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祖：我们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战争小说——以红柯《西去的骑手》为例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举世纪念，反思那段让人难忘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全世界出版、发表了许多反映二战的杰出文学作品，这里面有早已经闻名遐迩的巨作，也有刚刚问世的新作，在世界文坛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更在热爱和平的读者中掀起了一阵阅读高潮。可当我们冷静下来，回顾我们的文坛，半个世纪来竟没有产生一部伟大的战争小说！——其实，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找不到一部伟大的战争小说！

阅读中国小说史，会发现我们有的是对暴力文化的简单张扬，而缺乏对暴力的深度思考。中国社会一直有一种“水浒气”，不守规则，该出手时就出手，把凶残当英雄，视流氓为成功，这种文化流毒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清除。而在目前这个社会转型期，却有沉渣泛起之势，成了许多人的为人处世之道，成了他们“成功”的不二法宝。“投机主义”在小说中也大行其道。

于是野蛮、落后、混乱又成了作家们抢手的题材，他们在作品中竭力宣扬暴力，张扬野蛮落后，进行夸大的荷尔蒙叙事。这种写作倾向尤其在西北、山东等北方作家的长篇小说中更为普遍。代表作家有莫言、红柯、贾平凹、杨争光、姜戎等。这里主要以红柯的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西去的骑手》就是张扬这种暴力文化（包括性暴力）的典型文本。但就是这样的小说却被京沪的部分批评家捧为杰作。英国有一位学者安德鲁·瑞格比在《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里对“以暴易暴”进行了深入分析，呼吁暴力之后，应该做的是坚持正义前提下的宽恕、和解。他在书中对和解文化的执着让我们感动。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的学术著作。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化反思，他们才有现代的制度设计、宪政建设，他们才有了比较民主、法治的现代政治体制。

其实我们古代的哲学家，不论儒道墨释哪一家都是坚决反战的，比如《老子》就说“夫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就连《孙子兵法》也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当然，我们缺乏西方那种在正义前提下对暴力的宽恕文化，我们更多的是遗忘。）红柯肆无忌惮地张扬这种血腥的暴力文化，我们的批评界为什么一片叫好之声？我们的作家为什么对土匪这样情有独钟？这里还包括如莫言《檀香刑》、杨争光的土匪小说等。

至于那种不健康的对性的描写，在《废都》《白鹿原》等这样的优秀的小说也处处可见。有时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最优秀的当代作家却把自己的理想、信仰、情感都寄托在那些杀人如麻的土匪身上？这里除了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之外，与作家的自身素质有否关联？一个没有现代理念的作家，他能写出什么好小说吗？就如洪秀全怎么能知道人权一样，满脑子还是皇权思想。

我们知道优秀的战争文学都是反战的。战争，只要是战争，不管是正义、非正义，在人类学意义上都是罪恶的，它是人类的自相残杀，是反人性的。我国最早的兵学著作《司马法》曰：“杀人安人”“以战止战”，也认为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并说“故国虽大，好战必亡”；而且还规定
“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

也提出了战斗中遵守的武德：“哀怜伤病”“争义不争利”等等，都是2000年以下也让我们感佩不已。至于像红柯所写的马仲英，在历史上就更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什么仁义之师，充其量就是一个喜欢杀戮的土匪流寇而已。这一点有许多例证，比如瑞典学者斯文·海定的《马仲英逃亡记》就有非常形象的记叙。

即便在小说中这是一个虚构人物，作者的写法也让我们无法接受，而且也是自相矛盾。他对马仲英的美化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军人，什么他的部队“秋毫无犯”，又说他的部队开到湟源、永登、民勤，百姓死难上万，这些地方成了瓦渣滩，可在红柯笔下这都是他的部下所为，而且马仲英还到活佛那里请罪，活佛说大地要流血，谁也没有办法。

至于后来攻宁夏，“军队入城，匪性又起，杀掠不断”，尕司令“高兴不起来”，很“伤心”，等等。这样的细节在小说中非常之多，所有的罪行都是部下的，尕司令永远是“唐僧”，仁义心肠。为了美化马仲英，红柯不惜采用神话般的传奇描写，比如马仲英全军覆没，他一人骑黄骠马，“雄狮一样的尕司令从山崖上跳入滔滔大河”，什么死了三次活了三次，什么在沙漠里走了三天三夜，“一个血人从阳光中走来”，什么“作风很好，能吃苦，爱学习，没有不良嗜好”，等等。

甚至尕司令把部队带到巴丹吉林大沙漠，用死亡来磨炼他们，“倒下的人越来越多，连马也倒下了”，可仍然是“生命的火焰从尸体上升起，融进太阳”，“有人尖叫，尕司令上去就是一鞭子”，这样的行为在作家笔下也是英雄行为，也是仁爱之心。当红柯把蒋介石、盛世才等都写成了流氓军阀之时，不惜用浓墨重彩刻画马仲英的“真君子”，“不抽烟不喝酒不沾女人”，究竟想说什么？难道马仲英这样一个嗜血成性的流寇（这在红柯的小说不难找到证据），真就是红柯所说的“真正的军人”吗？马仲英从甘肃、宁夏、青海一直打到新疆，他要干什么呢？他作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作家好像没有讲清楚，没有讲清楚竟然不妨碍他大唱赞歌。

