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从张颐武攻击韩少功《马桥词典》说起
原名：“天下事往往无独有偶”
在《精神的匮乏》一文中，张颐武断定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是对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的“粗陋的模仿”，“而且是完全照搬《哈扎尔词典》”。此论引起众多人的异议。已有几个人对两部《词典》进行具体的分析、比较，以证明张颐武要么根本没读过或没读懂两部书，要么便是蓄意诬蔑，造谣。在这里，我不想再就两部《词典》说什么话，而只想对张颐武的《精神的匮乏》一文本身，做一点语文意义上的分析。
张颐武对韩少功《马桥词典》的攻击，让我想起当年北大教授陈源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诽谤，也把这种联想写在这里。
张顾武《精神的匮乏》，是以这样一段文字开头的：
天下事往往无独有偶，有《红楼梦》名满天下之后，就有一哄而起的《红楼续梦》，《红楼圆梦》之类，试着分享《红楼梦》的一份光荣。这里当然有掩盖不住的生意眼光和借前人之名扩大自己影响的想法。但读书人的天真单纯之处在于读书者并不试着抹去前人的光彩，往往还承认总是独创者比自己高明那用意也不过是分一点光荣而已。但现在某些作家似乎更加大胆，明明是一本粗陋的模仿之作，却被大吹大擂为前无古人的经典。这种作风不能说是怎样“崇高”，只能说是极度的精神匮乏与极度的平庸。
这意欲“开宗明义”的一段话，倘若进行中学式的语文分析，只能说是逻辑混乱、矛盾不堪。作者与读者，“粗陋的模仿者”与“大吹大擂者”，完全混为一谈。一开始本说的是对《红楼梦》的仿效，但忽然又扯到“读书人的天真单纯”。试不试着“抹去前人的光彩”。承认不承认“独创者比自己高明”，分享不分享前人的“一点光荣”，与“读书人”是否“天真单纯”有什么相干？而且，“读书人的天真单纯之处在于读书者……”这句话本身也是让人犯糊涂的，前面既有“读书人”，当中何必再安上一个“读书者”呢？再往下就更令人莫名其妙了，“某些作家”进行“粗陋的模仿”是一回事，“却被大吹大擂为前无古人的经典”则又是另一回事，既是“被”他人“大吹大擂”，又怎么能说明作家本人的“更加大胆？”比如，如若有人将张颐武“大吹大擂”为古今最伟大的批评家，那能说明张颐武本人的狂妄吗？而“这种作风不能说是怎样‘崇高’……”云云，到底是指哪种作风，是指“粗陋的模仿”，还是指“大吹大擂”？张颐武在这里到底想说些什么？好在张颐武紧接着便把话挑明了：
这里指的是韩少功先生的小说新作《马桥词典》。这部被一些批评者以热烈的歌颂称为“杰作”，“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的著作，却不过是一部十分明显的拟作或仿作，而且这是隐去了那个首创者的名字和首创者的全部痕迹的模仿之作。
如若用中学语文教师的眼光看去，则这段话的第一句与上一段的文意之间，实在不能有同位关系。上段说的是“这种作风”，怎么能“指的是”某一本具体的书，而“以热烈的歌颂称为……”云云，也是明显的不通之句。至于一说是“后现代主义”文本，就变成“热烈的歌颂”，也让人费解，“后现代主义”在张先生那里，本身便是一种很高的价值判断吗？更令人费解的，是后面的几句话。既是“明显的拟作或仿作”，又“隐去了”首创者的“全部痕迹”，这让人如何领会？一种能“隐去了”首创者的“全部痕迹”的“模仿”，只能是一种极为成功的“模仿”，甚至根本就不能算是“模仿”。说一部作品“不过是一部十分明显的拟作或仿作，而且这是隐去了那个首创者的名字和首创者的全部痕迹的模仿之作”，这无异于说“张颐武先生出了南门往北走”，让人无从捉摸。
在接下来的行文中，张颐武三言两语介绍了《哈扎尔词典》之后，便指出《马桥词典》“无论形式或内容都很像，而且是完全照搬《哈扎尔词典》”。在这篇文章中，这句话很重要，但如果进行语文分析，这句话也是让人无法理解的。“很像”与“完全照搬”，并不是一回事。如果仅仅是“很像”，那只是在模仿，而如果是“完全照搬”，便只能是“抄袭”和“剽窃”。那么，到底是在“模仿”，还是在“抄袭”和“剽窃”？而且，中间那个“而且”，也“而且”得不对，使这句话哪怕在语气上，也让人感到不通。
在对韩少功的“理想”和“崇高”进行了嘲讽后，张颐武写道：
有论者称《马桥词典》是“写作的冒险”，他本来是想赞美韩少功的独创性，但遗憾的是，这种冒险目前变成了一种“冒险的写作”，冒了十分明显地被读者发现是一部仿作的险。“模仿”他人不是错，“模仿”也是起步开始创作的前提。但一个负责的作家从不会掩去那个天才的被模仿者的功绩……
这后一句话也让人不懂。怎样才算“不会掩去那个天才的被模仿者的功绩”？既然模仿是正常且普遍的现象，张颐武难道看见无数作品都标明是模仿了谁吗？既然“‘模仿’也是起步开始创作的前提”，难道每一个作家的处女作都要在前面或后面，将曾经读过的所有作品作为“被模仿者”一一列出吗？再说，“被模仿者”未必总是“天才”的。有时候，“被模仿者”恰恰是粗拙、幼稚、不为人知的，只是因为其中某些因素触动了“天才的模仿者”，令他创造出“天才的模仿之作”。———部作品，既可以是“模仿之作”，又可以是“天才的创造”，这样的例子，文学史上并不少见。例如，“天才的被模仿者”的曹雪芹，本身也是一个“天才的模仿者”，有人说，《红楼梦》“脱胎”于《西游记》，“借径”于《金瓶梅》，“摄神”于《水浒传》，但谁又能否认曹雪芹的“天才”和“独创性”，谁又能指责曹雪芹不是“一个负责的作家”。
