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文学的价值等级与价值批评的准则——论帕宁的文学理念和批判实践
在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问题上，存在一种厌弃旧物的“拜新教”倾向。人们更愿意相信，新的批评方法一定胜过旧的批评方法。殊不知，文学批评方法之效用，与它的新旧了无关系。有些批评方法似乎很新鲜，却未必真有效；有些批评方法很古旧，却依然很管用。将文学分为形式和内容两部分来处理，就是一种古旧而有效的方法。探讨形式部分的批评，属于关注艺术性和技巧问题的形式批评，而探讨内容部分的批评，则属于探索文学世界的伦理问题和意义问题的价值批评。如果批评家将美学价值当作绝对的尺度和标准，那么，他的批评就可归入形式主义批评；如果批评家坚执一种绝对化的价值体系和价值尺度，那么，他的文学批评就可称之为价值主义批评。价值主义文学批评就是文学上的绝对化和极端化的价值批评。
俄裔美籍学者伊万·帕宁的《俄罗斯文学演讲稿》，就属于典型的价值主义批评模式，一种宗教主义性质的价值主义批评模式。在帕宁的评价体系里，价值意义上的“目的”和“目标”，是文学批评的第一尺度。所以，他反对无目的的唯美主义艺术观，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时髦主张：
“艺术要真正有价值，就必须有目的，而且要有相应的执行力，只有具有崇高目标的艺术才是最高级的艺术；而具有最低级目标的艺术则是最低级的艺术。”
对他来讲，文学的价值目的和“崇高目标”，就是宗教的目的和宗教的目标，而“信望爱”则是文学的力量之源：
“能够赋予灵魂不竭力量的源泉已经被证明不是怀疑和绝望，而是相信和希望——相信人类的命运是由爱指引的，即使它引导我们经历了悲伤和痛苦；相信在不和谐的、盲目的命运和暴力的表象背后，终究可以找到和谐的、富于远见卓识的、仁爱的本质；希望无论现在多么可怕，未来仍是一个欢乐的、和平的未来。”
伟大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就是帕宁所推崇的最高级的文学。利哈乔夫说：“道德探索在俄罗斯文学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作品内容明显地居于形式之上。”面对俄罗斯文学，如果放弃价值批评，那么，人们既无法深刻地理解它，也无法准确地评价它。帕宁选择用宗教主义的价值标准和信仰尺度，来分析和评价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四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的“道德探索”。
虽然帕宁的这部文学批评著作，有助于我们意识到文学的价值等级的存在，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价值批评的巨大意义，但是，绝对化的宗教主义价值尺度，也给帕宁的价值主义批评造成严重的偏失和局限。对那些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诗人和作家，他的态度难免显得有些褊狭和严苛，评价也往往过低且多有偏见。他严重地贬低普希金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地位，几乎完全忽略了赫尔岑、冈察洛夫和契诃夫等无神论作家或宗教色彩不浓的作家。他鲜少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他在俄罗斯文学批评上的失误，显示着价值性批评的难度和困境。
剖解帕宁的价值批评所存在的问题，对我们认识价值批评的性质和意义，对我们确立价值批评的基本法则，无疑大有裨益。帕宁于1855年12月出生于俄国，1874年因为参与革命活动被逐出境。从德国柏林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于1878年移居美国，入哈佛大学读书；1882年获文学批评硕士学位，成为著名的俄罗斯文学讲师和文学评论家。其时，适值俄国文学大行于美国，帕宁便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多个城市举办文学演讲，向读者展示俄国文学之佳美，辨析俄国文学与欧美文学之差异，一时盛况空前，光华满路。
作为一个坚定的不可知论者，他从事《圣经》的命理分析逾50年，对其中的数字巧合尤为着迷，试图解析《圣经》中围绕数字7存在的大量巧合。1899年11月9日，他通过纽约报纸《纽约太阳报》，对九位美国理性主义者和《圣经》批评者发出了批评的声音，并与他们进行了公开辩论。后来，他停止了自己的文学讲座，与妻子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小农场定居。1942年10月30日，他在加拿大的家中去世。1898年，他的演讲稿同时在纽约和伦敦出版。卓越的演讲才能和不俗的文学天赋，使得他的著作充满激情和魅力。虽时逾百年，此书仍是很受欧美读者欢迎的文学批评读物，也是值得我们从价值批评角度深入解读的文学批评文本。
1 帕宁的文学价值理念与文学的价值等级
帕宁无疑是第一流的文学鉴赏家。他对作品细节的感悟和分析，独具只眼，常有令人惊叹的洞察。当他根据自己的感性触觉来分析作品的时候，他就像梅列日可夫斯基一样，显示出过人的感受力和判断力，但是，当他试图用绝对价值理念的刀尺来裁断文学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一张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Procrustean bed）。在帕宁的文学价值体系里，文学本质上是纯粹的灵魂现象，或者说，是一种宗教性的精神现象；文学是人类灵魂的感性显现，是灵魂向上的发展过程的记录，因而，若无灵魂和目的，文学就不会有生命力，就不可能达到很高的境界。这样，宗教情感就被当作判断文学优劣和高下的绝对尺度和首要标准：“只要是灵魂出于对上帝造物的情感和爱而唱出的曲调都属于高等佳作”。也就是说，没有宗教目的的作家，无论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和影响力有多大，他都算不上最伟大的作家。
在帕宁看来，文学反映着人类灵魂发展和精神成长的四个阶段。在童年阶段，灵魂没有生命意识，只有欢乐，因而，文学就意味着歌唱——“它唱出的不是哀伤悔恨，而是从胸膛里爆发出的鸟儿般轻快的歌声，喜悦而欢乐”；到了第二阶段，灵魂意识到了恶魔和黑暗的存在，于是，灵魂陷入悲伤与愤怒——“这是一个充满徒劳无益的哀叹与反叛的阶段”；进入第三阶段，灵魂发现愤怒与反抗无济于事，便“去战斗，去攻击敌人最脆弱的地方”，于是，“文学便进入交战的阶段”；到了第四阶段，人类的灵魂发现，不能长期陷于仇恨和黑暗之中，因为，黑暗无法靠暴力征服，只能靠善念来克服——靠着“对命运的顺从，对一切际遇的忍耐，对上帝的虔敬，对众生的怜悯”来克服——“灵魂就这样发现了它的避风港，它放下了利剑；它的声音不再是挑起争端，而是呼吁和平；他开始鼓舞人心，使人振奋”。
帕宁坚信人类灵魂的成长有着共同的历程，也坚信人类文学的发展有着绝对的规律。他发现了这个绝对的规律，一个像代数学公式一样严格的规律。这是一个像几何图形一样完美的规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肉身之眼从未见过”的“如此完美的圆”。帕宁试图将欧洲所有伟大的作家都纳入到自己设计的“四阶段论”的文学公式里，并用整个欧洲文学的写作实践来证明他发现的这个规律。至于俄罗斯文学，更是完美地证明了这个规律的存在：
“每一种文学都需要经历这四个阶段，但是这条规律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俄国这样鲜明。”
歌者普希金代表了第一个阶段，抗议者果戈理代表了第二个阶段，勇敢的战斗者屠格涅夫代表了第三个阶段，而第四个阶段的代表者，则是传道者与鼓舞者托尔斯泰。一切过于绝对的标准的确立，都意味着以忽视个体的价值和差异性为代价，也容易造成认知和判断上的失误。帕宁的绝对化的价值标准，虽然有助于人们从信仰的角度观察和评价一个作家，但是，也很容易使人忽略这样一些问题：一，人类灵魂生活的边界，远比宗教的疆域要宽开阔，而善的表现形态，也远比宗教的情感形式要丰富和多样，也就是说，灵魂与善可以是宗教性的，也可以是非宗教的；二，那些非宗教的伟大情感，一旦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也会具有宗教情感的神圣感，就会成为那种“没有上帝的宗教”，而且也将证明这样一个价值上的真理——“价值部分并不依赖于，也不可能依赖于任何神的存在或是神的历史”；三，作家表达灵魂与善的诗性和个性化方式，决定了对他的解读和阐释，需要一种充分同情的态度和非常灵活的方法，倘若反其道而行之，仅仅用绝对化的单一尺度，则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有可能适得其反。准此而论，在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理和托尔斯泰四位作家的身上和作品中，就蕴含着远比帕宁所说的更复杂、更丰富的东西。四位俄罗斯文学大师并不是证明灵魂发展历程的被动的象征符号，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和风格表现美好的情感、伟大思想和崇高精神的独特个体。
