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祖：罪感的缺失与苦难的倾诉——张贤亮小说的一种解读
当代的西部文坛小说家辈出，群星璀璨，其中成就最大、我个人最喜欢的有贾平凹、张贤亮和陈忠实三人。数才力首推贾平凹，而厚实非陈忠实莫属，张贤亮则以自己的血泪经历铸就一座文学之山。张贤亮是一个有着浓厚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精英意识的当代小说家，他的作品中以富有自传色彩的劳改生活小说和描写下层百姓情感的小说最有影响，艺术成就也最高。
这里我们不妨先看看他的那些失败之作，我想对我们解读他的代表作是有益处的。比如，中篇小说《龙种》写的是国有农场改革，但由于作者对这部分生活并不熟悉，只是靠自己看的几本马克思著作，尤其《资本论》，开始想当然地闭门造车，张贤亮说他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我想在这两部作品中得到了体现，他本是想为改革摇旗呐喊，却流于空洞空疏。写于1983年8月的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可能是新时期文学中最早的官场小说之一，它具有以后官场小说的一切缺点或特点：脱离实际，凭空虚构，对官场的无知，对官员的隔膜，使得小说流于说教和宣教，主人公陈抱帖简直就不是中国的官员，好像在一个理想的真空生活。主题先行、理念先行，小说的运作、发展都是为了表达作家的思想，而不是小说自己的活动，小说和小说里的人都没有活起来，他们只是符号而已，是作家表达自己理念的符号而已。为了显示作者的博学，小说里大量使用中外小说知识，尤其西方小说，甚至复述小说情节，让读者感到别扭、虚伪。总之，就小说艺术而言，这绝对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张贤亮本来想用自己的一腔热血为中国的未来描绘一幅蓝图，但由于他对官场的不了解使得这一计划没有得到预期的成功。至于《早安，朋友》写中学生早恋，更是失败之作。
不过，当张贤亮的笔触一旦落到自己熟悉的下层生活、劳改生活，他的笔如有神助，满纸云烟，情思充溢，人物活灵活现，直往读者心里钻。张贤亮在《张贤亮选集》自序里说：“我只能保证我袒露的是真实的自己，包括自己的缺点和优点，短处和长处。”我想这可能就是他的这部分小说成功的关键，如代表作《肖尔布拉克》《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河的子孙》《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青春期》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我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张贤亮的这几部作品展开，论述他小说里的一个牢固的情结，即：罪感的缺失和苦难的倾诉。当然，只是对其小说的一种解读，并不是对张贤亮小说的整体评价（就整体艺术水平而言，我认为张贤亮确实是新时期为数不多的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代表作至今读来，仍有很大的魅力）。
张贤亮的小说大多有他自己的影子，自传性非常强。《青春期》更是把现实中的“我”与小说中的“我”混淆，倾诉的欲望使他无法自制，好像他那20年劳改（2001年3月11日，在北大演讲时，林毅夫介绍说张贤亮曾经下乡劳动过多少年，张贤亮纠正说，不是劳动，是“劳改”，对那段日子记忆犹新）成了他永远写不完的福克纳的“邮票”，也成了他永远不平永远发泄牢骚的动力。如《青春期》写道：“我把古堡废墟建成的影视城是当地文明的窗口，我企业职工享受的待遇在当地也是最好的，为我建影视城而搬迁出去的农民，我对他们已没有任何义务，但我仍答应只要我活着便会资助他们的教育。”“可是在另一些事情上，只要‘青春期’一发作，我仍然会说不想说的话，干不想干的事。”下面便写了附近的农民在基层干部的挑唆下，把持了他影视城的出售门票权：
我得知消息后一人驱车赶到影视城，果然看见乌鸦似的三五成群衣衫不整的人在我设计的影壁前游逛，见我到了，一只只就像谷场偷吃谷粒的鸟雀那般用警竦的小眼珠盯着我。我又感到那股带血的气往上冲，那气就是“青春期”的余热。我厉声问谁是领头的。一只乌鸦蹦出来嬉皮笑脸地回答他们根本没人领头，意思是你能把我们怎么样？我冷冷地一笑：“好，没人领头就是你领头，我今天就认你一个人！要法办就法办你！你看我拿着手机是干什么用的？我打个电话下去就能叫一个武装连来！”乌鸦听到“武装连”，赶紧申明他也是身不由己，人都是“上面”叫来的。我说，行！既然“上面”有人你就替我给“上面”那人带一句话：我能让这一带地方繁荣起来，我也有本事让一家人家破人亡！⋯⋯谁都知道我劳改了二十年，没有啥坏点子想不出来！
