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主于正气说

凡文皆有气，气各有不同。有清气袭人者，有浊气遍人者；有雅气宜人者，有俗气厌人者；有生气凛凛者，有死气沉沉者；有英气突突兮勃发者，有老气奄奄兮横秋者；有正气浩浩然贯长虹者，有邪气嚣嚣然在尘上者。清气、雅气、生气、英气皆可归之于正气，文必得此正气，而后方能入于人心而行诸远；浊气、俗气、死气、老气皆可归之于邪气，操翰弄墨若竟以邪气为上，以“同俗自媚于众为善”，此虽或可邀一时之誉，或可留千古之名，然所得之誉必为虚誉，所留之名亦必为骂名。

在中国人的哲学观念中，气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范畴。对中国人来讲，人的生命就是由气凝聚而成的，气散则命绝。正像一位研究中国哲学的日本学者所阐释的那样，在中国哲学家的观念里：“气具有生命和活力。……由于这种气之力，人和其他的生物才得以维持自己的生命，才能生殖而延续自己的生命，才能够进行活动。视力、听力等等的各种能力，感情、欲望、思考等等心的机能，也都是由气产生的。”气也是中国古人解释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概念，曹丕肇开端绪，刘勰继武其后，千百年来，论者甚众，分析邃密，殆有“齐气”、“逸气”、“异气”、“矜气”、“昏气”、“和气”、“真气”、“豪气”、“元气”、“戾气”、“奇气”之说；古人论文，也多以气做尺度来别裁高下伪劣，如宋代李涂《文章精义》论古人，就是从气上着眼：“《论语》气平，《孟子》气激，《庄子》气乐，《楚辞》气悲，《史记》气勇，《汉书》气怯。”要言不烦，一针见血，洵为的论。

那么，所谓气者，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东西？为文之气到底该如何养？对文学写作来讲，到底哪种气是最重要的？

在中国文论中，气是一个含义很复杂的概念，但归纳起来，似乎大体上不出于这样三个层面：一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气，一是美学意义上的，一是伦理学意义上的。这三种气的理想形态，似乎也可以用三个概念来表达，那就是“和气”、“才气”和“正气”。“和气”即清和之气，指的是一种刚健、和谐的心理状态；“才气”指的是一种达到很高水平的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正气”指的是一种符合伦理原则的道德精神和内在激情。

最早从文学角度谈论气的人，大都是把它看做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文以气为主”，始出于曹丕的《典论·论文》。这句话同“诗言志”、“文以载道”和“诗可以怨”一样，已经成了中国文论中的“黄金定律”。然而，关于气，曹丕的认识不仅是心理学的，而且还是决定论性质的，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气是一种几乎不可改变的个人禀赋和心理事实，所谓“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所以，他除了对气做简单的分类，除了从气的角度评价了自己时代的几位作家，似乎不觉得还有别的什么话好讲，——他的判断是天才的，但阐释却是简单的。

第一个从写作实践论的角度来研究气的，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批评家刘勰。像曹丕一样，刘勰也倾向于把气看做一种心理现象，但他同时也认为气是一种生理现象；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停留在曹丕的静态的消极的决定论上，而是将对气的研究推进到动态的积极的实践论领域。具体地说，在刘勰的理论中，气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不可改变的气质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具体的可以改变的创作心理一生理问题。在《文心雕龙·养气篇》中，刘勰将着眼点放在探讨写作活动本身上，寻求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所说的“求文思常利之术”，即作者如何以一种顺畅无碍、积极有益的方式进行写作。

为文伤命，用思困神，如果“钻砺过分”，就必然要导致“神疲而气衰”的后果。所以，在刘勰看来，理想的写作状态应该是作者觉得“理融而情畅”的时候，应该是在心理和身体都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候。因此，作者要学会“养气”，要让自己达到“从容率情，优柔适会”的境界：“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服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馀于文勇，使刃如新发，凑理无滞，虽非胎息之万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在《风骨篇》中，他也强调了“守气”的重要：“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又在《神思篇》里再致叮咛：“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对于教人养气，刘勰可以说已经到了谆谆告诫、不厌其烦的程度了。我曾经对朋友说：如果路遥身边有刘勰这样一个懂得写作奥秘的批评家时时提醒，恐怕尚不至于“神疲而气衰”，更不至于英年早逝的吧？呜呼！“公无渡河，公竟渡河”，百身莫赎，岂不痛哉！

