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从随物婉转到与心徘徊——论陈忠实的散文创作

如果说，陈忠实的小说创作嬗变、演进的轨迹，是通过逐渐摆脱对“当下生活”的盲目随顺，进升到与现实保持一种“历史的超脱”的自觉状态，从而完成了对现实问题的清醒反思、对“民族秘史”的深刻叙述，最终创作出了过渡期（1984—1988）的《四妹子》、《蓝袍先生》、《舔碗》、《轱辘子客》、《窝囊：献给古原的女儿》和成熟期（1988—1992）的《白鹿原》等优秀作品，那么，他的散文创作，则是沿着从自在到自觉，从无我向有我，从粗粝向细腻，从外在向深在的不断跃迁和拓殖，从而最终臻至沉郁高华、撄动人心的成熟境界，写出了一系列寓抒情于叙事的上佳的散文作品。然而，与他的小说作品研究的热闹景象相比，对他的散文创作的研究，简直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事实上，同他的小说创作一样，陈忠实的散文创作也包含着有待分析的问题，也内蕴着值得吸纳的经验，所以，有必要进行认真的阅读和细致的阐释。

一 讴歌与礼赞：陈忠实纪实性散文的基本姿态

散文无疑是陈忠实很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他起手所写的作品，不是小说，而是散文。然而，从数量上看，他早期的散文似乎并不多，很长时间里，为了心无旁骛地创作小说，他似乎遏抑了自己写散文的冲动，——他大量地写散文，是《白鹿原》出版以后的事。陈忠实1978年至1982年的四五年里写的散文（报告文学、创作谈及其他类型的随感等）共十多篇，按字数算约为他这个时期创作总量的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1983年至1986年的三四年里写的各种散文，也是十多篇，按字数算，约为这个时期创作总量的八分之一到七分之一，而1987年至1995年的散文创作，从数量上看，急剧增加，远远超过了他此前所写的散文的总数，质量上也渐趋成熟和上达。

陈忠实早期的散文，纪实性很强，大多属于报告文学或特写，这正是在很长一个时期颇为流行的文体，它曾被称为“轻骑兵”，意思是它可以最快捷、迅速地报道生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有意思的是，这个时期的许多小说作品，也都多多少少具有报告文学的性质，如杜鹏程的《夜走灵官峡》、《延安人》、甚至《在和平的日子里》、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等。报告文学成为具有反思深度和批判力量的文体，是后来的事，在它还没有获得成熟的独立品格的漫长时间里，它的基本倾向和主题，是讴歌和礼赞生活。

陈忠实的大部分特写和报告文学，都没有超越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大雁情》等在当时堪称“经典”的东西。不同的是，陈忠实是农民的儿子，在公社里当了十年的干部，所以，他由衷地热爱农村，关心农民的生活，他的报告文学的主人公，就多是那些直接来自农民中的优秀人物，或与农村生活发生关联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往往都善良、忘我，把整体看得高于个体，视劳动为神圣而美丽的事业。他们的意识和行为符合集体主义的伦理要求，是一群富有牺牲精神的奇理斯玛。

《躯干》（1980）可能是陈忠实写得最早的一篇纪实性特写。白鹿原上的陈家坡村，是个旱原，小麦的灌溉一直是个难题。缺乏有能力、孚众望的领导，是问题久久不能解决的一个原因。陈广汉曾经是个很好的大队长、当家人，但到了“四清”运动时，他被开除了党籍，“从1966年到1978年的十三年间，陈家坡就像一个被抽掉了脊梁骨的人体，再也支撑不起软瘫的躯体来”。1979年，他平反回到了陈家坡。“有这个人和没这个人，大不一样！社员从切身饥寒温饱中更清楚地归结到这一点。”终于，“1979年夏季，陈家坡获得大丰收，秋季收成也不错，全年总产量突破十二万斤，是解放三十年来最高的收获量了”。这篇报告文学讴歌得热情有余，但思想却太过简单、幼稚。在特殊的情境下，陈广汉确实可以被看做是陈家坡的“躯干”，但是在和平时期、安闲时期，一个群体的命运，如果依然决定于一个人，这通常会被当做不正常的事情。而扼杀一个“当家人”，正像使一个平庸、甚至品行极为败坏的人一夜之间成为“当家人”一样，都缘自于一种产生“当家人”的特殊体制。尤为可怕的是，这种体制或许可以让一个人在某个时期成为称职的“当家人”，但却无法防止他沦为任性而粗暴的领导者，或者成为一个异化的腐败分子。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以，深刻的主题开掘应该指向这样一些问题：那些“当家人”为什么会、以及怎样产生出来的呢？如何避免任性的“奇理斯玛”对普通人的主宰呢？林毓生先生的分析，也许会对我们认识这些问题有些启发。对于那些类似于“当家人”的“奇理斯玛”（charisma，一译“卡里斯玛”）式的人物产生的原因，林毓生先生是这样说的：“由于一般人性格上的许多弱点（依赖性，庸俗性），以及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中的许多缺陷与问题，他们常常过分依赖或渴望‘奇理斯玛’的出现，以填补与解决许多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的缺陷与问题，并赋予它们新的秩序。”这也就是说，从客观方面来看，如果“许多缺陷与问题”能够加以克服和解决，那么，就具备了让普通人摆脱其作用和地位被人为夸大的“奇理斯玛”的主宰，从而最终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总之，对任何拥有权力和影响力的杰出人物（“奇理斯玛”）的讴歌，都不能没有节制，因为，受到普遍崇拜的权力，在毫无制约的情况下，必然会变得暴戾而恣睢。乌纳穆诺说：“到目前为止，我永远不会把自己、或者我的信心交付给任何受欢迎的领导者，他因为领导一个民族而得以统御人，而他从来不曾深切体认到这种情感的层面：他所领导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是生而受苦的人、是不愿死但又有其终点的人；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充作手段而已；人必须成为他自己而不是其他的人；总而言之，是寻求所谓幸福的人。”乌纳穆诺对“领导者”的认识多么深刻！它至少启发我们，任何情况下，面对任何一个拥有权力者，都不应该简单地讴歌他，而应该透过一层，看到权力可能带来的危害，认识与权力运作相关的体制本身的问题。

