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宗璞，太阳是我们的

2008年，宗璞先生高寿八十岁，从文六十载。
宗璞开始写作的时候，正是天下多故，避地无之的战争年代。然而，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宗璞的着力表现的，却是人心深处难以被毁灭的尊严、挚爱，毫无那种把仇恨当做激情，把好斗当做勇敢的嗜血成性的动物主义倾向。
在那篇缠绵悱恻的《红豆》里，由于形格势禁，为了适应“新时代”的不容冒犯的“阶级斗争”律令，作者对齐虹的道德状况和爱情体验，做了不够公正地的评价和不合情理叙述，不得不简单化地写齐虹的自私和“凶恶”——“在那执拗的江玫面前，他不只一次想，若真能把她包扎起来带走该多好！他脸上的神色愈来愈焦愁，紧张，眼神透露着一种凶恶。这些都常在黑夜里震荡着江玫的梦。”甚至，不得不简单化地写江玫的“进步”和道德完善：“江玫果然没有后悔。那时称她革命家是一种讽刺，这时她已经真的成长为一个好的党的工作者了。”然而，“雪还在下着。江玫手里握着的红豆已经被泪水滴湿了”——是的，爱情的火焰可以被时代的狂风熄灭，但内心深处的记忆却很难被抹煞，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令人追怀。

对我们当下的写作来讲，宗璞的经验和成就，的确有着非常特殊的、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期，文学价值观的混乱，文学叙事的内在混乱，已经到了令人非常担忧的程度了。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文学主于正气说》的文章，谈“正气”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讲：“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我看来，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里面都包含正气、包含正义感。而我们当代的中国文学，睁眼看去，即使不能说是满目疮痍，但邪气、昏气、死气、匪气、流气、俗气却也的确并不鲜见。而且这些“气”肆无忌惮地成为文学中一种近乎“时尚”的东西，仿佛谁不写这样的作品，谁就缺乏“现代性”，而刚气、勇气、正气这种富于诗性的东西，你要是写了它，就可能被人讥为“落后”和“虚假”，甚至会被戴上“宏大叙事”和“道德癫痫”的帽子——总之，有些人信奉的就是这样的文化逻辑：谁若敢于无耻，谁就显得“现代”；谁若追求高尚，谁就显得“落后”。所以，我觉得，宗璞在自己的作品里面，能把古典的中国心情和现代的西方精神这两点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是非常难得的，是很需要勇气的。在我们时代的一些作家身上，你可以看到旧文人的许多坏习气，许多不思进取、玩物丧志的东西，就是看不见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和人文精神。所谓文学的现代精神是什么呢？在我的理解中，它是一种理性、自由、正直、博爱的精神，是一种充满责任意识和批判激情的精神。

在宗璞的作品里，除了体现出冯友兰先生屡屡讲到的张载（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替往圣继绝学，替万世开太平”的担当精神，还表现出对大地、对自然、对人、对物甚至一只鸟、一只猫的那种大爱。我认为她的作品里有一种温暖的情感，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就是一种光明感。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呢？因为文学跟其他形式的文化是一样的，就像马修·阿诺德讲的那样，一切伟大的文化、优秀的文化都是提供光明的，都是向上提升人的。我在宗璞作品里反复看到她对光明意象的描写，比如在《看不见的光——弥尔顿故居及其他》一文的结尾她讲到：“过去应该像弥尔顿的生活底子和学识一样，要在这上面写出伟大的史诗来，发出看不见的光。”在散文《萤火》的最后，她说：“总要尽力地发光，尤其在困境中。草丛中漂浮的、灵动的、活泼的萤火常常在我心头闪亮。”在散文《养马岛日出》，她这样写道：“太阳出来了，新的一天开始了。太阳是我们的。”我觉得这里面充满着一种自觉的、自信的、富有力量感的追求光明和创造光明的精神，所以我用八个字评价她的作品：“积健为雄，真力弥满”。现在中国作家里，这样自觉地追求光明、创造光明的，真的是不很多。

宗璞的作品具有西方的现代精神。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最基本的精神气质，“现代精神”突出地体现在对真理的热爱和追求上。知识分子的本能和职责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他的时代，人们生活的真相是什么，就是提出真正的问题，而且试图努力提供答案。在宗璞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那就是反复提出问题：这是为什么？