作为灵魂和精神的表现，他们的作品首先呼吁人们把自己当作个性化的现象来理解。所以，批评家可以在文学中寻找永恒的规律和绝对的价值，但是，不能将作家和他的作品降低为证明某个阶段的文学或者某种性质的价值的僵硬而苍白的符号。既然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文学的价值问题，或者说，是确立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来评价作家和作品的问题，那么，就有必要界定文学价值这一概念，并对文学的价值等级和价值批评等问题略作说明。文学价值是由外在的形式价值和内在的意义价值两方面构成的。
广义的文学价值等级，是指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所达到的水平和高度。狭义的文学价值等级，则是指作品在意义建构和精神探索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是指文学在表现善和爱、信仰和美德等方面所达到的水平和境界；这种价值等级，也可以被笼统地称之为道德价值等级或善的价值等级。所谓价值批评，主要是指聚焦于意义问题和伦理问题的批评。文学是可以从多个方面分出高下和品级的。无论从技巧形式看，还是从价值内容看，文学都是有好坏和等级的。钟嵘在《诗品》中说：
“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
他根据“吟咏情性”和“自然英旨”等标准，将自汉迄于齐梁的122位五言诗人分上、中、下三品进行品评；其中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只是，钟嵘的等级划分，仅限于写作风格的范畴，还没有进入价值等级的层面。技巧的等级具有形式性和直观性，其好坏、巧拙和美丑，人们一望可知，并不需要特别复杂的过程。但是，评价文学的价值等级，阐释文学的价值内容，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价值是一个具有情感色彩和态度倾向的问题，是与人的世界观、个人趣味和文化教养等相关的问题。在抒情性的诗歌作品中，诗人的人格境界和爱的能力，决定着诗歌作品的价值等级；诗人的人格境界和情感品质越高，他的诗作的价值等级就可能越高。
杜甫之所以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之所以属于最高价值等级的诗歌，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的道德精神、人格状况和情感品质，与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道德精神、人格状况和情感品质是高度契合的，都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和等级。在小说和戏剧等叙事作品中，作品的精神价值的大小，主要体现于人物的精神品质；人物的精神境界越高，则作品的价值等级也就越高。一个普罗米修斯和斯巴达克斯式的英雄人物，会使一部作品充满巨大的精神价值。假如没有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悲惨世界》就很难成为价值等级很高的伟大小说；假如没有郭文和朗德纳克侯爵，没有他们的牺牲精神和贵族精神，《九三年》就很难成为价值等级很高的经典作品；假如没有列文、聂赫留多夫们和安德烈，没有他们的良心痛苦和忏悔精神，没有他们对罪孽的敏感和对救赎的渴望，那么，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也很难跻身于最高价值等级的文学经典之列。
如果一部小说和戏剧作品所塑造的人物，是些精神境界不高或者道德意识不成熟的问题人物，那么，作者自己的情感和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他要用自己的修辞性介入，用积极的态度和庄严的调性，来增强作品的价值亮度，提高作品的伦理境界，从而最终提高作品的价值等级。即便所塑造的是哈姆雷特这样的复杂人物，作者也要通过悲剧性的修辞，使他具备某些令人赞赏的精神品质，从而使读者和观众对他产生同情和认同，最终使自己的作品达到很高的价值等级。在法国19世纪的美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丹纳看来，文学的价值等级与它所表现的道德价值等级是成正比的：
“文学价值的等级每一级都相当于这个道德价值的等级。别的方面都相等的话，表现有益的特征的作品必然高于表现有害的特征的作品。倘使两部作品以同等的写作手腕介绍两种同样规模的自然力量，表现一个英雄的一部就比表现一个懦夫的一部价值更高。”
丹纳将人物分为两个等级：一个是最低的等级，一个是最高的等级；前者一般是“狭窄，平凡，愚蠢，自私，懦弱，庸俗的人物”，而后者则是“完美的人物”和“真正的英雄”。事实上，从道德价值的角度看，还存在一些中间等级。对价值性批评来讲，如何细微地分析和确定文学的价值等级，无疑是一件考验批评家的认知和能力的事情。帕宁也有自己文学等级观。他的文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就是文学价值的四个等级。在他的评价体系里，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理和托尔斯泰显示着文学渐次提高的价值等级。也就是说，普希金因为缺乏信仰和宗教目的而属于“末流作家”，托尔斯泰则因为虔诚的宗教精神而属于最高等级的作家。别尔嘉耶夫在批评俄罗斯的虚无主义的时候说，这种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没有能力确定程度和次第，证明价值的等级”。帕宁摆脱了俄罗斯的极端虚无主义的颓废和低能，但却没有摆脱极端价值主义批评的狭隘性和教条主义。细致分析他的等级化的价值主义批评，无疑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文学价值的本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确定文学等级的科学方法和可靠标准。
2 普希金：“最末流作家”中“最伟大的歌者”？
帕宁的价值主义文学批评最大的失误，就是贬低和否定普希金。作为一个令人费解的严重错误，它典型地反映着价值主义批评最容易滑入的误区。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的革新者和改造者。他是伟大的诗人，也是天才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他改变了俄罗斯文学的气质，激活了俄罗斯文学的创造力，确立了俄罗斯文学新的发展方向，就像屠格涅夫所在《关于莫斯科普希金纪念像揭幕的讲话》中说的那样：
“他创造了我们的诗歌语言，我们的文学语言，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只需沿着他的天才开辟的道路前进就行了。”
他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标志着俄罗斯文学独特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这种现实主义是诗意的，却不将现实中的任何东西理想化，也不愿对它们作出让步。”普希金的热情而卓特的个性，他的火焰般的自由精神，他对女性的尊重和赞美态度，他用诗性语言描写风景的成熟技巧，他对男性人物的软弱性格的批评态度，都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作家。如果没有普希金，俄罗斯文学也许就是另外一种样子。在俄罗斯，几乎没有一个作家和批评家不热爱和尊敬普希金的，也没有一个人怀疑他在俄罗斯文学上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别林斯基热爱普希金，是普希金文学上的知音和文学成就的阐释者。他写了厚厚的一本书来解读和评价《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他高度肯定普希金作品的美学成就和精神价值。普希金作品的形式是美的，他所表现的所有情感，也都是高雅而优美的：
“在普希金的任何情感中总有一种特别高贵的、亲切的、温柔的、芳香的与和谐的东西。在这一方面，人们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可能以最好的方式让自己受到人的教育，这样的阅读对于青年人来说，不论男女，都是特别有益的。俄国诗人中没有一个人像普希金这样成为青年人的教育者，成为青年人感情的培养者。”
