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论《创业史》的小说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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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作中的几乎所有问题，最终都不过是一个伦理性的问题。所谓小说伦理，是指小说家在建构自己与生活和权力的关系的时候，在处理自己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策略。它涉及四个方面：生活、权力、作者和人物，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作者。作者对待生活、权力和人物的伦理态度，决定了他会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会塑造出什么样的人物形象。

偏见是小说之敌。在处理与人物的伦理关系的时候，小说伦理要求作家要尊重人物的人格，同情他们的处境，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性格，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复杂动机，让他们作为一个有个性、有尊严、有思想的人而积极地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符号和无尊严的奴隶而被动地存在。为此，就必须克服任何形式的偏见，例如种族偏见、阶级偏见、宗教偏见、性别偏见、代际偏见、地域偏见，——没有理性、平等、包容的伦理态度，小说家只能写出一些被严重误解、歪曲甚至丑化的人物形象。

在较长的时间里，权力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国当代叙事的小说伦理。来自权力的“阶级斗争”理念和“阶级分析”方法，成为小说写作的绝对指令和基本原则。好和坏、善和恶、进步和落后，都已经被规定好了；一切问题都有现成的答案。新的叙事模式对人物进行先验的阶级定性和阶级分类；它要求简单明确的态度——简单地赞美，或者简单地鞭挞，简单地肯定，或者简单地否定；含混和复杂的态度是不被允许的：不允许小说家带着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写“反动阶级”的“反面人物”，更不允许用讽刺的、批判的态度来塑造“先进阶级”的“正面人物”。

柳青在写《创业史》的时候，接受的就是这样的写作模式。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就是对这种模式的概括。然而，这样的模式，必然会严重地压抑作家的感受力和思想能力，使他陷入无能为力的被动状态，失去自信心和创造力，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工艺学意义上的写手，而不再是艺术学意义上的创造者。所以，无论谈社会生活，还是谈文学创作，柳青都很少直接说出自己的见解，都只能大量重复别人说过的套话。几乎到了“非圣人之言不敢道也”的地步。而这种对权威的盲从，对他者思想的依赖，不仅会导致作家人格的萎缩和思想能力的衰退，而且还必然造成他“政治”上的自卑感甚至负罪感，所以，柳青总是责备自己不能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这一点我在六十年代的后两年，我深深地感受到在政治上很差，路线觉悟很低。

柳青配合政策，毫不宽假地反对“私有财产”，将“私有财产”当做万恶之源；他不遗余力地宣传合作化的必要性，满腔热情地为暴风骤雨般的合作化运动辩护；他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将作品中的人物分为“左中右”三类，分为进步、反动和动摇三部分；他在作品里，自始至终都表达着自己以及人物对毛泽东的崇拜，甚至在小说一开始就引毛泽东的话作为自己写作的指导思想（内文中也引过三四次）。然而，抽象的观念与具体的生活之间，常常会错位、冲突。柳青所信持的思想理念，以及由此理念派生出的写作规约，都缺乏充分的现实感、亲切感，缺乏对生活以及人性的理解和包容性。所以，柳青虽然能在微观的意义上赋予他所表现的生活以亲切感和生动性，但是，在宏观的、本质的意义上，他却不得不歪曲地理解生活和表现生活。

柳青无疑是很有才华的作家，也是一个能持之以恒地“深入生活”的作家，但却不是一个能够按照小说伦理的律则写作的小说家。面对权力，他没有说真话的勇气，更没有批判的精神。有的时候，即使已经看到了生活的真相，柳青也仍然不敢发出质疑的声音。在弗虑弗图、劳民伤财的“大跃进”期间，县上按照上边的指示搞“瞎指挥”和“大兵团作战”。有一次，乡干部冯继贤从县上开会回来找柳青，很苦恼地说，县上为了打万斤粮，要求乡上秋播时每亩下一百二十斤麦种，把种子密密麻麻地用榴糊粘在纸上下种。柳青说：“这还行吗！你没征求群众意见吗？”冯继贤说：群众都说不行。问他能不能对群众讲一下。柳青说，我不能说呀！我还能和县上唱对台戏吗？冯继贤领人深翻地，标准是一丈深。把粪用车子往里倒。柳青来看了，把嘴一撇，也不言语。等跟前没人了，才悄悄问冯继贤：“这能行吗？光搞一二亩地能解决吃饭问题吗？”他有时问社员：“这样翻行不行？一亩地打一万斤行不行？”社员说：“行个穗！那样子麦子就要用房子盛了！你看行不行？”柳青哈哈一笑说：“我没经验，不知道。”小说伦理有自己的逻辑和尺度，按照这样的尺度来评价，柳青的确不是一个具有批判的激情和勇气的小说家，而《创业史》则因此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为我们认知那个时代提供多少新鲜的信息和真理性的内容。科塞在批评官僚化的知识分子的时候说：这类知识分子“允许决策者为自己规定行动目标，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盲目地维护制度安排。他因此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批判角色，因为他实际上已不再能确定自己的问题了，不再能根据自己的价值去选择问题了。”一个作家，如果完全放弃“批判角色”，完全把自己变成一个盲从的“功能角色”，那么，他就不可能看见生活的真相，就不可能提出任何有价值的问题，就不可能为读者提供真实的生活画面。

