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儿童文学？

我们的文学认知里，充满了时髦的偏见。将文学仅仅视为“纯文学”，视之为一种纯粹的美学现象，就是一种流行的偏见。在那些迷信“纯文学”的人看来，如果文学充满了道德热情，寄寓着教育的目的，那么，它就是“不纯”的，就算不得文学。
事实上，文学是一种极复杂的精神现象。它意味着趣味和消遣，也意味着刺激和影响。它是循循善诱的“教育诗”，具有移人性情的神秘力量。一旦读者完全沉浸在这样的文学里，为之心动神摇，那么，他的意识和行为，就会受到深刻的影响。
文学对儿童和青年人的影响尤其大。安徒生的童话培养孩子的同情心和正义感，狄更斯的小说鼓励童年不幸的孩子坚韧而乐观地生活，歌德的维特则有可能误导那些脆弱而多愁的失恋者自戕。每一个作家，无论他是成人文学作家，还是儿童文学作家，都应该有这样的认知：你给孩子读什么样的文学，他就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创造了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你就可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儿童。

乌特•弗雷弗特等德国学者撰写了一本书名为《情感学习：儿童文学如何教我们感受情绪》（LEARNING HOW TO FEEL: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Emotional Socialization,1870-1970，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的专著。此书根据1870至1970年100百年间创作的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品，从焦虑、信任、虔诚、同情心、同理心、爱、羞耻、痛苦、恐惧、勇敢、思乡病以及无聊十二个方面，分析了儿童文学的主题内容和教育作用。这是一部具有经典意味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

模仿是儿童的天性。儿童通过对成人和书籍的模仿，来学习处理自己所面对的问题，来完成精神的成长。就像帕斯卡•艾特尔等在《情感学习：儿童文学如何教我们感受情绪》的“导论”中所说的那样：“儿童主要是透过试着以身体的实践、模仿和姿势，复制或重现他们在别人身上观察到的情绪来学习情绪的。”（第10页）儿童很自然地模仿作品中的人物，“当故事人物有所成长，读故事或听故事的儿童亦然。”（同前，第11页）几乎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们关心儿童，注意自己的作品对儿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知道，伟大的作品有助于儿童的人格发展，而下劣的作品则有害于儿童的精神成长。他们总是将儿童想像为自己作品的第一读者。

伟大的俄罗斯古典作家，几乎全都是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家。普希金的诗，克雷洛夫的寓言故事，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托尔斯泰的自传体小说，契诃夫的儿童题材的小说，都属于高级形态的儿童文学。

契诃夫的童年是不幸的，充满了屈辱和痛苦，但他内心的希望之光，他对人和生活的爱的热情，却从未熄灭。他对儿童的境遇尤为关心。他同情那些陷入困境的儿童。《万卡》、《渴睡》显示着他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儿童的同情。在《草原》里，九岁的叶果鲁希卡，离家远行，“用悲伤的泪迎接这种对他来说还刚刚开始的，不熟悉的新生活”；作者用心体会他的心情，写出一个儿童缤纷多彩的内心世界。《厨娘出嫁》是一篇充满悲剧意味的小说，但是，契诃夫写了厨娘彼拉盖雅被迫出嫁的痛苦，也写了七岁的小男孩格利沙对她的同情，从而用儿童的纯洁的善和爱，给作品添加了一抹温情的暖色调。因为懂得爱，因为懂得儿童的痛苦和爱，契诃夫的这些作品，业已成为伟大儿童文学经典。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也有值得珍惜的佳作，如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任溶溶的儿童诗、任大霖《童年时代的朋友》、鲁兵的《小蝌蚪找妈妈》和彭文席的《小马过河》，都对中国儿童的生活知识的积累和人生经验的启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时代的儿童文学仍然不够发达。尤其是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方面的儿童文学创作，更显贫乏。不仅如此，我们的某些“著名作家”的创作，缺乏起码的儿童文学意识，缺乏对儿童的精神需求的关念，粗鄙秽亵，流情荡志，简直不成样子。

有人说，文学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它对儿童的态度。一个民族的文学成就，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的儿童文学创作上。我们需要伟大的儿童文学。我们需要那种教会儿童“感受情绪”的儿童文学，换句话说，需要那种培养孩子的爱的能力的儿童文学。这种伟大的文学，能给儿童带来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当他们进入成年，回忆自己的文学阅读经验的时候，他们会怀着感激的心情说：谢谢你，亲爱的作家！你的作品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力量，给了我方向，帮助我完成了童年的成长。

