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2012年度“诺奖”《授奖辞》解读（上）
01
几年前，在武汉参加“屈原文化节”的时候，有记者问我：“中国作家中谁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的回答是：“应该是个非常差的作家写的非常差的作品获奖。”（2009年10月12日《楚天都市报》）记者在报道文章里说我“语出惊人”。其实，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要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基于我对某些西方人的“东方学”和“中国想象”的了解。有些西方人感兴趣并且赞赏的，就是中国的某些三流作家所写的“很黄很暴力”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所叙写的混乱生活，所表现的颓废情调，极大地契合了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想象和“刻板印象”。至于用真正的汉语表现“中国心情”的佳作，他们反倒没什么兴趣。
也是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在书店里乱翻书，忽然看到了印在莫言的一本书上的美国人托马斯·英奇的“权威评价”：
“莫言是世界级的作家，可能是鲁迅、老舍以来最有前途的中国作家。但这两位前辈的文学才华却不如莫言。”
这句大言无实的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一个汉学家敢说出这样的话，便配得上“气壮如牛”的赞语，而中国的书商敢将它印到封面上，也算得上“勇冠三军”的好汉。那时候，我就知道：莫言离“诺奖”的距离，只剩下3.1415926米了。
果然，2012年10月，斯德哥尔摩一声雷响，给中国送来了“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终于弥补了一个空白和缺憾。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一方面，瑞典人在把惠泽施之于中国作家的同时，也将这个东方古国的文学，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中国作家则因为“诺奖”评委们的眷顾，而实现了“零的突破”，而得到了“世界”的“承认”。
不仅如此，看目前的情势，这个奖项似乎还将极大地改变中国文学的内在秩序，还将结构性地调整中国作家的座次安排。屈原、司马迁、杜甫、李白、苏东坡、李清照、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萧红、巴金、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都不曾获过“诺奖”嘛，他们的作品都没有过硬的“国际质量认定证书”和“世界等级鉴定证明”嘛，凭什么还占据中国文学各个时期的显赫位置？
尽管马悦然先生，这个经常风风火火而来、风风光光而去的“中国女婿”，这个有勇气说《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是“我最不喜欢的东西”的瑞典“汉学家”，这个在山西发现了土得掉渣的乡土作家的“诺奖”评委，曾经很认真地强调说：
“我们只是评选出自己喜欢的作家。诺奖得主不是文学世界冠军。瑞典文学院不会劝任何人去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著作。”
“诺奖”评委们也许真的不曾明确“劝”大家来读获“诺奖”的作品，但是，对于全世界的读者来讲，有着百年历史和巨额奖金的“诺奖”，本质上就是一个充满悬念的超级博彩活动，就是神奇的市场助推器和快速印钞机，因而，它的每一个符号，每一个声音，每一个动作，都意味着对读者好奇心的刺激，都意味着对他们的阅读心理的暗示和控制。
对2012年度的“诺奖”颁奖活动，中国媒体全程跟踪，连获奖者穿什么衣服登场，都有聚焦和报道，简直到了巨细靡遗的程度，然而，颁奖环节中最值得关注的重头戏，即宣读《授奖辞》（Award Ceremony Speech），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这就使人难免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就仿佛参加了一次没有投票环节的选举活动，就仿佛出席了一场没有证婚环节的结婚仪式。要知道，正是在《授奖辞》里，诺奖评委会要向人们说明它最后选择这位作家的理由，要谈他们对获奖作家的理解和评价，要说服人们认同他们的选择。
然而，关于今年的《授奖辞》，国内媒体的态度，实在令人一头雾水——既没有对“授奖辞”进行直播同译，也未见平面媒体完整地刊发译文，报端偶有提及，也是闪烁其词，断章取义。有的杂志则选择了一种更老实的办法：按外文原样直接发表了事，例如，著名的《名作欣赏》（2013年第一期）杂志，用了整整一期的全部版面，发表了多篇关于莫言的评论文章与若干莫言的旧作，却只在杂志的最后一页，用排得又小又密的版面，发表了《授奖辞》的英文文本——对许多读者来讲，以这样的形式发表，简直近乎不发表的，因为能够完全读懂它的人，实在不是很多。
