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冷眼看“张热”

在近年文坛上，“小女人文学”和“小男人文学”都很繁荣，“文学喷嚏”与“文学哈欠”齐声作响，脂粉气不仅在一些女性作家身上阵阵散发，也从一些男性作家那里扑鼻而来，作家们纷纷逃避“伟大叙事”而转入“低调合唱”⋯⋯面对这种状况，一些人提出了或温和或尖锐的批评，他们呼唤文学的人文关怀人文激情。而面对这种批评和呼唤，一些人站出来为现今的文坛现状辩护，他们强调和歌颂作家的所谓“世俗关怀”，并且动辄抬出张爱玲作例证，把张爱玲当作因“世俗关怀”而成功的典范。他们的逻辑是：张爱玲的作品是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的，而张爱玲的艺术魅力又是来自于她的“世俗关怀”的，因此，“世俗关怀”对于文学来说是最合理、最重要的。在40年代沦陷期的上海，张爱玲曾有过短暂的辉煌，而在90年代的大陆，眼看着张爱玲又热起来。在晚年曾对自己早年一些作品作出极为严厉的否定的张爱玲，如果知道今天的“张热”，不知会作何感想。

当年，张爱玲红极一时之时，傅雷先生曾化名迅雨在柯灵先生主持的《万象》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的长文。如今，吹捧张爱玲的人，还习惯于抬出傅雷来为张爱玲张目，有意无意地把傅雷也打扮成一个“张迷”。傅雷先生的艺术鉴赏力和学风文品，深受称颂和敬佩。而既然连傅雷都充分肯定张爱玲，那张爱玲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成就还能够怀疑吗？——但其实，这是对傅雷先生文章的极大歪曲，甚至可以说是往傅雷先生脸上抹黑。狷介耿直的傅雷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会暴跳如雷的。

张爱玲到底有多高的艺术成就？其作品到底有多大的艺术魅力？傅雷到底对张爱玲有怎样的评价？当前文坛到底应从张爱玲那里得到怎样的启示？⋯⋯在一片“张热”中，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辩一辩的。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的四卷本《张爱玲文集》中，收录了傅雷先生写于40年代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和柯灵先生写于80年代的《遥寄张爱玲》，本文就结合这两篇文章，对上述问题辩一辩。文中所引傅、柯二位先生的话，均出自这两篇文章，不再注明。

一

首先应该明白傅雷先生的文章是在怎样一种情形下问世的。
40年代，在沦陷区的上海，张爱玲红得发紫。对张爱玲的赞美、歌颂，固然有些是真心喜爱，是从纯文学立场出发的，但也不排除有些本意并不在文学，并不是着眼于文学而是别有用心的。汪伪组织，汉奸报刊，也十分愿意有张爱玲这样的人来装点“和平”。柯灵先生就指出：“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于文学而在于为自己撑场面。”由于各种人虽出自截然不同的立场，但都同样对张爱玲欢呼，张爱玲自己大概也就有些晕乎。而就在这一片叫好声中，傅雷先生写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这篇长文，经柯灵先生发表在《万象》上。傅雷先生的文章，固然也对张爱玲的才华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但更对张爱玲的创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所以，傅文，在当时其实是对被吹捧得有些晕乎乎的张爱玲的一记当头棒喝。柯灵先生认为：“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的明白无误的证据。”
傅雷先生其实仅仅只对张爱玲的中篇小说《金锁记》这一部作品予以了高度评价，而对张的其他作品，都不予认可。即使是对如今常被与《金锁记》并称的《倾城之恋》，傅雷的批评也很尖锐，认为充斥于作品中的，尽是些“无聊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骨子里贫血”，“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而对当时正在刊物上连载的长篇小说《连环套》，傅雷的批评则更不留情面，认为这部作品“内容贫乏”，注定“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

傅雷认为，张爱玲是有才华的，但她的才华仅仅只在《金锁记》中得到了成功的实现。《金锁记》显示出作者本应取得更大的成就，但她却未能取得本应取得的成就。因此傅雷才撰文为她找原因。傅雷强调，如果张爱玲未写出《金锁记》这样的成功之作，自己决不会对她的其他作品“批评得那么严厉”，并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张爱玲真可谓是“一不小心”写出了一部《金锁记》，不然，在傅雷这样严正的、在艺术鉴赏力上堪称一流的艺术批评家眼里，她完全不值一提。

