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缘故（另名：真正的大师）

最近, 我的一位朋友, 打电话来, 说他刚刚读完某“著名作家”的“自传”。他说,自己是很喜欢这位作家的, 但没有想到他写起“自传”来会如此自恋, 竟然用了那么多的篇幅, 顾盼自雄地自我欣赏。然而, 更令他难过的, 还不是这些, 而是, 当谈到一个已经客死他乡的颇孚众望的老作家时,这位“著名作家”却大加贬抑, 几近诟厉,全然不念往日情分, 不仅毫无“费厄泼赖”的精神, 而且缺乏最起码的“宽容”和物伤其类的“同情”。随后, 又说到另外一位葛朗台式的作家如何以字画为诱饵, 到西部某国家级贫困县大敛其财, 对此, 我的朋友更是痛心疾首:“那地方穷得叮呤咣啷响, 有好多孩子失学呢。他一下子卷走那么多钱, 于心何忍! ”最后, 我的这位朋友,失望而困惑地说:“这样的作家怎么可能写出好作品? 这简直就是一群利欲熏心的商人嘛! 简直就是一群没心没肺的市侩嘛! —— — 你说咱这林子里, 咋尽出这么一些鸟? 咋就出不了几个真正的大师呢? ”

真正的大师？这倒是我最近想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在我看来, 一个时代若是正常, 就应该充满期待大师出现的强烈愿望。因为,大师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在文化创造上所达到的高度, 而且, 还会对一个国家的文明和一个民族的文化, 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雨果说过这样一段话: “试将莎士比亚从英国取走, 请看这个国家的光辉一下子就会削弱多少! 莎士比亚使英国的容貌变美。他减少了英国与野蛮国家的相似点。”① 是的, 有了但丁, 意大利就显得灿烂辉煌, 失去了莎士比亚, 英国就将黯然失色; 有了贝多芬, 德国就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家, 失去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 俄罗斯就会失去至少三分之一的光荣。如果说, 经济上的富有和军事上的优势, 显示着一个国家外在的强大, 那么, 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上的辉煌, 则在更高的意义上表征着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健康和伟大。倘若在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 你看不到精美的雕塑, 读不到优美的诗歌, 听不到华美的音乐, 那么, 这个国家本质上依然是贫穷的, 是不值得羡慕和赞美的。唐代较长时期的政治清明, 固然是了不起的业绩,但它真正令人向往的, 却是由诗人创造出来的那个四季常春的美丽世界, 换句话说, 最终使唐朝不朽的, 是伟大诗人们的吟唱, 而不是帝王们的文治武功。十九世纪的俄罗斯, 在政治上几乎是无足称道的, 但是文学上的成就拯救了它, —— — 一个出现了群星一样灿烂的文学大师的时代, 人们不仅忽略它政治上的落后, 而且感激它在文化上的贡献。因此, 一个社会若是足够强大, 就应该为大师的产生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从幼儿园教育开始, 它就应该在人们身上培养健全的人格、丰富的情感和创造的精神。自由精神应该被当做人的基本天性受到保护, 批判精神应该被当做知识分子的基本素质受到包容, 博爱精神应该被当做公民的基本情感受到培养, 平等意识应该被当做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出现大师; 即使如此, 也未必一定能够出现大师。因为, 大师的出现, 还有赖于一些几乎无法理解的条件甚至神秘的因素。那么, 何谓大师? 大师是那种在创造能力和人格修养上, 都达到极高境界的人; 是那种在许多方面, 都高于他的时代的人; 是那种人们提到他的名字, 便觉得温暖和鼓舞的人, 便觉得骄傲和自豪的人。他还有其它几个别名:“天才”、 “英雄”、 “伟人”。比较起来, “天才”显得超凡卓异, 是康德、叔本华等哲学家和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钟爱的表达; “英雄”充满内在的力量, 是卡莱尔著作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巨人”则强调着精神和人格的伟大, 是罗曼·罗兰的几部传记着力描述的形象。最近十多年, “大师”似乎取代了“天才”、 “英雄”和“伟人”, 频繁地见诸媒体和“评论文章”, 被用来评价那些在名利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的三流作家。