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文学的态度》后记

此书所录文章，多为近年新作；各篇论题虽异，察其大归则同，即多多少少都关涉着这样一些总的问题：面对沉重的历史和复杂的现实，作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写作态度和精神立场？处于文化转型和价值重建的艰难时期，文学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启蒙责任和文化使命？如此刺刺不休地谈论一些如此“非文学”的问题，实在该为信奉“纯文学”的“学院派”大雅君子掩口胡卢而笑的，不过，有此一笑，似乎也并非坏事，因为，老子在《道德经》中早就说过的：“不笑，不足以为道。”

对网络时代的姿态激进的先锋主义者来讲，当下文学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无关乎“态度”，也无关乎“启蒙”，而是弄清楚文学何时死亡，以及我们如何与它告别。于是，就有希利斯·米勒这样的学者，提出了“文学死了吗”这样的问题，并自问自答地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是时候了。不同媒体有各领风骚的时代。”然而，从罗兰—巴特宣布“作者已死”，到福柯追问“作者是什么”，再到米勒的最后的宣判，这样的反复过程至少说明，要在短期内把文学弄得呜呼哀哉，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与那些文学末世论的悲观主义者不同，我对文学的命运和前景持乐观的态度。因为，通过诗意的文字交流情感和思想，乃是文明人类心灵生活最迫切的一种需要：一首一唱三叹的诗歌，一篇情文并茂的散文，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对那些渴望通过阅读获得慰藉、力量、乐趣和知识的人们来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即使文学业已陷入今天这样的困境，我也坚信它不会“终结”，不会“死亡”。文学将与人类同在，正像莎士比亚在他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中所说的那样：“只要人类在呼吸，眼睛看得见，/我这诗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绵延。”

所以，对那些了解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的人来讲，文学从来就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余业”，而是至关重要的“事业”。关于“文学事业”的妙譬高论甚多，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这样两句似乎很寻常的话：一句是《创业史》的作者柳青所说的：“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一句是资深翻译家刘炳善先生在《流亡生活中的好朋友》中引用过的：“文学是有黏性的事业”。

为什么说它是“愚人的事业”呢？身历目见是铁门槛，文学上的事情，来不得半点假，偷不得半点懒，是需要下一番埋头苦干的笨功夫的。聪明的人，会观风向，会看行情，会趋利避害，会避重就轻，但这，很不幸，也使他与文学应该追求的精神方向，背道而驰，愈骛愈远，使他最终很难写出有真情、有真意的大作品；只有“愚人”才会用真心、动真情、求真相、说真话，才会用最老实也最可靠的态度来写作，才能最终写出情深意重、感人肺腑的佳作。就此而言，“愚人”不仅“不愚”，而且还是真正的智者。

而“黏人的事业”一语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它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真正的文学是很有魔力的，是会“黏人”的，而一个以文学为志业的人，也只有为文学所“黏”，才能有所作为，——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不为其所黏，便不能入乎其内，便很难深知其乐，若为其所黏，便不能逍遥乎其外，便必然要为其所苦。

我大概就属于不知不觉间“为其所黏”的人，一旦事涉文学，便很不通世故，每常一板三眼地跟人较真，——这就难免会让别人和自己都不自在。然而，自分于“中正”二字，尚能心知其意并心怀敬意。如果说，别林斯基的这一观念——诗人是时代的“敌人”——是正确的，而由此引申出来的观点——批评家是诗人的“敌人”——也还有一点道理，那么，我可以坦然地说：我只有“公敌”，没有“私仇”；只有“公战”，没矿“私斗”。我之所以经常贸贸然地“与人为敌”，之所以比较坦率地批评当下的一些作家和作品，实在是因为觉得自己所看到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说不可的程度了。

半个多世纪前，殷海光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曾这样批评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时至今日，知识分子愈来愈彼此陌生，而且互相怀疑彼此的动机。⋯⋯评论往往变成捧或骂的化身。未捧入私人因素的文字实在难逢。⋯⋯一切思想言论都依利益或人事关系来解释。只要在同一条线上的，便捧入九天之上；只要不是在同一条线上的，便踩入九地之下。彼此的言语不通，彼此不了解，也不求了解。”每读这段文字，我便心惕惕焉，便告诫自己勉力务进，毋入此歧途，毋走此老路。我给自己确定的“底线伦理”是——时刻警惕那种虚张声势、不讲道理、乱扣帽子的“文革”遗风，不要有“炮打”别人的傲狠自是，不要有“再踏上一只脚”的暴戾恣睢，不要有“又何其毒也”的阴骘和颟顸，不要有李敖的“我来剥某某的皮”和“阳痿某某”的粗野詈骂。许多年来，我不敢说自己的笔下没有“咄咄逼人”的尖锐，没有不够宽缓的峻急，没有不够周严的判断，但是，借批评来泄私愤的意念，则从未有过。正因为这样，遭逢物情日浇、世路弥窄之时，偶遇流言喧豗、蜚语来袭之事，我尚能镇定而从容地面对，并未因无聊的事体，而影响生活的心情，而减损读书和写作的快乐。

