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伦理与中国经验——2005年第一季度《小说选刊》阅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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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一种伟大的精神现象，本质上是一种与道德完善、人性解放和精神拯救密切相关的伦理现象。就此而言，小说从来就不是自言自语的独白文体，也不是释放力比多的秘密通道，而是为了与他者交流才被创造出来的对话文体，是展示生活图景和传递人生经验的伟大手段。一方面，无论在想象中还是在实际中，它都需要一个作为倾听对象的他者，它的存在和延续，都决定于它与倾听的他者之间是否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另一方面，它还需要作为叙写对象的他者，——这就要求小说家必须努力摆脱自恋和狭隘的心理倾向，摆脱对梦游症式的个人体验的迷恋，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恢廓的胸襟和开阔的视界面对外部世界和他者的生活。
当然，只有这种客观的态度，还是不够的。事实上，在小说伦理的价值构成中具有核心意义的，还是作者的情感方式和道德态度，是作者对他人处境和命运的人道关怀。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必须以一种介入的姿态，即一种体现着同情和爱意的伦理姿态展开叙事，只有这样他才能写出包含着丰富而伟大的人类情感内容的作品。俄国的奥夫夏尼科－库立柯夫斯基说，“托尔斯泰作为一个得天独厚、才情洋溢、道德高尚的个性从来不是一个对人和物持冷漠态度的观察者，生活的冷静的旁观者”（倪蕊琴编：《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1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英国的利维斯则将“人性关注”、“兴味关怀”和“道德关怀”，当作判断一个小说家是否伟大的基本的伦理尺度。他在评价简奥斯汀的时候说：“她对于生活所抱的独特道德关怀，构成了她作品里的结构原则和情节发展的原则……她努力要在自己的艺术中对感觉到的种种道德紧张关系有个更加充分的认识，努力要了解为了生活她该如何处置它们，在此过程中，聪颖而严肃的她便得以把一己的感觉非个人化了。假使缺了这一层强烈的道德关怀，她原是不可能成为小说大家的”（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第11－12页，三联书店，2002年）；“所谓‘兴味关怀’，指的是种种深刻的关注——具有个人一己的迫切性又让人感觉是道德问题，超出了个人意义的范围。奥斯汀的艺术根基就是这些关注，使她得以吸收各式各样的影响和形形色色的素材，从而写出了优秀的小说”（同上，第211页）。
我之所以要一上来就讨论小说伦理问题，是因为它虽然重要但却常常被漠然置之，是因为我将从这一角度，来谈论中国小说在小说伦理等方面的经验和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来陈述我阅读《小说选刊》上的小说作品的印象和思考。好了，这里不是可以用很长的篇幅探讨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的地方，让我以最简要的方式说明我对小说伦理的基本看法，然后进入对具体作品的考察：从对现实的关系说，小说伦理意味着对残缺和罪恶清醒质疑和尖锐批判的勇气，意味着对市场的暧昧诱惑和体制的公开裹挟的拒绝；从与人物的关系说，小说伦理意味着平等的对话，意味着对他者的同情、尊重和爱，公正而客观地观察、叙述每一个人物的内心生活和外部动作；从与读者的关系说，小说伦理意味着严肃的责任意识、巧妙的认知说服和温和的道德劝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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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2005年第一季度的《小说选刊》，你会发现关于女性生活的叙事，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计有葛水平的《喊山》（2005年第一期）、高君的《如花的裙子》（第一期）、方方的《出门寻死》（第二期）和邵丽的《明惠的圣诞》（第二期）等，这说明，某种程度上讲，在对女性的现实处境的关注上，小说家和编辑家之间有着共同的认知判断和相同的伦理态度。是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别的地方，无论在都市还是在乡村，女性无疑仍然属于弱势性别，而在那些妇女权益尚未得到充分落实和有效保障的地方，她们的生存境况就更加悲惨。
