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为一只蝎子喝彩

一

今天的中国人，对命名各种新的“文化”倾注着极大的热情，以致于“文化”这个词，可以被拉来与任何一个名词或动词配对。如果有人能“考证”出杨贵妃在她家的屋后撒过一泡尿，她一定会郑重地盖起一座亭子，立起一块石碑，大张旗鼓地开发“御尿文化”的。当“文化”这个词被如此作践时，这个时代的文化也就离娼妓不远了。

不过，在这些年涌现出的各种“文化”中，有些却确乎是有名有实的。例如，所谓“吃文化”的说法便颇能成立。吃，在中国实在是一种文化，而且堪称博大精深。二千五百年前，许多民族还在茹毛饮血，咱们的孔老夫子就已经“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了。此后呢，中国人的味觉，更以不可阻挡之势发达着。一部“吃文化史”，也就是一部中国人味觉的发达史。中国的“吃文化”，就植根于一些中国人舌头上的味蕾里。热衷于研究中国的“吃文化”者，想来都明白中国人的味觉之发达，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但他们还应该同时明白，中国人味觉的发达与生命力的衰退，是同步的，是成正比的。把大量的时间和聪明才智花在美味的享受上的民族，总难免被别的民族当作美味来享受。

这一点，是中国的历史一再昭示过的。
我知道，就在此刻，大大小小的酒店饭馆里，“吃文化”正以多彩多姿的面目，感性地色香味俱全地显现着。在这些地方，通常上演的，只有喜剧，或丑剧和闹剧。但偶尔也会有悲剧发生。前几天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说是某地一男子受友人邀请，到饭店吃饭，友人要了一盘醉蝎，当他将某一只蝎子送进嘴里时，没想到该蝎子酒量特大，并未醉得失去反抗力，他上下牙一合，蝎子也就十分正当地实施了防卫——反咬了他正在咬的口一口。不知是否醉蝎毒性也特大，总之这一咬，令他当场半身偏瘫，被送进医院，花费了许多钱，也未能治好⋯⋯如果终于治不好，他就只能终身以偏瘫的姿态，在无穷无尽的痛悔中，度过那一个又一个漫长的日夜了。真是一咬牙成千古恨哪！当他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躺在那里时，他一定会一遍又一遍地想：假如根本没交那个朋友，假如那个朋友那天没请自己吃饭，假如吃饭时没点醉蝎这道菜，假如这盘菜中没有那只仍能拼死一咬的蝎子，甚至，假如那只蝎子不是由自己夹起⋯⋯对这个被口中美味一口咬得偏瘫了的人，我当然应该怀有同情，并且衷心希望他终于能康复。然而，如果把他作为中国人的代表，而让那只蝎子代表动物界，我便要说：咬得好！

我以前只知道咱们中国有醉虾这道菜，也曾在饭店里刻意观察过邻桌的同胞对醉虾的品尝。至于醉蝎，这回是头一次听说。是古已有之，还是“吃文化”在当代的创新，我不知道。蝎，被中国人视作五毒之一，寻常碰见，也都有些畏惧。把人心狠毒说成是“蛇蝎心肠”，也说明在人们眼里，蝎是与蛇同类的。与虾相比，蝎是强者。但也正因为此，醉蝎比醉虾，更具有挑战性，刺激性，也更能产生一种原始的快感：你不是五毒之一吗，你不是很能咬人吗，瞧！我现在生吃你了，吃你，还要让你知道，你有能耐你咬呀，咬呀！⋯⋯终于有一天，一只蝎子从沉醉中醒来，愤怒地朝着正在吞噬它的嘴巴狠狠地咬了一口。真是不咬则已，一咬惊人哪！通常人类被蝎子咬一口，虽然也会红肿起来，疼痛难忍，但不致于有很严重的后果。但这只醉蝎的一咬，却令一个青壮男子死去一半。这是怎样不可思议的一咬！这是怎样卓绝不凡的一咬！这一咬如此辉煌！这只蝎子的“醉咬”，莫非也如咱们人类的醉拳一样，有非同寻常的力量？