别林斯基高度评价普希金的文化地位和文学成就。在他看来，普希金是一个全面反映着俄罗斯文化精神的伟大作家。其他那些伟大作家，只代表了俄罗斯精神的一个部分，而在普希金的精神中，则“汇集了所有的各种因素，反映了俄罗斯精神的一切方面”。在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看来，普希金不仅拥有非凡的天赋和才华，而且还是一个具有博爱精神的伟大诗人；他简直就是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之父：
“⋯⋯普希金最惊人的特点是他的全才和他对全人类的同情心。没有普希金就不可能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
俄罗斯国学大师利哈乔夫则站在历史的高度，在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说明和确立普希金的伟大贡献和崇高地位：
“在所有俄罗斯作家和诗人当中，普希金与整个俄罗斯文化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普希金是俄罗斯的一切。”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普希金是一个善于创建民族理想的天才。他不是简单地‘反映’，也不是简单地‘描绘’俄罗斯性格中的民族特点，而是创造了俄罗斯民族及俄罗斯文化的理想和典范。⋯⋯普希金是一个可使人变得崇高的天才，是一个通过自己的诗歌探索各个方面（爱情、友谊、忧伤、军人的英勇精神及欢乐）的最高理想及表现形式的天才。他在各个方面都营造了只有整个生命才能承载的创造力，他大大地提升了诗歌和诗人的尊严和独立性。”
可以说，俄罗斯作家的美学气质和创造能力，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和赞美，他们的良好的正义感和过人的道德勇气，他们对卑微的“小人物”的同情，他们对无所适从的“多余人”的塑造，都与普希金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在帕宁的眼里，普希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因而，无论是在他的生活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都缺乏伟大的价值立场和价值目标。由于没有虔诚的信仰，由于没有将自己的灵魂和文学交给上帝，普希金就无法成为最高价值等级的诗人，也无法写出最高价值等级的诗歌：
“上帝只通过那些能够为他说话的人发声，而普希金的灵魂还与上帝相去甚远。因此，普希金没有攀上最终的高度”；
“普希金不是一个诗人，而只是一个歌者，因为他不是一个生产者，一个创造者。他的任何作品都没有一个可称为代表性的思想。他的创作纯粹是一种技巧。⋯⋯他只是美的鼓吹者，没有任何终极目的。⋯⋯他唱得像海妖一样美，但是毫无目的。”
一个“毫无目的”的人，就很难成为第一流的伟大作家，只能是一个价值等级很低的“末流作家”：
“我把普希金放在俄国最末流作家中最伟大的歌者的位置上，这是因为他毫无目的。”
极端性质的观念会极大地降低人们感受事实和把握真理的能力。所以，在帕宁看来，普希金虽然才华卓越，诗文优美，但是，“他没有追求，没有期望；那些使真正伟大作家的作品成为有益之作的因素在他那里一点都没有。简而言之，普希金没有贡献出任何东西。只有自己拥有的东西才能给予他人，而普希金是个精神上的贫民。”普希金“没有贡献出任何东西”，而且，还是个“精神上的贫民”，——这样的判断，简直使人骇诧不已。帕宁对普希金的诬枉的批评和错误的评价，无疑显示着他对自己的价值观的绝对忠诚，但是，也显示出对事实的漠视和不尊重，显示出价值观上的狭隘性和排斥性。
毋庸讳言，普希金的信仰确实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在我看来，
“普希金没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种极端的宗教倾向。他的灵魂和思想，没有被宗教的教义和信条束缚住。这是由他的自然主义生活态度所决定的。作为一个现代的自由主义者和积极的行动主义者，他不可能成为绝对温顺的基督徒。”
但是，没有明确而坚定的宗教信仰，并不影响他确定自己的伟大的“目的”，并不影响他表达自己的接近宗教高度的善意和情感，或者说，并不影响他形成属于他自己的特殊形态的宗教意识。梅列日可夫斯基就通过对长诗《茨冈》的解读，揭示了普希金在这首诗里所表现出来的属于他自己的宗教情感。这是一种包含在“自由”中的伟大情感：
“这终极的自由导致最终的饶恕一切——导致方济各·阿西西的神圣的仁慈。而他的宗教就是回归童稚的质朴和纯洁。”
中国学者张铁夫指出：普希金不仅不排斥宗教，而且他的
“整个创作植根于基督教文化的土壤中，渗透着基督精神——博爱、宽容、忍让、行善。他不信上帝，又追随上帝，这才是他与宗教的真实关系。”
这样的观点，无疑更接近事实。果戈理甚至认为，普希金内心是有信仰的，所以，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反驳了认为“普希金是自然神论而不是基督徒”的观点；认为普希金“做得十分明智，他没敢把那种尚未完全渗透进整个心灵的东西搬进诗句”。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信》中说：
“只有那种在其胸中从来没有基督或者把基督丧失掉的人，才会到耶路撒冷去寻找基督。凡是看到别人的痛苦，他也感到痛苦，看到和他不同的人受到压迫而感同身受的人，在他的心胸里就有基督⋯⋯”
可见，即便是信奉自然主义生活原则的人，也会有自己的“目的”，也会成为一个精神上富有而高尚的人，也能为人类贡献伟大的文学精神财富。如果帕宁注意到果戈理的意见，注意到别林斯基所说的“胸中有基督的人”的观点，而且，能像梅列日可夫斯基那样用心细读和体会普希金的作品，那么，他也许就会看见普希金的伟大的“目的”，就不会对他产生如此严重的误读，从而最终避免造成一桩严重的文学批评事故——将一个如此伟大的诗人和作家，贬抑到“末流作家”的行列。帕宁关于普希金的价值性批评的失误，给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教训和警示：任何性质和模式的价值批评，尤其是宗教性的价值批评，应该有更包容的态度，要赋予自己的尺度和“目的”以更开放的意义和更具包容性的空间。
3 果戈理：“无情”的“批判者”和“抗议者”？
如果说帕宁根据僵硬的“目的”标准，严重地误解并错误地贬低了普希金，那么，他也根据同样的标准，严重地误解了果戈理。他根据自己的“目的”和尺度，将果戈理置于普希金之上：
“我把果戈理放在普希金之上，因为果戈理是俄国文学的第一位大师，在他身上，目的（purpose）不仅清晰可见，而且也被他完全表达出来。”
从文学传承的角度看，完全可以说，没有普希金就没有果戈理，就像别林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普希金对果戈理有强烈的影响，他不仅是果戈理模仿的榜样，而且是一个把艺术大大向前推进，不仅为自己，也为其他艺术家在艺术园地上开辟了新的道路的艺术家。”如此说来，普希金才是俄国文学的第一位大师，也是文学地位最高和文学影响力最大的作家。帕宁从果戈理身上，从他的作品里，看到了南方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性格，看到了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文学的南北之别。斯米尔诺娃曾写信给果戈理，问他“有一颗什么样的心，乌克兰的还是俄罗斯的”；果戈理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心是什么样的，乌克兰的还是俄罗斯的。我只知道，绝不允许小俄罗斯人对俄罗斯人有优越感，俄罗斯人对小俄罗斯人有优越感。”
然而，北方人素以俄罗斯的主宰者自居，也不曾放弃过自己的“优越感”。他们鄙视南方人（即被北方人称作“小罗斯”或“小俄罗斯”的乌克兰人），喜欢沾沾然显示自己的文化优越感——北方人帕纳耶夫就嘲笑南方人果戈理：“小俄罗斯人都肤浅，果戈理本人正是他自己小说中所写的那种乌克兰佬”；北方人罗扎诺夫也瞧不起南方人果戈理，嘲笑他“肤浅”，嘲笑他小说构思“简单和肤浅得令人震惊”：
“他的灵魂没有改造过，他的信念没有改变过。从小俄罗斯故事过渡到彼得堡笑话，他只是把眼光从南方转移到了北方，但这眼光还是依然如故。”
而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都没有“充分认识果戈理的天才的价值”。北方人对命运赐予的一切苦难和不幸都逆来顺受，而第聂伯河流域草原上的南方人（即乌克兰人），则有着自由的天性和反抗的精神：“草原通过无限开阔的视野——无论转向哪边都一眼望不到边——让人的精神获得自由！”所以，生活在这草原上的哥萨克，“无论独自一人还是和伙伴们在一起，其精神上的自由都是不可征服的。果戈理就是个哥萨克。”事实上，果戈理并非典型的哥萨克。