《可爱的乡村》、《崛起》写的依然是农村里的领导者。这两篇特写和报告文学，写的是同一个人：郭裕录。它们要想说明的依然是“一个人的作用，或者说一个领袖人物的作用”。同陈广汉一样，郭裕录也是个“实实在在的共产党员”。他具有共产党员的几乎所有美德。他大公无私、有气度、有志气，用了十年的时间，终于领导他的乡亲们，“把袁家村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乐园，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郭裕录在带领乡亲们把一块贫瘩苦焦的土地变成一个社会主义乐园的进军中，可以说是惊天动地而泣鬼神的”。袁家村成功了，也成了其他地方的人来取经学习的楷模。这个队的领导人也滔滔不绝、振振有辞地向前来参观的人“讲体会”。而作者最后也敞亮了自己的看法：“领导班子、尤其是主要领导者的作风问题，是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与中国古人歌颂那些“爱民恤物”的“有脚阳春”的模式，似无二致。作者试图通过对一种道德榜样的讴歌、宣传，来影响和范导其他人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而把所谓“领导者的作风问题”，当做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一种流行的观念。然而，把一个地方局部的成功，提升到一种道德高度，升华为一种组织形式或道德的规范加以提倡，从而为社会提供一种可效法的楷模，实在是一种善良的徒劳。由于思想情感的简单和主体内容的贫乏，陈忠实的纪实性散文就缺乏发人深省的新意，缺乏持久而强大的感染力。

如果说陈忠实的那些为数不少的讴歌“当家人”的纪实性散文，在主题上并没有什么精警、阂深之处，艺术上也难说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妙处，那么，他的一些写普通劳动者的特写和报告文学就不同了：后一类纪实文学，写普通劳动者的坎坷人生和艰辛生活，写他们对劳动和工作的神圣的态度，写他们在困境中永不屈服的生存意志，不仅使人读来感觉亲切，而且艺术性也要略高一些。

《大地的精灵》记录了农村妇女陈秀珍充满磨难而又不断奋斗的人生经历。她饱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不断遭受打击和挫折，但她没有灰心，没有被击垮。她从小受穷，吃不饱饭，念不起书，一个接一个地管领接踵来到这个世界的妹妹们。她十八九岁，就出嫁了。到了婆家，能吃饱饭了，但这个新家仍遵循着粮囤和金库由阿婆和阿公统管的传统习律，她同别的兄弟和妯娌们一样，终年累月，不名一文。婚后三四年，这个大家庭终于解体了，她也有了自己的破破烂烂的小家。她终于借了八百块钱盖起两间房子。她不知疲倦地干活，她养鸡养猪，但收入太少。为了还债，她铤而走险——进秦岭去挖药材。她养鸡挣了钱，她的鸡群扩大到了一千五百只，年利润超过万元了。但新的打击降临了：她的养鸡场由于人为的原因垮台了。但她没有一蹶不振，又和别人一起承包了邻村的果园，重新建起了鸡舍、猪圈和牛棚。正像陈忠实所比喻的那样，陈秀珍这样的普通农民，才是“大地的精灵”，他们体现着一种生生不息的伟大精神和坚强不屈的生存意志。在陈忠实的中篇小说《四妹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陈秀珍的影子，——从某种程度上说，陈秀珍正是四妹子的原型，没准正是她的经历和遭遇点燃了陈忠实创作《四妹子》的灵感也未可知。

《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与田长山合作），也是陈忠实这个时期纪实散文中的佳作，曾获1990——1991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这篇作品中的传主李立科，是高级农艺师，他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通过科技手段，改变渭北高原的“绿色革命”上，放在了改变这块土地的干旱、贫瘠状况上。他以一种义无反顾的精神投入工作，几乎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仅如此，李立科身上还有一种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温柔的怜悯心。他总是将自己的目光和热情，投向那些最需要关慰的底层人：“甘井人说，李立科爱穷人，谁越穷，他越爱找谁；哪个村子穷，他往哪个村子跑得最勤最欢。”作者也告诉我们“这个村子的破败穷困的境象使他大为伤心动情”。李立科的精神和行动确实包含着朴实的道德热忱和打动人心的力量。在他身上最突出的，其实是在每一个正常的人身上都有的善良的同情，是没有被狭隘的政治动机所污染的纯洁情感。作者对李立科事迹的叙述，就是围绕一个“情”字展开来，因而，每有令人怦然心动的地方。