烹调术是“吃文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吃文化”的发达，意味着味觉和烹调术的双重发达。而味觉和烹调术，千百年来，则是一种相互需要，相互推动，相互创造的关系。美妙的音乐需要能欣赏音乐的耳朵，优秀的文学需要能欣赏文学的心智，同样，高超的烹调术，需要能品尝美味的舌头。一个杰出的厨师遇到一条敏锐的舌头，也会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善于鉴赏美味，也是一种才能。一个味觉超群的美食家，总是吃不到像样的菜肴，也是一种怀才不遇，明珠暗投。陆文夫小说《美食家》中的那个美食家，其味道敏感到能分辨出味道与味道之间千分之一的差别。试想，这样的味觉，对烹调术的要求有多高。如此发达的味觉，迫使烹调术也不断地发达，而不断发达的烹调术又反过来使人们的味觉愈来愈敏锐。如果有厨师能够高明到让味道与味道之间具有万分之一的差别，他就必定会创造出能辨别这种差别的舌头来。

我曾目睹过这样一件事：一条青鱼端上餐桌，嘴巴还在不停地开合着，在人们你一筷我一筷地吃它的过程中，那嘴巴依然在缓慢地“嗫”着。这亘古沉默的水族，这一刻，不知想向人类说些什么。朝上的一面头部以下被吃得差不多时，那嘴巴还在动。终于，满桌的人都生出些“不忍‘鱼’之心”，便喊服务员小姐来将它端走。小姐刚将盘子端离桌面，那半边鱼却猛地一弹，落到了地上⋯⋯这鱼，也的确熟到了能吃的程度，但却又分明在被吃掉一半后还像在活着——我不知道厨师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我只感到，在这种烹调术里，有着一种精致的残酷。

二

我对中国的“吃文化”从未有过研究，对“吃文化”中残酷的一面，也了解得很不够听说，中国还有猴脑这道菜。而取猴脑的方法，则是将猴子置于铁笼内，只露出头部，一锤砸下去，让脑浆流出⋯⋯在书上，还见过一种活取畜肉的做法。把牛或驴等畜类绑在树上，四脚也牢牢固定住，然后一块一块地割下肉来⋯⋯

能活取畜肉的民族，也会活取人肉。清代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了一个“菜人”的故事：明崇祯末年，河南，山东“大旱蝗”，草根树皮都被吃尽后，人便以人为食。“妇女细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屠者买去，如划羊豕。”有一天，一位姓周的商贩，归家途中到饭店就餐，屠者说肉已卖完，请他稍等，“俄见曳二女子入厨下，呼曰：‘客待久，可先取一蹄来。’急出止之，闻长号一声，则一女已生断右臂，宛转地上⋯⋯”
应该提醒热衷于研究中国“吃文化”的人，不要忘了中国古已有之的人吃人的现象。在中国的正史，野史，小说，笔记里，人吃人现象的记载、叙说之丰富，肯定也是世界第一。
人吃人现象，固然在各民族历史上都有。西方专门研究此种现象的学者，把这种现象分为“求生性食人”和“习得性食人”两类。仅仅为了果腹活命而吃人，是为“求生性食人”。此种“求生性食人”，在各民族那里不但过去曾有，将来也仍可能有。只要有大饥懂发生，人吃人现象便难以避免。但同是“求生性食人”，吃法却也有异。只吃死了的人，将人弄死再吃与活割人肉，其间便有差别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菜人”的故事，应算是“求生性食人”，但那种活割人肉，而且干脆将人臂称作“蹄”的现象却又分明是有民族特色的。