也就是说，仅仅从地域性的角度，还无法准确解释果戈理的性格和创作。在果戈理的性格里，固然有草原带来的纯朴自然而又率性浪漫的东西——正是靠着这样的东西，创造出了《塔拉斯·布尔巴》这样的充满史诗力量的小说作品；但是，就性格的主要倾向来看，他并不是那种外向而猛悍的人。乌克兰的伟大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才是帕宁所说的那种性格刚烈的南方人。与小自己五岁的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的性格不同，果戈理敏感，拘谨，内向，甚至略微有点羞怯。他热爱自由，但并不孟浪；他批评生活，但并不刻薄。无论对人，还是对文学，他的基本态度和调性，就是同情与和谐。他说：
“真正的艺术创造总是包含着某种使人安宁和心平气和的东西。”
这也是他对诗人和作家的理解。他温柔而平静地爱一切人。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他也是一个有坚定宗教信仰的人。他说：“从很年轻的时候起，我就只有一条道路，我现在还在走这条路。”他的“道路”，就是信心、希望和爱的道路。谢·季·阿克萨科夫在《我同果戈理相识的始末》中说：
“特别是当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里流露出慈祥、快活和对所有人的爱。而当他沉默或沉思的时候，眼睛里马上现出对某种崇高事物认真渴求的神情。”
像屠格涅夫一样，果戈理也属于有点女性气质的人。他的性格和情感受母亲影响极大。阿克萨科夫说，同果戈理的母亲谈上几分钟话，
“便会明白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生出这样的儿子。这是一位善良、温柔、仁爱的女人，充满美感，也不乏最柔和的幽默感。她这样年轻，这样美貌，简直就像果戈理的姐姐。”
果戈理的艺术天赋，他的幽默感，他的温柔的爱的态度，既是在他选择的“道路”的影响下形成的，也是在乃母的影响下形成的。在巴别尔看来，北方的俄罗斯与南方的乌克兰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气质类型。像敖德萨这样的南方，简直就是光明和欢乐的地方，能带来“生气勃勃的有益的影响”；而北方的俄罗斯是阴沉的，缺乏快乐，也缺乏对光明的敏感和描写：“如果你仔细想想，难道对于浩如烟海的俄罗斯文学还未对太阳做过真正欢乐、明朗的描述不感到惊讶吗？”在北方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笔下，
“灰蒙蒙的道路和罩在头顶上的浓雾使人的心情压抑，可笑而又可怕地摧残着人的肌体，煽起情欲的油烟和臭气，使人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一如热锅上的蚂蚁。”
北方俄罗斯甚至在消极的意义上改造了乌克兰的果戈理，将他小说中的“滋养万物的明亮阳光”，置换成完全相反的东西；最终，散文战胜了诗，“彼得堡战胜了波尔塔瓦地区”。巴别尔也许是第一个凭着天才的直觉和洞察力，发现了北方的俄罗斯与南方的乌克兰在精神上的巨大差异的人。然而，帕宁注意到了俄罗斯南方和北方的不同，却忽略了果戈理的本质性的个性特点和情感态度，也忽略了他作品中那种忧郁而又温和的气质。
虽然他也注意到了果戈理是一个“对上帝虔信至深，对人类满腔热忱”的人，虽然他也发现了果戈理“有一种卡莱尔式的悲伤”，虽然他也发现了果戈理幽默特殊品质——“旨在唤起笑声，但却是闪着泪光的笑。这是一个表面没在哭泣、而内心在哭泣的灵魂发出的笑声”，虽然他也说果戈理晚年的《与友人书简选》散发着“基督徒的谦逊和顺从上帝意志的精神”，虽然还通过与果戈理的比较，批评了斯威夫特、菲尔丁、萨克雷和狄更斯等英国作家的“发着醋酸味”“油腻的”“冷嘲热讽”和“恶意”的幽默和笑，但是，这一切似乎都没有让他注意到这样一些问题：切不可将果戈理的温和的讽刺和幽默，等同于“无情的鞭挞”，切不可将“抗议者”的帽子随便戴在他的头上，切不可将他定义为“无情地鞭挞独裁统治的人”。
要知道，果戈理不是赫尔岑，更不是谢德林；赫尔岑严厉地谴责，谢德林猛烈地诅咒，果戈理则温情地讽喻。他之所以讽刺，不是要激烈而尖锐地抗议，而是觉得悲哀和不幸，觉得人们不应该这样生活；他的幽默之所以不同于英国作家的幽默，之所以让人觉得可笑而又难过，就在于他的幽默里包含着对人的温柔的怜悯和温厚的善意。果戈理的讽刺和幽默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自反性、近距离和同情态度。
所谓 自反性，就是他时时留意解剖自己，用自己的作品来反观自己内心的残缺；他说，他要把自己的书，像一面镜子似的“放在书桌上”，以便“经常看看，以照见自己的丑陋，以后少犯错误。”所谓近距离，是说他在写作的时候，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用心观察和体会，真切而细腻地描写他们的痛苦和欢乐，而不是高高在上，挥舞着冰冷的解剖刀，对人物进行嘲弄性的描写和蔑视性的批判。厌恶、鄙视和仇恨是一般讽刺的基本态度，但是，在果戈理的讽刺里，你看到的是大为不同的态度——同情一切人。果戈理在给亲友的信中说，“心灵的爱是永恒的爱”：
“这种爱是永无止境的，正如天国的幸福是永无止境的。”
由于接受了这种爱的哲学，所以，在他的讽刺里也有失望和不满，但看不到蔑视和仇恨。他怀着怜悯而憾惜的心情，写小人物阿卡基·阿卡基维奇丢失“外套”的痛苦，写买卖“死魂灵”的地主们的贪婪和猥琐，写小城的人们对“钦差大臣”的卑躬屈膝。打开果戈理的《旧式地主》和《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你也会感受到些微的讽意，但是，只要沉入作品的细节深处，你就会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人物的爱和同情。在描写两位“旧式”地主夫妇的脸庞和眼睛的时候，果戈理的笔下频繁出现“慈爱”“诚意”“好心肠”“愉快的微笑”“永不消失的微笑”，在描写伊凡诺维奇失去老伴的痛苦的时候，他甚至用了“孩子般的哭泣”的字句。
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无疑表现着作者对人性的失望——两个很要好的朋友，仅仅因为一句话，就反目成仇，甚至旷日持久地对簿公堂，但是，读者强烈感受到的，仍然不是冰冷的嘲笑和尖利的讽刺，而是作者的更深沉的态度——他为自己的人物难过：“暗淡无光的哭泣般的天”的描写，“诸位，这世界真是沉闷啊”的感叹，都使人感受到了作者的悲哀和惋惜。总之，读完果戈理的小说和戏剧，你可能会对人和生活发出深沉的叹息，但是，你也会对一切都产生深深的哀矜和同情。
果戈理的文学理念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和谐美学。善是他写作的根本原则，和谐则是他追求的最高目的。正像他在一封信中所言：“我们被招到人世不是为了消灭和破坏，而是要像上帝本人那样把一切引上善行，——甚至把业已被人损坏的并已变为恶的东西变为善。”他反对那种充满敌意和仇恨的态度，赞许温和而充满善意的写作，就像他1848年1月10日在给茹科夫斯基的信中所说的那样；
“一般来说，没有责备别人行为的意愿，而只想对自己静心内省。如果诗人的创作不具备这种特性，那么它只是一种高尚的冲动，作者一时的内心状况的产物。它不失为杰出的现象，但却不能称之为艺术的创造。理当如此！艺术是同生活的谐和！⋯⋯艺术是在心灵中建立和谐和秩序，而不是惊慌和混乱。”
纳博科夫注意到了果戈理追求和谐的写作理念，并这样概括他的文学目的和文学价值观：
“果戈理认定了文学的目的是救治病态的灵魂，救治方式则是在此类灵魂中催生和谐与平安的感觉。治疗还需要来一剂强有力的教诲药。他建议对民族性的缺陷与美德大加描绘，以便帮助读者坚持追求美德，根除缺陷。”
梅列日科夫斯基也注意到了果戈理文学写作上的宗教精神，而且高度肯定了果戈理在俄罗斯文学的精神转向上所表现出来的伟大性质：
“在果戈理身上体现了俄罗斯文学、整个俄罗斯精神不可避免的转向，这一转向当今在我们身上正彻底地实现着，整个俄罗斯文学、整个俄罗斯精神正从艺术转向宗教，从伟大的意识转向伟大的行动，从话语转向实践。”
总之，无论从主观动机看，还是从客观效果看，果戈理的作品最终都给人一种温和劝谕的性质。在他的笔下，也有批判，但那是一种带着惋惜和同情的批判；也有讽刺，但那是一种含着不忍和希望的讽刺。所以，帕宁认为果戈理的声音，是一种“新的声音”，这是对的；但是，他将这温柔而焦虑的声音，理解成高亢而愤怒的声音，却是错的。帕宁认为果戈理“无情地批判了专制制度的缺陷”，甚至认为“果戈理时代呼唤的是愤怒、反抗，而果戈理就是一个愤怒的反抗者”。也许怕人们不甚措意，他对果戈理的“抗议”，不厌其烦，反复强调：
“果戈理的艺术并不是无意识的抗议，而是作为一个人的果戈理发出了抗议的声音，反抗他那高贵的灵魂所抗拒的东西。”
