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季羡林——要自信，但更要自省

2009年7月11日，两位年高位尊的学者——一个是前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一个是前北大副校长季羡林，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前后相距，仅四个小时。两位老人历经“运动”的考验和“斗争”的折磨，犹能以望百的高龄寿终正寝，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任继愈先生是哲学家和宗教学家，季羡林先生是懂得梵文和巴利文的学者。退休以后，任先生选择了“出世”的态度——守死善道，甘于寂寞，据说有“不赴宴，不过生日，不出全集”的“三不主义”，保持了“学者的纯粹”；季先生则显示了一种“入世”的姿态——据说担任了几十个学会的会长，主编了许许多多的丛书（我的博士论文《小说修辞研究》，就有幸列入由他主编的“新生代学人文丛”面世），出版了卷帙浩繁的著作，贏得了“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的称誉。任继愈先生只是埋头做学问，很少介入公共生活领域，很少直接表达自己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态度和看法；季羡林先生则不仅写出了《牛棚杂忆》，讲述了“文革”期间自己遭受迫害的真相，而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人类摆脱困境的出路，提供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就此而言，他已经显示出从“学者”身份向“知识分子”身份转化的迹象。

然而，季羡林先生终到了仍然只是一个“学者”。因为，知识分子是具有另外一种精神气质的人，必须按照另外一种方式生活和言说。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中说：“知识分子可以被视为启蒙传统的化身，始终追求代表全人类的立场”；“有着普适信念的知识分子常常质疑流行的习俗和假定，引起不安，因此他们常被视为不爱国的、世界主义的局外人”。

“全人类的立场”和“世界主义”，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新人文主义的价值观里，就已经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志，因为，他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只有站在“全人类的立场”，知识分子才能成为超越民族偏见的人，从而才能成为发现真理和捍卫真理的人。对那些伟大的知识分子来讲，仅仅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辩护，不仅是狭隘的，而且是失职的。

莎士比亚的戏剧，所选取的题材并不局限于狭小的英伦岛，所表现的主题更是具有广阔的世界性和丰富的人类性。而托尔斯泰对“爱国主义”的界定，无疑也是那些成熟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共识。当然，“全人类的立场”并不是要否定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情感，并不是要他无原则地牺牲和出卖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是提醒人们要学会用包容的胸怀和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因为，只有这样，全人类才会加强有效的对话与合作，才能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的安全的生存环境。

季羡林先生近些年的言论，似乎缺乏“世界主义”的视野，相反，对那些“流行的习俗和假定”，他似乎更感兴趣，津津乐道。例如，他的著名的“河东河西”说，就给人一种自说自话、盲目乐观的印象。他在《倡议编撰〈东方文化集成〉》中说：“我们相信主观能动性。我们想‘挽狂满于既倒’，我们绝非徒托空言。”他对“东方文化”的缺乏批判性的自省，没有看到包括儒家和法家在内的东方文化的矛盾和局限。

对儒家文化的作用和力量，他更是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西方不亮东方亮》一文中，他说：“我到了望九之年了，我现在感觉到其实用不着半部《论语》，有几句话就能治天下。例如像大家举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想法，这句话能办到，我看不仅中国大治，世界也大治，世界和平就有了保证。”他显然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用几句话就将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事情都搞定办妥，这当然再好不过，问题是，这可能吗？即使包含在“几句话”中的，的确是真理，但要让它落到实处，却需要一些前提条件，尤其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才行。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句，不过是一种消极的道德要求；在它之上，应该还有更为积极的生活态度，那就是“己所欲，施与人”，这才是指向行动而且能够带来成效的更高的伦理原则。毕竟理想的人类生活，固然需要“不可”这样的否定性规则来保障，但是，更需要“应该”和“必须”这样的肯定原则来引导。因为，前者仅仅意味着限制，而后者才将人引向自由，引向行动，引向对自己的本质力量的肯定。

在《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中，季羡林反对李慎之先生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各种文化融合”的观点，坚持认为：“融合必须是不对等的，必须以东方文化为主。”自信固然是需要的，但不能流于偏执，更不能失去胸怀开阔的世界视野。假如西方也有人主张这种“不对等”的观点，坚持必须以“西方文化为主”，那还谈何“融合”？如果大家都这样自以为是，妄自尊大，其结果，必然是孩子式的斗气和争胜。要知道，文化的融合的前提，是把人类的文化看做一个整体，是把不同的文化看做相互平等的构成部分；而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负而自大的态度，只会使人变得更加盲目和狭隘，只会加剧不同文化之间的紧张、对立和分裂，而无助于彼此之间的认同和融合。

比较起来，作为知识分子的顾准，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透——他站在现代启蒙的立场，态度冷静，目光深邃，深刻地洞察到了孔子的“主张”与“手段”、“言论”与“行动”之间的矛盾，从而在《论孔子》中，得出了这样的更为可靠的结论：“科学与民主我们还是太少。第三世界的兴起，若靠传统的老本钱，我看还有问题。”他对刻薄寡恩的法家也不抱幻想，认为他们的“利害关系说与君主中心说”，导致了尔虞我诈，“倡导君主乘势以术御下，无限纵欲”，并在《评韩非》中，这样评价韩非这个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理论上的祖师爷：“他有歪道理，他文笔犀利，说明这个人有才气。仅仅有才气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价值。我是认为，他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起一点积极作用，而他本人在道义上也毫无可取之处”。字字句句都都充满了批判的激情，闪耀着真理的光芒，都给人以开拓新路的力量；他的这段充满思想深度的话，可以用来评价中国历史上的所有那些“有才气”但“无人性”的暴君和弄臣。

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热情的学者，张君劢先生对“儒家”思想的有效性的认知，就比季羡林先生要冷静，要客观。他知道“儒学”不仅不能包打天下，而且还有着严重的残缺。他在《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国中近来提出东方文化说者日盛，即吾辈以为东方文化自有其价值，不可忽视也。然但就政治就国家之理论言之，则古人之言，绝少可以为新国家建设之凭藉者，此国人所当确认者也。唯其然也，除以西方之柏拉图以来之国家论，大昌明于国中外，无他法矣。”这就等于说，在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我们的祖先并没有怎么留心研究，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可利用的资源，因此，我们只有虚心向他人学习一条路可走。

知识分子的职责，不是糊里糊涂地附和那些给定的答案，而是向世界发问，向人们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给出合乎事实的判断；他们不是一群善于说“是”的人，而应该是一群勇于说“不”的人。然而，季羡林先生却不太善于说“不”，正像邵燕祥在《新京报》上著文评价他时所说的那样：“晚年他参与了很多社会活动，一些人对他有微辞。我觉得，这说明他有时对于一些要求不善于说‘不’，很多老人现在都有这些问题。”

其实，知识分子也可以说“是”，只是不能用热情代替理智，或者用想象代替事实，否则，他所下的判断，必然是虚假的、靠不住的。没有客观地认知自我和世界的能力，只有盲目的“乐观主义”和虚浮的“浪漫主义”，那么，一个人就有可能成为疯狂的“唯意志论者”，甚至会因为头脑发热而任性妄为，从而将世界弄得沸反盈天，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总之，没有理性精神和客观的态度，我们既无法正确地认知世界，也无法正常地生活。我们固然要自信，固然不能妄自菲薄，但是，也不能盲目自大，失去理性的自省精神，因为，只有凭借理性的自省精神，我们才能为自己确定可靠的前行方向，才不至于干出事与愿违、贻害无穷的傻事。
2009年7月15日，北戴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