至于“习得性食人”，则是指人非为充饥果腹而吃人。“求生性食人”是纯生物学的原因导致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禽兽行为”。“习得性食人”，则与生物学原因无关，是一种只有人类才有的现象，因而也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了。“求生性食人”，其根本原因，各民族相同。“习得性食人”，则咱们中国与别的民族颇为有异。在其他民族的历史上，“习得性食人”通常是有着宗教和迷信方面的原因的。而中国历史上的“习得性食人”原因却是很世俗，很“形而下”的。中国有一句成语“食肉寝皮”。仇深恨大到极致时，中国人便有一种将对方吃掉的渴望。因此，在中国人那里，“习得性食人”，很多场合便表现为报仇雪恨的一种方式。

而以人肉为罕有的美味，怀着一种美食家的心态去吃人，也是中国人“习得性食人”的一种原因。这样一种人吃人现象，是无论如何应该引起“吃文化”研究者注意的。

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姜小白，是一代大有为之君，但也是一个“好味”的美食家。有一天，他对近臣易牙说：“我什么肉都吃过，就是没有吃过人肉。”言下之意，很想尝尝人肉的味道。对于美食家来说，品尝从未吃过的东西，永远是一种快事。而这个易牙，不但是善于邀庞的奸佞，也是一个长于调味的烹调家。于是，当天晚上，他就把自己三岁的儿子杀了，做成一盆肉汤送到齐桓公面前，齐桓公品尝之后，赞不绝口。

对中国历史上的人吃人现象，中国学者进行专题性研究的很少。倒是韩国裔的美籍学者郑麒来教授，写了一本《中国古代的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在书中，他就特意论及了中国古代人为追求美味而吃人的现象。这里且抄一段书中的话：

⋯⋯元代陶宗仪在《辍耕录》中曾对人肉有所评判。他说儿童的肉是最好吃的，其次是女人肉，再次是男人肉。宋代文人庄绰在《鸡肋编》中谈到人肉时，则更为具体。他提到了当时有关人肉的隐语。儿童被称为“和骨烂”，意思是说，由于儿童肉在煮烂后，可连骨头一起全部吃掉，为上等美味。而年轻貌美的女子则被称作“不羡羊”，意思是比羊肉更鲜美。老而瘦的男人则被叫做“侥把火”，意为烧不烂，是人肉中最不好吃的。而对人肉的通称则是“两脚羊”。

这里提到的，简直是一份人肉食谱。研究中国古代美食的人，研究中国古代的“吃文化”者，能对此视而不见吗？
庄绰在《鸡肋编》中，说到唐代著名盗匪朱粲一生吃人无数，并且特别喜欢吃醉人，“啖醉人如食糟猪”。这真令我双目一跳。咱们现在有醉虾，醉蝎，原来在中国古代，醉人，也是一道美味。
研究中国古代美食的人，研究中国古代的“吃文化”者，能在这醉人面前转过身去吗？

三

中国烹调术中那种诗意的野蛮，中国“吃文化”中那份精致的残酷，令我想到中国的另一类文化“刑文化”。中国古代刑罚方式的丰富，其中蕴含的人性和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内容之深厚，足以使一种“刑文化”得以成立。如果有人有志于研究中国古代的“刑文化”，一定会有独特的收获。而如果将中国古代的“吃文化”与“刑文化”进行细致的比较，也一定会有惊奇的发现。

在中国古代，历代官府制定的刑罚方式，已够花样繁多了。而酷史和匪盗发明了更多的行刑方式。还有一些民间的所谓“家法”，也是很残忍的。在怎样让人更痛苦方面，在如何使对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上，咱们中国人的想象力之发达和操作之精确，恐怕也是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而这种想象力的发达，这种操作的精确，从咱们的烹调术中，从咱们的“吃文化”里，也同样鲜明地表现出来。