刘勰的“养气说”所揭示的，正是创作心理一生理学上的一个重要规律：在写不出来的时候硬写，必然会伐身害性的，而只有将心理与身体调节到最佳的状态，即一种清和顺通的状态，才能因为意得理服而针劳药倦，作者才能体验到写作美妙无比的快乐。王元化先生注意到了刘勰“养气”理论的特殊意义和重要价值，并拿它与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创作的直接性”和“直接因素”相提并论”，这虽然有缩小刘勰的论涉范围之嫌，但也的确有助于我们理解刘勰“养气说”的精义。

由于“雅好文章”的曹丕的倡说，由于“深得文理”的刘勰的申论，从唐宋以下，“文以气为主”几乎成了流口常谈，成了人人都认同的真理：唐人刘禹锡在《答柳子厚书》中说：“气为干，文为支，跨跃古今，鼓行乘空。”
唐人李德裕在《文章论》中说：“魏文《典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斯言尽之矣。”
宋代王十朋在《蔡端明文集序》中说：“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非不多，而能杰然自名于世者无几，非文不足也，无刚气以主之也。”
宋代陆游在《傅给事外制集序》中说：“某闻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
宋代刘克庄在《刘圻父诗序》中说：“文以气为主。少锐老惰，人莫不然。”
宋代卫宗武在《赵帅干在莒吟集序》中说：“文以气为主，诗亦然。诗者所以发越情思，而播于声歌者也。是气也，不抑则不张，不激则不扬。”
显然，唐宋时代的人，更倾向于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理解气，所以，在他们看来，所谓“气”不是别的，就是《孟子·公孙丑》篇所讲的那种“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袭义而取之也。行有不慷于心，则馁矣。”“而这种气并不是生来就有的，毋宁说是在道德上不断努力的结果，因而具有“义”和“道”的性质。王十朋接受孟子的观点，所以，他将气阐释为“刚气”；陆游认同亚圣的思想，所以，他要说“出处无愧，气乃不挠”。

由于重视伦理意义上的气的作用和价值，所以，中国古代的学者也承认并强调“才气”对于文学整体上的“气”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他们似乎并不认为这种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相反，在他们看来，如果一味逞才使气，就必然会导致非常严重的消极后果。例如，陈廷焯就提醒人们警惕那种倜傥风流的“才子气”：“无论作诗作词，不可有腐儒气，不可有俗人气，不可有才子气。人第知腐儒气、俗人气之不可有，而不知才子气亦不可有也。尖巧新颖，病在轻薄，发扬暴露，病在浅尽。腐儒气，俗人气，人犹望而厌之；若才子气，则无不望而悦之矣，故得病最深。”

陈廷焯的观点，是很有价值的。就中国的情况来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似乎都存在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把所谓的“才子气”看得很高，常常将它当做一种纯粹的、无依待的东西来欣赏，或者当做一种无所附丽的价值来推崇，而不问那“才气”的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情感内容，究竟包含着怎样的伦理境界，更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所谓才华不仅意味着艺术感知能力和审美表达能力，还意味着对人类的情感世界的精微的体验能力，意味着对人类内心世界的独到的发现能力，——尤其重要的是，真正有才华的人，是那种能够创造出一个光明、美好的精神世界的人。总之，我们对“才子气”的片面而简单的欣赏态度，无疑纵容了一些舞文弄墨的人，使得他们任气使性，荒谩无度，把“无知”、“无畏”当做光荣的业绩，把低级趣味当做高雅的韵事，然而，正像傅庚生先生所说的那样：“世上庸人易欺得，须是明眼人欺不得；即使人人皆欺得，须是彼苍欺不得也；竞得文名，丧天之实，亦逐末以伤本者矣。”“傅庚生先生就对袁枚这样的“恒以小慧自圣也”的“才子”深恶痛绝，对他们身上的“才子气”多有毫不留情的纠驳：“文人无行，于今为烈。缘文既背于质矣，又不辨雅郑淳漓，游于艺而渐移其心。天道好还，其将有所复乎？要亦待有真识见者为之先矣。”