《喊山》是一篇读来令人震惊的充满现实感的作品：一个被拐卖的女人被以极为野蛮的方式剥夺说话的自由达十年之久，整日生活在沉默和恐惧中，最后终获解脱和自由。它在艺术上显示出极为成熟的风格：诗意的语言，巧妙的结构，鲜活的细节，克制的叙述，使这篇作品给人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我们从中看到了底层女性所承受的野蛮伤害，也看到了作者对人物的挚爱和同情，看到了诗意的道德态度和伦理激情。它被安排在头条的位置，显示出编辑对这篇作品以及它所显示的小说伦理的认同。冯敏先生就在《读<喊山>所想》的点评文字中说：“悲悯之于作家是必不可少的人文情怀。没有对边缘人物的同情理解与关怀，文学还剩下了什么？我始终坚信这样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一个人不幸福，那么我们大家都不会感到幸福！在幸与不幸之间，文学取得了全部的合法性，并在通往向真向善向美的路上付出竭诚努力。《喊山》是一篇具有悲悯情怀的作品，这一点决定了她的文学品质。”
高君的《如花的裙子》和邵丽的《明惠的圣诞》叙写的人物比较相像：如花和明惠都属于那种有梦想的农村姑娘，都是怀着同样卑微的愿望进入光怪陆离的都市世界的。如花的梦想很具体：“她出去不仅仅是为了见见世面，而是为了一套裙子，具体地说，是一套胭脂色像火烧云一样的羊绒裙子。”为了这套裙子，她忍受着一种让她很不自在的生活。作者在她的身上附加了一个叫马兵的青年的悲惨遭遇。从他那里，如花体验到了朦胧爱情的甜蜜，也得到了马兵送给她的令她日思夜想的裙子。应该指出的是，关于老板王艳的私密生活的毫无必要的渲染和欧·亨利式的意外结局，严重地影响了小说情节结构的集中性，冲淡了小说关于女性叙事的伦理意味和内在力量。比较起来，邵丽笔下的明惠，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与如花一样有着小小的虚荣：想比自己的朋友“穿得更出彩”。她在自己的家里感受不到快乐和温暖，更不可能实现那些对一个女孩来讲至关重要的愿望。于是，在十八岁那年，她到城市里的洗浴按摩中心做起了性质特殊的工作。她有了新的名字：圆圆。她一心想着赚钱。表面上看，她懵懂无知甚至没心没肺地过着一种残缺的生活，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却有着无处诉说的疼痛和难以言说的忧伤。她终于在欢乐的圣诞节里选择了永远的睡眠。从叙述策略看，作者选择的是低调的克制叙述，形式上看显得平静甚至有些冷漠，但是，内里却有着情感之流的涌动，最终的叙述效果也是令人震惊的，让你感受到了作者对自己笔下的人物的敛抑的同情和深深的悲悯。
方方的《出门寻死》写得“千缠百绕，错综复杂”，显示了作者从容不迫的叙事耐心和女性特有的细致入微的想象能力和感受能力。人到中年的何汉晴的“烦恼人生”我们很熟悉：他们的好年华都被时代耽搁了，吃了很多苦，受了不少罪，没有上大学的机会，没有体面的工作，到终了就连不体面的工作也丢了。但何汉晴的不幸和痛苦还不止这些。几乎所有形式的痛苦和烦恼都被归拢到她身上。她承受着“万年屎”的病痛。她出身于底层市民，却嫁到了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经常受到婆家人的羞辱和嘲笑。她干着家里最苦最累的活，却得不到家人的感激，反而还要被丈夫动辄拳脚相加。她的生活不仅毫无温暖和乐趣可言，而且连基本的人格尊严也没有。在这个毫无人情味的家里，谁都不尊重她、不同情她。当她说她要死的时候，几乎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冷漠的，她的小姑子甚至嘻嘻哈哈地说：“嫂子，找到一个好死法，打个电话跟我通个气，我好帮你参谋一下。”她终于决定“出门寻死”。作者耐心地叙述了她“寻死”的艰难历程。然而，最后，丈夫刘汉桥和记者李文朴将她从死亡线上救了下来。求死不得的何汉晴最后的感悟是：“可能人就是得把他这一生该受的累受完，才能去死。或许只有那时候的死，心里就会踏实，就不会像我今天这样左右为难。……这样想过，何汉晴心里就畅通了。人生就是这样呀！”
