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奖以及文学的责任与尊严

（此文为作者在2012年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上的发言。）

文学评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实用和报告性的文体，因为它就是阅读报告，就是文本分析报告。它与报告文学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要说真话，描述你真实的经验。

　　文学评论又是很难的，因为它里面渗透了人的不同的趣味倾向，渗透了你不同的价值观和你不同的评价尺度和差异。就比如像评奖，比如像鲁奖，比如像诺贝尔奖，这里面的问题都很多。

　　这里就只说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诺奖就存在傲慢与偏见的问题。从1900开始，欧洲大概有二三百位知识分子、学者、作家，写信给诺贝尔奖金委员会，要求颁奖给托尔斯泰，但是，诺奖评委们置若罔闻。在他们看来，托尔斯泰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因为他否定国家，否定传统的财富观，否定官方主宰下的宗教，所以，直到托尔斯泰1910年去世，瑞典人都没有给他奖。这个还有像勃兰兑斯、契诃夫、茨威格、卡夫卡等大师，都被他们错过了。

　　在中国就不用说了，从鲁迅开始，张爱玲、沈从文、老舍、巴金，一直到现在我认为像汪曾祺，像北岛，像史铁生，像陈忠实，都是能代表中国作家获诺贝尔奖的，但他们一一错过。所以，关于莫言，记者问我说你怎么评价他，你喜欢他吗？我说不喜欢，而且评价很不高。无论从审美趣味和伦理境界看，还是从文学才华和文学成就方面看，我认为他都是一个三流作家，只是因为他的作品符合西方文学的路子，他才受到汉学家的关注，才获了奖。

　　从文化的差异方面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其实是没有能力判断中国文学的，因为他不懂汉语，也不懂中国文化，不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化有着极大的封闭性，一个外国人几乎是无法突破这种封闭性的。例如，有一个日本学者叫小畑熏良的，是一个研究汉学非常用功的一个日本学者，在美国做教授，把李白诗翻译成英文，闻一多先生有一篇文章叫《评汉译李白诗》，他批评小田把中国读书人个个能懂的东西，都翻译错了，你比如，像李白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对一个中国人来讲“风流”是什么意思？你不用解释，大家都知道。但是，他不知道，他把它翻译成英语的“风”和“水流”（windandstream）。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我相信他的汉语，对汉文化、汉文学的理解和鉴赏评价的能力，绝不超过一个受过良好大学教育的中国人，所以，诺贝尔奖对中国文学的评价，我认为基本无效。所以说，像莫言他基本是用西方的方式来表达一个伪西方的经验的这么一个作家，不是一个中国化的、具有中国气质的作家：他的语言功力、文化修养都算不上很好，修辞能力也算不上高明。莫言的小说基本上都是非写实的，里面总也一个第一人称的“我”，来写“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什么，其他人的间接的感受经验，都是不真实的，夸张的，玄幻的。

　　我为什么说这种话呢？我觉得应该说真话，坐这个地方就是要说真话的，报告文学是个什么东西？报告文学这个概念我觉得并不十分地准确，我倒喜欢用班固在《汉书》中评价司马迁时候的那么十二个字，他评价司马迁时他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我认为这就是文学，尤其是写实文学的精神、灵魂以及它的方法，就包含在这里面。我觉得在整个的无论是虚构文学还是写实文学里面，体现的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这个。因为历史，尤其是在不正常的社会里面，历史总是被遮蔽，不断地被遮蔽，那么文学就是要揭蔽，把这个遮蔽给它揭去，还原真相，那么这种不虚美，不隐恶，就是要揭蔽的这么一个过程。像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这个书名，就体现了写实文学非常重要的东西：“往事”就是回忆，就是真实发生过的东西；“随想”是什么东西？就是思想，就是判断，而这种判断必然充满了启蒙性、批判性。

　　关于文学是一种抽象的精神性的现象，判断起来比较难，因为这个东西不像物质形象的，它的长方圆宽高一目了然，好作家和坏作家，三流作家和伟大作家，他们往往难以直观地呈现出来。莫言很伟大吗？他伟大在哪儿呢？有伟大的思想吗？他对中国的历史、现实有独特的理解吗？他有宗教信仰吗？在他的作品里，我们似乎看不到这些东西。我们只需要和伟大的第一流作家作比较，就会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作家。所以我提醒某些人，不要把这个事情炒得太过。要像鲁迅先生一样有自知之明。

1927年，有一位叫斯文赫定的瑞典人来到中国，他通过刘半农，刘半农又经由台静农问鲁迅先生，假如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提名给您奖您是什么态度？鲁迅先生写信对台静农说：诺贝尔奖梁启超不配，我也不配，而且最好告诉瑞典人不要理中国，倘若因为黄色脸皮，而把奖给了我们，将会助长中国人的虚荣心，那结果将很坏。我觉得，鲁迅先生这个话里面有自尊，有对中国文学很清醒的理性认知，不自大、不傲慢、不虚妄。

　　说穿了，诺贝尔奖就是西方奖，就是说诺奖委员会的评委，在评价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西方文学的时候，他很准，但是，一到东方就很容易走偏，你比如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他文学成就，绝对没有谷崎润一郎高，可是诺奖评委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接近西方文化的作家，大江健三郎就是表现西方的存在主义的理念，创作方法的也更接近西方现代派，所以严格讲，他像莫言一样，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东方作家。

　　我讲这么多，这种写实的方法，写实的传统，我们从伟大的司马迁开始就成了，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的文学，虚构文学和写实文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这种充满了写实精神的作品，比如像韦君宜，她的《露沙的路》和《思痛录》，就很伟大，很薄的两本书，但是非常地厚重。比如，我读清代的一本书，就是给了鲁迅先生很大刺激的一本书，叫《蜀碧》，彭遵泗写的。《蜀碧》里面就写张献忠，我们延安的败类，到了四川去祸蜀，把女人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非常地残酷。另外，史景迁先生的《太平天国》，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杨继绳的《墓碑》，都是很了不起的书。他们没有虚假的话，都是有根有据地去叙述被遮蔽的生活。我觉得其实我们中国现在需要的，就是纪实性的写作，需要的就是第一流的报告文学作家，因为我们中国被遮蔽的真相，被遮蔽的苦难，实在太多太多了。几乎随便一个地方，你深入下去，我认为都会写出感天动地、催人泪下的文字。所以，我们现在不要以获了什么奖就沾沾自喜，就飘起来了。我们应该像鲁迅先生在给台静农的信中写的一样，冷静的认知自己，冷静的对待我们的文学，对待我们的时代，写出有良心的、含有真实信息的、能够让我们后代读了对你怀着敬意的文字。不要在文学奖上想得太多，那太虚妄，太没有意义了。

　　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