这个《授奖辞》其实并不长，翻译成汉语，也超不过两千字。那么，在这短短的《授奖辞》里，瑞典文学院的大人先生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呢？为什么会让中国的媒体如此犯难呢？他们是站在什么样的文化立场来观察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呢？是用什么样的价值尺度来阐释“中国经验”的呢？是怎样理解和评价莫言作品的呢？
在论及主要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解决这样一些相关的问题：“诺奖”是不是没有失误的文学奖？它有没有因为顺应一时的风潮，错误地奖赏过一些不配获奖的作家？
“诺奖”自设立以来，就失误连连，既漏掉了不少伟大的作家，也“谬奖”了一些很差的作家。“诺奖”的获奖作家里面，压根儿不配获奖者，大有人在。例如，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挪威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年），就很难说是一个值得奖赏的作家。1919年，汉姆生连续第二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奖的获奖候选人。霍尔斯特罗姆受命对他的文学成就以及鼓吹战争的“政治主张”进行评估。在28页手写的对折纸上，霍尔斯特罗姆宣布：汉姆生不是诺贝尔奖的合适候选人。
在他看来，汉姆生的《神秘》是一部“杂烩之作”，“其特色就是‘非同寻常的粗鄙’”；“汉姆生所写的流浪汉传奇是‘粗野的’”。他最终的结论是：汉姆生是“一种鼓吹无政府的力量，他甚至都未能承认诺贝尔奖所寻求奖励的那些理想的合法性”。汉姆生之所以最终获奖，是因为当时的“诺奖”评委会主席卡尔弗尔特更看重作品的“文学价值”，而不是“政治的原因”。卡尔弗尔特似乎并没有搞清楚，诺贝尔遗嘱里的最重要的“理想倾向”标准，根本就不是一个纯粹“文学价值”的问题，而是包含“政治”等复杂因素在内的价值领域的问题。
汉姆生是一个疯狂的种族主义分子和权力拜物教分子。早在19世纪末期，他就表达过对“黑人”的种族歧视：
“黑人就是黑人，而且将永远是黑人。他们是来自热带的原始人，是把肠子当作脑子的生物，是社会的白色躯体上的未成熟的器官。”
在小说《卡伦诺三部曲》中，汉姆生宣扬野蛮的政治理念和粗俗的人生哲学，借人物之口表达了作者自己的尼采式的极权主义思想：
“我相信天生的领袖、君主和统治者，相信自命的大众统治者，而不是推选产生的人。我相信并期待一件事，那就是伟大的恐怖主义分子和活生生的人权精神代表——恺撒的回归。”
他是“纳粹的支持者”和“挪威的卖国贼”。他把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章献给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他是为数不多的始终如一地忠诚于希特勒的欧洲知识分子。在希特勒自杀一周后，他发表了一篇对希特勒的“忠诚宣言”：
“他是一位勇士，一位为全人类而战斗的勇士，又是传播所有民族权利的福音牧师。他是级别最高的改革者，他命中注定是生活在一个独一无二的野蛮时代，这种命运最终置他于死地。任何普通的西欧人都可以这样来看待阿道夫·希特勒。而我们，他的最亲密的支持者们，则因为他的死亡而鞠躬。”
1946年，汉姆生被挪威最高法院判为叛国罪，因其87岁高龄而逃过被枪决的命运。
然而，时间不仅会缓释人们的道德义愤，甚至会使人们用完全颠倒的尺度来评价一个不值得赞赏的人。60年的岁月终于使汉姆生“浣涤其污，缁素复白”。2009年8月6日，“为纪念汉姆生诞辰150周年，挪威王太子妃梅特·玛丽特揭幕了汉姆生博物馆，今年到明年，挪威还将为汉姆生举行一系列展览、音乐剧活动并为其发行邮票”（“无尽的爱纪念馆·挪威作家克努特·汉姆生纪念馆”，发布时间：2009年10月27日15：39）。真可谓否极泰来，备享哀荣。然而，对此，人们还是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一个人的成就重要，还是他的品格重要？”
乔治·奥威尔在批评用“偏执狂临界状态”的方法来创作的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时候，说过一段很尖锐但很在理的话：
“达利做了什么、他想要什么，都可以讨论，但是，在他的世界观和性格中，缺乏人类最基本的良善。他是个反社会的人，就像个跳蚤。显然，这样的人越少越好；假若这样的人能够成功，那么社会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然而，大量可悲的事实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并不少见；而汉姆生的获奖，则提醒我们，即使诺贝尔文学奖，也会有完全看走眼的时候，也难免会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它竟然将高扬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文学奖，给了一个几乎完全与之背道而驰的作家。
02
还有一个外围性的问题需要谈论：“诺奖”是不是完全不讲“友情”、完全没有政治目的和文化偏见的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声称，在遴选获奖作家的时候，他们只关注作品的文学价值和作家的文学成就，从不抱任何政治偏见和意识形态偏见。在上海访问期间，88岁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解密”了一些莫言获奖的“幕后新闻”，同时，很严肃地强调：“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关政治、友情和运气，唯一的标准就是文学质量。”然而，说到“运气”，我宁愿相信《圣经》里的话：