但是，从语言能力和小说技巧方面看，《创业史》无疑内蕴着值得挖掘的财富。在当代作家中，柳青的文学才华无疑是第一流的。他把陕西的方言土语，融人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创造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美学效果；他有很强的景物描写能力，寥寥几笔，略加点染，便能写出丰富的诗意，使人有身临其境的真切感；他很善于揣摩人物的性格，能通过生动的细节，写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点，例如，梁三老汉因为生儿子的气，突然向家人宣布，自己要开始吃鸡蛋了：“我早起冲得喝，晌午炒得吃，黑间煮得吃！”你简直无法相信这样的人物是虚构出来的，因为，他们跟你所熟悉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简直太像了；还有，柳青的极为独特的抒情式的叙述语调，亲切而富有感染力，——这种作者介人的叙述方式，极大地影响了柳青的小说写作这些，都是柳青小说创作很可宝贵的经验。对陕西作家来讲，这些经验的意义和价值，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

总之，作为小说家，柳青的眼界和生活范围都显得过于狭隘。他缺乏特立独行的批判精神，缺乏以赛亚·伯林所说的那种“特殊禀赋”，即“对生活本质的敏感”：“不只是记录混乱经验的感觉力，而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辨别力，无论从作家本人还是从所描写的人物的观点出发，都能一针见血，分辨出真正重要的东西。⋯⋯这是一种对质量上的而非数量上的东西的感觉，是对具体的而非总体的东西的感觉⋯⋯”柳青对一些生活细节和人物心理的描写，固然不乏生动的形象性和传神的准确性，但是，总体来看，他对生活的观察力和认知力，都是很不成熟甚至很幼稚的，——他不仅没有从混乱的经验里分辨出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反倒通过自己的叙事将它们给掩盖了。柳青按照他者的思想，为《创业史》预设了一个主题：“全书要表现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农民接受社会主义公有制，放弃个体私有制”，不仅如此，他还根据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修改自己的作品。

今天重新研究和评价《创业史》，不只因为它对某一地域的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也不只是因为“《创业史》的评价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合法性问题，关系到当代小说的艺术源流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牵涉到对农业合作化这段历史的评价问题”，还因为，解剖《创业史》的问题和经验，有助于我们认识包括“十七年”小说在内的较长时段里中国当代小说的局限和残缺，有助于我们认识作为“理念人”的优秀小说家应该具备的精神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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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创业史》写作中最严重的小说伦理问题，就是按照狭隘的阶级偏见和时代的“政治需要”，来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来评价人物的行为和道德。这样，他所塑造出来的属于“无产阶级”的“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虚假和夸张的性质，而很少具备鲜明的个性特点和丰富的人性内容。

柳青谈自己在《创业史》中塑造“当代英雄”的原则时说：“我在组织主要矛盾冲突和我对主人公性格特征进行细节描写时，就必须有意识地排除某些同志所特别欣赏的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盲目性，而把这些东西放到次要人物身上和次要情节里头。⋯⋯他（梁生宝）的行动第一要受客观历史具体条件的限制；第二要合乎革命发展的需要；第三要反映出时代所代表的阶级的本性，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员的性格特征。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的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具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如此一来，他就势必要将英雄人物理念化和理想化，就要取消他身上属于人的本能冲动和自然属性，取消他对家庭生活的正常愿望和正常需求，进而将他写成一个无个性的人，一个无趣味的人，一个凌空蹈虚的人。严家炎就曾委婉地质疑过这梁生宝形象塑造的合理性和真实性。

然而，柳青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也拒绝接受批评家的观点。他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反驳严家炎。他说：“小说选择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一次成功的革命，而不是以任何错误思想指导的一次失败的革命。⋯⋯梁生宝只不过是一个由于新旧社会的不同的切身感受而感到党的无比伟大，服服帖帖想听党的话，努力琢磨党的教导，处处想按党的指示办事的朴实农民出身的年轻党员。在这方面，他有时不是达到天真的程度吗？⋯⋯小说的字里行间徘徊着一个巨大的形象——党，批评者为什么始终没有看见它？”应该说，柳青对严家炎的批评，已经不是文学性质的了，而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了，——他戴在严家炎头上的帽子，应该说，是很大、也很重的。但是，到了1977年，柳青就冷静多了。他对从北京来看望他的文学界人士说：“不要给《创业史》估价。它还要经受考验；就是合作化运动，也还要受历史的考验。一部作品，评价很高，但不在群众中间考验，再过五十年就没人点头。”经历过“文革”浩劫的柳青，终于开始清醒了。