显然，帕宁的这些认知和判断，与果戈理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写作的实际情形相去甚远，迥不相侔。纳博科夫说，《外套》等小说的实质“远比抗议更深刻”。在别尔嘉耶夫看来，果戈理既不是现实主义作家，也不是讽刺作家，而是揭示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非常本质的东西”的一种独特手法，所以，
“果戈理奇异和神秘的创作不可能归于对改革前的俄国现实的讽刺、揭露短暂的一时的弊病与罪恶之列。”
果戈理的独特之处和非凡之处，既在于他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深刻而又温和地批评了俄罗斯“改革前”的“弊病与罪恶”，也在于他用充满荒诞感和象征意味的悲剧性叙事，揭示了人性深处的残缺和悲哀，揭示了一种人类的普遍性的无助和困境。果戈理写作时的情感和态度，温柔而优雅。他也讽刺，但是，他绝不将自己的讽刺降低为羞辱性的狂欢，而是将它向同情的一边提升，使之升华为一种宽容的幽默。在这幽默里，自然也有苦涩甚至悲哀，但是，果戈理总是将它控制在美和善的原则所允许的合理范围与和谐状态。就像魏列萨耶夫所说的那样：
“在笑的方面，果戈理不仅在我国文学中，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中，至今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大师。在旁人那儿很难找到这种罕见的优雅的笑。”
所谓“优雅”，就是和谐，就是温情，就是对人和生活的慈悲态度，而不是帕宁所说的“无情”的“批判”和“抗议”。
4 屠格涅夫：没有信仰的“文学战士”和“反抗者”？
帕宁不仅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也是感觉敏锐而精微的批评家。他善于在比较的视野里揭示作家的个性和复杂性。在他看来，屠格涅夫就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除了莎士比亚，他也许是所有文学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他是全世界的，也是俄罗斯的；他是悲伤的，也是嘲讽的；他是温柔的，也是无情的；他多愁善感，又冷若冰霜。他可以像塔西佗一样简洁，也可以像萨克雷一样冗长。他可以像维特一样多愁善感，也可以像拿破仑一样冷酷。”
他欣赏天才的艺术家屠格涅夫，但不喜欢没有宗教信仰的屠格涅夫。他准确地评价了屠格涅夫的艺术成就，却严重地误解了屠格涅夫的文学精神和写作态度。他对屠格涅夫的几乎所有总体性的价值判断，都是值得商榷的。屠格涅夫是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大师。帕宁精辟地概括了他在艺术上的四个优点——无与伦比的形式感、能用最简练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含义、对自然的热爱与强烈的同情心。他高度评价屠格涅夫在女性形象塑造上所达到的境界：
“以一种连乔治·艾略特或乔治·桑都无法企及的优雅和忠实将她们描绘出来。因为屠格涅夫对女人的爱是任何女人都比不上的，他对她们抱有无限的信心。”
同时，他也尖锐地指出了屠格涅夫精神上的“一大缺点”——
“那就是怀疑、绝望。作为一个精神滋养者，这一缺点使他成为作家中最无益的那类人。”
为什么说屠格涅夫是“作家中最无益的那类人”呢？因为，他没有解决自己的信仰问题，不知道人生的“最高目标”为何物。屠格涅夫从国外
“带回了渊博的拉丁语语法方面的知识，但对人生最高目标却一无所知。他带着一种宗教的怀疑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悲观主义思想回了国，这种思想影响了他的整个生活，也影响了他的艺术作品。”
帕宁的语气里，含着些微的讽意，而他斩钉截铁的判断，则显示着明显的偏见。说屠格涅夫“怀疑”和“悲观”，多少总还可以找到些立论的依据，但说他对“人生最高目标”一无所知，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判断。表面上看起来，屠格涅夫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任何宗教虔诚的信仰者。在散文诗《基督》中，他试图将基督还原为普通人：
“他的脸和大家的脸一样，就像所有人的面孔。⋯⋯连身上的衣服也和大伙的一样。”
1847年12月19日，在给波琳娜·维亚尔多的信中，他甚至以夸张的语气肯定了西班牙作家卡尔德隆的“反基督意识”：
“这是对在神的意志面前才能保持人的尊严的思想的否定，这是对被我们称之为善行或恶行（上帝以此来宽恕信徒）的蔑视。这种蔑视是人类智慧新的胜利，因为勇于宣布自己处在低下地位的造物上升到与幻想中的神，把人作为玩偶的神的平等地位。而这个神不也是出于人手的造物吗？虽然如此，我还是更喜欢普罗米修斯，喜欢暴戾和独裁的典型——撒旦。”
这种在私人书信中表现出来无神论的观点，无疑是大胆而出格的。此时的他，简直就是尼采式的“敌基督者”。然而，屠格涅夫有自己的信仰，也有自己的“人生最高目标”，只是，他的信仰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文明信仰和文化信仰，而他的“最高目标”不是彼岸性的，而是此岸性的。他信仰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现代文明，信仰平等、自由和博爱的价值观。他也有自己的善的信念。他在写给米尼茨基的信中说：
“要保持这种在您的话语中所洋溢着的高尚信念。要知道，没有信念，没有那深深的、坚强的信念，生活便是庸俗的，便没有意义。⋯⋯没有炽烈的爱和信仰，讽刺只不过是一派胡言，批判比谩骂更糟。”
虽然屠格涅夫的确常常把“文学”看得高于一切，但他并不纯然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唯美主义者。在给鲍特金的信中，他就表达了自己的“非唯美主义”文学价值观：
“所有的时代都一样，文学不可能仅仅是艺术，同时存在着比艺术的要求更高的利益。”
1860年1月10日，在一次公开讲座上，屠格涅夫做了题为《哈姆雷特与唐·吉诃德》的讲演。他把这两个伟大的文学人物对立起来，让他们分别代表了自私和无私两种道德和人格。他通过错误地贬低哈姆雷特，来夸张地赞美唐·吉诃德；通过夸张地赞美唐·吉诃德，来宣达自己的精神信仰和道德主张：
唐·吉诃德究竟表明什么呢？首先表明信仰，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东西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一句话，对那种处于个人之外的真理的信仰。这种真理不大容易把握，要求为它服务和作出牺牲，但是只要为它服务时持之以恒并且做出大的牺牲，它也是可以掌握的。唐·吉诃德整个人充满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准备经受各种艰难困苦，牺牲生命；他珍视自己的生命的程度，视其能否成为体现理想、在世界上确立真理和正义的手段而定。
⋯⋯他身上连一点利己主义的痕迹都没有，他不关心自己，他整个人都充满自我牺牲精神——请珍视这个词！——他有信仰而且坚信不疑，义无反顾。
屠格涅夫所肯定的利他主义世界观，所肯定的对真理的信仰，都显示着他自己的道德主张和精神信仰，甚至显示着一种特殊形态的宗教情感和没有上帝的宗教精神。这种利他主义的世界观，这种对“某种不可动摇的东西的信仰”，也是屠格涅夫自己作品常见的主题。长篇小说《处女地》中的玛丽安娜说：
“我有时觉得我是为俄罗斯所有被压迫的人、穷人、可怜的人而痛苦⋯⋯不，不是痛苦，是愤怒，是为他们鸣不平⋯⋯为了他们我愿意⋯⋯献出我的生命。”
他的散文诗《纪念尤·彼·符廖夫斯卡娅》和《门槛》中的两个伟大女性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就是一种温柔或坚韧的宗教精神吗？符廖夫斯卡娅有一颗“温和柔顺的心”，除了帮助别人，
“她不知道有别的幸福⋯⋯她浑身燃烧着不知熄灭的信仰之火，为了服务于他人，她献出了全部身心。”
从《门槛》中的“俄罗斯姑娘”的身上，人们不是可以隐约看见背负十字架的基督的影子吗？在中篇小说《浮士德》中，屠格涅夫借人物之口，表达了这样的生活哲学：
从最近几年的经历中我得出一个信念——生活不是玩笑和娱乐，生活甚至不是也不是享受⋯⋯生活是艰苦的劳动。放弃，不断地放弃——就是隐含的意义，它的谜底。一个人应该关心的不是实现心爱的理想和憧憬，不管它们怎么高尚——而是完成自己的义务；不在自己身上加上锁链，加上义务的铁链，他不能顺利地走到生命的终点而不摔跤⋯⋯
屠格涅夫笔下的这个人物，不就是他所赞美的唐·吉诃德吗？我们从他的身上所感受到的，不正是信念和信仰的力量吗？从这些人物的思想意识里，我们不是也可以看到伟大的“目的”吗？面对一个塑造了这样的“优秀人物”的作家，我们怎么能说他是“作家中最无益的那类人”呢？从信仰的角度看，屠格涅夫虽然不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最高纲领主义者”，但却是以含蓄而内敛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我们唯一的最低纲领主义者”。在梅列日可夫斯基看来，他甚至是一个特殊气质的基督徒：