“我回来后，看到光天化日之下，赛跑的胜者不一定就是最敏捷的那个，战斗的胜利者不一定是最强大的一方，面包不一定归于最聪明的人，财富不一定属于最能干的人，荣耀也不一定归于技艺最精湛者；一切的一切，都决定于偶然和机缘。”
很多事情，包括文学评奖在内，其实并不那么单纯，通常既与“友情”有关，也与“偶然和机缘”有关，甚至与相关国家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有关——与这一切全然无关的“文学奖”，恐怕只有上帝才评得出来。瑞典文学院一直声称只奖赏在世的作家，但是，1931年，曾任“诺奖”评委会主席的瑞典诗人卡尔弗尔特，不仅作为曾经的“裁判员”得了“诺奖”，而且还是在去世后获奖的——这里的情感偏向，已非“友情”二字所能含纳；而挪威作家比昂松（1903年“诺奖”得主）之所以获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政治正确”——他站在由瑞典人主导的“联盟派的一边”，反对挪威从“挪威瑞典联盟”里独立出来。
所以，我们在谈论文学奖的时候，无须否定“友情”和“运气”所起的作用，只须探讨如何将这些因素的消极影响降至最低；不是让自己成为完全不考虑“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人，而是应该努力让他的判断具有尊重他者的“平等”性质，应该时刻警惕评委们可能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文化优越感和傲慢态度。相比而言，莫言就显得稍微诚实一些。据“国际在线报道”，他获奖之后，感谢了包括翻译家在内的许多朋友，也承认自己运气要更好一些：
“我心里也很清楚，中国作家中写得好的成群结队，能够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有很多，我是幸运地得了这个奖。”
然而，在谈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莫言的态度就显得有些暖昧。由于缺乏足够的勇气和鲜明的立场，他的看法和观点，就像秋风中细弱的杨柳，一忽儿摆到左边，一忽儿摆到右边。在2009年的一个专访中，在回答是否看过赫塔·穆勒（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时，莫言这样说道：
“看过片段介绍，没什么出奇之处，这种东西很多。很多东欧跑到西方的作家都用这种方式写作，像米兰·昆德拉这些。几乎所有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里流亡到西方的作家，都在用这种笔法来写作，控诉他们母国在政治高压下这种荒诞的现象，控诉人的自由在这种社会中受到的压制，以及人的精神扭曲，基本都是这个路数。我觉得他们都还是在控诉黑暗的政体这个高度上，并没有上升到超越政治的高度，伟大的文学一定是超越政治的，肯定不是把控诉一个政体对人的压迫作为最大的目标。”
仅仅根据片段介绍，就妄下雌黄，就将别人的作品贬得一钱不值，这足见莫言的傲慢和不认真，而他的鸵鸟式的“文学政治”观的错谬，也像他的傲慢一样严重，一样值得商榷。
在文学的政治性问题上，莫言的态度是游移不定的，是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时过境迁，谈起自己的作品，莫言便不再唱“超越政治”的老调，而是标榜自己的作品里也有“政治”。2012年12月10日，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回答提问的时候，这样说：
“我的小说里有政治，你们可以在我的小说里发现非常丰富的政治。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高明的读者就会发现，文学远远的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是教人打架，勾心斗角，这是政治要达到的目的。文学是教人恋爱，很多不恋爱的人看了小说之后会恋爱，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
莫言承认自己的作品里有“丰富的政治”，但没有进一步解释他的“政治”是什么样的“政治”、是什么“路数”的政治，他的“最大目标”又是什么样的“目标”。
同时，他的话也缺乏逻辑上的缜密——他没有具体区分并阐释什么是“好的政治”，什么是“坏的政治”；他对“文学”的笼统肯定，对“政治”的笼统否定，也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文学并不总是“好的”，并不总是教人“恋爱”的，而政治也并不总是“坏的”，并不总是“教人打架”；世间既存在“比政治美好的文学”，也存在“像政治一样坏的文学”，甚至存在“比政治还坏的文学”，实在不可一概而论。
总之，“诺奖”从来就不是“无关政治”或者“超越政治”的“纯文学”奖，以前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注定不是。一个作家，并不是越远离政治，他的精神品质就越纯粹，他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就越高。否定文学的政治性，这在我看来，是一种不诚实的文学态度，是对文学常识和写作伦理的冒犯。
