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永远站在鸡蛋一边——村上春树的文学立场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文学还要不要表现对弱者的同情心？还要不要承担揭露和批判罪恶的道义责任？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消费主义”时代，在这个仍然存在着富人和穷人、强者和弱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世界上，作家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
对生活于消费主义时代的许多当代作家来讲，这样的问题，陈旧而迂腐，根本不值一提，更没有必要煞有介事地回答。
然而，令我意外的是，最近，从村上春树的一个演讲里，我却听到了他对这些问题态度明确的回答。
2009年2月15日，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该奖每两年颁发一次，表彰对人类自由、社会公平、政治民主做出贡献的作家——的授奖仪式上，发表了题为《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的演讲辞。在这篇不同凡响的演讲中，他不仅阐释了小说家面对权力和暴力应该具有的道德勇气，应该承担的道义责任，而且还当着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和三百多听众的面，公开批评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表达了对巴勒斯坦的无辜受害者的同情态度。无论对缺乏力量的中国当代文学，还是复杂形势下的世界文学，他的态度决绝的文学宣言，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他的演讲发表后，被许多国际媒体竞相转载，在文学界和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他的演讲中，村上春树首先说明了小说的特点，说明了“真实”与“谎言”的关系，尤其是“真实”对于小说写作的前提性意义：“我想可能是这样的：巧妙地叙述谎言，也就是虚构出以假乱真的情节，小说家就是凭借这些手法，才能将事实真相带入新的场合下，并使其昭然于世。许多时候，想要恢复事件的本来面貌，精确地描写真相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才努力以一丝线索而追寻到真相的藏身地，将它以故事的形式改头换面，安排到我们小说的体系中去。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首先必须弄清，那些在我们身边的，还有我们自己真实的谎言到底在哪里。若想编好谎言，这是一个重要前提。”

然而，在他的演讲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这些关于小说艺术的常识，而是他对自己前来领奖的理由的说明，是他对自己的写作立场的阐释：

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这里的原因。我选择来这里，而不是呆在远方。我选择亲自观察，而不是漠然无视。我选择与你们交谈，而不是完全沉默。
请允许我对你们说句格言，一条很私密的格言，它在我创作小说时，总萦绕在脑海里。我虽然从没有想过把它写在纸上，贴在墙上，但它却铭刻在我心里。它是这么说的：
“在一堵坚固的高墙与一个撞向它而破碎的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边。”
就是这样，无论那墙可能多正确，那鸡蛋可能多错误，我都会站在鸡蛋那边。其他人会判断到底谁合理，谁谬误，也许时间或历史会给出答案。但是，无论什么原因，如果有个小说家站在墙的那边而创作，那么他的作品究竟价值何在？

村上春树的选择看似简单，实属不易。面对这样的是非分明的选项，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勇气像春上那样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鸡蛋一边。选择鸡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有可能四处碰壁，就意味着你可能与恐惧、灾难、痛苦结缘。然而，对一个作家来讲，在鸡蛋和高墙之间，只有一个唯一的选择。沉默不语已属卑怯，选择放弃更加可悲。

尽管人们的确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辩护，来说明以色列进行军事自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但是，一个小说家的眼睛看见的，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平民的眼泪和鲜血，只能是他们的痛苦和不幸。至于哈马斯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应该受到什么样的谴责和惩罚，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无论如何，巴勒斯坦的儿童、老人和妇女，不应该成为炮火下的牺牲品。这就是包括托尔斯泰在内的所有伟大的作家对待暴力的态度，对待被战争伤害的无辜者的态度。

村上春树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仅仅就事论事地谈论巴以之间的军事冲突，仅仅谴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而是将同情的大门向一切个体生命打开，从而体现出一种极为成熟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普世性质的伦理精神：

但这还不够，还有更深的寓意。请设想如下的情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也是一个鸡蛋，每个人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灵魂，包裹在一个脆弱的躯壳里。这是我的真面目，也是你们所有人的真身。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也多多少少都在和一堵坚固的高墙对抗，这堵墙有个名字，叫做体制。这种体制本来是打算保护我们，但有时候，它却会自己获得生命，并开始杀戮我们，或驱使我们冷酷高效有组织地屠杀别人。
我写小说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展现出个体灵魂的尊严，使其煥发光彩。故事的主旨是要发出警报，要让一束光芒射向那体制，从而使我们的灵魂不再迷陷于体制的巨网中。我坚信，小说家的职责，就是让人们意识到每一个灵魂的唯一性，而手法就是写故事，写有关生与死的故事，写有关爱的故事，写那些能让人哭泣、让人因恐惧而颤抖、让人开怀大笑的故事。这就是我以严肃的态度日复一日创作小说的原因。