一条鱼，吃了一半嘴巴还能一张一合，甚至还能从盘中跳到地上，这种令其虽熟犹活，虽活犹熟的功夫，实在算得上高超。而中国古代的刑罚方式，往往刻意追求的，也是这种效果。鲁迅在《病后杂谈》中，引了一段记叙张献忠祸蜀的文字，说的是一种剥皮方式：“又，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终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这种方式，对行刑者有两条要求，一是要剥得美观，二是要让被剥者在皮被剥去后再活一些时候，如当场死掉，操作者便须“偿命”。这真是一种高难度的动作。但这与咱们的烹调术不是大有相通之处么？

鲁迅曾将西方、日本和中国古代的刑罚方式进行过比较，并且写过《虐杀》一文，可惜此稿未曾发表便遗失了。鲁迅考察的结果，是中国古代刑罚方式之残酷，发明者用心之新奇大胆，都超过西方和日本。这就是说，咱们不但“吃文化”世界第一，“刑文化”也是世界之最。在烹调和刑罚两方面，咱们的祖先都极有探索和创新精神。

在中国古代，有些人堪称酷刑发明大家。例如，武则天时期的宠臣来俊臣，在中国酷刑史上，就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他使用的酷刑，仅只“枷”一项，就有十种名号：“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魄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来俊臣不但善于发明酷刑。而且在这方面也善于接受别人的建议。他与同是酷吏的周兴是好友。一天，武则天把一封告发周兴谋反的信交来俊臣处理。正好这天来俊臣与周兴共进午餐。来问周：“囚犯多不服罪，用什么方法对付他们？”周兴答道：“这个容易。把它放进大缸里，四周燃起炭火，他就非认罪不可。”来俊臣命人如是布置妥当后，对周说：“有人告发老兄谋反，我奉命调查，请兄到缸里去吧！”——这就是“请君入瓮”这个成语的由来。

“凤凰展翅”、“霸王别姬”、“龙虎斗”、“仙人献果”、“雪婴儿”、“玉女登梯”——如果我说这些都是菜肴的名称，恐怕没有人会怀疑。但这六种称号中，有三种是菜名，有三种则是来俊臣发明的酷刑的名称。所谓“凤凰展翅”，便是把人手足绑上短木，像拧麻花一样地扭绞双臂。而所谓“雪婴儿”，则是将青蛙活剥后，再粘裹上精豆粉，是一种美味。这二者，一为酷刑名，一为美食名，但都同样富有诗意。在中国古代，残酷的刑罚和桌上的美馔，都会有一个香艳的名字，细想想，却又并非没有道理。

在《病后杂谈》里，鲁迅有这样一段感慨：

⋯⋯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智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叫“幽闭”，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但妇科的医书呢？几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学的构造，他们只将肚子看作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莫名其妙的东西。

千奇百怪的虐刑，都以最大限度地使受刑者感到痛苦为目的。而要让受刑者尽可能地饱尝苦楚，前提便是要让他活着，并且始终对痛苦保持感觉。如果受刑者很快便毙命，那种种虐刑发明出来便毫无意义。既要施以虐刑，又要让受刑者在这过程中始终感觉到这虐刑，那就非对人体的结构有准确的了解不可。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虐刑发明家，虽然未必对人体解剖学有清醒的理论认识，但他们却凭直觉“天才”地把握了它。

同样，中国的屠宰和烹调术，也显示出对动物学知识的精确了解。“宫型”，“幽闭”，是作为一种刑罚而施之于人的，然而，同样的手术也会为美食的目的而施之于动物。汪曾祺先生有一篇散文《建文帝的下落》，记游云南武定狮子山上的正续禅寺一事。相传建文帝出逃后在这里为僧，所以这庙里香火很盛，因为“中国的农民始终对皇帝保持着崇敬”。汪先生的文章，以这样一段话结束：“武定出壮鸡。我原以为壮鸡就是一肥壮的鸡。不是的。所谓‘壮鸡’，是把母鸡骗了，长大了，样子就有点像公鸡，味道特别鲜嫩。只有武定人会动这种手术。我只知道公鸡可骗，不知母鸡也可骗也！”这里说到的事情，总让我有一种作呕感。为了美味，中国人把多少心思用在对动物的算计上呵，真可说无恶不作。中国的“吃文化”里，有着怎样下作的成分！