所以，中国古人就强调通过以“学”辅“才”，来最终达到“养气”的目的，而反对“以才御气”。如果说，在最早提出“文气说”的曹丕眼里，气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可移易的禀赋，是学不来的，那么，到了元代，学者就远绍孟子的“养气说”，既超越了曹丕的“文气说”，也推进了刘勰的心理一生理学意义上的“养气”观，进而强调“学”对于“气”的影响。黄滢说：“谨窃闻昔人之论文，率谓文主于气，气命于志，志立于学者也。盖三代而下，骚人墨客以才驱气驾而为文，骄气盈则其言必肆而失于诞，吝气歉则其言必苟而流于谄。……夫学足以辅其志，志足以御其气者，气和而声和，故其形于言也粹然一出于正，兹其所以信于今而贻于后欤？”“显然，“学”作为一种理性的力量，对“气”发挥着积极的影响作用，可以使写作“粹然一出于正”，如果倒转过来，“以才御气”，那就必然要导致“其言必肆而失于诞”的后果。戴良更是明白清楚地强调“学”对于“气”的意义：“文主于气。而气之所充，非本于学不可。六经而下，以文雄世者，称孟轲、韩愈氏。孟轲氏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韩愈氏曰：‘气盛则言之短长、声之高下皆宜。’……文以气为主，气由学以充，见之二氏，可考而知也。后之学者，乃或不是之求，方贵华尚采，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吁，亦末矣！”

后来的章学诚也反对把文学中的气仅仅当做“才气”，而是全面地强调“才学识”的重要性。在《史德》篇中，他肯定了气对于写作的意义：“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文挚，天下之至文也。……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但是，如何使气“平”而不至于“失”呢？章学诚的答案是：要有“敬恕”：“心虚难恃，气浮易弛，主敬者，随时检摄于心气之间，而谨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

当然，在有的人看来，就“才”与“学”来论气，似乎还是没有探着根本，还是没有说清问题。例如，刘将孙就觉得在“气”的内里，应该有一种更为本质的东西，所以，“予亦于气为主之言而愿窃有所益也，主者同而所以为主者异，辄欲更之曰：文以理为主，以气为辅”。他认为，“文以气为主，非主于气也，乃其中有所主，则其气浩然，流动充满而无不达，遂若气为之主耳。故文之盛也，如风雨骤至，山川草木皆为之变；如江河浩渺，波涛平骇，各一其势””。刘将孙的“理”，近似于黄灌所说的“志”，强调的都是一种伦理性的精神对于气的主宰作用。

但是，仅仅从“学”的角度，似乎还不足以完整地阐释“养气”的问题，所以，到了清代，对于气的文学性阐释，渐渐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将对气的研究，从“学”转移到了对人生境遇的关注上。例如，钱谦益就把气与作者坎坷、艰难的人生经验关联起来，认为写作者胸中的“一段不可磨灭之气”，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与他“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密切相关的，——正因为这样，“故其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钟出土，如寡妇之夜哭，如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幽坟”。钱氏所说的“不可磨灭之气”，显然与中国的“诗可以怨”和“哀怨起骚人”的怨刺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显示了对于气的一种更有现实感、更有人生内容的阐释倾向。同钱谦益一样，晚清的词论家陈廷焯也赋予为文之气以“沉郁”的性质：“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他因此强调“作词体气要浑厚”。

总之，有心理学意义上的气，有美学意义上的气，有伦理学意义上的气，那么，在这三种气中，到底哪种最重要？

答曰：都很重要，但比较起来，伦理学意义上的气更重要，也就是说，“正气”更重要。
所以者何？
因为，对文学创作来讲，气固然是一种心理现象和美学现象，但更是一种复杂的伦理学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气是一种活跃的生产性力量，是一种推激作家写作的动力源：气充则文见，则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则可以“发越情思”，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从美学角度看，如果没有精微的感受能力、高超的表达能力，那么，“气”就不可能被随物赋形地表达出来，就不可能被转化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现象。但是，归根结底，文学作为一种表达人的心情、态度和愿望的精神现象，必然要表现出人们的一种善恶判断和伦理选择，而只有当正气起着主导作用的时候，一个作家的心理才能真正进入一种“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的状态，他才可能准确而深刻地感知和表达，才能最终使他的写作成为积极意义上的写作。所以，笼统地说“文主于气”，固然不错，但是，往深里追究，问题似乎并未完全解决，因此，有必要把关于“气”的研究从“心理学”和“美学”的层面，提高到“伦理学”的高度，从而，有必要将“文主于气”，更益之曰“文学主于正气”。