这段话由于作家把自己和叙述人有意混淆，而且作为影视城董事长的张贤亮在中国是众所周知的，而且这样的话张贤亮本人在私下也讲过几次，也见诸文本记录，因此，完全可以把它和作家混同。那么，让我们仔细分析这段文字，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个作家的口吻，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作家所能写出来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看得多了，那是典型的地痞、暴发户的口吻。当我们的尊敬的作家面对搬迁出去的农民，不是同情，而是愤怒，是恐吓，他笔下的农民是“乌鸦似的”“像谷场偷吃谷粒的鸟雀那般用警竦的小眼珠盯着我”“衣衫不整的”，面对这样可怜的农民，我们的作家竟然用“手机”“武装连”“家破人亡”等来恐吓，我真不知道读者读了这样的文本会有什么想法和感情。《青春期》写到“我”到南京参加高级别的文学奖，“我”是南京人，30年后，重回故地，“我”要去“寻根”，找“我”的故园，那么的多情，那么的感慨。因为张贤亮是南京人，经历和“我”完全重合，因此，这里的“我”也完全可以和作家同一（读者可参看张贤亮的散文《老照片》《我的故乡》）。张贤亮对自己的“根”如此看重，可为什么对宁夏农民的土地看得如此轻？“为我建影视城而搬迁出去的农民，我对他们已没有任何义务”，这是什么话？不但如此，还用“乌鸦”等如此不堪的词语形容农民，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该做的吗？
贾平凹出身农村，他对农村、对农民是那么的热爱，虽然憎恨他们的落后，但往往一往情深，读一下《我是农民》就可以看出来。在《我是农民》里，贾平凹说，知青到农村生活几年，就有说不完的苦难，那些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农民，说了些什么呢？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写了很多乡土题材小说，那对农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闰土、阿Q、豆腐西施等的描写，都渗透着鲁迅的一腔赤诚。更不用说俄罗斯的贵族作家托尔斯泰，终身为农民（准确地说是农奴）流干了眼泪，他多次有意识地让农奴到他的庄园偷东西，他还想把财产分给农民。有如此胸怀，才能写出《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世界名著。张贤亮对农民、对下层人的无情，对自我的张扬，确实让每一个读者寒心。铁凝长篇小说《大浴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69页写到尹小跳爱上了一位曾经被打成右派的名作家方兢，他势利、卑鄙、自私、玩弄女人、仇恨一切，但尹小跳认为他从前受过很多苦难，愿意原谅他的这一切。她的朋友唐菲说：“别拿他受的那点儿苦来吓唬人了。做学问我不如你，你们，我他妈连大学也没上过，可我一万个看不上方兢他们那种人举着高倍放大镜放大他们那些苦难，⋯⋯他们无限放大，一直放大到这社会盛不下别的苦难了，到处都是他们那点事儿，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谁都欠他们的。⋯⋯真正的苦难是说不出来的，电影里的小说里的⋯⋯凡能说出来的都不是最深的苦难你知道不知道。”我觉得铁凝小说的这段话说得太好了，农民的苦难是无言的，因为无言才感人，才深刻。张贤亮的苦难是痛苦的，可是把它作为其一生的文学母题，作为张扬的资本，永远不去关心别人、关心农民，这样的文学还有什么价值？
众所周知，张贤亮的所有小说都离不开两个主题：性，苦难。性是他招揽读者的法宝，苦难成了他换取同情和崇敬的资本。到他后来办了西部影视城后，他甚至可以对员工这样说，西部影视城的主人就是我，是我养活了你们，而不是你们养活了我。（北大演讲）在《出卖“荒凉”》一文里他公然写道：
我明确告诉每个工作人员，你们是国家的主人，但不是企业的主人，企业的法人代表是我，我就是主人，进了我的大门，在工作时间请放弃个人自由，绝对听从我指示，做不到这点，立即炒“鱿鱼”！