总之，陈忠实在礼赞普通劳动者的时候，理融情畅，文笔朴实，因情造文，故虽写事而不因事废情。但是，在他的纪实性散文中，这样的篇章，惜乎太少，更多的时候，却是以一种略显夸饰的、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宣谕姿态，专注于对外在生活事件的叙述，而缺乏对人物和作者内在情思的开掘和宣抒。1995年，陈忠实发表了一篇谈文学的短文《文学无封闭》，阐述了自己对文学创作这样一种成熟的看法：“作者进行文学创作惟一依赖的是一种双重性的体验，由生活体验进而发展到生命体验，由艺术学习发展到艺术体验，这种双重体验所形成的某个作家的独特体验，决定着作家全部的艺术个性。”他强调了生活体验的重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已不再简单地把“生活”看做惟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是强调了作家自己内在的生命体验的重要作用：“普遍的通常的情况是，一般的规律作家总是经由生活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阶段的；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由生活体验而进入生命体验的，甚至可以说进入生命体验的作家只是一个少数，即使进入了生命体验的作家也不是每一部作品都属于生命体验的作品。”这确实是高妙、深湛的见解。用它来衡度陈忠实的许多纪实性散文，可以发现其中的许多问题：它们既很少记录作者的生活体验，也很少表现作者的生命体验，而是以一种外在的方式，宣达一种讴歌性的主题，而且多多少少有些非文学的意识形态化色彩。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进而总结出“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的妙论。如果我们不把“物”仅仅只看做景物或物象，而是理解为外在的“生活”，那么，它所阐发的妙谛，就同前述陈忠实的见解有了“心心相印”的契会：文学必须从对外部生活的观照，转入对内在的以情感为本体的生命世界的体验（“与心而徘徊”），从而实现对个体及人类普遍的生命体验的屏息谛听和深情诉说。正因为有了对于文学的这种内在的自觉，陈忠实的散文写作才摆脱了与世偃仰的被动状态，才在90年代戛戛乎达到了自由而成熟的境界，进入了他在散文创作上的新阶段。

二 个人的体验和宜抒

陈忠实不属于自我表现性的作家。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他的散文创作表现出隐没自我的倾向，显得重事而轻情，重他人而轻自己——这与他同时期小说创作上缺乏个人视境的情形是一致的。

陈忠实显然也意识到了自己写作上存在的这种局限。这让他深觉苦闷和烦恼。他在致王汶石的《关于中篇小说（初夏）的通信》中说：“我首先感到的是自己的理论对于生活理解上的无能为力。加之慑于对于图解政策的农村题材的创作教训，我一度曾经想到写过去了的已有历史定论的生活，或者写点童年的回忆，躲避现实的困扰。”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陈忠实已经意识到个人视境的重要性。事实上，这种个人意识的觉醒和个人视境的确立，确实为他的创作打开了新局面：写“已有历史定论的生活”，就是要避免与“当下”生活仓促应战短兵相接，并为其所挫伤，也便于作家自己更好地展开自己的视境，于是他拿出了《白鹿原》；童年的经历和遭遇，会深深地积淀在一个人的心灵世界，并持久地影响着他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态度，甚至铸定了一个人内在的生命气质，所以，“写童年的记忆”，就等于回到纯粹的个人世界，回到个人内在的真实的生命世界和纯真的情感世界。

陈忠实叙写童年往事和早期经历的散文，确乎是情动于中、灿然可观的佳作。我们可以把这些文章，当做陈忠实的心灵传记的一部分，从中了解他的人生经历，了解他所体尝的人生况味，甚至看到他的气性、人格由以形成的重要因缘。他对底层人、对农民、对老师、对妇女、对儿童的温柔的情感，俱皆基源于他早年的辛酸、美好的记忆。他对文学的圣徒般的忠诚和热爱，以及他写作《白鹿原》时的那种沉心静气的精神状态，都与他的成长历程，有着密切的因果关联。陈忠实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路遥的《人生》和《在困难的日子里》，尤其是对前者，常有由衷的赞叹，评价非常高。他肯定是从这些小说中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农民之子的影子。但陈忠实同路遥终究不一样。虽然他们都来自于社会底层，都有过酸痛的人生经历，同样自尊心都较强，但路遥有强烈的个人宣抒倾向，他很早就有勇气通过小说讲述自己的伤痛的往事。陈忠实就不同了。陈忠实无疑是个有着至性深情的人，但他的情感世界较为内敛。他极度自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并不愿意向别人讲述那些有伤自尊的往事。他把目光投向外在的社会生活。但缺乏个人生命投射的空洞的客观化叙说，最终带给作家的是举步维艰的创作困境。他终于把目光投向遥远但却非常清晰的童年记忆。于是他写出了我们下面将要论及的感人至深的散文作品。

写于1987年8月13日《第一次投稿》，可能是陈忠实最早的宣抒自己对童年生活的记忆和追怀的散文。这篇文章的前两个自然段的叙述，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农村少年，许多年以后，终于克服了强烈的自卑感，第一次敞开心扉，用文字的形式，幽幽地诉说着萦绕在自己心灵上的挥之不去的委屈和郁悒：