那么，何谓正气？罗尔斯说：“许多不同的事物被说成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不仅法律、制度、社会体系是如此，许多特殊行为，包括决定、判断、责难也是这样。我们也如此称人们的态度、气质以至人们本身。”所谓正气，就是指正义的精神气质和正直的行为方式。如果说邪气是一种消极的伦理态度，具有病态、阴暗的特征，那么，正气就是一种积极的伦理态度，具有光明、美好的性质，意味着面对荣辱、贫富、利害、爱憎、生死、善恶、雅俗的一种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对于正气与邪气，汉代的刘安做过一个极为精彩的对比，有着透彻的阐释：“君子胜心，小人胜欲。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内便于性，外合于义，循理而动，不系于物者，正气也。重于滋味，淫于声色，发于喜怒，不顾后患者，邪气也。邪与正相伤，欲与性相害，不可两立，一置一废，故圣人损欲而从事于性。”“他揭示了两种尖锐对立的人格类型，揭示了人类心灵内部“欲”与“性”的两种力量的冲突关系。气来自于心灵对种种束缚的解脱，来自于精神“循理而动，不系于物者”的向上的努力。

天下之至文，皆主于正气。文无正气，犹之乎天无日月，人无心肝，衣无领袖，鸟无翅羽。罗尔斯在他的杰出的著作《正义论》中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原则，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原则。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制度，不管它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同样，对于文学来讲，正义也是具有首要意义的原则。只有正义感和正气，才能使人正确地思考，才能使人感受到美好的东西、发现美好的事物，从而准确而富有诗意地感知和写作。罗尔斯说：“一个缺乏正义感的人，一个除非出于自私利益和权宜之计的考虑否则就从不履行正义要求的人，不仅没有友谊、情感和相互信任的联系，而且也不能够体验到不满和义愤。他缺乏某种自然态度和一种极其基本的道德情感。换言之，一个缺乏正义感的人也缺乏包含在人性这一概念之下的某些基本的态度和功能。”“这就是说，从根本上讲，一个人如果缺乏正气，缺乏基本的正义感，他就不能很好地感知世界，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人，因而，也就不能使自己的写作达到理想的境界，具有伟大的性质。例如，《金瓶梅》虽有才华，对人生世态的摹拟，亦不乏生动感与真实性，但是它缺乏正气，充满邪祟气和暴戾气，缺乏对女性的同情和怜悯，把男女间的那点儿事，当做人生的全部，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所以，几百年来，它虽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心，但却没有赢得人们的尊敬。

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大小，境界的高低，根本上讲，决定于它在精神追求上达到怎样的高度，或者，决定于它在整体上看是否充满正气和正义感。一切真正有价值的文学，是那种热情地赞美爱、宽容、同情、仁慈等伟大价值的文学，是那种对一切邪恶的力量和消极的精神现象持批判态度的文学。充满正气的文学，从来不赞美金钱，不崇拜权力，不渲染性和暴力，不歆羡那种外在的成功。因为，它知道，文学不是低俗的娱乐现象，不是一种纯粹的市场现象；因为，它知道，对大多数人来讲，劳心费力地阅读文学作品，是希望从中了解丰富的人生内容，得到有益的帮助，从而对自己的精神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德国批评家汉斯·麦耶尔说：“托尔斯泰的史诗首先是一种学说：它总是不断地回答这样的问题：如何正确地生活？或者，人不能和不该怎样生活？它试图影响行动、带来转变，而不愿成为‘无意义的消遣’。”充满正气的文学就是这样的文学。它不讨好读者，也不把满足读者消极的需要当做自己的目的。它首先关注的是人类的灵魂，是精神的救赎和人格的升华，而不是欲望的宣泄、肉体的狂欢。以正义的态度对待生活，以充满正气的精神对待写作，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为目的，这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共同的精神原则，也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有伟大文学共同的特点。