当然，我们强调文学对儿童的关念，并不是要将儿童的意识和需要绝对化，认为他们的一切意识都是正确的，或者他们的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因为，儿童的意识和行为中，也有蒙昧甚至黑暗的一面，这个，你只要读一读约翰•洛克研究儿童教育问题的著作就可以了。洛克说，儿童身上也有坏品质，例如，他们“爱好权力和控制”，“这是大多数日常的、自然的、邪恶习惯的根源”（约翰•洛克：《教育漫话》，傅任敢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87页）；儿童身上还有“最坏的一种品质”，那就是“闲荡的性情”——“如果它是出于自然的，它又是最难医治的一种品质。”（同前，第111页）不仅如此，“疏忽，不经心，见异思迁，思想乱，这都是儿童时期的自然的过失”（同前，第149页）。

可见，儿童也需要守成主义的启蒙教育。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要教会孩子懂得什么叫谦卑，懂得尊重和理解我们的先辈和古老的价值观。他们应该虔诚地对待“圣经贤传”，应该理解和接受那些伟大的真理。华盛顿所信奉的人生信条，他的110条谦卑而恭敬的处世准则和修身守则（Rules of Civility）——如“在你的上级找任何人谈话时，不要偷听，不要说话，也不要大笑”（约翰•罗德哈梅尔选编：《华盛顿文集》，吴承义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页）；“嘴里塞满食物时不要喝东西，也不要说话。喝东西时也不要东张西望。”（同前，第9页）——与中国古老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如出一辙，就像是从《论语》和《弟子规》里提炼出来的。歌德的两部关于成长的巨著——《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和《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就讲述了古老的经典和伟大的价值对于青年成长的意义，因而，很适合少年儿童阅读。托尔斯泰为儿童编写故事和教材。他的《童年•少年•青年》以完美的文学形式，记录了一个儿童的心灵成长的历程，显示出敏感的同情心和高尚的利他精神，是一部伟大的关于爱的教育诗。这部作品中寻找的“小绿棒”故事，优美而崇高，是一束照亮儿童心灵世界的明亮阳光。“小绿棒”故事所宣扬的精神，就来自于俄罗斯人普遍信奉的“圣经贤传”。

然而，自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以来，那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对古老的价值观和家庭伦理充满敌意。在叙述家庭关系的时候，他们喜欢建构一种“父与子”的冲突情景，建构一种“幼尊长卑”的伦理秩序。激进的批判者将“子”置于“父”之上，对父辈多有不满和抨弹，峻责中国人几千年来还没有学会“做父亲”。他们似乎刻意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爱孩子是人性的天然倾向和自然表现，因而，古人对儿童的柔情怜爱，一点儿也不比现代人少。齐景公爱其子，俯首为牛而折其齿。子夏为自己早逝的儿子，而哭瞎了双眼。王戎丧儿，悲不自胜；山简批评他说：“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戎答道：“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他的充满人性内容和哲理意味的隽语，让山简也跟着他一起悲痛起来。可见，无论千年之上的古人，还是千年之下的今人，只要他是“钟情之人”，只要他有一颗懂得爱的心，就会成为一个慈爱的父亲。今日之现代人，虽然了解了很多新事物，接受了很多系新观念，但亦须明白，人性与人情之大要，在真诚而不在新旧，故不可在爱之一字上蔑弃古人。

然而，那些反传统的新知识分子，不仅睥睨古人，迷信今人，而且睥睨父亲，讨好儿童。他们确立了一种貌似先进的“媚童主义”价值观，坚执所谓的“幼者本位”原则，认为儿童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必须彻底改革——一切以儿童的需要为归依，无限制地满足儿童的需求。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中说：“我想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方面的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923—1924），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3页】他还反对让孩子读“圣经贤传”。他在《儿童的书》中说：“中国向来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的，以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的饥饿；机会好一点的，偶然从文字堆中——正如在秽土中检煤核的一样——掘出一点什么来，聊以充腹，实在是很可怜的。”【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923—1924），第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6页】他对中国固有的家庭伦理，皆极力排牴，彻底否定，甚至责备“中国还未曾发见了儿童，——其实连个人女子也还未发现，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虽然市场上摊着不少的卖给儿童的书本。”（同前，第77页）唉！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这是一些极端而夸张的话，是一些靠不住的认知和判断。