确实，就思想和性格而言，梁生宝并不够成熟。他有激情，敢冒险，能吃苦，但缺乏历练和经验。他属于典型的“跟跟派”，没有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随时准备不加思考地服从领导的指示。他喜欢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有党，咱怕啥？”柳青自己分析梁生宝性格的时候说，“小时候听父母的话，长大了听党的话。这是梁生宝⋯⋯从内心得出的结论——党无比伟大、无比正确”，而他的四个性格特征“是以听党的话为核心的”。他把对最高领导人的“个人迷信”式的感恩和赞美变成一种习惯。他在入党仪式上别出心裁的宣誓，说明他不仅思想不够成熟，而且还有一些糊涂的认识：“毛主席！我是讨吃娃出身！十冬腊月，我跟俺妈到这蛤蟆滩落脚。我是光着屁股来的。我长大了，为私有财产拼过命，也没算啥！我这时要加人你这光荣的党了，我啥也不谋。穷庄稼人都有办法，我就有办法！我决不辱没党的名誉⋯⋯”在这个表白中，他把作为个人的领袖置于党之上，把人数庞大的复数形式的群体的政党，说成单数形式的归属于个体的“你这光荣的党”。这说明，让一个没有受过充分的现代启蒙的农民，成长为一个具备现代意识和独立人格的公民，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也说明，“教育农民”的确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虽然柳青试图把梁生宝写成一个新时代的“完人”，但是，比较起来，在许多方面，梁生宝远不如郭振山那样成熟。郭振山曾劝梁生宝要稳当：“站稳了一步，再跨一步。”虽然他的话中带了点刺，但却是一个过来人的经验之谈。然而，听了这些话，刚才还被郭振山说得“服服帖帖”的梁生宝，一下子就“怒火冲天”了，情绪几乎失控；“生宝咬着牙，抿着嘴，两鼻孔喷火，肚里发呕，想不起来再和这位前辈庄稼人说什么话。“他马上就“顶着红日头”，去乡政府找卢支书告郭振山的状。在去乡政府的路上，不小心在汤河上绊了一跤，他在内心竟然发了这样一通莫名其妙的议论：“嘿！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什么时候毁了自己，什么时候拉倒！一切都豁出来了。拼到底；失败啦，给旁的同志做吸取经验的材料！中国革命牺牲了多少生命哩？⋯⋯“”梁生宝此处所表现出的心理活动是幼稚的，显示出他性格中好勇斗狠的一面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倾向。从这样的细节描写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在塑造英雄人物的时候，还缺乏朴素的“平常心”，还没有摆脱“战争思维”习惯和“战斗英雄”模式的窠白：要知道，动辄将“豁出来”、“拼到底”、“失败”、“牺牲”挂在嘴上，绝不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更不是真英雄的做派。

最可怕的是，在梁生宝的生活中，除了抽象的“理想”，几乎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他胸中燃烧着熊熊的烈火——不是恋爱的热火，而是理想的热火。年轻的庄稼人！一旦燃起了这种内心的热火，他们就成为不顾一切的人迷人物。除了他们的理想，他们觉得人类其他的生活简直没有趣味。为了理想，他们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活本身也不是那么值得吝惜的了。”这样的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不仅令人费解，而且简直使人害怕。一个人到此境地，便有可能成为一个无情的人，便有可能失去感受爱和表达爱的能力。

然而，为了把梁生宝塑造成“英雄”，柳青就是要把他身上的自然的情感，尤其是对异性的冲动和爱情，全都消除干净，因为，一个无产阶级的“英雄”，必须熬得过“美人关”，甚至必须是一个“厌女症”患者。只有像姚士杰这样的“剥削阶级”，才有强烈的“力比多”冲动，才对女性有贪婪的占有欲，不仅与“骚女人”李翠娥有染，而且还“欺负”了可怜的素芳。

