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祖：当代中国影视创作中的人文精神缺失

20世纪末期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统治形式，即技术理性的统治形式。专业化、流水线，是现代工业的本质，技术的高度发展导致人的无能、平庸和人文精神的大幅度丧失。现代人的无家可归感，就是由于技术把人从大地上连根拔起，把神性逐出人的心房，冷冰冰的金属环境取代了天地人神的四重结构。它不仅让人的生活贫乏、平庸、无聊，也让我们的文学艺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艺术也越来越技术化、制作化，炫技、拼贴，成为艺术创作的主要路径。而这种艺术不仅不能给人精神的家园，反而加剧了人类的心灵空虚、绝望。

海德格尔说，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但技术的时代，正好是杀戮诗意的。荷尔德林早就预感到，技术的发展，会抽掉整个人的生存的根基，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人不但会成为无家可归的浪子，流落异乡，而且会因为精神上的虚无而结束自己的生命。尼采说，虚无主义站在门槛上。

就中国影视创作来说，娱乐至死，消费第一，成为我们的主导思想。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甚至内化为我们的一种可怜的信仰。马克斯·韦伯说，这是一个钢筋水泥的世界。浅阅读导致了电视网络的碎片化、娱乐化。人们都生活在碎片——伦理的碎片，时间的碎片——中，根本没有精力、时间，也没有耐心去阅读经典，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这是一个速成的时代，食物都是速成，文化也要速成，而什么能做到速成？只有技术。大家看见的是市场，是利润，是金钱，根本没有能力，或没有闲暇去思考思想、灵魂。我说过，这是一个肉体狂欢而忘记了灵魂的时代。微博、博客、微信、QQ、网络阅读、百度、谷歌、FLASH、手机、推特等等层出不穷的新科技、新媒体，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碎片化、平庸化。

文学艺术，作为诗意、理性的存在者，日渐边缘，或者日渐堕落，成为一种商品，不再扮演人类精神的净化器。古希腊人用“自由”规定人，他们的学问完全没有功利色彩，你如问一个希腊人，学问有什么用，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侮辱。技术时代，对中国的影响也最大，因为中国文化最务实。庄子讲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没有几个人能懂的。老子讲，无中生有，也没有几个人能懂。

海德格尔说，人是一种没有本质的动物，动物缺乏世界，而人构建世界。人给自己赋予意义。但如今技术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柏拉图说，文字出现，人类的记忆力丧失了。而如今电脑的出现，网络的出现，人根本不需要记忆了。我们似乎已经失忆了。随着电脑写作的普及，我们已经忘记了如何书写汉字。

如今，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的急速推进，我们发现人类的科技进步了，但人，却在日渐沦落，不断平庸、弱智。“百度”的时代，我们不需要记忆；网络的时代，我们不需要读书；手机的时代，学生已经不听课：后现代的时候，大家都学会了粘贴、组装。总之，这是一个高科技的时代，也无疑是一个低素质的时代。

我们现在的国人整体素质是远超过以前任何朝代，但在文化高度上我们却是远远降低了。就影视来说，从业人数是上去了，作品是增加了，而且是几何级数，但就缺那么几个大师级的人，缺那么一个精英文化群。我们有的是普及，可没有提高，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在我们这里早就抹平了。结局就是：真正创造性的文化很难见到，市侩文化充斥社会，投机主义成为学人、作家的处世原则和创作准则，社会普遍陷于一种无聊、无趣、无生气的状态，一种堕落过程中。看看20世纪80年代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再看新世纪新版的四大名著，我们可以看出在技术的时代，艺术的沦落之迅速。海德格尔说，技术的白昼是世界的黑暗。技术，把人从大地上连根拔起，人死了，艺术也死了。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他在《资本论》第一卷说：“资本在狂欢。”看看张艺谋电影的变化过程，我们就明白资本狂欢是什么结局。他早期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无论怎么说，还是有着强大的思想冲击，对当时中国的解放思想，有着巨大的作用。在艺术上，也有着自己的思考和不懈的探索。就是今日再看这些电影，还是让人激动。可是，他后期的作品，完全被资本绑架，为商人服务，我们从《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看不到“人文精神”，只有铜臭气和一种对暴力的宣扬。

英国学者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一书中，深入分析了当今社会的平庸化现象。他认为庸人就是一个欠缺人文文化的人，一个只对物质和日常事务感兴趣的人。而可怕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堕落为一个“平庸崇拜”的弱智化社会，学术机构也未能幸免。知识成为技术性操作的产物，而不是人类智慧的成果。1992年电脑与电话线连接起来创造了互联网，人类被彻底改变了。西方哲人说，人就像一根可怜的干草，被技术的风刮来刮去。