二

在对张爱玲的一片欢呼声中，傅雷写《论张爱玲的小说》，主旨并不在于加入对张的赞歌大合唱，而是要为张的艺术成就进行准确的定位。傅雷认为：“心理观察，文字技巧，想象力，在她都已不成问题。这些优点对作品真有贡献的，却只有《金锁记》一部。”而在其他一些作品中，这些“优点”则非但未能成为作品成功的因素，反而成为作品失败的根源。傅雷说：“我们固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只产生杰作，但也不能坐视她的优点把她引入危险的歧途。”于是，傅雷为她找病因。而傅雷从张爱玲那里找出的病因，在当前文坛是相当普遍和严重地存在着的。因此，我觉得傅雷的这些话，真像是专门针对当代文坛说的。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的创作实践，确乎对当前文坛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下面，选择傅雷对张爱玲批评中的一些要点，与当前创作做些对照。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写的是“一对平凡的夫妻”。针对这一点，傅雷指出：“世界上有的是平凡，我不抱怨作者多写了一对平凡的人。”但，“平凡并非没有深度的意思，并且人物的平凡，只应该使作品不凡。”而这道理，当前文坛上，就有许多人不懂得，不重视。近年有许多作品，写的是平凡人的生活，平凡人的生存状况。文学着眼于平凡人，文学关注下层劳动者，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写什么的问题之后，更有一个怎么写的问题，有一个以怎样的眼光看取平凡人生活，以怎样的情怀感受平凡人生活，以怎样的尺度评价平凡人生活的问题。平凡人生中，有真正的美也有真正的丑，有惊人的善也有惊人的恶，有巨大的喜也有巨大的悲，而文学要深切地把握平凡人的生活，就必须表现出平凡人生中这些足以让人惊心动魄的方面。而且，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平凡人，最底层的劳动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都是生活得并不合理的，而且，一般说来，都有既“不幸”又“不争”的特性。有良知的艺术家，在表现平凡人生活时，总应该尽可能深刻地展示出平凡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面，，尽可能深刻地揭示出平凡人生活中不合理的一面，总要对平凡人的“不幸”有所哀，而对其“不争”有所怒。只有这样，写平凡人的作品，才能具有“深度”，才能做到“不凡”。而近年文坛上，不少写平凡人的作品，显示出作者并不具有对平凡人生富有穿透性的眼光，并不具有对平凡人生富有感受性的情怀，并不具有一个看取和评价平凡人生的合理的“精神立场”。因此，这些作品，在写平凡人生时，往往表象化，平面化，把平凡人生写得既没有怎样的美也没有怎样的丑，既没有多大的善也没有多大的恶，既没有太大的喜也没有太大的悲，让人读了不觉痛，不觉酸，甚至也不觉痒。当然，这类作品在表现平凡人生活时，也常常有一点小小的感伤，有一丝淡淡的哀愁，但还并未能上升到对平凡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面作出抗议的程度。实际上，近年的许多写平凡人的作品，并无意于揭示平凡人生活中的不合理性，即使有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方面有所揭示和展现，也并不表现出哀怜与愤怒，而是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从而对其予以认可的情绪。这样，这些作品便只能是肤浅的和平庸的。而导致肤浅和平庸的病因，作家们往往并不觉察，甚至以肤浅和平庸为追求目标。前些时候，在报纸上看到有人标榜“平民文学”，并且宣称要用“平民文学”“抵制理想主义的假、大、空”。这真让人哭笑不得。这样的作家，以为只要写的是平民，就是合格的“平民文学”，以为“平民文学”就意味着肤浅、平凡、平庸，以为“平民文学”，就拒绝深度和排斥理想。这样理解“平民文学”，首先便是对平民的“侮辱与损害”。