至于后来与苏联红军的交战、来往，更是想象丰富得惊人。作家为了美化自己笔下的人物，真是什么都能干。尤其让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作家对血腥的战争场面的激情洋溢的描写，似乎那不是战争，而是一次次狂欢。是的，战争本来就有与狂欢的内在相似性，但作为一个作家不能把自己淹没于其中。战争会让身处其中的人失去理智，既会产生对暴力的疯狂热爱，也会产生极度的厌倦，甚至精神崩溃现象。

战争是复杂的，战争中的人也是复杂的，红柯用自己的想象简单化战争的同时，也违背了一个潜在规则：所有的战争都是违背人性的。而作为优秀的战争文学艺术作品，除了反战这个主题外，还应该做到挖掘人内心的黑暗，追索以残酷为乐的深层原因，探讨人类为什么喜欢做与看恐怖、杀戮。快意杀戮难道是人类的真实心灵吗？英国女学者乔安娜·伯克在《面对面的杀戮》里说：“英雄主义是个模糊的概念，英雄与反英雄间的距离其实很近。”并引用一段加拿大士兵的话：
“（军方）干吗把奖章发给嗜血的家伙？为什么杀人不眨眼的人才是英雄？是，我承认打仗肯定得死人，打仗不就是为了杀人吗？可这不应该是战争的全部吧。”

我觉得说得太好了，值得我们尊敬的作家反思。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出现了《荷花淀》《百合花》这样优秀的战争题材短篇小说，为什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作家反而还在肆意地张扬这种暴力文化？

我现在明白了我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战争小说。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二战早过去了，抗日战争胜利也60年了，可是回顾全世界文坛，那么多优秀的战争小说，竟没有一部是中国作家创作的。

我们为什么没有优秀的战争文学？雷达认为，中国作家缺乏伟大的人类情怀。二元对立思维严重阻碍了小说的思想深度。他甚至认为关怀人比关怀什么人更重要。这是多好的思想。雨果早在19世纪就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

我们的文学里无法产生苏联巴别尔的《骑兵军》、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美国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德国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那样的战争小说，不是已经非常清楚了吗？我甚至想，我们现在的战争小说，还远远没有超越《水浒传》《三国演义》！我们有了比它们更残酷的暴力描写，而没有了它们那种“虚无”“人生皆空”的东西。这种东西里起码还有对“暴力”的反思与质疑，虽然它很有限。

我们的作家对血腥如此迷恋，对暴力如此热爱，对没有“文化”的战争“爱好者”如此崇拜，甚至对“战争”也是这般情感投入，根源就在于他们的心灵中，缺乏一种人类情结，一种人文关怀。刘文飞先生认为俄罗斯人爱打仗，也爱艺术，这两个爱好结合起来，自然促成了战争文学的发达；并认为
“俄罗斯民族非常崇拜战争，但在写战争的时候却又往往喜欢写一些悲剧的故事”。
早期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在描写正面人物伊戈尔时，刘文飞惊叹道：“作者竟然也敢写这个人身上的缺点。”19世纪的普希金描写俄国和土耳其战争时，刘文飞写道：“发现作者谁都同情，但是又不让人觉得反感。”

还如巴别尔的《骑兵军》，这样的战争小说，无论艺术，还是思想，我们现当代小说中有哪一部可以相提并论？这些用断断续续的意象锤炼成的30多篇短篇小说，长的不过6000字，短的就半页纸，可它从诞生那天起，就无法安静下来，正如王天兵所说：
“这本曾经震撼过世界、今天仍然震撼着我们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战场的质地被转化成文字的质感——字里行间传达出军情电报的短促、骑兵战术的迅猛、马背上时空的变形；而跃动的铁蹄也扭转了传统的叙述脉络，颠覆了旧有的故事结构。终于，战火硝烟、人喧马嘶从迷阵般的段落章节里轰然钻出，在纸面炸开了⋯⋯”

可以说巴别尔没有把哥萨克骑兵简单化，他写出了一个立体的复合的真实的哥萨克群体，既反思了战争的罪恶，对人性的泯灭，也描写了他们的英勇、剽悍。它不是迎合读者的趣味，而是提升了读者的趣味。苏联作为现实中骑兵军早就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但这部小说却让他们永远留在了历史之中，那么鲜活，那么真实。

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中的人道主义，《第二十二条军规》对战争荒唐的反思，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对爱情的歌颂，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站在民族的角度思考一战、二战，都无疑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层次。就法国来说，韦尔科的《海的沉默》、萨特的《自由之路》《墙》及加缪的《鼠疫》等，都从不同角度探索了人类命运和生存意义，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关注，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阅读一下。