伟大的作家不仅从不否定文学的政治性，不逃避文学的“政治性责任”，而且还积极地介入政治，因为，对他们来讲，政治就是生活本身，就是文学叙事的具有核心意义的内容构成。所以，我们根本无须否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应该追求能够使文学的精神更加自由和健全的政治性，应该追求能够更内在地升华文学的审美价值的政治性。
《诗经》里有政治，《楚辞》里有政治，《史记》里有政治，“三吏”“三别”里有政治，《红楼梦》里有政治，《阿Q正传》里有政治，汪曾祺的小说里也有政治。所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观察文学，来评价一个作家，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情。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既是“文学奖”，也是特殊意义上的“政治奖”。谁若对“诺奖”的历史有基本的了解，他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政治无疑是“诺奖”评委观察文学的基本角度，是他们评价文学的常用尺度。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明显甚至尖锐的政治性。
03
“诺奖”评委们在谈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表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最终会转化成严重的傲慢与偏见。在2012年度的“诺奖”《授奖辞》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赛义德所说的“东方审判者”的傲慢姿态。
笼统地讲，西方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西方中心主义”，分别站在两个极端点上看中国。一种是像歌德那样，将中国看成人人皆君子的“理想国”；一种是像赫尔德那样，将中国看成一个缺乏“战斗精神”和“思维精神”的充满“奴才”的国度。这两者其实都是一隅之见。像其他民族一样，中国人的心理和性格，也有着复杂的多面性，而且，随着世易时移，这种多面性也会发生新的位移和转换，从而形成一种与时代性相关的“新国民性”。从国民性与生存境况的角度看，现在的中国人，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迥然有别，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也多有不同。
现在的中国人，一方面，因为价值体系的变构、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安全感的匮乏，而陷入变革时代固有的道德困境和伦理危机，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压抑，体验着一种惶惶然的焦虑情绪；另一方面，从来也没有哪个时代的中国人，像现在的中国人这样有更多的现代性诉求，有更强的自我意识和人格尊严感，有越来越强的公民意识和言说冲动，越来越热心于介入公共生活和公益事业，越来越不能容忍阻滞进步的社会不公和权力腐败。
总之，现在的中国，与60多年前的中国截然不同，与1976年前的中国比起来，则简直可以说“换了人间”。中国人自己真切地感受着这样的变化和进步，西方人也要克服长期形成的“东方学”印象和“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偏见，要看得见这些经过艰苦努力才赢得的精神变化和文明进步。
然而，在2012年度的“诺奖”《授奖辞》里，我们看到的，却仍然是100年前“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话语，是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生活的极为严重的“偏见”：
“他比那些喜欢模仿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令人震撼。他的语言属于辛辣的那种。在他对于中国过去100年的描述中，我们找不到西方幻梦般跳舞的独角兽，也看不到在门前跳方格的天真小女孩。但是他笔下中国人的猪圈式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意识形态和改革有来有去，但是人类的自我和贪婪却一直存在。莫言为那些不公正社会下生存的众多小人物而辩护——这种社会不公经历了日本占领、毛时代的犷戾和当今的物欲横流时期。”
（He is more hilarious and more appalling than most in the wake of Rabelais and Swift——in our time，in the wake of Garcia Marquez. His spice blend is a peppery one.On his broad tapestry of China’s last hundred years，there are neither dancing unicorns nor skipping maidens.But he paints life in a pigsty in such away that we feel we have been there far too long. Ideologies and reform movements may come and go but human egoism and greed remain.So Mo Yan defends small individuals against all injustices——from Japanese occupation to Maoist terror and today’s production frenzy.）