“屠格涅夫沉默不语，并且默默地走近基督，比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得都近。”
他还通过对屠格涅夫关于基督的梦境描写的解读，发现了屠格涅夫自己的基督，一个
“凡间的基督，人类之中的基督——这就是没被认出来的、叫不出名字的，但却是真正的、屠格涅夫的基督。”
这说明，信仰问题也是屠格涅夫关心的问题，甚至经常性地折磨着他的问题；也说明，分析一个伟大作家的精神信仰，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情。当然，屠格涅夫也不是那种充满阳刚之气的力量型的作家。他有信念，但是多愁善感；他有热情，但是常显无力。他的作品所表现的，并不是决然的“反抗”，更不是勇猛的“战斗”，而是对现实的焦虑和对变革的期待。在巨大的现实压力之下，屠格涅夫的人物几乎个个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失败者，甚至是悲剧性的牺牲者。米尔斯基认为，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大都有着“与生俱来的软弱和女性化”，即便那些“强壮的男人”，也显得“有些不正常”：
“因为命运、盲目的机遇和荒谬的事件主宰着屠格涅夫的世界，如同哈代的作品，但是，屠格涅夫的人物却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命运。”
所谓反抗，是一种积极的主动行为，是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和行动力的。然而，屠格涅夫的人物，却大都是被动的，是被外部的力量主宰着的失败者。面对现实和父辈，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内心蓄积着不满的情绪，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将不满转化为行动的热情。唯一可与女性人物比肩而立的巴扎罗夫，也没有最终获胜，而是凄凉地死去。帕宁说：“屠格涅夫生是一个战士，死也是一个战士。”屠格涅夫热切期待并呼吁时代变革和社会进步。他是一个呼唤者，但不是战士；他是俄罗斯现实温和而略带感伤的批判者，但很难说是勇敢无畏的战斗者。赫尔岑和奥加廖夫才是真正的战士和抗争者。屠格涅夫从未公开宣称沙皇是自己的“终生宿敌”，但赫尔岑和奥加廖夫却公开与沙皇为敌，明确表达过对沙皇的鄙视和诅咒。
所以，帕宁对“战士”屠格涅夫的“战斗”精神的赞美，只有放到赫尔岑和奥加廖夫身上才是合适的。从屠格涅夫的文学作品来看，他与其说是一个“文学战士”和“反抗者”，不如说是一个现代文明生活的向往者和赞美者，或者说，是旧的生活方式的温和而悲观的批评者。他的性格和教养，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勇往直前和义无反顾的斗士。作为有明确的文化信念和精神信仰的作家，很多时候，他的作品表现着一种接近宗教精神的道德勇气和道德激情。用优美的文学形式，揭示俄国社会的落后和病态，并将现代文明价值观和人道主义情感传递给读者，继而推动俄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就是屠格涅夫文学写作的最高目的和基本原则。
5 托尔斯泰：不仅是传道者，还是多重身份的行动主义者
列夫·托尔斯泰是帕宁最心仪的作家，也是最符合他的宗教主义文学价值标准的作家。《俄罗斯文学演讲稿》总共六讲，他用了其中三分之一的比重来讲托尔斯泰。在他看来，托尔斯泰不仅是伟大的先知、激励者和传道者，还是艺术上近乎完美的大师级作家。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你看不到那些“唯美主义者”的浮薄，也看不到某些传道者的无趣。他给“道”以诗的美感，又给诗以“道”的精神。所有伟大的诗人和作家，都是人类之子和世界公民，而他们所创造的最高价值等级的文学，则是最具普遍性和巨大影响力的文学，即具有人类性和世界性意义的文学。
古希腊悲剧和神话、《荷马史诗》、《史记》、莎剧、杜诗以及雨果和狄更斯等伟大作家的小说，都是属于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托尔斯泰也属于这样的伟大作家。因为，正像帕宁所说的那样，他不仅仅是俄国的作家和鼓舞者，还是全人类的作家和鼓舞者：
“托尔斯泰身上的俄罗斯性最少，因为他身上普遍的人性最多；他不像是斯拉夫人之子，因为他最像上帝之子。托尔斯泰的声音不是十九世纪的声音，而是所有世纪的声音；托尔斯泰的声音不是一个国家的声音，而是所有国家的声音；因为托尔斯泰的声音，简而言之，是上帝通过人说出的话语。”
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作家能像托尔斯泰那样，用具有亲切而充满诗意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普遍性的情感内容和伟大的伦理精神上，那么，他作品就有可能达到很高的价值等级，就有可能摆脱地域性和时代性的局限，就有可能具有世界性和人类性。虽然宗教性的“目的”是帕宁评价作家的第一尺度，但是，在评价托尔斯泰的时候，他注意到了文学的艺术价值，并深刻地揭示了托尔斯泰在文学表现方式上的特点，准确地概括和解释了托尔斯泰的天才般的文学才华和最高级的文学成就：
“托尔斯泰，尽管传道者已经离开了他，但是他的艺术使他仍然是一股强大的文学力量。因为他的作品不仅由最高的目的，而且是用最高的艺术水准创造的。”
托尔斯泰也追求艺术上的美学效果，但是，他从来不用冷漠的自然主义方法，而是将自己的道德情感和价值主张，渗透到所描写的细节和场景里，就像帕宁所指出的那样：
“传道者与艺术家出色地结合在一起，也相应地决定了托尔斯泰艺术的特点。托尔斯泰对他所要描述的每一件事、每一种现象，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对人的灵魂有什么影响？这对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简言之，它的道德意义是什么？因此，当托尔斯泰在描绘时，他不仅是客观地描绘，同时也是主观地描绘。⋯⋯艺术家托尔斯泰从来没有用肉身之眼去看自然，而是用灵魂之眼去看；他观察事物永远带着潜在的思想，他从来不会在观察客体时没有任何增补、没有主体的介入。”
有的时候，帕宁选择用价值和艺术的双重尺度来衡量托尔斯泰的伟大经验，辩证地分析他的“客观描绘”与“主观描绘”相统一的高超技巧。诚实和真实是托尔斯泰文学描写的最高原则。但是，他的“忠实”原则所追求的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外在真实，而是精神意义上的内在真实，用帕宁的话说，就是
“托尔斯泰的描写是最高级的忠实，因为他并不是用长在头上的眼睛去观察，而是用心灵的眼睛去观察。”
帕宁还发现了托尔斯泰的间接描写法，以及描写事件对灵魂的影响等方法，并总结出了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三大特点：“双重呈现”，即主观方法与客观方法并用的方法；伟大的传道者与伟大的艺术家的结合；本质上是全景式的，而不是建筑式的。帕宁还通过与卡莱尔的细致的文本对读和比较，揭示了托尔斯泰用“客观的形式”表现“自己的经验”的高超技巧，并将这位天才的文学大师视为最高的典范——“是所有人中唯一一个将最高的抱负与最高的艺术技巧完美结合的典范”。
然而，最终，帕宁仍然没有放弃他的绝对性质的价值尺度。他仍然把宗教尺度当作评价一个作家的最高尺度和最后的标准。这样，他心目的伟大文学，就不在文学的世界，而在价值的世界，也就是在宗教和信仰的世界，所以他才说：
“托尔斯泰最伟大作品不能在他的纯艺术作品中寻找，而要在他的宗教作品中寻找。”
也就是说，托尔斯泰最终不是因为他是作家而伟大，而是因为他是光明之王的仆从而伟大。光明之王的思想，就是他的思想；光明之王的爱恨，就是他的爱恨。苏格拉底以无知为敌，埃皮克提图以激情为敌，爱默生以权威为敌，卡莱尔以自我意识为敌，然而，托尔斯泰没有自己的“敌人”。耶稣的“敌人”，就是他的“敌人”。他接受耶稣的思想，即以爱为中心思想，以仇恨为人类最大的敌人：“他相信爱能战胜所有黑暗之子。”在托尔斯泰的灵魂里，光明与黑暗两种力量不断斗争，最终的结果，就是传道者战胜了艺术家，因此，
“传道者托尔斯泰从艺术家托尔斯泰当中分离出来，就好像吸足了养分的果实从被抛弃的果壳当中分离出来一样。⋯⋯外壳破裂了，托尔斯泰那些永恒的东西——传道者托尔斯泰的作品，而不是艺术家托尔斯泰的作品——以其固有的全部养分饱满地呈现在我们目前。”