在2005年9月的《徐光耀文集》出版暨徐光耀文学创作60年座谈会上，徐光耀先生说：
《徐光耀文集》五卷，收入我150万字的作品⋯⋯我是不满意的，自己的作品，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和大方之家相比，都显得有些简陋。⋯⋯过去我常说，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作基础。自己由于环境与时代的局限，从小只受到了很短时间的学校教育，文化基础很不好⋯⋯读书的理解、领悟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文学创作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是我作为一个作家，至今仍然不能释怀的遗憾。

再有就是，我一直认为，作家应该首先是个思想家、至少应该是半个思想家。在我作为作家的人生道路上，始终觉得自己这个作家不能算是货真价实的大作家。因为我的文学创作中一直缺位着深刻的思想。《昨夜西风凋碧树》中有一些我对历史的思考，而在大部分作品中，自己的思考不多，思想深度也很不够。

现在有的媒体采访我的时候还在问：《平原烈火》有什么好处，还值得今天的读者再来读？我想，《平原烈火》中记载的只是一层很原始的生活，只是一张皮，要透过这张皮去看更深刻的思想，看我对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那场战争更深的思考，那就没有了。所以我不能成为大作家。

这段话讲得太好了，作为一个老作家，能有如此见识，我们作为后学只有佩服的份。其实，具有“至今仍然不能释怀的遗憾”的不仅仅是徐光耀一个人，而“文学创作中一直缺位着深刻的思想”的又岂止他们一代？

这是否也与我们这个民族不善于深度思考有关系？尤其从孔子开始对“死”的回避，老子对“死”的超脱，使得中国人在“视死如归”的前提下，关于“死亡”问题一直没有提到民族文化的层面进行深入研究。这也可能导致中国人在嘲笑怕死鬼的同时，把许多关于“人性”的东西遗漏了，也就把“人生”简单化了，把“战争”简单化了：“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而已。至于近现代的革命思想更是推波助澜，更将“人性”置于不为人知的地方，“阶级性”“革命”“正义”取代了丰富而驳杂的“人性”。在高度的意识形态下，个人的“思想”也都不允许存在了，探讨“人性”当然也不允许。

还有，我们的民族历史上经常是战乱四起，生灵涂炭，面对战争，我们似乎早已经麻木了。这恐怕也是我们没有产生伟大战争文学的原因之一。我们看西方世界，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对战争的反思、追问、研究都达到了那么高的层次，往往会出现一大批优秀的学术著作，出版一大批战争期间的原始资料汇编，包括战士的日记、书信、回忆等等。他们真是太“脆弱”“敏感”“认真”了！而我们只是满足于歌颂、控诉、愤怒，只是停留在二元对立的低层次。

可以说，我们有的是宣扬暴力的文学，但缺乏站在人类高度反思、研究战争的文学。我们阅读英国女学者乔安娜·伯克的《面对面的杀戮》，以及书中引用的那么多关于战争的研究著作，确实触动很大。我们的民族一直在宣扬战争就是要死人，号召大家“不怕牺牲”，“不要命”是对一个战士最高的评价。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人的生命它本身的尊严与自由。不仅是战争，即使在平常生活中，“怕死”总是对人的一个贬义称呼，“快意恩仇”“正义复仇”似乎就是天理。

对一个罪犯我们经常会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杀人”会带来什么后果？美国著名律师丹诺认为死刑只能使生命更廉价。他在《犯罪：原因及其对策》一书中写道：
死刑存在的原因就在于它残酷而可怕。死刑的目的是要告诫人们不要杀害生命，但是国家经常用死刑来剥夺人类生命的行为，却使生命变得无足轻重。经常性的死刑判决使人们对“剥夺生命”的恐惧变得越来越迟钝，他们会更轻易地杀人，这样又会增加死刑，增加死刑又会导致更多的谋杀，如此的恶性循环周而复始地持续下去。

正是在这种民族文化背景下，我们的作家把写作“暴力”“血腥”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主题来进行，而且还自以为很“伟大”，从来不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有问题。我们的民族喜欢专制由来太久了！

正因为我们没有对中国普遍存在的暴力文化进行宗教、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层面的深入研究与反思，我们就无法产生伟大的战争文学，也是许多评论家喜欢《西去的骑手》的缘故吧？雷达先生说，中国作家缺少一种人类意识、未来意识、科学意识。王蒙说中国为什么没有大作家，因为我们的作家自杀的太少。此话虽属调侃，其实也不乏道理。中国作家很会调节自己，那种鲁迅、屈原式的自我审判、拷问，那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灵魂的忏悔、反思，在中国作家尤其当下作家中太少了。我们更多是为世俗（低俗）写作，满足于市场，迎合读者胃口的作家。

我们缺乏的是开拓读者阅读趣味的大作家，创造自己的读者群的具有自己思想的伟大文学家。■
（首发于《山西文学》2006年第4期，转载自《批评的思想之光》作家出版社2017年，仅作学习交流之用。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作者简介

杨光祖，1969年生，甘肃通渭人，文学评论家、作家。2000—2001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访学，2004年破格晋升副教授，2008年破格晋升教授。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