《出门寻死》叙述细致绵密，但是，枝叶纷披，“根须过多”，缺乏精心的剪裁和结构；触及到了女性生存的沉重问题，但缺乏集中、有力的主题开掘；有着对底层女性不幸境遇的关注，但是缺乏成熟的伦理态度，缺乏利维斯评价乔治·爱略特时所说的那种“深刻的道德经验”（同上，第150页）；有着对人性的阴暗和冷酷的揭示，但却显得简单、片面，缺乏必要的复杂视境和丰富内容；叙述语言水流云飞，但也有漫漶不整、夸饰过度的倾向，例如：“公公平时说话声音低低的，用悦耳这样的词都不为过。可一吼叫起来，整个屋子都嗡嗡翁，排山倒海，河山浩荡，让人觉得房子都会被这巨大的声音震碎。”总之，这是一部理念色彩很强的作品。说它是一部叙写女性问题的小说固然不错，但说它是一部表现存在主义情绪和理念的作品也许更为妥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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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性写作是第一季度《小说选刊》中的一种显而易见的写作样式。属于这一写作模式的作品有晓航的《送你一棵凤凰树》、须一瓜的《梦想：城市亲人》和王小妮的《很大风》等。
虽然理念化的智性写作容易流入为文造情的歧路，陷入空洞、乏味的泥潭，但晓航却能凭借推理性的想象和虚拟性的情节，创造出一个有别于庸常经验的崭新世界。《送你一棵凤凰树》中的“我”由于一棵凤凰树，开始反复思考自己的生活，产生了当一个法官让所有人幸福平安的愿望：“每天看到这棵树，过去就会浮现出来，它让我牢记住自己的愿望，而不是在现实的庸常中堕落下去。”最后，“我”终于费尽周折得到了这棵凤凰树：“昨夜，冬季里的又一场小雨之后，整个城市更感清冷。只有那棵凤凰树，还是别来无恙一般屹立在漫天飞舞的雨丝当中。它通体鲜红，全身上下的花朵全都在寒风中怒放着。树下的衰草中散落着昨夜坠落的花瓣，它们如同另一群默默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们。”晓航将这棵凤凰树转化为承载主题的象征形象，明艳而美丽，温暖而美好。
如果说晓航的小说具有明晰的意象和显豁的主题，那么，《梦想：城市亲人》则显示出一种完全不同的修辞效果。须一瓜将我们带入一个虚拟的游戏场景——“培训基地”，在这里，受训者参加受训的主要目的是：“破除人际樊篱，建立互相依存、互相信任的关系，一起追求整体团队成绩，共创双赢喜悦”。培训者通过各种怪异的游戏和机械化的方式来培养、考验人们的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然而，小说作者用辛辣的讽刺，嘲笑了这种荒诞的游戏的疯狂和虚妄，她在复杂的事象中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个主题：人的自私、虚伪和残忍，凭着简单的手段是难以克服的。
王小妮的《很大风》是一篇在结构和叙述上很见匠心的小说。作者采取的是一种平行并置的板块式结构策略，把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根据人物的转换，进行重新叙述。作者故意将每一个情节和场景之间的关联性暗示降到最低点，从而在作品的事象中留下巨大的空间和模糊地带，使作品整体上给人一种闪闪烁烁、迷离惝恍的印象。借助台风的到来，作者营造了一种紧张、荒乱、恐怖甚至不祥的气氛：姓黄的先生跳楼自杀了；私藏了他的手机的小张被压在了巨大的霓虹灯下面。作者似乎很悲观地宣达这样的题旨：因为贪婪和自私，人与人之间只能建立偶然的关联，而很难消除空间和精神上的距离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交流和情感沟通。
很明显，除了晓航的小说，其他两篇作品都显示出一种否定和怀疑性质的伦理姿态，不仅如此，它们的道德态度和伦理意味还给人一种模糊不明的抽象感。如果说，在人的“道德平庸”中发现可以同情的东西，并在小说中以积极的态度强调人性的尊严，是小说伦理的基本原则，那么，努力以朴实、简单的技巧和手段，明晰而有力地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和主题，则是小说伦理在修辞上的基本要求。有人说过：“任何艺术描写和艺术表现方法在可以产生实际的积极结果的限度内才是有价值的。”（赫拉普钦科：《赫拉普钦科文学论文集》，第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这可以被看作是对所有依赖活跃的想象展开叙事的智性写作的提醒和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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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世疾邪的反讽和批判，是小说的一项重要功能，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小说的一项道德命令和伦理责任。由于小说具有非凡的再现能力和批判力量，所以它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和理解人生世态的真相，而且还是一股荡污化秽、激浊扬清的道德净化器和伦理过滤器。