背着一周的粗粮馍馍，我从乡下跑到几十里远的城里去念书，一日三餐，都是开水泡馍，不见油星儿，顶奢侈的时候是买一点杂拌咸菜；穿衣自然更无从讲究了，从夏到冬，单棉衣裤以及鞋袜，全部出自母亲的双手，惟有冬来防寒的一顶单帽，是出自现代化纺织机械的棉布制品。在乡村读小学的时候，似乎于此并没有什么不大良好的感觉；现在面对穿着艳丽、别致的城市学生，我无法不“顾影自卑”。说实话，由此引起的心理压抑，甚至比难以下咽的粗粮以及单薄的棉衣遮御不住的寒冷更使我难以忍受。

在这种处处使人感到困窘的生活中，我却喜欢文学了；而喜欢文学，在一般同学的眼睛里，往往是被看作极浪漫的人的极富浪漫色彩的事。

在这两段文字中，有饥饿、寒冷的体验，有自卑、委屈的阴影，读来让人深感压抑和沉重。然而，正应了那句“文穷而后工”的老话，这种物质上的贫困，却逼压出了精神上的巨大能量，使陈忠实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接下来叙述的，是由于早熟的心灵和过人的才华，竟然使陈忠实写出来的诗歌显得过于“成熟”，以至于让教语文的车老师认定它是抄袭来的。这种误会让自尊的少年深受伤害。他由老师的不信任，突然想到了自己“粗布衣裤的丑笨”，以及其他让他觉得窝囊和尴尬的事情。他认为正是这些因素，使老师对自己产生了误解。于是，他以非常暴烈的方式向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他也伤害了老师。他做好了接受被开除的心理准备。期末，他的操行等级降到了“乙”。然而，他与车老师的僵局终于打破了。他的一篇作文终于让老师高兴地看到了他的文学才华。车老师大度而自然地与他和解了，并主动帮他抄文章，准备推荐给《延河》发表。他与老师和解以后的感受，是那样的激动和复杂：“我感到愧悔，想哭，却说不清是什么情绪。”他责备自己的“可憎的狭隘”，时时想到把自己的作品寄给老师，“去慰藉被我冒犯过的那颗美好的心！”读这篇散文，你会有一种沉重而美好的体验，你会同时感受到苦涩和甜蜜、幸福和不幸。真诚的心灵剖白，往往给人这种感受。这是一种能在人心灵深处的静水上，轻漾起层层涟漪的柔和而温煦的暖风，它能吹拂进每一个没有死灭的心灵。

《晶莹的泪珠》叙写的是对陈忠实人生影响极大的休学事件。这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给他留下了难忘的痛苦记忆。陈忠实14岁那一年，因为穷，勤劳的父亲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却怎么也供不起两个儿子同时上中学。无能为力的父亲只好让陈忠实先休学一年，等哥哥考上师范以后再让他复学。对于这样一件给自己带来极大心灵创痛的事件，陈忠实在回忆起的时候，却不是一味地怨天尤人，或诉说自己的不满，而是把叙述的重点，放在了一位女老师对自己休学的同情和关心过程的细致叙述上，放在了父亲通过卖树来供养他和哥哥上学的艰辛和不易上。这两件事交插叙述，相互对应，显示出作者构思谋篇的高超技巧。这篇散文在叙述上，有小说艺术的那种起伏腾挪的灵活姿致，丝毫没有时下习见的那些以写琐屑小事为乐的无聊之作的乏味和板滞。事件的叙述充满只有成功的小说情节才有的那种裹携力和张力，人物的对话亦显得简洁、自然而真实。女老师送“我”走出校门，无疑是这篇散文最打动人心的段落，其效果有如小说的高潮：

我抬头看她，猛然看见那双睫毛很长的眼眶里溢出泪水来，像雨雾中正在涨溢的湖水，泪珠在眼里打着旋儿，晶莹透亮。我瞬即垂下头避开目光。要是再在她的眼睛里多驻留一秒，我肯定就会嚎啕大哭。我低着头咬着嘴唇，脚下盲目地拨弄着一颗碎瓦片来抑制情绪，感觉到有一股热辣辣的酸流从鼻腔倒灌进喉咙里去。我后来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发生过多少这种酸水倒流的事，而倒流的渠道却是从十四岁刚来到的这个生命年轮上第一次疏通的。第一次疏通的倒流的酸水的渠道肯定很窄，承受不下那么多的酸水，因而还是有一小股从眼睛里冒出来，模糊了双眼，顺手就用袖头揩掉了。我终于扬起头鼓起劲儿说：“老师⋯⋯我走咧⋯⋯”

这样的情景，让人悠然想起穆旦《童年》中的诗句：“秋晚灯下，我翻阅一页历史⋯⋯/窗外是今夜的月，今夜的人间，/一条蔷薇花路伸向无尽远，/色彩缤纷，珍异的浓香扑散。”