在初版的《创业史》里，柳青曾真实地写梁生宝跟改霞单独会面时的心理活动和生理反应。在这里，梁生宝的身上，多少还有一些“自然人”的气息。可是，到了1977年的修订版里，生宝就非常“纯粹”、非常“高尚”了。梁生宝真实的心理活动，没有了；真实的生理冲动，没有了；人物的合情合理的自我说服的话语，没有了；作者的不乏哲理意味的议论，没有了。总之，初版的还有点人情味的描写，统统都被删除了。作者的叙事和描写，就像被砍掉了枝叶的树，光秃秃的，不成个样子。殊不知，如此煞费苦心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并不是真实而可爱的活的人，只不过是一个僵硬的躯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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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种直接服务现实需要的“现实主义”叙事模式里，“英雄人物”是需要“陪衬人”的，为此，就需要确立一种阶级意义上的等级秩序，需要建立一个从道德上将人严格等级化的差序格局。“英雄人物”占据这个格局的最高等级，屈居他们下面以衬托他们的“正确”和“伟大”的，是普通群众和一些“动摇分子”，处于最底层的，则是那些“落后分子”和“反动分子”，—在《创业史》里，“动摇分子”是郭振山，“落后分子”的代表是郭世富和王二直杠，“反动分子”的代表则是姚士杰。哈耶克说：“人们赞同一个消极的纲领，即对敌人的憎恨、对富人的嫉妒，比赞同一项积极的任务要容易些，这看来几乎是人性的一个法则。若要用一个信条将某个集团牢牢地团结在一起以便共同行动的话，那么，将‘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即向一个集团以外的人进行共同的斗争，则似乎是这个信条中重要的部分。因此，那些不仅想要获得对一个政策的支持，而且要获得广大群众的无保留的忠诚的人，都总是运用它来为自己服务。”对文学来讲，利用“消极的纲领”来支持叙事，或许有助于组织冲突，但是，也必然不利于作家在开阔的视野里，真实而完整地揭示丰富的人性内容。

在《创业史》里，郭振山一开始就是一个被误解和矮化的人。事实上，最能代表普通农民阶层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诉求的人，恰恰是郭振山而不是梁生宝。由于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劳动经验，郭振山只承认劳动的价值，本能地排斥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做法。他对高增福说：“人们都该打自个儿过光景的主意了。兄弟！⋯⋯不能年年土改嘛！要从发展生产上解决老根子的问题嘛！”这些话里所包含的经验和智慧，像泥土一样朴实，像常识一样正确，几乎就是“文革”结束之后农村“包产到户”政策的先声。在他看来，在中国的土地上劳动，最有效的组织方式，就是个体化和家庭化的。他相信，无论描绘出来的生活蓝图有多么美丽，最终都只有通过艰苦的劳动，才能实现。柳青先后在第四章和第十四章，两次写郭振山劳动的情景。柳青对郭振山劳动形象的描写，显然带有揶揄甚至丑化的色彩。在第四章的描写里，他通过对动物尤其是一大群鸡刨食的描写，来隐喻郭振山的劳动的低级性质；在第十四章，从两个姑娘的视角来展开“摄起大屁股”、“脱得精光”之类的描写，则显然有讽刺的意味在里头。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此诚实地对待劳动，如此辛苦地受累、流汗，难道不是很庄严、很值得人们尊敬吗？这种劳动的意义和价值，难道就一定比梁生宝的买稻种和进山割竹子要低吗？

如果说，郭振山受到的是误解和歪曲，那么，姚士杰受到的就是敌视和丑化。评价一个人的品质和道德状况，不是根据他的行为，而是根据他的财富；越是贫穷的人，品质便越好，道德境界便越高尚，而越是富有的人，品质便越坏，道德境界便越低，——这种流行一时的道德偏见，决定性地影响着柳青对人物的理解和塑造。富农姚士杰便是带着深深的原罪进入《创业史》的叙事世界的。他的原罪来自他的财富，来自他的“富农”身份。富有便意味着道德上的堕落和行为上的反动，便意味着他必然要对一切新的、美好的事物充满敌意。一位《创业史》的研究者，在“阶级斗争”的烈焰正炽的1963年，著文指出：“在蛤蟆滩这个具体环境里，没有地主，富农姚士杰就成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因此，互助组和姚士杰的矛盾，渗进了这一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从这个角度看，姚士杰这个人物是很有意义的。”《创业史》对姚士杰的态度和描写，就服从于时代对这种“意义”的需要。穷人需要一个像姚士杰这样的人来做被“仇恨”和斗争的对象：穷庄稼人高增福就是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来监督姚士杰的：“他对邻居的仇视是刻骨的，不可调和的。在他看来，富农剥削人这一点和地主是一样可恶。”

在土改运动中，那些富裕农民的财产，一夜之间就被“公有化”了。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从来没有遭遇过的大变局。富裕阶层的农民，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郭世富因为害怕斗争，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白日吃不下饭，黑夜睡不着觉。黑间外头有点动静，他就叫家人去看看，是不是民兵监视他家”，就这样，他被吓得“脸孔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眼球子从两个深坑里朝外探望，如同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一样，把郭振山吓了一跳”。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既没有莎士比亚对弑君者麦克白和悭吝鬼夏洛克的那种同情，更没有托尔斯泰对庄园主列文和聂赫留朵夫内心世界的那种理解，而是显示出一种极其冷漠、狭隘的叙事态度，对人物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