《易经》上说：“君子之道，或默或语。”能够于隐忍中保持沉默，不露圭角，固然合乎君子之道，但是，有不满和意见，便坦率地说出来，似乎也不违斯道。而阮籍的“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或许是另一种更高明的境界，可惜我做不到。我更欣赏苏东坡的“遇事即发，不暇思也”，更喜欢汲黯的戆直可爱和直言不伟。而我自己的行事和作文，也大体上属于“走直线”的一路，而较少采取“弯弯绕”的策略。“走直线”的结果，便是写了一些在我的写作中所占比例并不很大、但据说是“酷评”的文章—— 收入此书的批评《檀香刑》、《秦腔》、《许三观卖血记》和《大秦帝国》的几篇，或许大概就是了？是耶？非耶？请读者诸君巨眼明察。

最后，还有一些感谢的话要说。
感谢已故学者何满子和樊駿先生，感谢我的导师陈传才先生，感谢学术界的前辈朱寨、陈辽、阎纲、严家炎和张梦阳等先生，感谢那些惠而好我的侪辈同仁，对他们的奖掖、鼓励和支持，我将永远心存感激。
感谢读者朋的厚爱和关心。我常常收到读者朋友的来信，有的表达对我的观点的认同，有的则“和而不同”，坦陈自己的不同看法，还有的朋友，或者买我的书送给他的朋友，或者把自己最喜欢的藏书送给我，这些，都让我感受到了因文学而建立的友谊的美好。这些读者朋友的理解和热情，也使我明白了这样一个记道理：一个批评家，固然要忠实于自己的阅读感受，首先要对自己负责，但是，他也有为读者的阅读提供帮助的义务——根据可靠的标准和稳定的尺度，通过有效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给读者提供大体妥实的信息，告诉读者一部作品是否值得欣赏，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

事实上，作为读者群体中的一分子，作为文学领域的热忱的民主主义者，一个具备专业能力的批评家，本质上就是文学阅读领域的无须选举和任命的“代言人”。所以，一个批评家固然可以成为作家的朋友，可以给他们的创作提供帮助和支持，但是，他不能成为作家的广告员和推销员，不能跟作家建立世俗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更不能与他们缔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血亲同盟，否则，他就有可能在守卫文学城堡的时候，弃甲曳兵，溃不成军，就有可能无原则地出卖读者的利益和文学的尊严。然而，现在的更为普遍的情况是，我们的批评家与作家之间黏得实在太紧了。这种很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现象，很值得我们反思和研究。

感谢小说家、学者阎真先生。在中国，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最容易结冤成仇，批评家因为一篇评论文章甚至几句话，而被作家记恨甚至攻击的事情，似乎并不鲜见。有一次，在一个文学论坛上，我有幸与一位我曾批评过的作家不期而遇。开始，他显得有点玲持，后来，我主动跟他握手、打招呼，他这才活泛了一些，最后，终于举着酒杯，朗声说道：“喝酒！咱们之间，虽然有些过节，但还可以一起喝酒⋯⋯”我说：“兄弟，你说错了，那不是过节，是文字之交。”其实，把正常的文学批评当做批评家对作家的不敬，甚至当做彼此之间的“过节”，这绝不是个别作家的看法，而是在不少“著名作家”那里都存在的偏见。这也难怪，他们出道以来，正赶上百废待兴的“新时期”，——由于在此前很长的时间里，“运动”电闪雷鸣，“批判”风狂雨骤，大家被居心叵测的人整怕了，被丧心病狂的人斗惨了，被无法无天的人害苦了，所以，否极泰来，雨过天晴，人们对一切都心怀善意，对一切都充满信心和期待，对一切都乐意鼓励和赞美，如此一来，应运而生的青年作家们，一路上听到的，便大都是赏心悦耳的“好听话”，这使他们感觉十分良好，真可谓“意气杨扬，甚自得也”，——据王安忆回忆，有一次，张承志曾经这样对她说：“我们都是被那个时代惯坏了，他指的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说你看我们一个个多盛气凌人啊。”——可是，现在，忽然间，又要面对尖锐的质疑和不留情面的批评，他们当然很不习惯，也难免会觉得逆耳和心烦，甚至要念念不忘、耿耿于怀。

然而，阎真先生却很不一样。他用宽容的态度对待我的苛求，从而让批评成为积极的对话，成为通向友谊的桥梁。当初，我读《沧浪之水》，分外欣喜，觉得作者对知识分子的无所适从的心灵痛苦的观察，极为细致，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扭曲和精神幻灭主题的揭示，也很是深刻，但也感觉他在叙述上略欠克制，主观成分渗入稍多了一些，便写了一篇题为《没有装入银盘的金橘》的文章，肯定他在主题开掘和细节描写方面的成就的同时，着重批评了这部小说的问题和不足；他读了我的文章，不仅没有恼羞成怒，没有“舍事诛意”地怀疑我的动机，而且，还给我的《小说修辞研究》写了一篇题为《一本好书，可做教材》的书评。有此雅量，是真君子；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希望有如此雅量的君子，多些，多些，再多些。
2011年1月26日，北新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