试问，中国古代那么多气质卓特、人格俊洁的人物，如子产、左丘明、孔子、晏子、孟子、庄子、司马迁、谢道韫、杜甫、苏东坡、李清照和曹雪芹等，是怎样培养出来的？难道在他们的童年，他们的父母和师尊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儿童，只是“让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的饥饿”？中国古代固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但是，有宽泛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古人的文字里充满了对儿童成长的关切。《百家姓》、《千家诗》和《千字文》属于知识型的儿童读物，而《诗经》、《论语》、《山海经》和《世说新语》中的某些部分，史书和子书中的许多寓言故事，则属于适合儿童读的极优美的文学读物。周作人自己也说，为儿童编写寓言读物，“古书如《韩非子》等的里边，颇有可用的材料”？【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923—1924），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9页】而且，在古老的中国文化典籍里，既不缺乏孔子与两小儿辩日的幽默故事，也并不缺乏“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恻隐之心和爱幼精神。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一句里，洋溢着多少“发现了儿童”的美好诗意啊！而这样的“发现了儿童”的抒情和描写，在中国古典诗文里，实可谓比比皆是。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责备古人，责备他们没有创造出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因为，即便在欧美，“真的为儿童的文学”的产生，也不过是19世纪中后期的事情。

那种将儿童本体化和绝对化的思想，那种将传统伦理道德与儿童教育对立起来的激进主义主张，看似充满爱的精神和现代的意识，实则属于简单化的片面认知，是靠不住的，甚至是有害的。这样的思想和主张不仅会使儿童丧失对固有的价值原则的敬意，还有可能使他们成为精神上的空心人。虽然某些现代学者所宣扬的“幼者本位”原则，固然不乏翼护儿童的善意，但是，并不完全符合儿童教育的原则和规律。贬低父母和否定传统的儿童教育，注定是一场“弑父”的极端文化行为。它除了人为地制造对立，片面地美化和神化儿童，似乎并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

儿童文学固然应该有童心，但那绝非原始的心灵状态，而是被升华了的童心，是具有更高的文化品质的童心。李贽《童心说》将“最初一念之本心”当做“童心”，显非的论。因为，原始意义上的懵懂的童心，与升华了的明亮的童心，绝不是一回事。所谓“最初一念之本心”，似乎并未脱离混沌的蒙昧状态。

李贽的文学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性灵文学。作为极端的“儿童崇拜者”，丰子恺简直就是现代版的李贽。李贽将“童心”等同于“真心”，丰子恺则将等同于一切：“和平之神与幸福之神，只降临于天真烂漫的童心所在的世间。失了童心的世间，诈伪险恶的社会里，和平之神与幸福之神连踪影也不会存留的。”（《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二，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629页）这里所表达的情感，当然是浪漫而美好的，但其逻辑，则显得有点过于绝对和简单。在《儿女》一文中，他将“神明”、“星辰”、“艺术”与“儿童”当做占据他心灵的“四事”。在他看来，儿童不仅比大人更可爱，而且也比他们更智慧：“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最能明确、最完全地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蔽，所斫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一，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14页）就天性来看，孩子固然有其天真可爱的一面，但是，他们的心智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认知能力尚待培养和提高。认识“世间事物”的真相，需要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成熟的判断力，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绝非孩子们能“最能明确、最完全的见到”。将儿童奉为人类精神的最高典范，将成人斥为“可怜的残废者”，的然属于卢梭式的人性乌托邦主义，的然属于卢梭式的美学浪漫主义。这是对儿童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赞美，也是对成人望望然的不满和贬低。

在谈论儿童文学的时候，在面对“童心”这一问题的时候，人们似乎应该有双重的视野，要看到两面的情形。要知道，童心固然有美好而可爱的一面，但它也有完全相反的一面。它的天真里含着幼稚，它的可爱里含着蒙昧。它期待启蒙之风的吹拂，期待理性之手的助推。

童心只是人性的初春。为了完成自己的成长，它需要经历酷热的夏天，萧瑟的秋天，和寒冷的冬天。在这艰苦的历程中，儿童文学应该对儿童发挥教育和示范的作用，而不是采取所谓的“幼者本位”原则，一味地地赞美和崇拜他们。

玉不琢，不成器。玉是美的，但是，若不细加雕琢，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儿童亦然。《诗经》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每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在为儿童写作的时候，都应该有“切磋”和“琢磨”的自觉和耐心。

2023年6月6日，北京北新桥
《文学自由谈》202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