陈忠实写于90年代的回忆童年及青年时代往事的散文，有时选择第三人称来展开叙述。将过去的自己转化为文本内的观照对象，转化为一个形式上的他者，从而与现在的自己——一个冷静的叙述者，形成一种超脱的审美的距离，从而给人一种浩茫而沧桑的人生感受。这种叙述方式，绝不是一个纯粹形式上的小伎俩、小摆弄。这与作者已进入知天命年以后的那种沉静、通脱的心境，是一致的，与陈忠实的将至爱深情内敛化的情感方式，是一致的。更重要的，这是他作为小说家最拿手的叙述方式。他肯定认为，选择这种叙述方式，更容易与读者建立起一种近距离的讲—听关系，更容易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可以彼此共享的叙事空间。他试图把个人话语转化为一种共享话语。这是他的散文具有小说化倾向的根本原因。他的这种拟客观化叙事是极为成功的，读者只要有基本的默契，即明白这不是一篇小说，恰恰相反，它本质上是一篇个人宣叙性很强的散文，就够了。这样，它就既利用了小说的客观性讲述的叙事吸摄力，又不影响读者从中获取陈忠实人生经历和心灵轨迹的真实信息。《汽笛·布鞋·红腰带》和《生命之雨》是作者采用这种小说化的叙述方式的成功尝试，发表后曾引起过较大反响，被多家刊物转载。

《汽笛·布鞋·红腰带》虽然采择的是第三人称拟客观的叙述方式，但叙述的视点，却是内在的，也就是说，这种客观叙述传达出的，其实是被叙述者的内心体验，这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拟客观叙述可能造成的隔膜感，而让读者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这不过是作者自己的经历罢了。

这篇散文的叙事次序与题目所标示的正好相反。这是三个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形象。首先出现在作品中的是红腰带。这是“他”在人生的第一个本命年的时候，母亲给“他”织的。它象征着祝福和母爱。它是支撑“他”在人生苦旅中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其次是布鞋。布鞋象征着磨难，象征着艰辛，让人联想到漫漫其修远兮的路途，联想到“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意境。布鞋是不堪坚硬的路途磨损的，于是，它无可奈何地把“他”的血肉之足交给了粗粝的道路。粗粝的道路折磨了“他”的肉体，但却给“他”的生命意志淬了火。最后是汽笛。汽笛象征着远方和召唤，象征着启迪和力量。它让“他”在近乎绝望的“最后一刻听到了发自生命内部的那一声汽笛的鸣叫”，它让“他”后来在绝境中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让“他”重新点燃了对文学的爱的火焰，“他走进图书馆，把莫泊桑和契诃夫的小说抱回住屋，昼夜与这两个欧洲人拥抱在一起”助。曲终奏雅，卒章显志，红腰带、布鞋、汽笛最后给了“他”这样的生存智慧：“无论往后的生命历程中遇到怎样的挫折，怎样的委屈怎样的龌龊，不要动摇也不必辩解，走你认定的路吧！因为任何动摇包括辩解，都会耗费心力耗费时间耗费生命，不要耽搁了自己的行程。”显而易见，《汽笛·布鞋·红腰带》宣达的是一种在坎坷与困苦中坚定前行的人生信念。

《生命之雨》表面上看，从结构到意蕴，都给人一种迷蒙如罪霏细雨的印象。这篇散文叙事上像意识流小说，而意蕴内涵又像一首朦胧诗。多种事象斜飞直落，多种意旨横交竖织。那么，作者宣达的主旨是什么呢？文中的“他”在想什么呢？“生命之雨”象征着什么呢？这篇散文的意义构成是繁复的、甚至是浑涵、微茫的。它确实又是耐人咀嚼的。它无疑以最具包蕴力的形式，表现了陈忠实深在的生命意识和深刻的理性感悟。让我们透过雨帘，看看进入“他”的视界的那些具体物象和事象：与“他”年龄相仿的雨中的牧羊女；“他”与父亲都出生在三伏天，这季节让“他”吃了很大的苦头；“他”对父亲的愧疚心情及父亲的死；“他”在细雨中的河边与十岁女孩相遇，她的问题，她父亲的遭遇；“他”与作为报纸栏目主持人的她的对话：“文革”中夫妻间的复杂关系；又是细雨中，打谷场上的劳动场景，男孩女孩追逐、发生争执，母亲打了男孩，父亲抱起了男孩，都进了屋；种种问题。苦难、懊悔、误解、伤害、以及关爱、保护、交流的愿望等，构成了对这些物象和事象进行描述和定性的关键词。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启示人们，困陷于充满苦难、冲突和残缺的人生境况，是人所时有的尴尬处境，因此，相互之间的抱慰、关爱、谅解、保护，乃是生命存在、成长所需要的，这就是“生命之雨”。这篇文章其实已超越了对个人情感的宣抒，而进入了对世事、人生进行具有诗性意味的哲理把握的境界，从而拓垦出一个博大、深广的意义世界。