听听这段张贤亮的自白，你会知道中国的文学，为什么这么糟糕的原因！当一位中国的知名作家对职工说“在工作时间请放弃个人自由，绝对听从我指示”，“绝对”二字何等熟悉，何等触目惊心！这和一个暴发户的自白和狂妄叫嚣有什么区别？经历苦难的张贤亮并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得到的只有报复，对社会曾经对他不公正对待的报复。那么，张扬自己的苦难，倾诉自己的苦难顺理成章地成了他写作的一大动机。张贤亮即便写性，重心仍然在自己。他的小说文本里充满着性歧视、性压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非常清楚地展现了这一点。章永磷对黄香久的爱是假的，对她性的渴求才是真实的，他最后离开她，不是因为她不忠，而是他压根就从来没有瞧上过她。小说最后黄香久说：“你呀你，劳改了二十年还是个少爷坯子，要人侍候你吃，侍候你喝。”“你肯定不得好死！因为你亏了心了。”可谓是诛心之论，一针见血。而作家的性描写，完全是一种男权主义立场，是站在男性立场的享受性描写，有一种性虐待的倾向。这种少爷式的小说想象写作，往往使得读者感到恶心。尤其小说结尾，“我”已经和黄香久离婚了，她还要和我做爱，并说：“上炕吧！今天晚上我要让你玩个够！玩得你一辈子也忘不掉我！”既让人反感、恶心，更是不可思议的，叙述人还写道：“啊！世界上最可爱的是女人！但是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我不知道这样的写作是什么写作，这样的理念是什么理念？封建社会的白居易还能写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而新时期的大作家却喊出了这样的“名言”，难道这就是我们渴望的所谓知识分子？长篇小说《青春期》里的性描写也是一种性想象，性呓语。而且，苦难带来的性缺失，带来的性异常、性饥渴，导致“我”心理的不正常，这在小说的写作中非常明显。此处不再展开。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第七章中这样写道：
猥琐也可以，但叙述者同情这种猥琐，这是很奇怪的。当时我读了《绿化树》，读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对章永磷的感觉非常复杂，我觉得很厌恶。最不能忍受的是那种“自虐”和“自恋”。
张贤亮是城市人，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按封建社会阶层分析，属于上层人，但为什么对农民那么憎恨、蔑视，对自己那么珍重？我们封建社会那些伟大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等，他们的作品里对下层人或者说对农民的感情，即便现在读来都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关汉卿、曹雪芹等等，因为读者或张贤亮本人对他们应该比较熟悉，因此，我就不多费笔墨了。我们不妨看看俄罗斯的作家，他们是怎样对待苦难和不公平待遇的？作家王彪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病贫交迫的人忧伤的目光，既是人间又非人间的，爱与恨，罪与悲痛，他的所有声音都是人的挣扎，一边是茫茫黑暗，一边则通向光明。”鲁迅在1908年说过：“托尔斯泰也⋯⋯伟哉其自忏之书也，心声之洋溢者也。”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是中国作家里最到位的。因为鲁迅也是挖掘自己灵魂最彻底的，他说，他经常毫不留情地解剖别人，但他更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
《绿化树》的主人公、劳改犯章永磷对监督劳动毫无怨言，最大的苦难就是“饥饿”。为饥饿所驱使，他使用读书人的智慧，欺骗卖萝卜土豆的老农。当然，最终将章永磷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是女主角马缨花（用一个白面馍馍）。黄子平认为：“将‘才子落难，风尘女子相救’这个中国文学的传统模式，延伸到‘文革’前后的政治背景下作一番新的变奏，这无疑是张贤亮对于‘文革集体记忆’的一个特别贡献。”章永磷一边咀嚼白面馍馍，“心底却升起了威尔第的《安魂曲》的宏大旋律，尤其是《拯救我吧》那部分更回旋不已。啊，拯救我吧！拯救我吧！⋯⋯”《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描写章永磷在艰难忍受多年性饥渴之后，与另一个“风尘女子”黄香久在“文革”期间同居结婚。不料有了女人之后，主人公发现自己陷入了灾难：由于长期性饥渴压抑导致的性功能障碍。然而，拯救男人“身体苦难”的还是女人。为了表达这种“才子佳人”的陈腐观念，小说在细节上有很多破绽。许子东说：“章永磷十几年来一直在劳改之中幻想女人，却没有交代有没有梦遗或任何勃起、兴奋的经验。如果曾经有过，那他在与黄香久同居后便不必如此绝望，他应该知道自己并非生理上的无能；如果完全没有，那他也不应如此惊愕，他早应预感到自己有病。将这一细节破绽放在小说精心设置的象征层面上解读就更有意思了：张贤亮后来在《我的菩提树》中一再比较中国与苏联东欧的劳改犯心理，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真心真意接受改造，即使被冤屈受迫害也不抗议。”许子东重点指出：