这个时代，是一个技术的时代，“消费”“娱乐”成为关键词，“削平高度”内化为社会主潮，没有人是艺术家，没有人不是艺术家，谁都可以讲《论语》，谁都可以续“红楼”。大家都觉得自己早已经是大师了，他们哪里还会想到自己需要“文学教育”，缺乏“人文素养”？马克斯·韦伯说：“这样的凡骨竟自负已登上人类未曾达到的文明阶段！”

按中国文化传统来说，学者最高的境界是拥有“道”，孔子说：“君子从道不从君。”韩愈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个道理放在影视范围里，也是成立的。人类为什么会热爱《辛德勒名单》的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我想起了电影中的一句犹太人名言：“Save one life，save the world entire.（当你挽救了一条生命你就等于挽救了全世界。）”电影最后，辛德勒没有满意或骄傲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他说：“If I just..I could have got more.If I’d made more money.I threw away so much money.（如果我的生活不那么奢侈，我可以再多救些人，如果我再多赚点钱⋯⋯我太荒唐挥霍了⋯⋯）”这种伟大的人道主义，我们的电影何曾有过？

世界电影也在不断高科技化，电脑特技、3D等花样翻新的技术，一个接一个，如大海浪潮。加拿大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阿凡达》等大制作都是典型的炫技，是技术制作的视觉的盛宴，我曾说，这是技术的胜利。卡梅隆不愧是一位技术的天才。
这类电影刺激了观众的感官，让他们有一种疯狂的情绪，也带来了更多的观众。但你看完了，也就完了，不会在你的心灵上留下多少余味。也就是在人文精神上，它们都是缺失的。而电影初创时期的卓别林电影，到如今还会给我们很多余味，让人终生难忘，那是一种能使人的灵魂高贵、纯洁起来的东西。还有《辛德勒名单》《美丽人生》《美丽心灵》《雨人》等等，让人思考很多东西，提升人的灵魂质地，让人知道如何去做一个人。
如今，技术时代的电影，更考虑技术的完备，视觉感官的刺激，而忽视了人类灵魂的苍白。所以，才有海德格尔的话：“技术的白昼，是世界的黑暗。”
张艺谋早期电影，有思想，有生命，有血肉，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影响。因为他的资源来自文学，他基本上是先发现优秀的文学作品，然后改编拍摄完成的。电影《红高粱》后面就有莫言的小说《红高粱》。他后期电影的江郎才尽，江河日下，一个原因就是他疏远了文学，他似乎再没有了早期的那种文学热情，他开始相信技术，青睐资本，盯着市场，于是，一批价值观错位、歌颂暴力、搞笑娱乐的劣作大批出现。由于没有优秀的文学作品做底子，他都不会讲一个故事，情节安排都极其可笑离奇。他的《金陵十三钗》试图与文学再次结缘，但由于他选择了一个蹩脚的作品，又加上蹩脚的编剧，这个电影基本上是一个价值观错乱的可耻之作。

张艺谋后期电影的庸俗化、浅薄化和那种娱乐化、技术化，还有价值观的扭曲、错位，可能都与他早期所受教育有关。毕竟他是“文革”中喝着狼奶长大的一代，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隔膜，与西方文化也陌生，本着那点天赋和痛苦的生活经验，投身电影事业，能拍出那些电影已属难得。他们那一代电影人后期的乏善可陈，我觉得都与文化素养的浅薄关系甚大。

相对来说，台湾导演李安就优秀多了。李安的文化修养，是我们大陆的很多导演无法企及的。他诞生、成长在台湾，“许多年来，我们在台湾承继了文化中国的古典养分，同时也吸收美、欧、日等各地涌入的现代文化，多种元素混杂变化，但都在一个较为渐进的形式下进行，个中带有一种舒缓、亲切的特质”。后来，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戏剧系学习，“在伊大，我感觉才接触到真正的西方戏剧，整个扭转了我对戏剧的看法”。所以，他才可以连获三次奥斯卡奖。众所周知，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涉及了音乐、舞蹈、写作、戏剧、视效等因素，而李安恰好兴趣广泛，写过小说、剧本，学过芭蕾、素描，还专门拜师学过声乐。