傅雷先生在针对张爱玲的一些具体作品指出病因后，又在“结论”部分，针对张的整体创作，做出了几种提醒。而这些提醒，同样对当前文坛，有着极大的现实针对性。

傅雷指出：“技巧对于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在下意识中，技能像旁的本能一样时时骚动着，要求一显身手的机会，不问主人胸中有没有东西需要它表现。结果变成了文字游戏。写作的目的和趣味，仿佛就在这花花絮絮的方块字的堆砌上。”在近年文坛，傅雷指出的这种现象，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内容”贫乏而技巧凸现，从而干瘪苍白、瘦骨嶙峋的作品，并不难碰到。所谓“创作冲动”，在一些作家那里，其实只是技巧的骚动，是一种技巧的表现欲，在这种情形下，创作便变成了一种“炫技”，变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文字游戏。而创作的乐趣，也就在这以“堆砌花花絮絮的方块字”为方式的游戏中。前几天读韩少功散文集《海念》，其中一篇《灵魂的声音》，就对近年小说创作中玩弄技术的现象作出了批评：“技术一旦廉价地‘主义’起来，一旦失去了人的真情实感这个灵魂，一旦渗漏流失了鲜活的感觉、生动的具象、智慧的思索，便只能批量生产出各种新款式的行尸走肉⋯⋯前不久我翻阅几本小说杂志，吃惊地发现某些技术能手实在活得无聊，如果挤干他们作品中聪明的水分，如果伸出指头查地图般地剔出作品中真正有感受的几句话，那么就可以发现它们无论怎样怪诞怎样蛮荒怎样随意性怎样散装英语怎样能指和所指，差不多绝大多数作品的内容（——我很不时髦地使用‘内容’这个词），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乏味的偷情。”如果把韩少功这段话稍稍调整几个字，例如，在“偷情”前面加上“调情”，便差不多可以与上面所引的傅雷的话互换了：傅雷的话可以用来针对90年代的文坛，而韩少功的话可以用来针对40年代的张爱玲。

针对张爱玲的创作，傅雷又告诫道：“文学遗产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的另一危机。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上来，虽在适当的限度内不无情趣，究竟近于玩火，一不留神，艺术会给它烧毁的。旧文体的不能直接搬过来，正如不能把西洋的文法和修辞直接搬用一样。”仿效，当然是必须的；对文学遗产的继承，当然是必要的。但那种近乎抄袭、剽窃的模仿，那种生吞活剥的移植，则无疑是不可取的。张爱玲于《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列传》一类中国旧小说，浸淫极深，尤其《红楼梦》，可谓读得烂熟，这样，张爱玲小说中，便有着浓重的旧小说味。读张爱玲小说，有时觉得她简直全仗着《红楼梦》的滋养在创作，从人物心理描写到语言、动作，《红楼梦》的印记都非常明显，特别是写到少奶奶和丫环一类人物时，你简直可以指出她们的某种心理某个动作某句话，是出自《红楼梦》中哪个人物在哪一回的表现。这样的情形，读多了，便不是惊奇，而是厌烦。

傅雷认为这是一种“文学遗产记忆过于清楚”的现象，是一种创作“危机”。而这种情形，在当前文坛也是明显存在着的。在当代文坛，这种情形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张爱玲式的对中国旧小说的仿效，一种是对异域文学的描红式的摹写。前一种情形，在贾平凹那里就很突出，他的《废都》就有着对《金瓶梅》《红楼梦》的刻意仿效。而相形之下，后一种情形，即对异域文学生搬硬套的现象，则更为严重。有人指出，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夫卡、福克纳、罗伯·格里耶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期刊上找到类似的‘副本’”，并且称这为“副本效应”。这问题，其实与上面说到的玩弄技巧是相通的。对他人创作，仿效和借鉴是重要的，但仿效和借鉴不能变成玩弄从他人那里学来的一点技巧。在张爱玲那里，有对旧小说的真正成功的仿效和借鉴。例如《金锁记》，虽也可看出旧小说的影响，但作品是具有真情实感的，是富有丰沛鲜活的体验、感觉的。而她的有些作品，则变成对旧小说技巧的一种描红，一种演练。同样，近年文坛，一些被称作“先锋”的作家，也正是把异域文学的形式和方式技术化，把创作变成一种纯技术性的操作。