如果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那么容易就被政治环境“去”掉了他的“‘精’神能力”，这是否也使人怀疑他们本来是否曾有知识分子的“能力”（独立思想）？或者他们本来的“能力”也不是根植于自己的“身体”（而且自30年代以来一直由“左倾”思潮、苏联文化及各种团体组织培养、制造出来）？
所以，《绿化树》的男主人公“我”20年以后被平反，在省文化厅等官员陪同下坐“丰田”小轿车重回受难之地，他想起了自己“1983年6月”，“出席在首都北京召开的一次共和国重要会议”时，当“军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我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同来自全国各地各界的人士一起肃然而立”时，记起了这些普普通通的给他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劳动者。（张贤亮身上那种中国传统士人的政治情结，或帝王师情结，是比较浓厚的，他多年后曾说自己的所有小说都是政治小说，并写作出版了自称是“大”散文的长达20万字的《小说中国》，果真开始“参政议政”了。但可惜的是张贤亮是个作家，并不是政治家、经济家，他的那些言论也确实没有多少学术和现实价值，如：“当全国政协委员真好啊！”“入党是当今有志之士的明智选择”“树立邓小平的精神领袖地位”“值得‘忧思’的是干部素质”“私有制万岁”等等。）虽然主人公曾经为自己的体力劳动而自豪，但最终他仍觉得自己是不“普通”的。这方面，张贤亮是坦白的：他在语言陈述上已经清楚地表明“我”和他们的不同，“我”的心态的优越：“我”已经是“来自全国各地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之一了！受难之后再感谢苦难，这是“文革”小说男主人公们显示他们不同于普通人的关键程序。很多作家如王蒙、戴厚英等人都是如此。
张贤亮作为“苦难作家”，用自传体美化和粉饰自己，人为地给这种受难加上了某种崇高的“意义”。《习惯死亡》中的“章永磷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张贤亮”：小说中“我”作为著名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获准到美国，和台湾女导游的同居，去红灯区玩妓女，不是得不到爱情，就是失去了能力。最后，回到了国内，回到了马缨花那里，自嘲地说这是爱国。“我”回忆往昔，显然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本性是善良的、好的，他现在变成了野兽、狼，也不是他的过错，反而使他有充分的理由自我炫耀，炫耀他本性的清纯和生命力的苍劲。邓晓芒认为：
《习惯死亡》这本书的可贵之处，也就在于提出了问题。但这个人和这本书的糟糕之处也正在于，他在搞清这个致命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之前，就已经在预先乞求别人的原谅和宽恕，并以主动地自戕和自轻自贱来换取人们的同情和怜悯，来模糊问题的实质了。这充分表现了主人公思想深处的懦弱无力、生命力可耻的颓丧和沉沦。
其实，这一点正中张贤亮要害，也是他几乎所有小说的致命伤。
长篇小说《我的菩提树》是以“我”的1960年下半年的劳改日记和日记的注释组成，小说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曾以《烦恼就是智慧》发表过。与张贤亮的大多数小说一样，这部小说的自传性非常强烈，而且在有的地方张贤亮自己都跳了出来，可能是感情距离太近，张贤亮对那段日子刻骨铭心，小说写得仓促粗糙，语言也没有了舒缓优美。在下部中张贤亮自己忍不住站出来，为自己上部的没有得到国内读者和批评家的重视而愤愤不平。这部小说如果从艺术的角度分析，有两个致命的缺点：一是过于沉溺于一己之悲苦，而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死牢手记》那样的人类情怀、大悲悯；二是作者自己的议论太多，甚至对政治、法律、制度、劳改、领袖等等发表了大量的见解，使得作品不像小说，更像他后期的《小说中国》了。