年的中央政府，若在战后得以喘息，民生得以休养，以全民凝聚、保乡卫国的态度重建中国，是否可以避免数千万人死于清算斗争、数代人民陷于长期痛苦才能达到“中国站起来了”的境况？

我知道，这样的历史观在很多知识分子头脑中也大有市场，但我们需要的是基于事实的反省、判断，而不是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样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当然，这是在学术层面上的讨论。那么，首先要问：学生们为什么会接受共产党的“蛊惑”而闹学潮，学者闻一多又为什么会接受“蛊惑”起来反政府？国民党究竟因为什么才丢了江山？内战又是怎么打起来的其实，有些问题的答案从《巨流河》中就能够找到，因为在齐邦媛这里，抽象的立场、观念与耳闻目睹的具体史实之间是有冲突的，《巨流河自身就存在着“言行不一”的矛盾。

比如，作者引用孙元良对抗战中民众工作的检讨，就说得很明白：“我们（抗战初起时）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失却民心”这是对一些问题最好的回答。在谈到后来东北败局，她引用的父亲的谈话录，不仅认为“政府经略东北欠缺深谋远虑”，还认为东北人没有得到“中央”的温暖。——这不是很清楚吗？一个丢掉了民众的政权，你还指望他去维持什么？为什么这个时候民众的“苦痛”就不被作者强调了呢？

有学者曾经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虚有其表的军事力量、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失却民心和政府威信、美国调整和援助的失败、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迟滞。其中谈到民心，他认为：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对民众的轻蔑，对政府威信造成“永久性的损害”，“疏远了千百万受苦受难的人民”。谈到改革，他认为：“国民党本身就缺乏发起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必要动机”，“看不到解决农民困苦的紧迫性，对农民的疾苦也就漠不关心”。（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515、516、517、517页，计秋枫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1月版。下同）人民是沉默的大多数，但不是任人愚弄的傻子，他们会做出自己选择的，没有永久的“正统”，他会在选择中被改变，而人心向背难道不是最大的道义？齐邦媛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为什么恰恰忘了这些最基本的事实呢？

三
我引用的是曾任美国加州圣巴巴分校历史系主任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该书是已经出至第六版的权威教科书，作者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一直身处欧美学界，他的书应当有相当的客观性，而不是偏祖哪一方的宣传品。不妨再引用几点，齐邦媛对于苏联出兵东北并且相护共产党耿耿于怀，岂不闻这引狼入室者正是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在日本战败前，是他们以外蒙独立和出卖大量东北利益为条件忙不迭地与苏联签约。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力量较弱，摩拳擦掌要尽快解决共产党，连马歇尔都愤怒地谴责国民党内“不妥协集团”“对中国实行封建统治”，缺乏履行政协决议的兴趣……胜者为王败者寇，这是实用主义的逻辑，诚然，失败者未必就是一无是处，但对于一个强大的集团如此迅速的失败，不认真去反思其原因，王顾左右而言他，要么是真糊涂，要么就是装糊涂。

《巨流河》中的逻辑思维，与李教批评的龙应台等人如出一辙，说白了，“这正是蒋介石留下来的思维”（李敖：《大江大海骗了你》第7页，李敖出版社2011年2月版。下同）；具体讲，凡事“只会写‘现象’，不会写‘原因’”。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才有李敖对具体问题的质疑：苏联军人强奸中国女人固然应该谴责，同一个龙应台，为什么对美国军人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只字不提？北大女学生不是中国女人吗？她绝口不提共产党在当时是革命者，国民党是反动者，而板子照例是各打五十，但字里行间却又要加重其中一方的罪戾。——齐邦媛同样是这个逻辑，对历史事件同样是以双重标准对待。

比如讲到当年的国民党屠杀学生的“六一惨案”，作者最后竟然会避重就轻把问题扯到另外一面：“武大六一惨案成了中共夺取政权的一大文化武器，然而二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惨死的无数大学师生，又该如何控诉？”仿佛有了“文革”，“六一惨案”中年轻学生的血就可以白流，这位文雅的“不过问政治”的教授冷漠至此也让人齿冷。

至于闻一多的转变，同样是不能只看现象，而不问原因，要问问为什么有他这样的转变，而且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不仅闻一多一人？这岂是“激进”二字可以解释！如果说知识分子和学生们受了蛊惑，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比共产党的声音更大吧？国共双方的力量在学校中都有渗透，可为什么人们偏偏不信国民党的呢？很简单，是现实教育了他们。闻一多自己就说：“从不过问政治到问政治，从无党无派到有党有派，这一转变，从客观环境说，是时代的逼迫，从主观认识说，是思想的觉悟。”（闻一多；《民盟的性质与作风》，此转引自刘烜《闻一多评传》第2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

至于学生何以不好好学习而去闹学潮，闻一多在当年就有回答：“是的，一个国家要学生耽误了学业去过问政治，的确是‘不幸’，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幸’呢？不正是因为国家没有民主！”“只要想一想这几年的情况，看一看政治腐败所带给人民的苦痛，有良心的人该作何感想？”（转引自刘烜《闻一多评传》第295页）

至于闻一多对蒋介石之失望，不是心血来潮，是有着他五四的精神支持的，他曾坦率地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宜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我就奇怪了，当齐邦媛号召对闻一多“超脱自身范围的回顾与前瞻”时，她似乎忘了闻一多死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枪下，还有李公仆，连生命权都被轻易剥夺了，我们还有什么颜面去谈这个政权的自由、民主，还有什么底气去维护它的正统性？从这个角度上讲，如今再向这样为自由、民主而献身的人身上泼脏水，那是最大的不人道。

四
其实从1930年代后半期起，很多人就已经看到中国共产党之不可阻挡之势，当时到过延安的新闻记者都有这样的印象：重庆与延安，“前者代表着‘旧中国’——死气沉沉、颜废衰微、自私自利、逆来顺受、对普通百姓漠不关心、贫穷落后、不讲人道、任人唯亲，而后者则代表‘新中国’——满怀希望、朝气蓬勃、效率卓著、斗志昂扬、纲纪严明、热情洋溢。”到1944年11月，美国人戴维斯已经断言：“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由蒋掌握，而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共产党是怎么取得胜利的当然有很多原因，它的执政得失也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国民党的失败既不冤枉，也不是偶然，睁开眼睛看看历史似乎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读《巨流河》这样的书，我隐隐地能感觉到充斥在齐邦媛这些民国遗民的文字中的傲慢与偏见，以此看历史以及现在的大陆，他们总有一种虚无的高傲，好像“先总统”的一切都值得称道，忘了还有二二八，还有雷震案，他们有时候还会拿出一种“民主政权”扭捏身段，仿佛得了灵丹妙药就要得道成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为口口声声强调理性的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如此不理性备感遗憾。翻开劣迹斑斑的历史，一个理性的人哪里还有骄做的底气，或者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的惶恐和诘问：我们都是吃过人的人？

《巨流河》中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或许吧，或许没有平静，哪怕平静的历史也会有人搅动起浪花让它不平静。《巨流河》是不是一朵不平静的浪花呢？

（转载自《文学报新批评文丛·第1卷第2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仅作学习交流之用。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