对张爱玲，傅雷还提出这样的忠告：“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王尔德派的人生观，和东方式的‘人生朝露’的腔调混合起来，是没有前程的。它只能使心灵从洒脱而空虚而枯涸，使作者离开艺术，离开人，埋葬在沙龙里。”并且希望张爱玲，要么干脆“摆脱那淡漠的贫血的感伤”，要么干脆“痛快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傅雷先生针对张爱玲作出的这种论述，真让人击节，我以为它非常准确地打在了当代一些作家，尤其是一些女性作家的“七寸”上。在近年的一些作品，尤其是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又尤其是一些她们写平凡人生活的作品中，既没有热烈的情怀，昂扬的精神，又没有深刻的悲观，惨烈的绝望；既没有真正的明媚、温暖，又没有真正的阴郁、冷峻。弥漫于作品中的，只是那种东方式的“人生朝露”的腔调，只是那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你希望他（她）们是人生的热烈的肯定和赞美者么，他（她）们不是；你希望他（她）们能对人生做出真正恶毒的诅咒，对现实发出一种“真的恶声”么，他（她）们不能。他（她）们充其量只能像张爱玲那样，说出些“美丽而苍凉的手势”、“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一类的聪明机智的话。而当他（她）们说出这一类的聪明机智的话时，当他（她）们流露着那种东方式的“人生朝露”的腔调时，当他（她）们表现出那种“淡漠而又贫血的感伤”时，总让人感到像是在发嗲，卖俏。

张爱玲是有着执著的“世俗关怀”的。但对于文学来说，仅有“世俗关怀”，恐怕远远不够。文学总应该在对世俗的关怀中，表现出一点超越世俗的东西。否则，小报上的“征婚启事”，居委会的停水停电通知，便是最值得称道的文学了。综合傅雷对张爱玲的“诊断”，难道不可以说，张爱玲所缺失的，不正是一种深邃的艺术情怀，一种强烈的人文激情么？因为缺失艺术情怀与人文激情，所以便玩弄技巧，所以便只有“淡漠而贫血的感伤”，所以便终于没有更大的艺术成就。而张爱玲的缺失，在当代作家那里，也实在普遍地存在着。

张爱玲给当代文坛，固然也能提供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更提供了失败的教训。

三

张爱玲当年的辉煌，只有短暂的两三年（1943—1945）。在她的辉煌时期，在她被捧得晕晕乎乎时，对傅雷善意而又严厉的批评，她是听不进的。当时，她写了一篇回应文章，题为“自己的文章”，取意于“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的俗语，算是对傅雷批评的反批评。在文章中，张爱玲为自己作了辩护。但三十多年后的1976年，张爱玲在写于美国的《张看自序》中，对自己当年的《连环套》、《创世记》一类作品，作出了远比傅雷当年更严厉更尖锐的批评。张爱玲的自我批评，颇耐人寻味，不妨抄录如下：

《幼狮文艺》寄《连环套》清样来让我自己校一次，三十年不见，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一路看下去，不由得一直龁牙咧嘴做鬼脸，皱着眉咬着牙笑，从齿缝里迸出一声拖长的“Eeeee！”（用“噫”会被误认为叹息，“咦”又像惊讶，都不对）连牙齿都寒飕飕起来，这才尝到“齿冷”的滋味⋯⋯当时也是因为编辑拉稿，前一时期又多产，各人情形不同，不敢说是多产的教训，不过对于我是个教训。这些年来没写出更多《连环套》，始终自视为消极的成绩。

至于同时期的《创世记》，张爱玲则认为“比《连环套》更坏”。一个曾经异常走红的作家，暮年回首，竟要以未写出更多坏作品为一种“消极的成绩”，这心情，既是真诚的，也是沉痛的吧，尽管张爱玲要以一种轻松的笔调来掩饰这份沉痛。我觉得，上面这段话，真可算是张爱玲留给人间的“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张爱玲在时隔三十多年后写下的这段话，可视作是对傅雷当年批评的再一次回应。这次的回应则是对傅雷批评的完全认可。傅雷的艺术良知和艺术鉴赏力，的确是值得信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