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濬源：极端书写的误区——读雪漠的短篇《深夜的蚕豆声》

生吃狼肉，杀人烹尸，嚼着死人的手指犹如吃炒蚕豆，甚至残杀自己的外甥女充饥……这便是《深夜的蚕豆声》（《天涯》2011年第5期）所叙述的细节场景，血腥，暴烈，丑陋，令人恶心。表面上看，它似乎是在讲述一个有关饥荒的故事，一个有关人性的故事，一个有关中国历史记忆的故事。但实际上，作者雪漠所动用的极端书写之策略，却让读者置身于血腥残酷的现场，让审美接受成为一次身心俱慑的洗礼。

我以为，对人性阴暗面的揭示，向来是中国作家的拿手好戏。但是，像《深夜的蚕豆声》这样以极为细腻的笔触，事无巨细的文字，将人性的歹恶毫不节制地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小说，我还是第一次读到。当年，在《三国演义》里读到刘备吃了人肉，虽然叙述极其隐晦，但还是让我惊悚不已。而雪漠如今却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从古人隐晦之处开始了正面展示，令人惊悸也令人咋舌。

之所以惊悸和咋舌，是因为这篇小说所折射出来的美学趣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借助了文学的反思和批判之名义，用人性的恶与丑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记得朱光潜先生在谈论文学趣味时，曾痛诟“黑幕小说”之流就属于文学上的低级趣味，认为它们所赖以打动读者的，其实是叙述中的“那一点强烈的刺激”，即那些“残杀、欺骗、无天理良心之类的事件”，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残酷的劣根性”，（《谈文学》第2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而作家主体则缺少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历史的反思。我认为，雪漠的这篇小说，无疑也走入了这一极端书写的误区。

其实，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缺少使用极端手法来书写饥饿的小说而且不少作品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作家对历史的思索。像张贤亮早期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其中有关饥饿的叙述，已经让人不寒而栗。尔后，又有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和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它们也都写到了饥饿，以及人们面对饥饿时的恐惧与挣扎，且同样不乏暴烈和血腥。但是，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这些作品中有关饥饿的极致性书写，都不如雪漠的这部短篇——它以一种干裂的语言，细致的场景，迫使你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严重的不适，即，一种由审美体验所带来的情绪上的极端反应。

为什么要在作品中如此极端地书写饥饿？我想，雪漠主要想表达的，无非是两种思考：一是展示绝境中的人性面貌；一是反思沉重不堪的历史记忆。但是，就这篇小说而言，这种思考是非常不成功的，无论是对人性，还是对历史，都是一种浮表性的思考。

先看人性。就马斯洛心理学来说，生存需求是一切动物的本能欲求，几乎不受任何社会伦理的制约。而吃是生存需求的第一法则。当吃饭成为问题的时候，人就回到了动物的原始状态，所谓的人性其实也就成了兽性的优雅表述。所以在雪漠的笔下，曾经放浪形骸的舅妈，几乎将她的情人们全都勾引回家，宰杀并吃光了；锅里剩下的人手指甲，还亮亮的，“朝她笑”；外甥女此时送上门来，在一顿狼肉的勉强支撑之下，舅妈又朝年轻的少女轮起了姜锤石——当然，在最后片刻，他们终于在嚎啕大哭中体现了某种人性的觉醒。这是一条看似“光明”的小尾巴，表明了人类尚有一些希望。但总的来说，作家动用了如此铺张的叙述，要发掘的，无非是马斯洛早已强调的人的动物性本能。

再看历史反思。《深夜的蚕豆声》隐约地带了一笔，库房里有战备粮，但村里人都饿死了，却没有敢动的，因为有民兵持枪把守；不少村民想逃荒，但是要么被抓回来了，要么被活活打死了。如果说有关何羽儿母亲的战争传奇也算是一种历史，那么这种历史在小说中并没有太多的反思意味，它充其量只不过是舅舅为了挽留外甥而设的一个圈套罢了。因此，战备粮的记忆，或大饥荒的记忆，主要是从叙事上实证了这是中国的历史，折射了特殊年代里权威意志的不可动摇。但这种反思有何深刻之处？又有何独到的发现？在小说中，我们是怎么看也看不到。

众所周知，因为种种特殊的原因，中国人一直都不缺乏饥饿的体验，当然也不缺乏饥饿的记忆。它是中国人生存经验的一部分，也是作家们常常动用的叙事资源。《深夜的蚕豆声》却运用一种坚硬的语言，冷静的语调，充分发挥了作家在极致性叙事上的才能，展示了人在绝境中的生存本相。它是审丑的，也是审恶的，抑或兼及审视了某些历史的片段——但从本质上说，它其实体现了作家写“狠”的某种潜能。