就这样，传道者托尔斯泰与艺术家托尔斯泰分离了。就像用宗教尺度评价其他俄罗斯文学大师一样，帕宁也用同样的价值尺度来衡量托尔斯泰。对“目的”和“目标”的真诚态度，对“灵魂”的同情态度，对上帝的信仰和对他的教诲的态度，决定了几位俄罗斯作家的生活状况和人生境界：
“因为缺乏这种真诚，普希金的缪斯才变得如此贫乏；要对不断向上挣扎的灵魂满怀同情，正因为缺乏这种同情，果戈理的生活才变得那么不幸；缺乏对上帝的信仰使屠格涅夫的生活变得如此不完整；最后，相信基督的教会，按照基督的教诲生活才让托尔斯泰的人生如此激励人心。”
如果作家的价值意义上的生活是不幸的，那么，他的文学创作就很难达到完美的境界；只有像托尔斯泰这样的解决了信仰问题的作家，才能最终成为“激励人心”的属于全世界的伟大作家。帕宁显然忽略了文学价值构成的多维性。更为严重的是，他忽略了文学的时代性和现实性。文学固然是一种跟信仰相关的精神现象，跟爱恨相关的情感现象，跟思想相关的意义现象，但是，更重要的，它还是与具体的时代和社会相关的生活现象。一个没有信仰的作家，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家；一个不懂得爱的作家，不可能成为伟大作家；同样，一个脱离自己时代的现实生活的作家，也断然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作家。
然而，帕宁却完全忽略了托尔斯泰作为作家最伟大的身份、品质和精神——一个勇敢地介入时代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个热情地关怀人类命运的人道主义作家，一个谴责邪恶和不义的批判型作家；他的伟大，是现实意义上的伟大，是介入性的伟大，是行动的伟大；他的伟大，是在他从贫民窟回到家里痛哭失声的时候体现出来的，是他给农民的孩子编课本和讲课的时候体现出来的，是他斥资支持“非灵派教徒”移民加拿大的时候体现出来的，是他谴责发动战争的天皇和沙皇的时候体现出来的，是在他用文学对抗和批判现实的时候体现出来的。
事实上，托尔斯泰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他是一个传道者，还因为他是一个多重身份和角色的行动主义的伟大作家。帕宁派给果戈理和屠格涅夫的那些角色和名头，几乎全都可以放在托尔斯泰身上。他是一个战士，一个勇气过人的挑战者和批判者。面对可怕的黑暗和权力，他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一点也不输给普希金。他用《战争与和平》审判战争贩子拿破仑，微讽同样好战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他用《安娜·卡列尼娜》表达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同情，对俄国社会的世态人情的批判；他用《复活》整体性地揭示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的虚伪、腐败和黑暗。他的《复活》，他的《悔改吧！》，他的《天国在你心中》，足以证明他比果戈理和屠格涅夫更像是“文学战士”“反抗者”和“抗议者”。
他直接挑战官僚化的教会制度，也直接地批判了沙皇的政治制度。最终，他成了教会和政府共同的敌人。教会开除了他，政府的第三厅则用阴冷的眼睛盯着他，随时准备逮捕和关押他。是的，你完全可以把《复活》当作一份起诉书，甚至看作一份判决书。在他晚年所写的这部伟大作品里，他用近乎完美的叙事和描写，揭露了自己时代的政治、法律和道德的腐败。你完全可以把《天国在你心中》当作写给俄国教会的挑战书和绝交书——他赞美挑战教会的异端：
“异端是教会中的运动的表现，它试图摧毁教会僵死的主张”；教会“一贯是导致人们分裂、相互仇恨、战争、残杀、裁判所、圣巴塞洛缪节的主要原因”。
在《悔改吧！》中，他谴责了那些发动日俄战争的人——日俄两国的最高统治者、教会的“牧人们”、好战的将军、外交官、记者、富人和游手好闲的人；俄罗斯的外交官和记者为自己国家发动的战争辩护：
“只有俄罗斯人是正确的、强大的，在各方面都棒极了，而日本人是有错的、弱小的，在各种方面都坏透了。同样坏透了的是所有那些对俄罗斯人抱有敌意的人——英国人、美国人，而日本人及其拥护者也对俄罗斯进行了同样的论证。”
托尔斯泰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俄罗斯上层社会的贪婪而低能的战争狂人：
“为了俄国完全无权拥有的别人的土地，为了从其合法所有者那里如抢劫一般夺取的、实际上对俄罗斯人来说甚至不需要的土地，当然还为了投机者的某些暗箱交易（他们期望在朝鲜靠别人的森林来获利），——数百万的金钱（即全体俄罗斯人民很大一部分的劳动成果）被挥霍一空，而这个民族的后代却要被债务所束缚，它最好的劳动者退出了劳动，成千上万的儿子被无情地送去奔赴死亡。”
托尔斯泰超越了很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和作家终其一生都没有超越的极端情绪和狭隘意识，即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狭隘的沙文主义意识。他几乎是俄罗斯唯一的克服了民族主义情绪和沙文主义意识的世界公民，也几乎是俄罗斯几乎唯一的热爱全人类并为了全人类而写作和工作的伟大作家。托尔斯泰的思想和人格，他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应该被置于最高的价值等级，究其原因，盖在于此。
所以，如果像帕宁那样，将托尔斯泰的伟大，仅仅归之于他的“传道者”的身份和贡献，显然是不够的。托尔斯泰最可宝贵的地方，是他的行动主义，是他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的价值主张。要知道，没有行动的信仰，近乎缺乏勇气和力量的空谈，是不可能对别人产生感召力的。托尔斯泰最为其他作家所不及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勇气和行动。他的几乎所有写作，都是充满信仰力量和现实关怀的介入和行动。正是爱的热情和能力，正是行动的勇气和毅力，才使托尔斯泰成为俄罗斯甚至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6 结语：文学的价值与价值批评的基本原则
根据一位英国学者主编的权威著作的界定，
“价值一词是社会科学用来表示人们关于什么是可欲的、什么是恰当的，以及什么是善的或恶的之类抽象观念的术语。”
价值是选择和评价的结果。没有选择和评价，就谈不到价值。评价则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和能力。人类精神生活的一切重要选择都是价值选择。所以，别尔嘉耶夫才说：
“人是从事评价活动并决定事物的质的生物。对各种价值进行规定并确定它们的等级，是意识的先验功能。”
文学本质上是一种价值性现象，甚至可以说，就是使用特殊的方式对人和生活进行评价。文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处理人类的与欲望和善恶等相关的精神事务，而它所关注的，则是伦理、政治和信仰等重要的价值问题。文学是一个结构复杂的世界。它既是技巧和形式的创造，也是意义和价值的建构；既意味着美和让人感官愉悦，也意味着真和让人头脑信服，更重要的，它还意味着善和教诲，即让人的精神向善和升华。一个轻忽意义和价值问题的作家，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伟大作家。因为，技巧和形式决定着文学是不是文学的问题，而意义和价值则决定着文学是否伟大的问题。
几乎所有那些对文学的价值有正确理解的人，都强调文学的内在价值，强调道德和信仰等精神力量对于文学的意义。英国著名艺术批评家罗斯金说：“任何国家的艺术都是其社会和政治美德的诠释者。”一切艺术都是人的态度和心情的表达，演说艺术也不例外。如果演说的话语里没有善意，没有同情心，它就很难成为真正完美和有力量的艺术：
“语言的秘密就是同情心的秘密，它的魅力只对有教养的人展示。因而，诚实善意的演说才是成就精彩的演讲的原则。”
古希腊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认为，仅仅把话说得“非常优美漂亮”是不够的：
“我讲这样的话给别人听的时候，他们总以为我在反对人们学习语言修辞表达技巧和基本原则。其实，我根本不反对人们学习这些东西，我反对的是人们永远停留在这些东西上，把自己的希望也放在了这些东西上。”
那么，他希望人们把希望和注意力放在哪里呢？放在那些更高的价值上：
“难道荷马创作了他的伟大的史诗，不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那些出身最高贵、最强大、最富有、最漂亮的人，假如没有正确的认识和看法的话，他们也是会成为最悲惨、最不幸的人的吗？”
他还强调了美对于人的精神成长的意义：
“不管完美到底通向的是什么样的目标，进步（即“通向理想人格的进步”——引者注）仍然是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