《尴尬》写的是陈忠实在第二个本命年的尴尬遭遇。这些尴尬体验，是那个在人类历史上罕有其匹的荒唐时代带给他的。与今天的共同致富不同，那时大家都追求共同致“愚”，陈忠实写了几篇散文发表，就证明他还不愚，还有智慧，还有想象，还有灵魂，于是，大家就要让他明白不愚昧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他的住屋的门框上，被人贴上了一副白纸对联，内容选用的是“万寿无疆”的“伟大领袖”的诗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眉批为：送瘟神。当时“尽舜尧”的“六亿神州”似乎都明白，借用“领袖”人物的话语，更容易造成对敌手的精神挫伤。陈忠实确实被挫伤了。他爱面子的心理根深蒂固。但他不得不接受这个适宜给“阶级敌人”作挽联的诗句和白纸对联对自己自尊心的磨砺。每次进门和出门，一看见两样“丧气鬼氛”的东西，“心里就发怵”。但这尴尬带给他的不只是心灵的折磨和痛苦，后来他才充分意识到“这人生第一次的大尴尬对我的决定性好处”，“不单是脸皮磨厚了，不单是心理承受挫折的能力增强了，恰恰是作为一个企图反映社会的文学理想所不可或缺的生命体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在陈忠实看来是“炼狱式的洗礼”，肯定强化了他的贫弱的批判精神，丰富了他的人生体验，丰富了他对人性的认识，使他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对中国文化及中国政治，重新进行思考和理解。歌德说，“一般说来，我总是对描绘我的内心世界感到喜悦，然后才认识到外在世界。”陈忠实进入90年代的宣抒个人体验的散文，证明了歌德的这种“喜悦”，不只是偶或一有的个人感受，它其实说明了这样一个规律，即散文作品，甚至一切文学作品，都必须首先基源于个人的生命体验，基源于“我的内心世界”，惟有这样，他的创作，才能给自己带来“喜悦”，并用这种“喜悦”去感染别人。

三 深情的抱慰与无边的眷恋

陈忠实90年代臻于高华之境的散文中，有两类散文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一种是写女性命运的散文，另一种是抒写他对自然之细腻情感与深深眷恋的散文。如果说，我们判断一个作家的道德纯洁度与精神境界之高下的标准有四，即看他对妇女的态度如何，对自然的态度如何，对宗教的态度如何，对儿童的态度如何，那么，若综合考评，陈忠实无疑是可以拿个良好的成绩的，若就其中的前两项来打分，则他的成绩当是优秀的。

女性的命运和遭遇，女性的历史和生存现状，女性的平等、自由和解放，是陈忠实一直关心的问题。我们从中篇小说《地窖》中唐生法的妻子身上看到了这种关切，“她寻求安慰。她寻求寄托。她寻求真诚。她寻求别人尤其是亲人起码的尊重和爱护”。我们从中篇小说《四妹子》、《康家小院》、《蓝袍先生》，短篇小说《田园》、《珍珠》及报告文学《大地的精灵》中，也都不难看到作者对妇女问题的重视和关切，而这种情感和态度，在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中，更是得到了集中、强烈的表现。陈忠实写于90年代的两篇散文《沉重之尘》和《贞节带与斗兽场》，更是显示了他对女性命运问题的新的思考。他思考的焦点集中在所谓的“贞节”问题上，集中在女性所遭受的性凌辱与性剥夺上。

《沉重之尘》抒写的是他为了创作《白鹿原》在蓝田查县志读《贞妇烈女》卷时的感受与思考。从心灵的最初悸颤，到虔敬而庄严地依次默读那些贞妇烈女们的“代号”，到对虚伪的官修正史的怀疑，到对“这个民族的面皮和内心分裂由来已久”的认识，到最后“电击火迸”一样产生出田小娥这样一个活泼泼的文学形象，作者沉重而复杂的心灵体验，被动人而简洁地描述下来。作者的情感是悲悯沉痛的，他震惊于她们的不幸，他震惊于陷入不幸的她们竟有那么多，仅记录她们“代号”的县志，就有两大本。他想象她们的不幸，想象她们在获得这个“代号”的过程中所默默忍受的煎熬和痛苦。他念着她们的“代号”，一页一页揭过去，一行一行念下来：“一个个从如花似玉的花季（朵）萎缩成皱摺的抹布一样的女性，对于她们来说，人的只有一次的生命是怎样痛苦煎熬到溘然长逝的⋯⋯我庄严地念着，企图让她们知道，多少多少年以后，有一个并不著名的作家向她们行了注目礼。”然而，与这些被以“代号”的形式供起的贞节道德的楷模形成对照的，却是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的通奸和“偷情”，而且，这种似乎并不道德的行为，还被编成俗谓“酸黄菜”的黄色段子，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满足着这个民族通过话语宣泄欲望的需要。一方面是荡妇淫娃，一方面是内在生命被非人的贞节道德慢慢凋伤的牺牲者，这就是作者所以愤然抨击“这个民族的面皮和内心的分裂由来已久”的原因。

毫无疑问，在中国这个大讲礼防的国度，性作为一个与人生存质量直接相关的重要问题，一直是被讳莫如深地避讳着、悬置着。无论社会形态如何变化，中国人的这样一个道德禁忌，一直没改变。这也不奇怪，关于性的符合人的自由本质和健全发展的道德规范，必然要求对人性、人权的充分尊重，要求在个人的生活领域与公共的、集体的生活领域之间，必须划出不可逾越的界线。但这样的要求，无疑是以权力运作为核心、以强制形式表现出来的道德体系所不能接受的。