与郭世富比起来，富农姚士杰感受到的孤立感和焦虑感，就更加强烈：“唉唉！解放前，全蛤蟆滩的公事，都从他姚士杰口里出。他从稻地中间的路上走过，两旁稻地里干活的穷庄家人，都停住活儿，向他招呼。土改把他翻到全村人的最底层，整个蛤蟆滩是一家，姚士杰独独是另一家。这种对待使他满肚子气。他心中不光恨共产党，而且恨蛤蟆滩的每一个拥护共产党的庄稼人。”事实上，这种带着感叹语气的、由叙述人转述的话语，并不能将人物自己的焦虑和愿望，准确地表达出来，也说明，柳青对富裕农民心理的描写，并不准确，说明他并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农民的基本性格和生活哲学。姚士杰的牢骚或许是有的，但是，他想得更多的，恐怕还是如何与现实及周围的人们和解，如何更好地生活下去。他对高增荣说：“⋯⋯我这个富农不反对人民政府。⋯⋯我常给屋里人说：毛主席比咱爷强。”这样的话里，无疑有不近情理的夸张成分，跟“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一样，是逆乎天理而悖乎人性的。但是，他对贫农高增福的表白，却没有半句假话：“哥受不了孤立。哥喜愿进步。天下农民一家人嘛！全渠岸一家人，哥独独另一家人，哥受不了。⋯⋯”他还这样对高增福说：“哥这阵思想大变化。哥思量来：‘咱这阵已经是毛主席的民了嘛，咱就要和贫雇往一块活哩嘛。咱住在官渠岸，不是独门独户住在稻地里嘛，咱总不能和乡党们不来往。哥心里就是这样思量。有一句假话，哥就是四条腿。哥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你兄弟看看。”他用不着发誓赌咒。他说的都是心里话。因为，一个识时务的农民，都会明白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面对这样的天翻地覆的社会巨变，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克己隐忍，迅速适应。

然而，柳青却不是根据中国农民性格的真实情况，而是根据抽象的“理念”，一下子将姚士杰打入“反动分子”的“另册”，赋予他许多恶的德性，把他塑造成一个人面兽心的怪物，甚至让他说出如此“丧心病狂”的话：“活在共产党手底下，咱要钱做什么？”不仅如此，据柳青1961年同大学生谈话时所提供的信息，姚士杰还要干出更离奇的事呢：“姚士杰感到孤立后，是要找同情者的。终于找到了国民党地下组织，后来闹事了。这一方面，不需要过多的告诉大家。”幸亏《创业史》没有写完，否则，要让姚士杰在经过大规模的杀无赦的“镇反运动”之后，在已经“解放”多年的中国腹地“关中”地区，找到潜伏多年的“国民党地下组织”，恐怕还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呢。

为了将姚士杰的坏德性写出来，柳青甚至要在那些最日常的生活情景里，设置“重大的”矛盾冲突。本来，陷入困境的姚士杰请高增福吃饭，最真实的动机，不过是为了化解内心被孤立的焦虑感，但是，作家却一定要把它写成包藏祸心的“鸿门宴”：“高增福心里真着急：他绝不能坐下！富农的酒菜是喂狗的，他是堂堂正正的雇农，正准备在全下堡乡的大会上诉封建压迫和剥削的苦，怎么能给富农当狗喂呢。他鄙视地看也不看桌上摆好的酒菜，他看见就发呕。他虽然有一个消化玉米糊糊、窝窝头的胃，他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比这个富农要高贵百倍。但是不坐下来吧，他却没揭开富农阴谋的底细；只知道姚士杰企图收买，却不知道他的全部阴谋。”贫富的差异不仅从道德上把人区别为两类人，一类近乎“狗”，是应该“鄙视”的，一类则觉得自己在精神上“要高贵百倍”，而且，还改变了人的味觉系统，竟然会使穷人面对富人的饭菜，有了生理上的不适反应，以至于“看见就发呕”，—这样的描写，简直太离谱了。更为离谱的是，当高增福得知哥哥高增荣向姚士杰借了粮食，便以“立场“为由大加责备。高增荣反驳说：“好兄弟哩！站稳立场不吃饭，肚也不饿吗？”高增福一听他哥这“没骨气的话”，“急得肠肚炸，气呼呼地说，‘你朝富农低头，对不住墓坑里咱爹的骨头！老实告诉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咱就是这话！’”“阶级”的新皮囊里，装着“封建”的旧意识，形成了一种似新实旧的意识形态，显示出一种滑稽怪异的文化心理。然而，作者却全然没有意识到这样写有什么问题，依然毫无保留地赞美这种“失节事大”的意识和行为。