然而，让正气始终主宰着文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文学不仅很容易受到利益金钱和虚荣心的诱惑，而且常常受到外部力量的压迫与打击。虽然如此，虽然真正的写作意味着与邪恶的对抗和冲突，意味着坎坷、苦难、迫害甚至死亡，但是，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由正义的写作构成的伟大的传统。从《诗经》、屈原、司马迁、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一直到鲁迅，伟大的中国文学始终表现出关注民痪、同情弱者、抨击黑暗、对抗邪恶、追求自由的情感态度和精神诉求。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即使在改朝换代的政权更迭期，在天崩地解、王纲解纽之际，中国的优秀诗人和作家也能够表现出一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概，表现出令人肃然起敬的浩然正气。文天祥生活在宋元两个政权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里，生活在荆天棘地的艰难时世里。这是知识分子的道德承受严峻考验的时代，也是他们的人格承受可怕重压的时代。然而，文天祥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和压力。他没有背叛日薄西山的大宋王朝。对一个气数已尽的王朝，对一个已经腐败到家的政权，他的牺牲也许并不值得，但是，他的行为里有一种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古人所讲的“取义成仁”的精神，就是对旧家故国的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披读他的诗文，凡情感尚未冰结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一股浩浩然塞乎天地之间的正气。在《金陵驿》中，他这样抒发自己的情感：

草合离宫转夕晖，
孤云飘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元无异，
城郭人民半已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
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别却江南日，
化作啼鹃带血归。

这里有飘泊无依的寂寞，有物在人非的惆怅，有英雄迟暮的感伤，但其中感人至深的，却是在山河破碎之际，仍然之死靡它的家国之爱。

在文天祥所有的诗文中，最令人荡气回肠的，还是那首不朽的《正气歌》”。其序云：“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沓，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圄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其诗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谬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忧，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首诗峻切直露，有气势，但无余韵；有激情，但乏意境。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没有将它选入。钱先生的评价是：
文天祥后期的诗作，“大多是直书胸臆，不讲究修辞，然而有极沉痛的好作品”。这样的评价是惬当的。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来讲，文天祥作品里的那种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悠悠我心忧，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我们需要这种“凛然万古存”的正气。
然而，说来真是奇怪，往往是在一个承平无事、过于安逸的时代，正气的培养和正义感的形成反倒更显艰难，反倒更容易产生平庸、浅薄和腐朽的作品。这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缺乏激情的慵懒成了生活的日常状态，当外在欲望的满足成为生活的最高目标，精神的堕落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正义感的丧失和正气的瓦解就是必然的。这也许是过于消极的结论，但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精神上的平庸和软弱，使许多作家像奥勃洛莫夫一样，无力地打发着空虚而无聊的生活，使他们怀疑一切故有的价值，嘲笑“真的猛士”，嘲笑“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精神。

总之，从精神上看，我们时代的文学的确存在着一股邪气。在某些作家看来，文学本来就是变态的、畸形的，而作家天生就是一群“莽汉”，一群在道德上享有放纵的特权的“糙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一些作家把自己的兴趣，牢固地锁定在描写性欲、金钱、权力和暴力方面。不是说这些内容不能写，而是他们的叙事态度是病态的，流露出的格调和趣味是低下的、庸俗的。有些小说，光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其趣味倾向和境界格调上的问题。例如，《鲜血梅花》、《檀香刑》、《我爱美元》、《把穷人统统打倒》、《我为什么没有小秘》、《有了快感你就喊》和《狼图腾》。把“鲜血”比做“梅花”，只有“血管里流着冰碴”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奇思妙想；把残酷的“檀香刑”当做小说叙事的主要事象，而且要在小说题目上凸显出来，一个神经不够坚硬的人，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修辞选择；“我爱美元”固然无罪，但是，让父子二人在小说中津津有味、厚颜无耻地谈论嫖妓的感受，却是作者内心充满邪气的鲜明表征；“没有小秘”之叹与“有了快感”之愿，也同样表现的是一种缺乏深度的思想和缺乏境界的趣味。而以“狼”为“图腾”，这恐怕是古今中外罕得一觏的精神奇观了，而其中的所包含的反文明的邪祟、暴戾之气，已经到了至矣极矣的程度，然而，令人纳闷的是，到现在为止，此书却仍然常常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是的，成熟的世界观，健康的内心生活，刚健有力的正气，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文学所缺乏的。我们要怀着敬意，接受这样一个关于文学的近乎常识的真理：文学不是肮脏的蛆虫，而是高贵的天鹅；不是藏污纳垢的容器，而是澡雪精神的圣水；不是对人类内心黑暗的展览，而是对于美好理想的追求。

文学主于正气。正气是文学的灵魂和精神。一个时代的文学倘若想正常地发展，那就必须让正义成为一种被作家坚定信守的文化原则；一个时代的作家倘若想创造伟大的文学，就必须让正气成为支持写作的主宰性的精神力量。
这就是我们最后的结论。
2007年10月18日夜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