如果我们把它和杨显惠的小说集《告别夹边沟》相比，这一点就更明显。《告别夹边沟》也是写劳改，但它那种冷静客观的写作，那种追求细节真实的写法，让人读之难忘，让人读之泪下。张贤亮在《我的菩提树》中犯的错误就是对自己苦难的沉溺般的倾诉，而缺乏一种大作家的人类视野，缺乏一种知识分子的反省精神，把一个很好的题材写成了“类调查报告”，正像李锐说的外国人介绍中国当代文学，更多的是看在它的“调查性”，作为了解中国那段历史或当下现实的活资料。我想《我的菩提树》在国外的重视和国内的冷遇，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中国文化一直是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同情，而俄罗斯文化却是知识分子对农民的“有罪感”，这是俄罗斯的传统。在中国文化人的心理中，很难看到这种浓重的罪感。俄罗斯知识分子献身于改造社会的事业，常常是被这种罪感所驱使。徐葆耕说：
罪感，只是一种情感。对于改造社会现实而言，它的作用很有限。但对置身于不公正的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它意味着尚未泯灭的良知。在19世纪俄罗斯的条件下，艺术家们对于罪感的自我忏悔促使他们的笔触突破表层而到达社会与人的心灵深处。对人的灵魂的深层表现，使俄罗斯文学超越英、法、德，成为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勃朗峰。没有这种“罪感”意识，就不会有《叶甫盖尼·奥涅金》《当代英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的力作。
中国文人没有这种罪感，因此也没有这样足够深刻的社会批判性作品。中国文人往往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每一个错误甚至罪恶后面，往往没有责任人。
许子东在《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里认为，在众多的“文革”题材小说里，“文革”或者被描述成一场“少数坏人迫害好人”的灾难故事；或者被总结成一个“坏事最终变成好事”的历史教训；或者被解析为一个“很多好人合作而成的荒谬坏事”；或者被记录为一种“充满错误却又不肯忏悔”的青春回忆。并认为“文革”小说的主人公至少有四种不同的方式来谈论自己过错：第一种主要是干部身份的受害者的自省：“运动前曾有过失，灾难中再无错误”；第二种是“右派”知识分子的自省：“我在受难时也有错，但都是以恶抗恶”；第三种是前造反派的自省：“我犯了错，但别人的错比我的大”；第四种则是红卫兵——知青的自省：“我曾经有错，但我不忏悔！”张贤亮他们面对“文革”这样的民族灾难，就是这样仅仅停留在个人角度追怀苦难，倾诉苦难，歌颂平反后的苦尽甘来，个人心理的被“拯救”，在歌颂人民的伟大的同时，也觉得自己的更“伟大”。这种沉溺于一己苦乐的心理，这种从不解剖自己、不进行自我反省的知识分子，他们能成为一个民族的脊梁？他们能写出真正流传后代的巨著吗？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精神的缺钙确实是太严重了。王彬彬曾经有一篇文章《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专门批评这种现象，还引起了当时文化界的轩然大波。我至今仍觉得他写得太好了。
中篇小说《河的子孙》是张贤亮作品中自传色彩不太明显的难得的上乘之作，可惜的是作品还是缺乏一种对人的深入刻画，对人生、时代的追问，尤其小说结尾以“流水的自净作用”来类比“文革”之灾难，来说明中华民族的前途似锦，总让人感到别扭和浅薄。按张贤亮的才力，他应该能取得更大的成绩，不过，对灵魂的拷问，对时代的探索，对作家个人也是一种考验，张贤亮先天的不足，使他没法把自己个人的不幸和时代、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说到底，张贤亮不是一个具有宗教情怀及终极关怀的作家，因此，他最后只成为一个名家，而没有成为文学上的大家。（甘肃作家马步升说，名家就是在一定的时空颇有影响的作家，而大家则是指那些牢笼宇宙、境界高迈、超越时代的作家。）对世俗的张贤亮来说，未尝不是好事，但对文学的张贤亮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即便《河的子孙》《肖尔布拉克》这样的作品在张贤亮小说系列中最终成为绝响。现实情结无可奈何地束缚了他文学的翅膀，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带给他的先天的优越感，对女性的功利性情感，使他的小说总是徘徊在艺术的临界点上，而无法出淤泥而不染，无法达到俄罗斯那些大师的高度。