地主和富农不用说，即使对富裕中农阶级，柳青的态度也是严厉的。他曾在小说的一段议论文字中，对富裕中农做了这样的道德定性和道德批评：“富裕中农啊！富裕中农啊！原来是中国农村中最势利的一个阶层啊！⋯⋯他们拼命地劳动，狠着心俭省节约，动物一般自私，比泥鳅还滑哩！”在这样的评价里，更多的是傲慢的偏见和任性的贬损，而缺乏公正的态度和基本的事实感。更为严重的偏见是，在柳青的叙事中，阶级本性和道德品质甚至具有无法避免的代际传承性。例如，富裕中农子弟永茂，在县城读中学，本该是一个可爱的、受尊敬的青年，但是，就因为他是富裕中农的后代，所以，必然是“落后”的，必然要被作者塑造成一个俗气的、令人讨厌的家伙。他对改霞说：“目前社会改革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祖国大规模建设开始了。党的政策是首先发展工业，所以乡村的现状怕要维持几十年，才会变化。我家生活比较富裕，只要你答复我的要求，我父亲同意供你上中学⋯⋯”他的这番表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雷雨》中的周冲对四凤说过的话。曹禺说周冲是“烦躁多事的夏天里一个春梦”，那么，永茂的内心深处，是不是也有可能藏着一个温暖而美好的“春梦”？然而，曹禺能在周府里看到周冲的纯洁，能同情地理解他那颗善良的心，柳青却看不见蛤蟆滩里这个也许同样单纯、可爱的青年，更别说同情地理解他的情感和愿望。在曹禺的笔下，四凤不能爱周冲，是因为她已经爱上了周萍；在柳青的叙述中，改霞不爱永茂，是因为“阶级”的阻隔使她不能爱，——她只能喜欢没什么文化的梁生宝，爱这个属于时代的“英雄人物”：“她警见永茂调皮地把偏分头的发梢露出黑制帽，轻蔑地扁一扁嘴。这个中学生平日表现出的富裕中农子弟的优越感，他对于假期回乡学生宣传活动的消极应付态度，和他对村里的各种运动的冷淡，在改霞心中堆积了足够的反感。她有足够的理由轻视他。”面对一个异性，喜欢或不喜欢，属于个人微妙的内心感受，本来是没有那么多“大道理”好讲的，但改霞不仅不喜欢甚至“轻视”永茂，甚至还讲出了许多“大道理”。

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柳青是最懂得小说艺术的人，是懂得客观地从人物角度来写人物的重要性的。他说：“作家的困难在于：⋯⋯要扮演他书里的所有角色。平庸的作家，不善于把自己变成他书中的人物，或者是变成这一类人物，而不善于变成另一类人物。就是说，他呀，不能拿他的人物的感觉，来表现作品里面的情节、环境；而是把作者的感觉，强加给他的人物。”然而，柳青和他同时代的很多小说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几乎个个都在自己的文本领域内独断专行。在他们笔下，人物尤其是那些属于“反动阶级”的人物，几乎从来就不曾发出过自己的声音。他们从进入文本的那一刻起，就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人，就是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人，就是注定要永久沉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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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柳青在写梁生宝的时候，自觉地将其拔高和夸大，从而写得不够亲切和真实，那么，他在写梁三老汉的时候，则不自觉地将他写成了比较接近真实的样子。如果说，很多时候，梁生宝过的是在天空里飞翔的生活，那么，梁三老汉则过的是在大地上行走的生活。从梁三老汉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旦摆脱抽象观念的束缚，一旦回到日常生活的具体氛围里，柳青就能写出令人觉得亲切和熟悉的东西。

梁三老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他习惯于顺民式的感恩。他把土地证往墙上一钉，就立即跪下对着“毛主席像”磕起了头。他的生活理想并不宏伟。他热爱劳动，只想通过勤劳和节俭，实现自己卑微的理想——盖一座三合院的瓦房，“穿着很厚实的棉衣裳，腰里结着很粗壮的蓝布腰带”，前院里有牛马，后院里则是鸡鸭成群。他也许略略有点自私，但却从来没有做过损人利己的事情。他内心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恶意几乎没有恨过任何人，始终是一个对生活、对他人、对世界保持着善念的人。这样的生活愿望，本应该受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但是，在柳青所为之辩护的“运动”里，这种平平常常的生活愿望，却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和无情的否定。

