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关于饥饿的反讽性叙事——读刘庆邦的《上下都很干净》
如果有人问：人世间最可怕的灾难是什么？
你可能会回答：是战争，是地震，是旱涝灾害，是疾病的折磨，是暴政的蹂躏，如此等等。
这些答案，当然，都不错。
但是，还有一种更折磨人的灾难，一种许多人未曾经历也知之甚少的灾难。
那就是大饥饿。
饥饿也是可怕的恶魔。
就在你饥肠辘辘，家里再也找不出一粒粮食的时候，这个魔鬼，就狞笑着光临了。
它一步一步地向你靠近，无声无息，无影无形，却强大无比。它慢慢地折磨你。刚开始，你心里发慌，脚下发飘，头上直冒虚汗，全身软塌塌的，一动都懒得动——“农民们由于饥饿乏力，个个都骨瘦如柴，走路都摇摇晃晃，甚至青年人走路都得带拐杖”；接下来，就是身体的变化——面有菜色，目光呆滞，指甲变形，头发枯涩，器官萎缩，全身浮肿。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被饿得心烦意乱，眼冒金星，耳朵嗡嗡乱响。你被还原成了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生物。你现在心里只想一件事，那就是如何填饱肚子。你吃野草，吃树皮，吃棉絮，吃胶鞋，吃皮带，吃麻雀和老鼠，吃墙上的观音土。你也许曾经是个知识分子，但是，在饥饿面前人人平等，在饥饿面前谁都没有尊严。于是，在干校改造的你，甚至饿得“捕捉飞向电灯亮光的带翅的蝼蛄，抓住一只向嘴里塞一只”。有一次，你实在饿极了，竟然抓来毒蛇和蟾蜍，迫不及待地煮了吃，差一点中毒死去。但你真是命大，竟然又慢慢地活了过来。
你周围静悄悄的，连一个人影甚至连一个活物都看不见。饥饿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生命活力的丧失，就是死一样的静寂。你在这静寂里，感受到了一种更为可怕的威胁——“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芯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甚或煤块都用来填肚子⋯⋯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饥饿正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摧毁着你的身体，瓦解着你的意志，剥夺着你的尊严，直到最后，将你的生命彻底毁灭。
可怕的饥饿，这无疑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中国人遭遇的最大的灾难。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贤亮的《习惯死亡》、从维熙的《走向混沌》、阿城的《棋王》以及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等当代作品，已经把饥饿对人的灵与肉的考验与折磨，叙写得惊心动魄，叫人想忘也忘不掉。也许是有着创巨痛深的饥饿记忆，也许是对那些不幸者的同情让他不得安宁，在许多人不知道“饥饿”为何物的二十一世纪，刘庆邦仍然不合时宜地讲述了一个以“饥饿”为主题的故事。
从叙事内容上看，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新作《上下都很干净》不仅与“饥饿”有关，而且还写到了“性”。这可是一个很有难度的挑战——饥饿已经使人不堪，再加上“性”的内容，作者的叙事如何承受得起？
然而，刘庆邦避实就虚，举重若轻。他不是用一种近距离的直接的方式从正面来写饥饿，不是用沉重的、哀诉的方式来展开叙述。他所选择的是一种轻松的方式来进人入故事。他的叙事幽默但不浮滑，反讽又充满温情，表现出一种平静而优雅、镇定而宽忍的叙事姿态。
最妙的是开头。轻轻落笔，既不惊风雨，也不泣鬼神，而是像细无声的春雨，随着微风，轻轻的，不知不觉的，就飘了过来。作者的叙事荡得很开，绕得很远，甚至给人一种无关宏旨、不着边际的感觉：“猪呀，羊呀，鸡呀，都没有了，狗、猫、兔子、扁嘴子等等，也没有了。没有了好，没有了就干净了。没有了家畜家禽，连野生野长的屎壳郎也不见了。以前，这里的屎壳郎很多，起码比村里的人口多。小孩子随便对着地上的洞眼滋一泡热尿，不一会儿，便有一只屎壳郎，顶着一头泥浆，从浑浊的尿水里爬出来。⋯⋯这样好，街面上干净得连清洁工都用不着了。”作者用了三个由语气词“呀”构成的“两字”一逗的短句来开头，随后的句子，也大都短小而利落，这就造成了舒缓、从容的叙事效果。但是，就在这样的看似绵软无力的短句子里，他又一连用了五个“没有了”，这种高频率的重复，显然被巧妙地赋予了反讽的意味，从而给看似柔和、舒缓的叙事语气里，增加了一种尖锐的冲突感和紧张感，如同在无语无声的棉絮里，发出了金属的撞击声。
“没有了”隐含的意思是“匮乏”，是“贫穷”，是“饥寒”，甚至，是“死亡”。但是，在接下来的叙事中，刘庆邦并没有用任何直陈的方式，来揭示真相或者说明主题，而是，继续用半透明的隐喻来反讽。像开始反复用“没有了”构成反讽一样，对“风”和“干净”的多次使用取得了同样的修辞效果：“风扫来荡去，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风通过吹气检查的结果，对该地方的卫生状况表示满意。可以说，街面明光如镜，不见任何物质性的东西，就算达到了卫生标准，标准里并不包括诸如噪音、异味等非物质性的东西。然而，这里没有了鸡鸣狗叫，连噪音都没有了。这里没有烟熏火燎，无人放臭屁，空气中连异味都没有了。因地面干净无比，仿佛这里的天空也很干净，你想找一星半点云彩的渣子都找不到。如果卫生达标的满分是一百分，风宁愿给这个地方打二百分。风甚至有些惊奇，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恐怕从来没有这样干净过吧！这样的真干净让见多识广的风都有些害怕了。”