与性相关的一个重要观念是贞节。贞节原是一个极严肃的道德问题，但它在过去，往往被强调到扭曲人的灵魂甚至剥夺人的生命的境地，而在今天，它却常常被当做一种否定性的道德观念受到嘲讽。这正像霭理士所说的：“贞节一旦变相而成强制的绝欲以后，它就成为不自然的了，也就不成其为一种德操，并且也就不再有甚么实际的效用。贞节的根本性质也就消灭于无形。到此境地，不明原委的人便转以贞节为‘不自然的’或违反自然的行为，从而加以贬斥，并且认为它是陈腐的宗教信条，以及衰弱的政治统治的一个条件，应该和这种信条和政治同其命运。这真可以说是冤极了。”他进而提出，贞节的转入禁欲和纵欲的动荡状态虽属不幸，“却不应当教我们忘记了平衡状态中的贞节，它终究是一个值得怀抱的德操。这个德操也是万不可少的，为了培植性能的活力，我们少不得它，为了维护做人的庄严，我们也不能没有它。”由于贞节问题是个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人们因为缺乏对它的公开而充分的讨论，因而，每有模糊的、甚至错误的理解，故我在此处，不避絮烦之讥，胪陈曾被周作人及潘光旦大力阐宣的霭理士的重要见解如上云尔。

妇女的命运，具体地说，妇女在性方面所受到的非人道的凌辱和剥夺的悲惨境况，在中国一如《沉重之尘》所叙写的那样，是令人震惊的，那么，外国的情形如何呢？人性中的丑陋和残忍，对女性的酷虐和凌辱，是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呢？我想，陈忠实到意大利访问的时候，多少也存了对这问题进行比较和研究的目的。《贞节带与斗兽场》就记录了他在意大利的观感。

中国有贞节牌，县志中有《贞妇烈女》卷，而意大利与此类似的东西是贞节带。我想，陈忠实在意大利看到贞节带时，心灵的悸颤程度，绝不下于他在蓝田读《贞妇烈女》卷时的感受。这种铁打的贞节带，是罗马远征将士为自己的妻子准备的。这种带有尖锐的铁刺的贞节带，从将士们出征的那一天起，就被锁戴在妻子的身上，而钥匙却被去打仗的丈夫带走。如果他们战死在沙场，便意味着她们作为女人的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亦同时死亡：她们的性自由被终身剥夺了。作者问道：“腰际和阴部带着这种钢铁锁链的女人如何睡觉怎么行走？如何日复一日无时无刻都在承受肉体的折磨和心灵的屈辱？漫长的人生之路对她们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四很显然，作者在这里看到了人性的残忍，看到了施加于女性的野蛮和暴力。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缺乏真正的爱，由于人性的昏暴造成的。那么，人性的残暴，是只有这一种形式么？不是的。作者在斗兽场的所见所闻，为我们提供了否定的答案。罗马的奴隶所承受的凌辱、虐杀和痛苦，绝不少于那些不幸的妇女。而他们和妇女的不幸，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人身上野蛮的兽性。

但陈忠实还没有就此打住，而是在文章的最后荡开一笔，联想到希特勒，联想到墨索里尼，联想到“文革”，并且非常深刻地提出，种种的灾难虽已过去，种种的罪恶也被钉上了耻辱柱，然而，事实上，人们钉住的都不过是一张风干了的破皮：“幽灵呢？破皮风干之前原有的幽灵还有没有呢？会不会在某天早晨以一种更具蛊惑的装饰，重新向这个世界挥舞贞节带？”这样的忧虑和诘问，绝非杞人忧天的多余和自扰，与贞节带类似的锁禁人的精神、人的自由灵魂乃至人的身体的有形或无形的械具并不是没有啊！女性命运，乃是人类命运的象征，过去的手段与今天的比起来，也只不过显得粗糙、蠢笨了一些而已。妇女的命运和遭遇，同人类整体的自由和解放一样，是个持久而沉重的话题。陈忠实这篇文章余音袅袅的诘问，潜含着的正是这样的深刻洞见。作者的精神视域，因了对妇女悲剧的关注，因了对人类悲剧的反思，因了对人类未来的深忧，愈发显得育深而远大。

尊重女性，同情女性，是温柔而善良心灵的天然倾向，而这种温柔的情感和爱的精神，必然会顺情而发地及于自然，因为大自然有着像女性一样慈爱、温柔、美好的事物。

进入陈忠实散文中的自然界的物象，往往是有生命的。而且，事实上，他也确实常常把这些被人格化、被赋予生命的物象当做人的生命的象征，换句话说，他很少纯粹地去写景，也很少陶醉在静默、凝滞的物象中，把物象只当做一个可以静观的形式和对象。读他的散文，你会想起普里什文的散文，但陈忠实显然不像普里什文那样，整日沉浸在自然中，几乎遍写俄罗斯大地上一切的动物、植物，以及其它的自然景观，——陈忠实的以自然为题材的散文，远没有普里什文那么多，所写的也不过是树和鹭鹚、白鸽等几种鸟类而已；你也许会想起梭罗的《瓦尔登湖》，但陈忠实显然还没有像梭罗那样，试图通过对自然界普运周流的变化过程的详细记录，通过对自己在宁静的自然怀抱中的近乎原始的生活体验的描述，揭示一种像自然那样去度过四季的“自然人”哲学；最后，你也许会联想到德富芦花的散文，因为芦花的散文也是把自然与人生联系起来，这与陈忠实通过对有生命的自然物象的描写来表现是多么相近啊，但是他们还是存在着那么大的差异：芦花的散文幅制短小，近乎散文诗，而且多描写由一景一物引发的刹那间的人生感悟，换言之，芦花的散文的理趣化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而陈忠实的散文则近乎小说，人物行动的动态过程和具有叙事驱动力的情节性因素，明显是他的散文的藤架，而爬附在这藤架上的花叶锦绣，即诗意与理趣，总是自然地生长出来的，是附丽于“藤架”之上的。