三篇“刺世”小说——杨少衡的《林老板的枪》、刘庆邦的《卧底》和莫言的《与大师约会》——被集中选载在第三期上，也许只是偶然的巧合，而非着意的安排，但是这样的巧合里却有着值得追索的意味。
《林老板的枪》细致、尖锐地叙述了社会转型时期金钱与权力、商业与政治的诡秘关系：它们虚与委蛇，貌合神离，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满脸带春风，暗中藏杀机。林奉成凭着钱袋中的孔方兄，呼风唤雨，左右逢源，颐指气使，雄霸一方。他几乎控制了全县的经济命脉，这个靠做投机生意一夜暴富的神通广大的商人，不仅因其经济实力“荣任本县工商联会长”，而且还在菜豆收购上，让徐启维和他的县城“突然惨遭围困”，让这位新来的县长领教了他的厉害。他可以随便给“副省长”打电话，甚至有能力操纵县委书记的任命。他生活堕落，酒后嫖妓被拘押，竟然要公安局找徐启维“核实”自己的身份，并将他保了出来。在小说中，徐启维无疑是一个守住了做官的伦理底线的干部。面对不可一世的林奉成，他虽疲于应付，但却知彼知己，巧于周旋。他不仅没有被林老板拿下，反而缴了他的“冲锋枪”。小说结束了，生活在继续，生活中无疑还会有同样的故事发生，那么，也会有其他的更耐人寻味的结局和收场的吧？另外，过度的叙述，过于外露的调侃等不足，多少减损了作品的内在韵味和批判力度。
《卧底》描绘的也是一幅令人心酸的生活图景，叙写的同样是一个令人发指的悲惨故事。为了当上记者站的正式记者，周水明决定装扮成一个农民工，深入到一个小煤窑去卧底，把所见所闻记下来，然后写成长篇通讯：“他相信，只要通讯一发出来，肯定有着爆炸般的效果，说不定会轰动全国，很多报纸会转载。到那时候，他就不必发愁姓司的不聘他当记者，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作者以纪实的笔法，叙述了窑主齐老板对挖煤的窑工的惨无人道的剥削和伤害。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弱势群体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境况，也看到了作者对社会不公和罪恶现象的难以遏抑的不满和愤怒。但是，愤怒的情绪也扭曲了作者的感受和叙述，使他的伦理态度和叙述方式显示出一种片面和简单的倾向，使他的写作成为我在一篇文章中批评过的“单向度写作”：这种写作在展开叙事的时候，“每每将一种情感态度推向极端，而缺乏在复杂的视境中，平衡地处理多种对立关系和冲突性情感的能力”（李建军：《被任性与仇恨奴役的单向度写作》，《小说评论》2005年第一期）。作者不仅没有写出齐老板这些坏人性格和情感的复杂性，而且，还过多地渲染了那些受凌辱与受损害者的粗俗和动物性的一面。他毫无必要地描写人物的生理缺陷：“女人三十五六岁，长得高高大大，奶子、嘴、屁股，哪儿都大。女人的嘴唇格外厚，一片嘴唇恐怕就有二两肉。女人的嘴唇不好看，唇面子不发红，有点发紫。”一个小伙子的长相也不雅观：“原来是一个兔唇，经过手术，把兔唇缝合上了。缝合的效果不是很好，除了疤痕突出，嘴前面还有一个小豁儿。小伙子见周水明注意他的嘴，就把手中的矿泉水瓶举高，把嘴和鼻子都遮住了。”
我以研究的态度看了又看，也没有看出非得如此描写人物生理缺陷的必要性，倒是发现了作者在塑造人物时缺乏高度自觉的小说伦理感：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缺乏更为充分的公正和同情。莫德说托尔斯泰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是这样的克制自己，他一点一滴地摹写这些人物的卑劣渺小，一次也没有忍耐不住去嘲笑他们，或对他们发脾气。这就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真正的真理！他以同样的真实写库拉金一家，写海伦和阿那托里；这些没心肠的人，他毫不留情地加以展览，可是并不想痛斥他们”（艾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第一卷，第42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托尔斯泰的伟大经验，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小说伦理的内涵和意义，也有助于我们解决自己在小说写作上的问题和病象。