这也不奇怪,—— — 越是没有大师的时代, 越是会用虚假的方式制造大师。在一个广告话语主宰一切的消费主义时代, 华而不实、言过其实的夸饰, 就成为一种流行的表达风格和修辞策略。“大师”遂因为被当做广告语言随意滥用, 而失去了它固有的庄严而神圣的光彩, 而沦为一个贬值的名词和廉价的称谓。因此, 为了我们的文学能有可靠的前行方向和稳定的评价尺度, 我们必须捍卫“大师”的严肃性, 必须恢复对“大师”的虔诚和敬意。是的, 大师不是那种和光同尘的俗物, 不是那种目光短浅的小市民。真正的大师是在才华和人格上同时达到极高境界的人, 换句话说, 他既是一个思想深刻的智者, 又是一个民胞物与的仁者。他有愿望也有能力为自己的时代提供方向和尺度, 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温暖和光明。这就是说, 大师不是指外在形式上的庞大, 而是指内在精神上的伟大, 或者, 用雨果的话说, 大师身上所表现出的, 不是“物质的威严”, 而是“思想的威严”。例如,从形式上看, 做为皇帝, 残暴的嬴政和冷酷的刘彻, 无疑具有攫取权力的狡诈, 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但是, 在文化上, 他们其实不过是些野蛮人, 而他们所具有的,不过是“物质的威严”, 因此, 只是仅仅在形式上显得“庞大”而已, 而做为知识分子, 司马迁蒙羞受辱, 杜甫穷困潦倒, 似乎既卑且微, 毫无力量, 但是, 他们的著作却内蕴着巨大的力量, 这赋予他们以令人尊敬的“思想的威严”, 使他们在精神上显得非常“伟大”。宽泛地讲, 大师又分两种。一种是简单意义上的大师, 我称之为“技术型大师”, 就是在自己的职业领域获得巨大成就和影响的人, 例如, 舒马赫就被叫做“方程式赛车大师”, 聂卫平被称作“围棋大师”, 乔丹被誉为“篮球运动大师”, 齐达内则被赞为“足球运动大师”。这种类型的大师, 我们评价他的尺度只有一个, 那就是专业能力, 或者说, 看他是否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达到较高的境界。虽然人们也尊敬这些在竞技场上及锋而试、锐不可当的人, 但是, 基本不用或者很少用人格和道德的尺度来评价他, 因此, 也不因道德上的亏欠, 而褫夺其“大师”称号, 例如, 齐达内的用头顶人, 例如, 马拉多纳的吸毒和其他劣迹, 似乎就不是什么“其德之衰, 一至于斯”的严重问题, 并不影响人们一如既往地称他们为“大师”。还有一种大师, 即完整意义上的大师, 我称之为“人文型大师”, 例如, 艺术家、诗人、作家、哲学家和那些具有人文精神的科学家。这种大师不仅要在专业上取得很大的成就, 而且, 还必须在“信念伦理”上达到极高的境界, 具体地说, 他们必须在人格和道德上, 显示出一种伟大而庄严的品质, —— — 他们关心价值领域的事情, 对人类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前途, 充满深切的焦虑和深远的思考。例如, 爱因斯坦做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大师, 就不仅是“相对论”的创造者, 而且还是一个关心人类命运和前途的人。在《爱因斯坦晚年文集》中, 他就表达了对“道德的衰败”、 “道德与情感”、 “教育与自由”等问题的看法,广泛而深入地论述了诸如“人类和平”、“世界政府”、 “人类生存的目标”等重要问题。如果爱因斯坦除了“相对论”, 对别的事情尤其是人类的境遇毫无兴趣, 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个专业意义上的大师而已,就不会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人们崇高的敬意。由于艺术、文学和哲学就其本质而言, 乃是一种伦理性的精神现象, 它们所表达的内容, 天然地具有价值倾向和道德态度, 因而, 人们合乎情理地要求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必须以一种恰当的方式, 在自己的作品和行为中体现这种倾向和态度, 换句话说, 在人文领域, 一个真正的大师, 必须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大师。所以, 具体到文学, 我们就不能把作家的劳动, 仅仅当做“技术”, 也不能把作家创造出来的作品, 仅仅当做“艺术”。如果我们仅仅根据一个作家的“技巧”, 称他为“大师”, 那也可以,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那不是在完整的意义上来评价他, 而只不过是把他当做一个“技术工”罢了。