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我们可以通过《卧虎藏龙》《色戒》看出来，那是比较深厚的。我曾说，李安是真懂张爱玲的。《色戒》是一部优秀的电影，虽然看起来有点像三级片。但大陆人要想真正读懂它，恐怕还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太热爱二元对立思维了，非此即彼，是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李安，也是懂欧美文化的，看看《断背山》《理智与情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二。尤其《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对神性的探讨，直抵人心，表达尽了人的孤独、绝望。

而且他本人游走东西方文化之间，也经常不断反思，探索。比如，他对电影语言、对白的摸索，就值得肯定。他在拍摄西片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华语片的不足。他说：
老实说，我觉得以现代眼光来看，中国古典的东西的确有不足之处，必须借助西方的知识及手法来补强。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这种反思是必需的，也是非常难得的。这是我们大陆的导演，很难达到的境界。
经过“文革”之后的大陆导演，不仅对欧美文化仅得皮毛，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是久违了。冯小刚说，他从生理上反感深刻。他就是一个俗人。所以，他的贺岁片，拍得倒不错，他就是迎合大众，就是走市场，这也很好。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导演和电影。一个民族都那么深刻也很恐怖。但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我们总得有那么几位导演，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标杆，通过他们的作品，让世界知道中国还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度。我们的电影里不仅需要娱乐，也需要哲学，需要深厚和博大。

功夫明星李小龙为什么那么成功？我们要知道，他是华盛顿大学哲学专业出身，是苏格拉底、笛卡尔的追随者，尤其深谙东方道家思想的精髓。他认为功夫的最高境界是“像水一样的柔软”。这种境界是成龙无法企及的，李连杰可能也只知道一二。

一般地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大都具备人文精神，从小说改编的电影，先天地就具有了一定的优越性。当然，这里有导演的眼力，还有改编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面对杰出的文学作品，导演如何能超越，并找到自己，不做人家的奴仆，是极其重要的；而有些三四流小说，里面却藏着非常优秀的东西，看导演是否有一双慧眼；做到慧眼识珠，并点铁成金。比如，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就是一部很一般的小说，但李安却可以脱胎换骨，成就自己的杰作。

电影与文学的联姻，其实是一个世界现象。有人甚至认为，文学是电影的生命线。但这个“文学”应该是内化的，不是让电影服务于文学。毕竟，电影与文学是两回事情。美国电影界有一个流行说法：“两条路，你可以选择毁掉原著拍部好电影，或是忠于原著拍部烂片。”我在《小说与电影的分与合》里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也比较认同这种观点。国人老纠结在电影是否“忠实”于小说，这是对电影和电影人的隔膜。

李安的电影很多都改编自小说，但他说：
我觉得电影和小说是不同的媒体，改编时常常从里子都得换掉，以片子好看为主。它如果是本烂小说，何必要忠于原著？如果是本好小说，其为文字里行间之妙，岂能以声影代之。反之，最好的电影必是笔墨难以形容。那么忠不忠于原著，也都无所谓了。

拍《冰风暴》时，他就跟小说作者说：
这是我的电影，不是你的书，It’s not your story any more。电影不只是书的影像化。

希区柯克说：“以电影的方式表达同样的东西，就必须用摄影机的语言去代替话语。”摄影机不是被动的，也不是客观的，它的眼睛其实就是电影人的眼睛。同是拍摄一座山，有人可以拍出山的神圣，有人却只是一个风光片，有人却什么都拍不出。你的心灵，你的文化修养，外化到你所拍摄的影视作品里，丝毫不爽。美丽绝伦得让人无法呼吸的张掖彩丘陵在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里，也就是一个娱乐、搞笑的所在。面对这样的天造地设之作，我们的导演无法看到它的美，只看到它可能获得的市场码洋。

同是二战后的反思电影，我们的《南京，南京》《南京大屠杀》，包括后面的《金陵十三钗》都是让国人蒙羞之作。但欧美的《美丽人生》《第二十二条军规》《拯救大兵瑞恩》《钢琴家》等却是让人类震撼的杰作。比如，第66届（1994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就是根据澳大利亚小说家托马斯·科内雅雷斯所著的《辛德勒名单》改编而成。当时，斯皮尔伯格被辛德勒的故事震惊了，甚至对小说内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他说：“是什么驱使一个男人倾其所有去挽救那些无辜的生命呢？”

在这部电影里，斯皮尔伯格没有用多少特别的技术。他基本采用了黑白风格的纪录片的拍摄方式，所使用的工具很有限。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导演这部片子。他最后拒绝接受这部电影的酬劳，他的理由是要是接受了那就成了“血钱”。