事实上，缺乏小说伦理感，也是《与大师约会》中存在的问题。在这篇小说中，莫言将讽刺的剑戟指向人性中的虚荣、贪婪和无耻。在尔虞我诈的名利场上，自我吹嘘，傲慢做作，追攀比附，丑态百出，确实令人厌恶。但是，即使在叙写这样的生活场景的时候，作家仍然必须提醒自己保持克制和冷静。然而，莫言在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似乎并没有这种必要的清醒和敛抑。他满足于痛快淋漓地嘲笑人物：“金大师端起一杯酒，对准桃木橛的脸泼去。浑浊的酒液，沿着桃木橛的脸，像尿液沿着公共厕所的小便池的墙壁往下流淌一样，往下流淌，往下流淌……”小说就这样在“往下流淌……”中结束了。他的嘲笑和戏弄的话语效果如此消极，除了让人产生厌恶和反感，实在很难再体验到别的更美好的东西。显而易见，莫言的这篇小说同他的其他许多小说作品一样，在小说伦理和小说修辞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缺乏真实性，缺乏意义感，缺乏分寸感，无论在伦理上，还是在美学上，都显示出一种消极的自由状态和盲目的批判激情，实在应该引起批评家和研究者的警惕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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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几个写得较为精致的短篇值得我们讨论。
飞花的《卖米》像秋野里一株沉甸甸的谷穗，给人一种丰收的喜悦。尽管这篇小说中也有初学写作者难免的稚拙，但它无疑也让人们看到了作者的令人欣悦的才华。飞花近乎本能地接受并服从小说伦理的规范和制约。她以饱含爱意的笔墨去写人物，体贴入微地叙述他们内心的感受，在平淡、简单的形式里，表达着善良、责任、尊严、坚毅和挚爱等丰富而美好的情感和品质，表现出一种诗意的道德情调和温暖的伦理精神。她的文字里有底层人的苦难和眼泪、辛酸和无奈，但是没有廉价的自恋，没有空洞的牢骚，没有恶毒的诅咒。我们没有听到她的宣言，但我们从她的作品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她才是“作为老百姓”并“为了老百姓”而写作的人。
在语言风格和叙述方式上，《卖米》体现出一种朴素的求真尚实的现实主义精神。飞花的语言洗尽铅华，朴素自然，平实亲切，全然没有当下一些“著名作家”的不好好说人话的做作和卖弄；她懂得克制和分寸感的价值和意义，力求准确而简洁地叙事和写人，绝无某些“著名作家”的漫无节制的放纵和散乱。遗憾的是昊天无情，不佑善人，否则我们或许会有一位像路遥一样充满道德激情和美好诗意的优秀小说家也未可知哩。唉！飞花，飞花，未及春尽，随风而逝，哀哉！哀哉！
阿成是写短篇的斫轮老手。他显然明白“蓄势”对于营造神奇的叙事效果的修辞作用。他在《上帝之手》中引而不发，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说闲话，用了适当的篇幅写日本人对冯牧师和中国人的残酷折磨，只用了极少的篇幅写冯牧师借“上帝之手”惩罚日本侵略者，但却奇妙而强烈地显示了正义的巨大力量，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万新的《吆鸭子》的主题也是罪与罚：几个人合谋，私自将强奸学生的王老师炸死了。作者在语言上很用心思，叙述上也别出心裁： “我”的第一人称讲述和作者的全知性第三人称叙事交替使用，创造出一种忽近忽远、虚实相宣的叙事效果。但是，从小说伦理上看，它诙谐有余，严肃不足，显得冷漠而茫然，既没有更为充分地写出人物的内心体验，又缺乏成熟的伦理精神和深刻的主题内容。
事实上，缺乏成熟的伦理精神和深刻的主题内容，并不是《吆鸭子》等个别作品的问题，而可以被看作是当代中国小说写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处于一个价值混乱、文化拔根的社会转型期，出现这样的问题，也属正常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小说世界本质上是伦理世界，只有那些包含伟大的伦理精神的作品，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只有摆脱种种缺乏文化责任感的消极写作的局限，摆脱私有形态的商业化写作和欲望化写作的陷阱，只有在时代的废墟中抢救出那些有价值的伦理资源，我们才能建构起中国小说写作的伦理秩序，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并最终形成我们自己的成熟的小说叙事经验。
2005年3月6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