然而, 谈论文学的时候, 人们还是很容易降低对大师的评价标准, 很容易把完整意义上的文学大师, 等同于简单意义上的技术大师。王蒙先生就是在纯粹“技术”的层面上来阐释文学大师问题的。在一篇题为《小议大师》的文章中, 他从分析英语和维吾尔语的“大师”一词的语义入手, 试图寻求一种“比较自然比较平常的”解释( 例如, 一个优秀的鞋匠, 也可以被称为“大师”), 以消解人们对大师的“肃然起敬的感觉”, 免得人们走火入魔: “例如人们认为鲁迅是大师, 提到这个名字就像提到自己精神上的父亲, 大师是楷模, 大师是先行者, 大师是英烈, 大师是光辉的旗帜,大师是某种终极关怀与绝对理念的象征;大师是权威( 业务的尤其是道德的人文精神及人类美德的), 大师不容毁损不容亵渎不容不敬, 大师是天一样辽阔的崇敬与热爱对象, 阐释和表达对大师的崇敬本身也是伟大崇高和不容苟且的事业。”② 王蒙用排比和戏拟的修辞手法, 把“大师”与一系列在今天背时过了气的意识形态话语联系起来, 从而形成一种气势如虹的反讽效果。但在我看来, 王蒙先生所说的与其说是文学上的“大师”, 毋宁说是政治上的“导师”。显然, 从精神向度上看, 人们对文学大师比对修鞋或者做木匠活的师傅, 有着更高的要求。对鞋匠一类心灵手巧的师傅, 我们只要看他的鞋做得是否漂亮、跟脚, 就可以了。但是对一个文学大师, 我们的尺度就要严格一些。他当然首先必须是一个“文学”大师, 也就是说, 必须是一个运用语言的大师, 在修辞上, 叙述能力上,描写能力上, 结构能力上, 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要像王国维所说的那样, 不仅“善因”, 而且“善创”, 即通过对前人经验的创造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 给我们提供崭新的文学经验。然而, 更为重要的是, 一个真正的文学大师, 还必须是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大师, 必须是一个在情感态度上显得高尚而伟大的人。托尔斯泰的一段话就告诉人们: “任何艺术作品中最主要、最有价值而且最有说服力的乃是作者本人对生活的态度以及他在作品中写到这种态度的一切地方。” ③ 爱伦堡则更进一步指出:“我认为没有激情, 也就没有, 而且未曾有过真正的文学。摆脱文字不流畅, 结构不严谨, 以及其他方面的欠缺, 比摆脱心灵的冷漠要容易得多”, 因此, 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激情, 光追求技巧, 那他绝不可能获得成功, “即使能成为修辞大师, 技巧能手, 但作品却不能打动读者的思想和心灵”④ 。显然, 在托尔斯泰和爱伦堡看来, 文学仅仅成为“艺术”, 还不足以使它达到伟大的境界, 还不足以使一个作家成为真正的大师。其实, 把情感、人格、道德和伦理当做评价“大师”的尺度, 甚至被当做考察“艺术家”大师的标准, 几乎是所有那些有识之士的共识。人们在谈论大师的时候, 常常会提及罗丹的那个著名的定义:“所谓大师, 就是这样的人: 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 在别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⑤ 按照那种似是而非的理解和阐释, 似乎, 在罗丹来看来,“用自己的眼睛”来“发现”, 便意味着一切, 便是决定一个艺术家能否成为“大师”的充分条件。事实上, 对于“美”的“发现”, 只不过是构成大师的一个必要条件, 而更为重要的, 是心灵, 而不是眼睛。所以, 在上边的那个著名的定义之后, 紧接着, 罗丹就如此强调道: “要点是感动, 是爱, 是希望、战栗、生活。在做艺术家之前, 先要做一个人! 巴斯加尔说过, 真正的雄辩是看不出雄辩的; 同样, 真正的艺术是忽视艺术的。”在我看来, 罗丹所强调的“要点”, 的确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先要做一个人”,一个多么简单又多么复杂的问题, 一件多么容易又艰难的事情。表面上看来, 做一个作家和艺术家, 要比做一个人难, 但是,事实上, 真正艰难的, 还是做一个人, 做一个真正的人。我们时代的一些本来很有希望的作家, 之所以没有最终成为大师, 就是因为他们在“做人”上是失败的。用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学者型作家的话说, 就是他们太自私, 放不下自己, 替自己想得太多,而在她看来, 谁要是想当个好作家, 写出好作品, 就要豁得出去、舍得下, 就不能患得患失, 更不能凡事都替自己想。是的, 心胸狭窄的自恋狂与唯利是图的市侩和商人, 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也是不可能成为大师的。