通过明显的意指与朦胧的暗示，“诺奖”评委们处处将“中国”与“西方”作比较，“西方”的文化和西方人“幻梦般”的生活，那么优雅高级，那么富有诗意，中国的文化与中国人的生活，却仍然停留在“猪圈式生活”的原始状态。中国的确仍然处于现代文明建构的滞后状态，但是，用如此傲慢的“东方学”态度来审视中国，用如此充满偏见的语言来“阐释”中国，却很难说是一种积极的对话态度和有效的言说策略。
像法国的13个欣赏《废都》的“女评委”一样，“诺奖”评委更感兴趣的，就是在中国文学里发现纯粹“东方”式的生活图景——愚昧、野蛮、阴暗、龌龊、淫欲、腐败、堕落等人性背面的东西，就像美国人马森（Mary Gerchude Mason）在她的《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中华书局，2006年7月）“中国社会”一章中所揭示的那样。他们要找到一个与他们想象中的残缺而丑陋的中国“同符合契”的叙事体系。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个让他们兴奋不已的叙事体系，就是莫言的字里行间弥散着土匪气和血腥味的作品，就是莫言的一打开来就立即发出粗野嚎叫和凄厉惨叫的小说。
莫言在《红高粱》和《檀香刑》中对脔割酷刑的渲染，在《酒国》中对吃“婴儿”的渲染，在《丰乳肥臀》中对恋乳癖的渲染，在《蛙》中对“迫害狂”的渲染，在《生死疲劳》中对“怨怼心理”的渲染，都给人留下缺乏分寸感和美感效果的消极印象。尽管莫言关于仇恨、怨怼、酷刑、施虐和“吃人”的猎奇叙事，夸张逾矩，戏谑失度，既缺乏深沉的悲剧感，又缺乏丰富的社会内容和人性内容，但是，这种极端化的描写，却符合“诺奖”评委们的“东方学”理念，符合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消极想象。
“诺奖”评委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想象来界定莫言。他们把莫言界定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无畏斗士，把他包装成中国的掀天揭地的索尔仁尼琴。在《授奖辞》里，“诺奖”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一上来，就称赞莫言的作品
“扯下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宣传广告”（tears down stereotypical propaganda
posters），
就称赞他
“用嘲笑和尖锐讽刺的笔触，抨击了一个荒谬的中国近代历史，那是一个人民生活和思想贫乏、政治制度虚伪的时代”（Using ridicule and sarcasm MoYan attacks history and its falsifications as well as deprivation and political hypocrisy），
就称赞他
“揭露了人类本质中最阴暗的一面”（reveals the murkiest aspects of human existence）。
仅仅将“高密”视为中国之特殊的一隅，或者，将“高密”的文化当作小说家自己的独特“心象”，这对“诺奖”评委来讲，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更愿意借助莫言的作品对“中国”和“东方”说话，所以，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将莫言创造出来的由驴、牛、猪、狗构成的“动物世界”，将那个封闭偏僻、虎狼当道的“高密”，当作整个“中国”的象征：
“高密东北乡包含着中国的传说和历史。在几乎没有外人来过的高密，驴与猪的叫声盖过了村干部的声音。在那里，爱与邪恶都被赋予了超越自然的力量。”（North eastern Gaomi county embodies China’s folk tales and history.Few real journeys can surpass these to a realm where the clamour of donkeys and pigs drowns out the voices of the people’s commissars and where both love and evil assume supernatural proportions.）
他们将20世纪的中国人看成“野蛮人”（the brutality of China’s 20th century）。
他们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了支持他们这一判断的叙事体系，所以，他们高度评价莫言的写作：
“他展现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也没有怜悯；他展现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们既鲁莽，又无助，又荒唐。”（He shows us a world withou ttruth，common sense or compassion，a world where people are reckless，helpless and absurd.）