如果将这种艺术潜能视为一种才情，这无疑是危险的。当作家沉醉于“凶残”和“暴烈”的叙述，当作品将血腥与残忍演绎到了极致，它所体现出来的美学趣味，就应该受到质疑了。有关此点，刘再复在批判几百年来统治中国人心的“双典”，就曾毫不含糊地说道：
“《水浒传》告诉我们：最低级的趣味是品尝杀人快感的趣味，品尝人肉腥膻的趣味。李逵吃人吃得津津有味，武松杀人杀得心满意足，均属低级政治生物的趣味。”（《双典批判》第223页，三联书店2010年7月版）

同样，在《深夜的蚕豆声》中，作家在进行极端叙事时，让本该有的对生命的尊重被毫无心理障碍的杀人烹尸抹杀了，让本该有的对暴力的否定被对暴力的咀嚼掩盖了，让本该有的善和悲悯被凶残和惨烈取代了，小说也因此沦为品尝屠杀快感的庸俗文本。

文学当然不能回避现实和历史，作家在作品中揭露黑暗的历史或探讨人性的罪恶，肯定是有价值的。但是，纯正的文学趣味应该是，即便在黑暗中，也能守住理想精神与人性的光芒，就像朱光潜所说的那样，即使是悲剧性的小说，也不在描写黑幕，而在于
“达到艺术上一种极难的成就，于最困逆的情景见出人性的尊严，于最黑暗的方面反映出世相的壮丽。它们令我们对于人生朝深一层看，也朝高一层看。我们不但不感受实际悲惨情境所应引起的颓丧与苦闷，而且反能感发兴起，对人生起一种虔敬。”（《谈文学》第2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这样的作品，才具备某种超越性的审美价值。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极端叙事作为一种美学法则，并不是一味地“崇歹崇恶”，它同样也有其他更有意义的表现手段。譬如《许三观卖血记》里的“嘴巴炒菜”。余华在面对饥饿时，却让深夜里饿得睡不着的一家人挤在床上，听许三观用嘴巴做红烧肉、清蒸鲫鱼、炒猪肝等，许三观“炒菜”时的狡黠与孩子们“吃菜”时嘶溜嘶溜咽口水的认真，成为一种笑中带着泪的幽默，读来让人心酸不已。这种将悲剧进行喜剧化表达的审美策略，是否可以消解因为正面强攻所带来的阅读的不适？

又如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中，作家在切入历史时，先不正面叙述人的饥饿感，而是细致地描写了被下放的右派的食物“粉汤”。作家告诉我们，要吃上这样的食物，得先到草滩收集农民用来挡风、烧柴的黄茅草，把这种黄茅草籽带回去炒熟后缝在衣裳里边藏好避免干部发现，要吃前放在饭盒里煮成糊状，待凉后拉成长条掰成块儿咽下去，这种东西既嚼不动也没有营养又很难消化，吃过之后不停蹲茅坑，蹲不出来只能同伴间相互掏，实在掏不出来人就被活活“胀死”。

可是，尽管“粉汤”如此可怕，右派们还是争先恐后地食用，足见饥饿感之深。作家几乎不动用惨烈的词句，却将“食物”转换成“饥饿”巧妙地呈现出这群右派惨烈的生存现状：他们本该是在精神上自主自为的知识分子，却被放逐到如此极端的生存环境中与生理搏斗，与死神抗争。

如果我们再看看《棋王》里描写，特别是王一生吃饭时，绷满青筋把筷子盘子上的汤水油花舔干净，如果掉了饭粒，便双脚立定不动满身寻找；刘恒的《狗日的粮食》里，在刻画瘿袋凶悍、撒泼地捍卫食物时，甚至还在马粪里一点点挑选食物残渣，最后因为遗失宝贵的粮票而愧疚自杀……

这些作家在运用极致性的书写手段，展示这些饥饿的人物时，并没有过度地渲染凶恶和残暴，但他们照样成功地触发读者的悲悯之情，引发读者的内在思考。这种震慑心灵的审美表达，是否会比《深夜的蚕豆声》刺激神经的极端书写，更有效地展示生存面貌和揭露人性的质地？

极致性的书写并不等同于无边的暴烈，艺术的震撼也不等同于感官的刺激。但是，总有一些作家在运用极致书写时，陷人一种“崇凶崇恶”的误区，过分渲染人性的丑恶，迷恋僵尸腐肉的精描细摹，有些更是直接以血淋淋的恐怖现场满足读者的猎奇心态，仿佛只有在冰冷的凶器与喷薄的鲜血之间才能产生快感。

雪漠的《深夜的蚕豆声》，包括他的《掘坟》以及《西夏咒》里的某些情节，都是如此。笔者以为，这不是一种值得推崇的美学趣味。真正有价值的极致性书写，不在于刺激读者的神经，而在于震撼读者的灵魂，它们不应当在恐惧中挫败人的理想精神，而应当给人们带来生活的力量和勇气。■

（转载自《文学报新批评文丛·第1卷第3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仅作学习交流之用。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