也许, 正是为了强调“道德兴味”的意义, 正是为了把道德和才华同样“平庸”的作家, 与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家区别开来, 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才致力于从众多的作家中, “挑出为数不多的几位真正大家”, “以唤醒一种正确得当的差别意识”。他说: “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埒的重要小说家—— — 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 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 — 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 也具有重大的意义。”⑥ 这里的“人性意识”, 就是一种“道德意识”, 就是作家自己对生活的道德态度。换句话说, 真正的大师, 绝对不把“审美”和“道德”、 “艺术”和“生活”分离开来, 恰恰相反, 他们总是倾向于把这二者看做一个整体, 正像利维斯在评价奥斯丁时所阐明的那样。在利维斯看来: 奥斯丁无疑是一位写作上的艺术大师, 但是,“她对于‘谋篇布局’的兴趣, 却不是什么可以掉转过来把她对于生活的兴趣加以抵消的东西; 她没有提出一种脱离了道德意味的‘审美价值’。她对于生活所抱的独特道德关怀, 构成了她作品里的结构原则和情节发展的原则, 而这种关怀又首先是对于生活加在她身上的一些所谓个人问题的关注。她努力要在自己的艺术中对感觉到的种种道德紧张关系有个更加充分的认识, 努力要了解为了生活她该如何处置它们, 在此过程中, 聪颖而严肃的她便得以把一己的这些感觉非个人化了。假使缺了这一层强烈的道德关怀, 她原是不可能成为小说大家的。”⑦ 显然, 利维斯所说的“大家”, 决不是“纯文学”意义上的, 或者说, 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大师, 而是完整意义上的大师。在他看来, 判断一个作家是否大师, “道德关怀”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甚至具有首要意义的尺度。“道德关怀”意味着一种积极的伦理态度, 意味着一个作家的写作具有利他的高尚愿望, 包含着改善人类生活的伟大目的。普拉安东诺夫说: “⋯⋯每个人, 尤其是诗人, 对另一个人所负有的责任, 不仅是使受苦的人减轻痛苦和贫困, 而且要使他看见现实的、可以达到的生活幸福。人类活动的最高使命正是在于发现这种幸福。”⑧ 而要获得人类生活的幸福, 文学就必须首先使人成为人, 即通过充满诗意光辉和精神力量的手段, 帮助人们摆脱那种黑暗的、野蛮的、庸俗的生活状态, 从而最终将人类的生活向上提升到一个值得追求的境界。正像雨果所揭示的那样, 人不应该只满足于动物性的生活, 而一个作家则应该有更高的目标和更自觉的追求, 应该承担改善人类生活的使命和责任:在酒足饭饱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人类的目标有别于动物的目标。提高道德水平大有必要。人民的生活正如个人的生活有沉落的时刻; 这样的时刻会过去, 但不应留下痕迹。在当前人们有只顾口腹的趋势; 要恢复人们的心灵、恢复人们的智慧。智慧就是应重登王位的无冕之王。社会问题比任何时候都应当照顾到人的尊严。向人们指出人的目标, 首先提高智慧、其次改进动物性, 只要有人轻视思想就不应当看重物质, 并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 这些就是作家的责任, 就是当务之急。

天才历来就是这样做的。

的确, “天才”, 即真正的大师, 从来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写作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让人活得更自由, 更幸福, 更有尊严,更有智慧。无论在精神的意义上, 还是在物质的意义上, 他们更多的是奉献者和牺牲者, 而不是攫取者和占有者。契诃夫曾在《尼·米·普尔热瓦利斯基》一文中, 以充满热情和力量的语言, 表达了他对那种“最优秀的人”的赞美:在我们这个病态的时代, 在懒惰、生活的苦闷、信仰的缺乏正在侵袭欧洲社会的时候, 在到处盛行对生活的厌恶和对死的恐惧这二者古怪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在甚至最优秀的人也无所事事, 借口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而为自己的懒惰和放荡辩护的时候, 建功立业者就像太阳一样必要。