显然，这样的判断，既是“政治”性的，也是“文化”性的，显示出的是一种“东方学”意义上的傲慢与偏见。如果说莫言的叙事态度是极端而任性的，那么，“诺奖”的阐释和评价就是简单而片面的；如果说作家的极端的态度，总是意味着对生活的歪曲和对人物的轻慢，那么，“评委”们对它的认同和赞赏，则意味着对一种消极的叙事伦理的不负责任的纵容和鼓励。
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在面对莫言和全世界宣读的《授奖辞》里说：
“在小说《酒国》中，人们最喜欢品尝的美味佳肴，是一个烤熟的三岁男童。男童沦为食物，而女童因为被歧视得以幸存。讽刺的锋芒直指中国的家庭政策，因为计划生育，无以计数的女胎被堕胎。莫言写了一本小说《蛙》专讲计划生育的事。”
（In his novel Republic of Wine，the most exquisite of delicacies is a roasted three-year-old.Boys have become exclusive foodstuff.The girls，neglected，survive.The irony is directed at China’s family policy，because of which female foetuses are aborted on an astronomic scale：girls aren’t even good enough to eat.MoYan has written an entire novel，Frog，about this.）
许多极端的事情，包括多种样式的“吃人”，在中国确曾发生过；既然发生了，就不存在“能不能写”的问题，只存在“写得如何”的问题，或者说，只存在写得是否具有美感和意义感的问题。虽然莫言关于“吃婴儿”的叙事并不成功，但却让“诺奖”评委兴奋不已。
遗憾的是，他们只满足于看见那些浮面上的东西，即“吃人”的野蛮和残酷，而没有兴趣从美学和逻辑的角度，分析莫言的叙事是否美好和深刻，这样，他们的延伸出来的高论宏议，也就不怎么可靠：
“莫言的故事有着神话和预言的意味，将所有的价值都彻底颠覆。在他描写的中国社会中，我们从来没有遇见毛时代的合乎标准特征的理想公民。他笔下的人物充满活力，甚至用最不道德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生活目的，并试图打破命运和政治强加给他们的牢笼。”
（MoYan’s stories have mythical and allegorical pretensions and turn all values on their heads.We never meet that ideal citizen who was a standard feature in Mao’s China.MoYan’s characters bubble with vitality and take even the most amoral steps and measures to fulfil their lives and burst the cages they have been confined in by fate and politics.）
就这样，莫言的叙事被“诺奖”评委赋予了尼采式的“颠覆一切价值”的反叛精神，而他塑造的“充满活力”的人物，则被当作颠覆过去的“标准特征”（standard feature）和“理想公民”（ideal citizen）的非凡成果，被当作突破陈规和“纠正”历史的巨大成就。
由于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莫言作品里的人物，几乎全都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他们盲目而愚昧，粗俗而幼稚，既缺乏个性，也缺乏思想，几乎全都具有心智不健全的特点，几乎全都是些缺乏鲜活性和真实性的虚幻人物；外表上看，他们像马尔克斯笔下的人物一样诡异，像福克纳笔下的人物一样愚骏，但是，本质上讲，他们与法国“新小说”中的“机器人”更为相似，更像是罗伯·格里耶小说中的泥塑木雕的人物的近亲。
赛义德在批评“东方学”的“危机”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
“作为东方的审判者，现代东方学家并不像他自己所认为甚至所说的那样只是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与其拉开距离。他的漠然处之的态度——其标志是用专业知识将同情心包裹起来——深深地打上了我一直描述的那种东方学的正统态度、视角和心绪的烙印。”
所谓“正统态度、视角和心绪”，就是作为“一种文化和政治的现实”，“东方学”总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东方或东方人所处的劣势地位”，就是选择那些能显示“东方”的“劣势地位”的“东方文本”来阐释“东方”。在解读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摆脱赛义德所批评的成为“东方学的附属物”的可悲处境。（未完待续）
（转载自《文学报新批评文丛·第2卷第4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注释从略，转载请保留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