在最后，张颐武说：
如果韩少功像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有“理想”的作家的话，我希望在《马桥词典》再版时在封底加上一句最真实的自白：
“本书形式及内容借用了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本书系模仿它写成。”
这才会使《马桥词典》变成一本真实的书。
一个作家有“理想”与否，竟要看是否在一本书的封底上加上一句“自白”，一本书“真实”与否，竟取决于封底上是否印着一句说明，——张颐武到底是怎样理解人的“理想”与书的“真实”的？
就是这篇文章的题目，与内容也有些“风马牛”。文章说的是文学创作的“模仿”问题，或者，干脆说是指责韩少功未在书的封底加上一句“自白”，这与“精神”是否“匮乏”，应该也扯不到一起。若按中学语文教师的尺度衡量，应属文不对题。
张颐武的《精神的匮乏》到底要说些什么，其实也是大家都看明白了的。上面的语文分析，只不过想说明，即使作为一篇中学生作文，《精神的匮乏》也只能说病句连篇，不能及格。
陈思和先生在《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中说：“这场对《马桥词典》的诽谤背后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原因，即指责《马桥词典》模仿或抄袭《哈扎尔词典》并不是出于学术上的求真热情，而是出于文学观点分歧而发泄批评者的内心嫉愤，学术问题在这儿不过是一件批评道具。那篇题为《精神的匮乏》的批评文章里，真正表达批评者原意的是这样一句：‘在这位名叫帕维奇的塞尔维亚作家面前，中国作家韩少功无疑是一个模仿者。但遗憾的是，时常宣称自己有‘理想’和‘崇高’的韩少功先生在《马桥词典》的‘编撰者序’和‘后记’中，帕维奇的作用根本就没有被提及……’前一句的指责只是为了后一句嘲笑韩少功的‘崇高理想’才设计的……”陈思和先生在这里指出的，其实也是“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清楚的”。
也真可谓“天下事往往无独有偶”。张颐武对《马桥词典》的责难，与陈源当年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诽谤，很有几分相像。因为在对待女师大风潮一事上，立场不同、观点对立，陈源便作文，说女师大风潮有鲁迅等人“在暗中鼓动”。这令鲁迅很反感，便作文反驳。论战中，陈源使出很恶毒的一招，说鲁迅“抄袭”和“剽窃”。他的战术是，在明确使用了“抄袭”和“剽窃”一类字眼时，不点鲁迅的名，只用“思想界权威”来代替，让人一眼便知所指是谁；而在点出鲁迅的名时，却又不使用“抄袭”和’剽窃”一类字眼，只说是以别人的著作做“蓝本”。——这样，鲁迅“抄袭”和“剽窃”的谣言切实地放出来了，却又让人抓不住他切实的把柄。
在《剽窃与抄袭》一文中，陈源说：
可是，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得罪“思想界的权威”……
其实，谁都知道“思想界的权威”指鲁迅，但他毕竟没有写出“鲁迅”这两个字。而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中，陈源则说：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苦。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这段话，点了鲁迅的名，却没有在鲁迅名下使用“抄袭”和“剽窃”的字眼。但他想表达的意思，却已充分表达出来了。这一段话，与张颐武文章中的某些话，何其相似！
陈源散布的“抄袭”、“剽窃”的谣言，对鲁迅伤害极大。10年后，《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出版，鲁迅认为替他报了“私仇”：“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张颐武对韩少功的指责，与陈源对鲁迅的攻击，也真是“无论形式或内容都很像”。但我并非说韩少功便是鲁迅。声明这一点并非多余。去年，我在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里，虽然特意声明“并不意味着我对鲁迅的理解有多么深刻”，但还是有文章诬我以为自己心中的鲁迅才是鲁迅的“正身”，——有些东西，诬陷起人来，是可以什么都不管的。
我也并非说张颐武便是陈源。其实，张的文字又何能与陈相比，“不及夫子远甚远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