他们是社会上最富有诗意和生活乐趣的中坚分子, 他们鼓舞人们, 安慰人们, 使人们变得高尚。他们的人格乃是活的证据, 向社会表明除了那些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进行争论的人, 由于烦闷无聊而写些不高明的中篇小说、不必要的方案、廉价的论文的人, 以否定生活的名义放荡堕落的人, 为混一口饭吃而做假的人以外,除了怀疑主义者、神秘主义者、心理变态者, 耶稣会教徒、哲学家、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外, 还有另一种人, 一种建立功勋、信心坚定、目标明确的人。如果文学工作者所创造的正面典型是有价值的、能教育人的资料, 那么, 生活本身所提供的同一种典型的价值就无从估计了。在这方面, 像普尔热瓦利斯基这样的人就特别宝贵, 因为他们的生活、业绩、目标、精神面貌的意义就连小孩都能理解。事情永远是这样: 人站得离真理越近, 就越是单纯, 越是容易被人理解。普尔热瓦利斯基在中亚细亚度过自己的最好岁月究竟为的是什么, 这是容易理解的; 他甘于遭受种种危险和困苦的目的是容易理解的; 他在远离故土的异乡去世的凄凉情景, 以及他打算在死后继续自己的事业, 用自己坟墓使得荒原充满生命的两种愿望也是容易理解的⋯⋯读着他的生平事迹, 谁也不会问:这为的是什么? 这是什么缘故? 有什么意义? 大家只会说: 他是对的。 !” #事实上, 契诃夫赞美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精神, 是优秀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情怀, 是真正的大师应该达到的境界。而契诃夫自己就是文学领域的普尔热瓦利斯基, 就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大师。很长时间里, 很多人误解了契诃夫, 只是把他当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家, 认为他所追求的不过是“冷静”的写作。然而, 真实的情况是, 契诃夫从来就不是一个视“艺术”为一切的冷冰冰的作家。人们在他的作品中固然应该欣赏“艺术家”契诃夫, 但更应该赞赏那个有教养的、充满道德激情的契诃夫。正像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评价的那样: “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其次才是自由的艺术家; 首先是一个追求正义、真理的知识分子, 其次才是一个医生、一个小说家。”! “ # 他声援替含冤负屈的德雷福斯辩护的左拉, 认为“左拉整整长高了三俄尺; 从他那封抗议信上似乎吹出一股清新的风, 每个法国人都体会到: 谢天谢地, 人间总算还有正义, 如果人们判决无辜的人, 就有人出头打抱不平”! $ # 。他还在 1897 年 2 月 6 日致苏沃林的信中说: “无论怎样判决, 左拉在审判以后仍旧会感到生活的快乐。他的老年会是美好的老年, 日后他死的时候良心会平静, 至少也会轻松。⋯⋯不管左拉怎样冲动, 他在法庭上却仍旧代表法国的健全思想: 法国人因为这个缘故才爱他⋯⋯”。契诃夫也是一位在精神上像左拉一样伟大和健全的人, 也是一个“日后他死的时候良心会平静”的高尚的作家。他用自己的稿费资助人们办医院、办学校, 资助社会公益事业; 他长途跋涉, 历尽艰险, 到萨哈林岛考察流放犯的生活状况, 写出了令人震惊的《萨哈林岛(旅行札记)》。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里说:“亲爱的贝多芬! 多少人已颂赞过他艺术上的伟大。⋯⋯对于一般受苦而奋斗的人, 他是最大而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对着世界的劫难感到忧伤时, 他会到我们身旁来, 好似坐在一个穿着丧服的母亲身边, 一言不发, 在琴上唱着他隐忍的悲歌, 安慰那哭泣的人。当我们对德与善的庸俗, 斗争到疲惫的辰光, 到此意志与信仰的海洋浸润一下, 将获得无可言喻的裨益。他分赠我们的是一股勇气, 一种奋斗的欢乐, 一种感到与神同在的醉意。”! % #

贝多芬有资格被当做所有“人文型大师”的精神原型。从他的身上, 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些简单而重要的答案:真正的大师, 就是温柔的安慰者, 他安慰那些痛苦、悲伤的人;真正的大师, 就是强大的支持者, 他支持那些疲惫、无力的人。一个作家之所以被人们尊称为大师,其缘故在此;人们之所以感激和爱戴一个作家, 其缘故亦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