真相是什么？应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她有一种直面现实和历史灾难的、反思的精神和勇气。尤其是，我觉得，一个大作家就应该面对和思考大问题，狄更斯的《双城记》、雨果的《九三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面对的、处理的都是大题材，都是与整个人类的命运相关的大事件和大问题。而宗璞的作品中面对的，或者说以之为写作素材的，同样不是那种卿卿我我、小打小闹式的东西，而是至关重要的大事情和大问题。

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讲，近一百年，有两个大事件，一个是“抗战”，一个就是“文革”。这两个事件，一个从外部，一个从内部，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宗璞先生面对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抗日战争。她那时虽然只是个孩子，但却深切地体验到了做亡国奴的屈辱，所以，她要在自己的作品里，充满热情地表现知识分子对祖国的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忠诚和热爱。另外，她也经历过“文革”，虽然“文革”是个考验叙事经验和叙事智慧的题材，但我觉得这是不能因为艰难就回避它，因为，回避“文革”的意味着严重的灾难，因而是文化上的不负责任的逃避主义态度。

宗璞先生显然没有畏葸，没有逃避。一方面，她通过规模恢宏的小说叙事来写抗日战争，写我们民族的深哀巨痛；另一方面，她通过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写到了“文革”。我读这些写“文革”的作品尤为感动，这里面体现出一种我前面讲过的高度自觉的责任意识。宗璞的反讽是优雅而智慧的。例如，在《心祭》里，倩兮和程抗心有灵犀：“他们只默默地走，很少说话。有时他忽然说：‘望之不似人君。’她便说：‘沐猴而冠。’然后两人相视一笑。”她认识到了说真话的重要性，所以在《三松堂断忆》里面，她讲到“说真话”的问题，她反复强调要说真话，认为不说真话是我们时代的大悲哀。在《1966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中写到很多知识分子被批斗、被迫自杀，对这些人的遭遇，宗璞先生无疑是同情的，但她自己是坚强的，——她不仅在被批斗和羞辱的巨大痛苦里，选择了坚强地“活下去”，而且还对那个时代发出了尖锐的质疑：“而这一切，是在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世界，以后还不知怎样地荒谬，怎样地灭绝人性！”这就启发和促使我们要在更深的层面去反思那一段历史，从而创造更加和谐、更加理想的生活。宗璞的另外两篇散文我觉得也很重要，一篇是《有感于鲜花重放》，另一篇是《痛读〈思痛录〉》。里面有很多关于人性的议论，尤其是《痛读〈思痛录〉》里面讲到“心硬化”问题，展卷读来，令人有冷水浇背的感觉。 

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告诉人们爱的意义和尊严的价值，教会人们如何去付出爱和获得爱，如何去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宗璞先生的作品里充满了善念和柔情，表现了对祖国，对万物的深沉的爱意。同时，也正是在这个温暖的爱的情感基础上，她表达了自己对“文革”的充满忧患的深刻思考，揭示了它所导致的中华民族道德的沦丧、价值秩序的崩溃和人们心灵的硬化这样一些真相。事实上，“文革”所造成的“心硬化”以及“缺乏教养”的文化灾难，在我们时代的文化生活中也可以看出来。我们从《檀香刑》、《狼图腾》和《废都》等等类似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文革”所造成的“心硬化”可怕后果，可以看到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缺乏“道德诗意”的严重病象。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宗璞先生提出来的一些观点，对中华民族未来的文学发展、文化重建，都是很有启迪意义的，因而，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珍惜的。

没有光明和爱，便没有文学；文学是创造光明的事业。这是宗璞的作品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所以，一个作家如果真的热爱自己的事业，就要尽力地发光，努力给自己和别人的生活创造更多的温暖和光明，无论周围的世界，有多少黑暗，有多么寒冷。

在宗璞的影响甚大的中篇小说《三生石》里，当菩提和方知在红卫兵的押解下回到勺院的时候，旧时庭院，已是满目萧条，物是人非了。然而，就在这几乎令人绝望的时刻，菩提赶快拿出火柴，和方知一起出房，点燃了三生石上玻璃瓶里的红线：“他们一同默默地凝望着窗外燃烧着的三生石。活泼的火光在秋日的晴空下显得很微弱，但在死亡的阴影里，那微弱的、然而活泼的火光，足够照亮生的道路。”
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即使在绝望的时刻，也能创造出光明，以温暖人心，驱除黑暗，鼓励寂寞甚至绝望的人们。
宗璞就是这种能够创造光明的作家。
2007年11月2日，在“宗璞先生八十寿辰、宗璞文学创作六十年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