这是我近几年读到的最富有人道情怀的文学观点，体现出一种成熟的文学思想和独立的文学立场。它不仅是一种普世性的价值观，而且还反映了我们时代生活的内在危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不仅包含着对生命的深深的爱意和怜悯，而且显示着对“体制”的尖锐的批判态度。在“后现代主义”的价值真空和萎靡不振的境遇下，这种刚健有力的文学精神显得弥足珍贵。

今天，我只有一点想转达给你们。我们都属于人类，都是超越了国家、种族与宗教信仰的个体，也都是一个个鸡蛋，在体制这堵坚壁前脆弱无比。表面看来，我们毫无胜机。这堵墙太高，太坚硬，也冷酷至极。如果说还有任何获胜的希望，那我们都必须信仰：我们自己和其他所有人的灵魂都是独特的，不可相互代替；还要相信：我们能获得温暖，只要我们的灵魂联合在一起。 
请花点时间好好考虑。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是那样切实而有生气，但体制里却完全没有这些的踪迹。我们决不能任由体制摆布，决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造就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这个体制。

这里有对个体生命和价值的尊重，有对战胜“体制”、创造未来的坚定信心。对于那些深受“体制”压迫的人们来讲，村上春树的思想意味着鼓舞人心的解放性的力量。
其实，村上春树并不孤独，他有思想上的知音和文学上的盟友。
八年前，也就是2001年的5月9日，就在村上春树发表演说的这个颁奖台上，有一个杰出的女性，接受了同一种奖项，发表过同样精彩的演说，表达过相近的文学思想和相同的文学立场。
她就是苏珊·桑塔格，一个将对体制的尖锐批评保持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美国批评家。
桑塔格演讲的题目是：《文字的良心》。
她像村上春树一样尖锐地批评了以色列对战争手段的迷信，也像村上春树一样阐释了文学的超越性的精神特点——只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向度上来靠近那个所有优秀作家共同追求的伟大目标。
如果说村上春树通过肯定“个人自由”来批评战争和“体制”对个人的压迫，那么，桑塔格则通过批评消极的“个人自由”来捍卫人类共同的利益，来强调文学的利他主义原则。然而，他们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思考着比“文学”更重要的问题，都表现出对人类的现实处境和根本利益的关注。

我们面临的困境，正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强调“个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另一方面，在文学和文化活动中，我们又在消极地利用“个人”的权利，又在瓦解甚至背叛维护“个人”利益所必不可少的“利他主义”伦理原则。于是，我们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就只能看见一个被无限放大的“我”，一个蔑视他人尊严的文本领域的“暴君”。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问题，桑塔格才尖锐地表达了自己对“个人”的怀疑，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她说：

我更愿意把“个人”当成形容词来使用，而不是名词。 
我们的时代对“个人”的无休止的宣传，在我看来似乎颇值得怀疑，因为“个性”本身已愈来愈变成自私的同义词。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赞扬“个性”和“自由”，是有其既得利益的。“个性”和“自由”可能只不过是意味着无限扩大自我的权利，以及逛商店、采购、花钱、消费、丢弃过时东西的自由。
我不相信在自我的培养中存在任何固有的价值。我还觉得，任何文化（就这个词的规范意义而言）都有一个利他主义的标准，一个关心别人的标准。我倒是相信这样一种固有的价值，也即扩大我们对一个人类生命应是什么的认识。如果文学作为一个计划吸引了我（先是读者，继而是作家），那是因为它扩大我对别的自我、别的范围、别的梦想、别的文字、别的关注领域的同情。

“利他主义”和“关心别人”这是一切伟大文学的最为本质的精神特点，也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伟大的文学遵奉的伦理原则。我们时代的文学和艺术之所以缺乏强烈的感染力，之所以缺乏能被无数读者共同接受的普遍性，之所以缺乏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生命力，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作家太关注“自我”，太关注外在的没有价值的东西，太缺乏那种超越现实功利目标的文学精神。
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这就是面对尖锐的两极对立时，面对强大的“体制”时，真正优秀的作家唯一的选择。
限制“个人主义”的无限膨胀，这就是面对“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尖锐冲突时，真正负责任的作家唯一的选择。
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只有选择站在作为“鸡蛋”的弱者一边，只有超越了“形式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有限性，文学才能超越“文学”而成为伦理性的精神现象，才能成为既有益于“自我”又包含着“利他主义”精神的伟大的文学。
2009年5月3日，北京平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