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美的力量，最终都要对人的“理想人格”的形成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文学不仅要美，还要善，还要实现自己的精神价值。文学上的价值批评，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美感与意义原本是艺术和文学的一体之两面。
然而，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瓦尔特·佩特等唯美主义者的推扬下，形式与价值被人为地割裂并分离开来了。在文学批评上，我们接受了一套取消主义的观念和客观主义的标准，以为只有去除主观性的价值判断，才能获致文学批评的客观性和有效性。于是，“价值中立”与“悬置价值判断”，便被奉为做文学批评的铁则。然而，对文学来讲，做到价值中立绝非易事，而悬置价值判断也很难实现，因为，
“即使研究者本人声称是价值中立的，其价值观还是会不知不觉地侵入研究过程。”
如果说，文学作品里天然地包含着情感和态度，那么，关于文学的认知和评价，也不可避免地显示着研究者和批评家的文化态度和价值观念。如此说来，价值批评就是一种重要的批评模式。但是，价值批评也是一种最有难度的批评。因为，价值感受是天然地带有情感性和主观性的内在经验。它常常摆脱理性和事实的控制，转化为一种充满排斥性和对抗性的情绪性反应。于是，正常而理性的价值批评，就变成了异常的极端性的价值主义批评。
当帕宁将自己的控制在理性和事实的范围，他的批评就是正常的价值批评；当他将普希金置于文学的最低等级的时候，他的价值批评就已经沦为极端性质的价值主义批评。事实上，在俄罗斯文学批评史上，极端性质的价值主义批评，并不少见。在俄罗斯的学者和批评家中，那种“执一法而绳天下”的批评家，亦可谓比比皆是。舍斯托夫是这样的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是这样的批评家，梅列日可夫斯基是这样的批评家，罗扎诺夫也是这样的批评家。
在《创造源自虚无——安·契诃夫》一文中，舍斯托夫先是从哲学上鄙视、贬低和否定契诃夫：
“异乎寻常的是，契诃夫是所有哲学的不可调和的死敌。他作品里的任何一个登场人物都不懂哲学，即使懂点哲学，要么通常也是一知半解、滑稽可笑，让人不能信服。”
作为一个绝对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认为，作家也应该拥有那唯一正确的哲学和价值观，即一种绝对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价值观。然而，契诃夫竟然完全不了解这种伟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和价值观的意义和价值，竟然不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唯心主义作家：
“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公开的和隐蔽的，都激发起契诃夫难以忍受的痛苦体验。他情愿（接受）直率的唯物主义的无情威胁，也不愿接受人道主义化的唯心主义存心不良的安慰。”
更严重的是，因为契诃夫不懂哲学，不是一个深刻的唯心主义作家，也不十分懂得价值的意义，所以，他便绝望地用文学作恶：
“如果要简单地确定他的倾向，那么我要说，契诃夫是绝望的歌唱家。契诃夫在自己差不多25年的文学生涯当中百折不挠、乏味单调地仅仅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不惜用任何方式去扼杀人类的希望。”
似乎觉得这样否定契诃夫还不够，舍斯托夫又重重地再补一刀：
“契诃夫的真正的、唯一的主人公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人。这种人在生活中是绝对没有什么事可‘做’的——除了用脑袋撞石头。无怪乎这种人不为大家所容。他到处散播死亡和破坏。”
这已经不是文学上的价值批评，而是文学批评上的话语施暴，是一种严重歪曲事实的虚假判断和文化攻讦。在契诃夫的作品里，你固然可以听见叹息声，可以看见无奈的苦笑，但是，你也可以感受到他对人的爱和同情，可以感受到他对美好的生活的向往，可以感受到优美而温暖的诗意。那么，舍斯托夫的价值主义批评为何会如此极端？为何会如此缺乏对作家的理解和事实的尊重？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所坚执的价值标准，是绝对一元化的封闭而僵硬的观念体系。对他来讲，世间只有一个真理，而他也只接受这唯一的真理：
“只有一个真理，一个上帝，真理有权消灭谎言，光明消除黑暗，全知、至善、全能的上帝，正像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样，征服了他所知道的几乎全部世界，在臣民的胜利欢呼声下，从自己的领土驱逐魔鬼和一切不听从上帝的人。”
哲学和价值观终于被降低为僵硬的教条，甚至被直接锻造为冰冷的价值观刀斧；舍斯托夫要用这样的教条和刀斧，来捆绑和肢解一切“非我同类”的作家和作品。像舍斯托夫一样，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批评也属于独白式的价值主义批评，或者说，属于简单化的教条主义批评。在《艺术的笑的天才》一文中，卢那察尔斯基认为果戈理缺乏思想和方向感，因为，他在写作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教导什么，也不知道应该把人们引向何处”。不仅如此，这位伟大作家的精神世界是混乱的，因而难逃悲惨的命运：
“果戈理的头脑和心灵脱节了。⋯⋯他感到自己作为作家、作为一个人正在死去。⋯⋯结果，我国最欢乐的作家却成了我们天才人物中最悲哀、最可怜的人物。”
显然，在这里，人们看不到对话的愿望，看不到对作家的同情的理解，甚至看不到对事实的最起码的尊重。最终，思想上的自负，价值观上的傲慢，造成了认知上的混乱和判断上的错误，而封闭的价值主义批评则沦为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批评。在中国，如此极端的价值主义批评，也是所在多有。那些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批评，就是极具破坏性的价值主义批评。而某些怨怒不已的女性主义批评，则很容易像舍斯托夫的批评一样，滑入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一边。
十多年前，在一家很著名的杂志上，发表了很著名的男性学者舒芜先生的女性主义批评文章。因为从《读书》杂志上读了四篇总题为《性别与民族主义》的文章，舒芜便“恍然大悟地想通了一个问题”。他从往日读过《聊斋志异》卷十中的《五通》里，从最新通检《聊斋志异》时发掘出来的其他几篇小说里，发现了蒲松龄“淫占妇女”叙事的一个绝大的秘密。于是，他便写了一篇题为《歌颂性暴力的最恶劣文本——〈聊斋志异〉》的文章，给蒲松龄的这部伟大的作品定了一个“诲淫教暴”的罪名。
“歌颂性暴力”和“最恶劣文本”这样的粗暴妄断，虽然也有惊听回视之效果，但是，依然改变不了它深文周纳的消极性质——它本质上就是“最恶劣”的话语“暴力”。像舍斯托夫对契诃夫的批评一样，舒芜对蒲松龄的批评既是独断主义的，也是虚无主义的。事实上，像曹雪芹一样，蒲松龄也是一个尊重女性的作家。在他的笔下，女性常常显得比男性更勇敢，更聪慧，更懂得爱，也更可亲和更值得信赖。在那些异彩纷呈的小说里，蒲松龄塑造了多少美好的女性形象啊！所以，任何一个用心细读过整部《聊斋志异》的人，都不会接受对它的“歌颂性暴力的最恶劣文本”的定性。
不仅如此，那些理解并喜爱蒲松龄作品的人，还会对这位著名男性学者的女性主义愤怒和诋诬，产生巨大的困惑和惊怖——“价值”一旦被“主义”绑架，价值批评就会在一瞬间转化为极端性质的价值主义批评，稳定的情绪和清明的理智，一瞬间就会转化为巨大的愤怒和可怕的力量；最终，这些情绪失控的价值主义批评家，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一切不符合自己价值标准的事物，进行彻底性的否定和毁灭性的评弹。所以，无论在价值理论的建构上，还是在价值批评的实践上，都要克服那种极端的价值主义倾向，都要避免陷入教条主义或独断论的误区。
为此，任何时候，都有必要强调价值批评的基本准则，都应该接受这样的基本规约：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结构，而不应该是一元的封闭结构；应该通过理解和对话来分析作家和作品的价值问题，而不是自说自话，不管不顾地用自己的价值刀斧，砍削那些自己的价值体系不同的作家和作品；同时，必须尊重不同个体的具体情况，并根据开放的价值体系来发掘其价值，来确定他的文学成就的价值等级。只有这样，文学上的价值批评才会是一种建设性的批评，才会对作家和读者的精神世界带来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