树在陈忠实的自然题材散文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是一个有着像小说中的头号人物一样重要性的核心形象。这显然与陈忠实对树的沉痛而又美好的复杂记忆有关。他在散文《晶莹的泪珠》中说过，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困苦日子里，他的父亲除了卖粮，主要靠卖树来供他和哥哥上学。陈忠实对树的深情由此而来。但这只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树作为自然界中的一种植物，一种生命形式，其实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树是从生到死，永远据守在一个地方，像屈原《橘颂》所赞美的那样“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象征着一种操守，一种坚定不移的精神；它在烈日下，用自己粗壮的枝柯和密密的绿叶，为人们遮蔽出一方绿荫，给人们提供了舒散疲劳的方便，这，象征着温柔的爱意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树亦有德。树亦有灵。树亦有风格。孔子喟然发浩叹：“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陈忠实在树的身上，看到的就是这种与人的生命相通、相近的人格性、灵魂性的东西。

陈忠实有一组散文，总名为《我的树》，共三篇，分别是：《拥有一方新绿》，写的是法国梧桐；《绿蜘蛛，褐蜘蛛》，写的是梨树；《绿风》，写的是洋槐树。其实陈忠实不管写什么树，写的都是一种精神，一种与他自己早年的坎坷经历、与他自己的生命息息相通的精神。是什么精神呢？是一种在困厄中活下去而且成长起来的坚强的生命意志和永不颓丧的精神。因此，这些散文，都无一例外地写树的成活艰难，与不屈的生长过程。《拥有一方新绿》中的法国梧桐，刚种下时“太小太细了，仅仅只有食指那么粗”，“我”为它的未来忧虑：“猪可以拱断它，小孩随手可以掐折它，它太弱小了嘛。”而后来，当其它的树由嫩叶而绿叶，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的时候，“我”的法国梧桐依然叶苞不动。然而，就在“我”失望、绝望，要把它拔起来扔掉，就在“我”拽住树准备用力的一瞬，“奇迹发生了，挨近地皮露出来一点嫩黄的幼芽，我的心由惊奇而微微颤抖了”。“我久久地蹲在那里而舍不得离开，庆祝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它终于长大了。有胳膊那么粗了。有碗口那么粗了。“已经成为一株真正的树挺立在那里，巨大的伞状树冠撑持在天空”。不知谁家的孩子，把“我的名字，刻在了树上，那名字，也随树一起长大了。其实，不要刻划这个名字，作者用法国梧桐来隐喻自己的立意，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揣冒昧地用心理分析的理论阐释，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看问题：陈忠实对法国梧桐的呵护，对法国梧桐成长过程的关注，都说明了他在通过对树的护养，来象征性地修复自己童年成长期受过挫伤的心灵，来缓解由童年的受挫及伤害造成的内在压抑性情结与伤害性记忆。当然，这样的分析，揭示的也许只不过是作品隐含的一个可能性的意义层面，而更为显化的主题指涉，则明显是作者把对父亲的怀念、对乡土的依恋、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执著，统统拢入对生命力顽强而旺盛的法国梧桐生长过程的叙写，娓娓道来，如细雨微风，温柔而美好。

《绿蜘蛛，褐蜘蛛》在陈忠实的三篇写树的散文中，无疑是诗性意味最浓的一篇，甚至，可以说是其中最好的一篇。梨树的树身高度适中，枝权以与树高合比例的长度，伸展开来，它的叶子圆、大，花是白的，不是那种惨兮兮的白，而是冰清玉洁的白。梨树的风姿是绰约的，精神是高洁的，它会引发人的悠然意远的联想。然而，梨树也是容易受害虫侵袭的，这也许就是因为它太高洁的缘故吧。在这两篇散文中，对梨树的生命构成威胁的，是一种被作者命名为“绿蜘蛛”的害虫。“我”与绿蜘蛛作战。终于，受到精心保护的梨树开花了，结果了，而“我”的一部长篇小说也写完了。这确实是一篇意境高华的佳作。它以对梨树形神两方面的诗意化描写，蕴含了作者情感世界中极为细腻、温柔、敏感、深至的一面；以梨树的生长，象征人的精神的发展和生命的成长，以阴冷鬼祟的绿色及褐色蜘蛛，象征伤害、侵凌生命的破坏性力量，让人联想到人的世界中存在的那些像绿蜘蛛那样专门以伤害、妨碍别人成长为职业的人，总之，这篇散文，宣豁风抱，由物及人，以小喻大，既富情味，亦饶理趣，令人击节。

当然，陈忠实90年代的散文远非篇篇皆好，更非美玉无瑕。就风格来说，劲直雄健有余，而萦绕回环不足；就语言来说，长语漫势显多，自然简短不够，个别语句则因推敲打磨未妥，遂致达意未周，终成瑕疵，上述种种，以我浅见，似乎都是陈忠实在以后的创作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