对人施以虐刑，对于施刑者来说，是为了求得一种无可替代的精神享受。让对方最大限度地感受痛苦，而自己便鉴赏这痛苦。面对痛楚不堪的受刑者，施刑者便是面对一盘精神美味。正是这样一种对精神美味的追求，使得他们对发明各种虐刑有高度的热情，并把这方面的才华发挥到极致。而对动物施以虐刑，则是为满足舌头的快感。这二者在动机上，也可相通。

把“吃文化”与“刑文化”相提并论，还因为在中国，吃，原本便是刑罚之一种。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饮血食肉，啖心嚼肝，都是一种惩罚方式。例如《隋书》记载，当斛斯政被逮捕后，有人对隋炀帝说：“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贼臣逆子何以惩肃，请变常法。”炀帝觉得有理，“于是将政出金光门，缚政于柱，公卿百僚并亲击射，脔割其肉，多有噉者。”类似的记载，历史上很常见。有的史书上说，唐代的酷刑“大师”来俊臣被处死后，也被人们你撕一块我扯一块地吃掉了，若果真如此，那么，一代“大师”便化作了许多人的粪便。

这种惩罚性的吃，并非只出现于古代。本世纪初，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被捕，而他的心肝便被恩铭的卫兵炒吃了。据说，三十年代，有的地方的国民党官兵抓到共产党后，也把他们的心肝用来下酒。
如果对“吃文化”做广义些的理解，那么，这种惩罚性的吃，自然也在“吃文化”范畴内。而这样一来，中国的“吃文化”与中国的“刑文化”，便有了重叠之处。

四

六七十年代，我生活在乡村。后来栖身城市后，每到夏日，我便怀念故乡的蝉声和蛙鸣。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这类的诗句，总让我生出些思乡的情绪。然而，故乡的蝉声和蛙鸣，其实已不复有当年的声势和气派了。“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也将成为昔日的记忆。蛙声，蝉鸣，鸟语，即便在乡村，也日益稀薄，零落着。这原因，一是农药的大量使用，另一种，便是被人们吃掉了。

我有时还会在夜间突然怀念起故乡的狗吠。“深巷寒犬，吠声如豹”，王维的这句话，则总把我带回故乡的寒夜中。往往是，一只狗先叫起来，几声过后，邻里的狗开始助威，紧接着，全村的狗一齐呐喊，很快，邻村的狗吠也被引燃。谁家的孩子被吵醒了，哇哇地哭了起来。而被惊醒的大人，则使劲干咳几声，这是对门外可能出现的盗贼的警告⋯⋯狗吠，是乡村之夜的灵魂。“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是乡村的夜曲。没有狗吠的乡村之夜，还有什么资格称作夜？是大大小小的狗们，将乡村的夜色吠得深重起米，又是它们将夜色吠得稀薄。当第一缕晨曦被它们呼唤出来后，它们便要下岗了，将头埋在两条前腿间，睡上一觉⋯⋯但如今回到故乡，已见不到狗了。狗，已成了争相捕杀的目标。谁家要是养条狗，稍稍长大一点后，便会在一个夜间突然消失，成为不知何人的盘中餐。

没有了鸟语，没有了蝉声，没有了蛙鸣，没有了狗吠，故乡还有什么可怀念的呢？
我记忆中的故乡，活活被故乡人吃掉了。
然而，对于“天上飞的不吃风筝，地上走的不吃板凳”的中国人，终于有一只蝎子起来教训他们了。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部介绍蝎子的科教片，知道蝎子的存在有亿万年之久了。亿万年来，有哪一只蝎子有过如此神奇的一咬？一口咬得人半瘫，对于蝎类来说，这是怎样的英雄壮举，这是怎样一种快意的复仇！——让我们为这只伟大的蝎子欢呼，喝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