《辛德勒的名单》最后成为世界电影史上几乎完美的作品。有论者认为，它具有如此巨大影响的震撼力和如此深沉而令人痛苦的艺术魅力，应该说，是与斯皮尔伯格身上流着犹太人的血液，以及童年时代亲身体验过犹太人遭受歧视的痛苦；以及他源于乌克兰的大家族中竟有17位成员在波兰纳粹集中营中被谋害；以及他的内心深处对辛德勒——这位犹太人的大恩人怀有虔敬感恩的心态等一系列无法逃避的事实分不开的。

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电影《泰坦尼克号》《阿凡达》，也是近期以来世界电影史上杰出的作品。它们当然很优秀，这我不否认。但我看完了这两部片子，就我个人来说，我不是很喜欢。我觉得，它们更可能是依靠了技术而取得了如此成就。我曾说，它们是技术的盛宴。相对来说，我可能更热爱卓别林的黑白电影，那种哑剧式的默片。因为那里不仅有技术，更有艺术，有情感，有人类最深厚、最伟大的情感。我曾经撰文说：“从他那里，我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才是一个艺术家应有的品质，什么是高贵，什么是艺术。”《摩登时代》《城市之光》《大独裁者》都将永远是经典。在这些电影里，他通过喜剧的形式挖掘、张扬人性的善良与光明，人的尊严与对艺术的执着。电影里充满着底层人的悲欢，充满着他们对艺术的热爱，对人的尊严的渴望。通过电影，我们真的看到人性也能如此博大与宽容，如此美丽而光耀。

我们观看卓别林电影，他的技术是高超的（这种技术，是一种朴素的技术，是他哑剧演员的技术。这是需要多年的锻炼而来），但是它们能作为伟大的艺术被全世界的人所喜爱，却不仅仅因为他的演技，而更是想象力与情感。作为集导演、主演、编剧、音乐等于一身的卓别林，他的想象力是超人的，而作为艺术家，他的情感更是丰富而厚重的。他真正在为人类写作。他说了他是世界公民。他为底层人服务，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服务，他反对强权，反对战争，他为自由而创作，而战斗。

当代中国的影视创作，尤其新世纪以来，急速地技术化、娱乐化，从业人员的人文素质也是越来越低，大家都成了技术崇拜论者。我们的电视剧就不用说了，那些抗日神剧、无聊闹剧、恶搞片，不仅不是艺术，甚至让人感到作为从业者的荒唐和无聊。而电影界的情况也不乐观，虽然有那么几部比较好的电影，如《一九四二》《一代宗师》《色戒》《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等，但就中国来说，优秀之作还是太少了。为什么同是技术时代，欧美还可以涌现杰出作品，而我们就那么少呢？我认为，人家无论如何还有一个上帝（My God），而我们基本只有Money了——“天”（老天爷）早就死了，“文革”之后的我们，在虚无主义之上，就只有马克思说的金钱拜物教了。

就以去年拍摄的一些作品来看，都比较让人失望。《萧红》《白鹿原》，劣评如潮，我也曾撰文讨论这个问题，还为他们辩护。我说：
文学名著的改编太难，只要导演努力，认真去做了，我们还是鼓励为好。没有必要以小说的标准去衡量电影，那是不公正的。

但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就很难演了。因为他们都是靠作品说话，而作品又是电影这个载体无法直接呈现的。而且他们都极有个性，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演员。我看过很多以作家、艺术家为题材的电影，成功的并不多。比如，濮存昕的《鲁迅》。濮存昕已经是很优秀的演员了，但要表演鲁迅那真是难为他了。《莫扎特》《左拉》《巴尔扎克》等等电影，我感觉还是没有传达出那种作家、艺术家特有的东西。⋯⋯

但其实严格要求起来，这两部电影都有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导演，包括演员，对《白鹿原》和萧红的理解无法到位，他们的浅薄，让他们无法进入人物的内心。田小娥的扮演者，根本就没有读懂田小娥这个人。有一次，与几位朋友闲聊，谈起《日出》，他说，如今已很难找见能够扮演陈白露的演员了。就是这个道理。希区柯克说：“我不能改编《卡拉马佐夫兄弟》，因为我拍不好。”因为他知道，一流的文学不是情节供应商。他的电影好多改编自三流小说。在这里，他才可以施展自己点铁成金的魔力。

人文精神的缺失，是中国影视不景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特吕弗说：“影评人倾向评价一部电影的情节和文学性，而不是它的电影特点。”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电影就是文学，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或者说，电影这门艺术，它需要技术之外的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文修养、人文精神。

（原载《艺术百家》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