张贤亮发表于1980年的中篇小说《土牢情话》，是一篇克服了作家那种苦难的倾诉和罪感的缺失的小说，是一篇20年后的今天阅读仍然让人感动和回味的佳作，小说写了1968年“我”和一帮难友被关在土牢里“学习”、劳动，被所谓的武装连百般刁难、拷打和摧残的情况，在这人人自危、缺乏温情和信任的特殊时期，有一位在武装连工作的农村姑娘乔安萍对“我”产生了爱情，并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传信，但“我”一直对她保持着怀疑，最后，在军代表的诱导下，“我”竟卑鄙地出卖了她，她被武装连的王富海强奸后，又被迫嫁给了他。小说里描写了农村姑娘乔安萍的纯真感情，揭示了知识分子——石在的自私、卑鄙，有着一种反省的力量，带给了许多思考。“反右”“文革”，知识分子是受难者，但知识分子也应该反思，他们在那时的表现也不是很好，许多知识分子揭发别人、整人、陷害人，甚至也到了可怕的地步。可惜的是这样的小说在张贤亮的小说里并不是很多，而且他也没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下去。如果我们把同是写苦难生活的作家，如英国的狄更斯相比，境界高下立见，他的《雾都孤儿》等作品中那种人类共有的悲悯情怀，那种把个人苦难上升到一个民族的苦难的大视野，是张贤亮作品中少见的。或同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奈保尔相比，这种对苦难的描写差距还是非常大。
公平地说，我对张贤亮的下面三篇小说赞叹有加，或者说叹为观止。小说《肖尔布拉克》以一个汽车司机的自叙写活了一位常年在乌鲁木齐周围跑车的司机形象，他从河南逃饥荒到新疆，坎坎坷坷的前半生。写得非常真实而感人，把一个下层老百姓的酸甜苦辣都写出来了，真没有想到张贤亮如此了得，这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写作，真正的小说。而小说的语言也一反张贤亮一贯的抒情风格，用的全是老百姓的话语，朴素、真挚、简单，让人三读犹不能罢休。短篇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也是两篇让人至今激动不已的短篇杰作，在1978年和1980年，在劳改了20年之后，就能写出如此上乘的小说，我们不能不佩服张贤亮过人的才华、才力、才情。这两篇小说都写了下层人民的善良、博大、苦难，及其那种默默地承受苦难的能力、耐力，笔调舒缓抒情，舒缓中有种沧海桑田，融入了很多张贤亮个人的体验、情感和经历。《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写了一位孤独的邢老汉的悲苦人生，他和狗的相依为命写得尤其动人。《灵与肉》写的是“右派”许灵均的心灵净化过程，写出了下层百姓的美好情感。小说写道：
而他这二十多年来，在人生的体验中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正就是劳动者的情感。
《肖尔布拉克》《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这三篇小说在艺术技法上也有突破，率先学习和融合了西方的现代小说技巧，也是非常成功的。当然，对这三篇小说的解读应该是另一篇文章的事。
只是让我们可惜的是张贤亮没有从这条线上走下去，而落入了自我苦难的倾诉，没有从劳动者的伟大，进而追究知识分子的灵魂：“文革”中大批知识分子的受难，难道知识分子自己就没有责任？现在作为红卫兵的“知青”，还是作为整人的知识分子，或者被整的受难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自己是无悔的，老干部写回忆录也认为自己是受难者，是没有责任的。那么，“文革”是农民的责任，是工人的责任？没有言说权力的后者永远在沉默，作为占据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都在为自己贴金补粉。干部获得了应有的补贴和地位，知识分子得到了平反，而为国家现代化做出重大牺牲的农民呢？那些饥饿而死的农民呢？有谁为他们说话了？以张贤亮为代表的新时期杰出作家，我想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俄罗斯那些文学大师的博大胸怀，那种忏悔意识，那种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为人民写作的情感。其实我们古代的伟大的作家不是也有“邑有流亡愧俸钱”的情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