如果说，我们在梁生宝身上看到的是对爱的淡漠，那么，我们在梁三老汉身上看到的，则是朴素的同情心，是体现于细节中的对家人的柔情。他的柔情，不仅表现在对梁生宝的舐犊情深上，而且表现在他对自己的童养媳妇的爱护和怜悯上。如果说，在情感方面，梁生宝内心生活越来越“钝化”和“硬化”，那么，在梁三老汉身上，人们反倒看见了许多让人觉得家常亲切的东西。在第十七章，柳青这样写梁三老汉对梁生宝的不满：“为了公众事务把世俗人情撇在一边，这种心情，是梁三老汉所不能理解的。他一辈子老实、无能，对环境的压迫逆来顺受，人生的目的十分微小。他看不惯生宝这股叱咤风云的劲头！就像他真是治国平天下的人！”从中国文化和中国伦理的角度看，这段文字有着特别值得重视的意义。柳青写出了清明时节的氛围，写出了中国人在这个节日的习俗和心情，更重要的是，写出了两种对逝者的态度。柳青不经意间，把两种话语并置到一起，形成了连作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不乏冲突性的对话语境。一方面，作者说，“为了公众事务把世俗人情撇在一边，这种心情，是梁三老汉所不能理解的”，作者显然是站在梁生宝一边，为梁生宝辩护的：不能指望一个“老实、无能”的父亲理解梁生宝的伟大抱负；另一方面，“就像他真是治国平天下的人”，则显然是梁三老汉的话语，——它是对梁生宝的“公众事务”的一种批评，与作者为梁生宝辩护的话语，构成了微妙的冲突。在梁三老汉看来，“老实、无能”并不可耻，但“铁石心肠”的无情，却实在要不得，所以，“庄稼人的气味”远比“夺江山那神气”重要，所以，梁生宝可以不上坟，但梁三老汉却不能不“代表生宝”上坟。

梁三老汉对死去的童养媳妇的感情，像泥土一样质朴、深厚。他在这个可怜的童养媳妇坟上的哭泣，是《创业史》里最令人感动的情景，在这个细节里，柳青不经意间表达了自己对中国传统伦理情感和健全人性的记忆，甚至，赞美：“清明节这天，梁三老汉终于代表生宝上童养媳妇的坟了。就拿这一点来说，老汉也鄙弃生宝！不管怎么，总算夫妻了一回嘛！一日夫妻，百日恩情嘛！给死人烧纸插香，固然是感情上需要；但有时候，为了给世人看得过去，也得做做样子吧！你共产党员不迷信，汤河两岸的庄稼人迷信嘛！哼！⋯⋯梁三老汉蹲在媳妇的新坟堆前了。纸烧了，香插了，老汉想起过去的凄惶日子来了。老汉的眼泪流出来了。⋯⋯开头，眼泪只是措了又流，流了又揩，不断线地涌着。随后老汉竞用理智的力量，控制不住情感的冲击了。摆毕了供品，他竟完全被感情所驱使了。他竟不顾体统地哭出声音来了。⋯⋯哭就哭吧！哭一哭会疏散一些心中的郁闷的，胸腔里头会觉得宽敞一些的！⋯⋯”我那可怜娃呀！唉嘿嘿嘿⋯⋯”

让我深感讶异的是，柳青竟然用了“鄙弃”这样一个很重的词。其实，转念一想，也不奇怪。因为，在梁三老汉的情感世界里，“恩情”乃是一个重大而庄严的问题，而对死者的祭奠和怀念，压根儿不是什么“迷信”的问题，而是人的“感情上需要”，——无视这种需要，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都是应该被“鄙视”的。是的，只有眼泪是真实的。只有眼泪能显示人性的仁慈和美好。只有包含在眼泪中的真情能普遍而强烈地打动人。然而，柳青写到眼泪的时候实在太少了：梁生宝这样的英雄，因为“伟大”，已经不会流泪，而姚士杰这样的人，因为有罪，既无权悲伤，也不敢流泪。所以，泪水只能由梁三老汉这样一个处于“两间”状态的人来流了。