在这段话语里，“风”是一个施事主体，它无孔不入，无所不能，是整个世界是否“干净”的见证者和评价者，甚至像小说随后所叙写的那样，它还是一个“搜身”者。而“干净”在这里，被强调到了极端的程度，就不再是一种肯定性的评价，因为这样的“干净”意味着“一无所有”，意味着可怕的灾难——作者通过将“风”拟人化，通过“这样的真干净让见多识广的风都有些害怕了”这样一句颠覆性的陈述，从内里解构了小说在外在的叙述中所佯谬地肯定的一切。
在前三个段落的虚写之后，作者以“干净”做纽结，开始了实写的部分——将人物引入进来，并开始叙说由“饥饿”引发的故事。“洪长海以前不是一个爱干净的人。⋯⋯洪长海现在变得干净起来，躺在床上，闭着眼，不吃也不喝，不吭也不动。并不是因为他生了病，是生生饿成了这个样子。他不吃不喝，是因为大食堂断炊了，从食堂里再也领不出一口吃的和一口喝的。他不吭不动，是想省些气力，把一口气保持得稍稍长一点，能多活一天是一天，能多活半天是半天。说他变得干净起来，并不是说他表面有多干净，是指他的肚子干净了，肠子干净了，肚肠里空空的，已没什么可拉的，也没什么可撒的。”在这里，“干净”显然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饥饿，意味着生命活力的丧失，意味着死亡的威胁。
洪长海的“干净”或者说垂死状态，把故事推进到了高潮阶段。真正的冲突和考验到来了。为了救丈夫的命，妻子杨看梅必须去讨好粮仓管理员周国恒。周国恒过去曾经对杨看梅“垂涎三尺”，但是她“看见周国恒在哪里，她就躲得远远的。有时实在躲不开，她把眼皮一塌就过去了”。然而，“她和洪长海都没想到，缺吃的会缺到这种程度，竟然缺到能把人饿死的地步。为了能救回丈夫的一条命，杨看梅只能遮下脸子，去找周国恒。什么最要紧，人的命最要紧。人一旦没有了命，什么都说不上了。杨看梅想好了，只要能从周国恒那里讨到粮食，周国恒要什么，她就给什么。”她终于从那里得到一块好年好景用来作肥料的芝麻饼，终于把自己的丈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性成了获取食物的交换物，“身体”成了用来战胜饥饿的最后的资源。在这里，肉体生命的延续与人格尊严的牺牲，构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是宁死也不牺牲人格呢，还是为了活命而放弃尊严？在死亡的威胁目前，其实别无选择选择。在可怕的灾难面前，一切与尊严有关的东西都显得脆弱之极，都容易被撕裂和打碎。
然而，刘庆邦这篇作品的睿智和深刻，就在于，他赋予了饥饿以绝对的力量，让它具有不可思议的双重性——它既剥夺了杨看梅的尊严，同时，最终又保护了她，使她免受伤害。具体地说，饥饿虽然将杨看梅逼到了出卖身体的地步，但是它也瓦解了周国恒对别人进行性剥夺的能力。杨看梅得到了救命的食物，但有没有失去宝贵的人格尊严——她依然是“干净”的。
这篇小说虽然写到了性，但却写得那么干净；虽然写到了人在饥饿面前的尴尬和痛苦，但却写得如此温情。它本质上是一篇关于“尊严”的小说，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见作者直面苦难的精神，也可以看见叙写不幸的智慧——刘庆邦通过干净而温暖的反讽，赋予了难以言说的特殊经验以丰富的人性内容和美学意味。
从现实甚至未来的角度来看，刘庆邦的这篇小说还有警世的作用：它提醒那些健忘的人们，饥饿离人类并不遥远，也并未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它就在不远处，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对占全球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贫困人口来讲，饥饿就是可怕的现实。据“路透社联合国11月11日电”：“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周三说，全球目前大约有10亿人挨饿或营养不良”；据“中央社日内瓦11月11日电”：“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总干事迪乌夫今天呼吁世人在这个周末绝食一天，以唤起对全球10亿人长期饥饿人口的关注，展现‘人饥己饥’精神。⋯⋯迪乌夫说：‘全世界每六人中就有一人受饥饿之苦，每六秒就有一个儿童饿死。’他说：‘尽管今年全球谷物丰收，贫穷国家的粮价仍居高不下。全球有31个国家缺粮，对它们而言粮食危机远未结束。’”而中国的粮食安全形势，也同样不容乐观。从历史上看，据专家统计，在1949年之前的2129年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2万多人。而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大跃进”之后发生的大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的总数，是4770万，——刘庆邦的小说所叙述的，就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的饥饿体验和悲惨境遇。这说明，在我们这个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一旦因为人谋不臧，或因为天降鞠凶，而发生粮食危机，问题就会非常严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种伤心惨目的诗句，不只适合用来证明“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的正确性，也适合用来描写大饥饿造成的可怕情形。
是的，饥饿仍然在折磨着人类。
危机就在离所有人都很近的地方。
这，也许就是刘庆邦这篇小说的另一层深意。
2009年11月15日，平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