创业和尊严，是《创业史》的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在柳青的叙事里梁三老汉和他父亲两代人的创业是失败的：“实在说：那不算创业史！那是劳苦史、饥饿史和耻辱史！他爹和他合起来，在世上活了一百来年，什么时候倒在一个冬天同时穿上新棉袄新棉裤来？总是：棉袄是新的，棉裤是旧的；几年以后，棉裤是新的，新袄又是旧的。常常面子是新的，里子是旧的，或者絮的棉花是旧的。”只有梁生宝们的创业才是成功的，因为，梁生宝终于要给老汉“圆梦”了——要给他做一套崭新的棉衣。衣服还没有穿上身，老汉就感动得落泪哩。作者趁势赋予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感动以特别重大的意义，将它上升到了“尊严”的高度，发出了这样的议论：“人活在世上最贵重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人的尊严吗？”的确，尊严是“贵重”的。但是，获得真正的尊严，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体面不等于尊严，而物质形态的拥有也不能被直接兑换为精神形态的享有。具体地说，一套新棉衣能让人感觉到寻常意义上的体面，却未必能让人获得高级形态的尊严。尊严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有关，是一种不依赖他者馈赠的精神体验。所以，梁三老汉的“尊严”，其实不能叫做尊严，而不过是普通性质的“体面”而已。而且，这“体面”作为一种偶然获得的感受，根本上讲，来自于梁生宝的权力地位对他的“馈赠”：“梦想的世界破碎了，现实的世界像终南山一般摆在眼前——灯塔农业社主任梁生宝他爹，穿上一套崭新的棉衣，在黄堡街上暖和而又体面！”假如没有“灯塔农业社主任梁生宝他爹”这一前提，光穿一套新棉衣，那么，梁三老汉所体验到的“体面”，绝不会比蛤蟆滩任何一个穿上新棉衣的农民体验到的“体面”更多。正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他才在排队的时候，被人们让到了前边。他终于提了一斤豆油。“庄严地走过人群”。柳青接着说道：“一辈子生活的奴隶，现在终于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了。他知道蛤蟆滩以后的事儿不会少的，但最替儿子担心骇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遗憾的是，柳青的“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的判断，只对梁三老汉有效，因为，直到许多年后，胡玉音和秦书田才不再被人侮辱，冯么爸才敢第一次站在“乡场上”大声地说“不”，李顾大才有机会圆自己“造屋”的梦，李铜钟的乡亲们才不再被饥饿折磨得死去活来。就此而言，柳青关于梁三老汉们的想象和叙写，并不真实，至少，并不十分真实。因为，更真实的是疼痛和眼泪，而不是廉价的欢乐和荣耀。

在“文革”期间的1971年，柳青回信给陕西作协的董得理说：“外界不了解我的生活，以为我泡在痛苦中，正在苟延残喘。小丑某某某对人扬言：我即使解放也做不成什么了。此儿原给狗当狗，足见其不知人事也⋯⋯比贾谊晚一代的司马迁，则是完全另一种风貌。他的为人、遭遇、奋斗和贡献，几千年来人类进步文学史上谁人可以伦比？并非因为他没有政治抱负，只想当个作家；确实是因为他懂得比贾谊多得多，人品也确实伟大。他不顾一切完成他的工作，并不因为受了残害就忧郁而死。”柳青在听到别人关于他的“扬言”的时候，忽然想到了司马迁，且颇有以司马迁自况的意思。然而，他看到了司马迁人品上的伟大之“然”，但却没有认识到他伟大之“所以然”。司马迁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写出了不朽的《史记》，是因为他有着独立的人格，是因为他有着无畏的批判精神，能够“以义抗君”、“以仁抗爵”，是因为他从不对陷入逆境的不幸者落井下石，是因为他有着更为宽容的道德尺度和更为开阔的人性视野，是因为他能同情地理解几乎每一个人物，总之，一句话，是因为他极大地超越了自己时代的精神局限，执著地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当做自己的理想目标。

然而，柳青却自觉地将自己的写作，纳入到时代的规训模式之中。他的叙事乐观而又简单，随顺而又盲目，缺乏指向更高目标的精神力量。他的笔下，没有司马迁的尖锐反讽，没有司马迁的悲剧感，没有司马迁对失败者和弱者的爱和怜悯。柳青只在有限的意义上记录了自己时代的生活，只给后代描绘了那个时代的有待仔细辨认的面影。时过境迁，《创业史》留给人们的，更多的是疑问和隔膜感。

我知道，做这样的对比，对柳青来讲，有点不公，因为，他所面临的写作环境，远比司马迁要复杂。尽管柳青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出绝对忠诚和绝对服从的态度，但是，他仍然没有逃脱残酷的政治迫害。“文革”期间，他被打成“特务”、“现行反革命”和“里通外国分子”，受到极其野蛮的折磨，曾被逼得自杀过一次。他对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王维玲说：“那时，我确实想自杀，这是我唯一能采取的反抗和自卫的形式。我触电时，心里很坦然很从容，很清楚，电把我的手心击黑了，烧焦了，我昏死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是真的！肉体上是很痛苦的⋯⋯”然而，对文学评价来讲，重要的，不是别的，而是如何说出真相，以及如何拓宽通向自由和尊严的道路。

（全文20000字，同时刊《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本报有删节）
（转载自《文学报新批评文丛·第1卷第4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