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文化人的上跳与下蹲

有人说，现今一些身居大都市的文化人，一些生存于政治文化中心的作家，有一种“贵族化”倾向。我想，这是指这样一种现象：衣不厌“名”（名牌），食不厌精，住不厌华，行呢，则厌于自行车、公交车，也厌于“打的”，而不厌于自备小汽车。还有一些说好不易，说坏也难的“趣味”和“追求”，例如，明明有吊灯、壁灯等各种灯具，偏要都熄了，而“大红蜡烛高高点”，在烛影里“与家人共进晚餐”；明明身居钢筋水泥的高楼，窗外有霓虹灯闪亮，窗下有汽车的长龙，却偏说喜欢做“江湖夜雨”的梦……这种现象，说“贵族化”，其实不大合适，按我的理解，不如称“中产阶级化”。

“君子固穷”，“忧道不忧贫”，诸如此类的观念在90年代遭到了作家们的怀疑和鄙弃。“谁说知识分子就应该贫穷？”“作家为什么不应该过上富裕的生活？”——一时间，这样的诘问颇为时兴，也颇为有力。这种诘问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宣言，一种向富有进军的宣言。有些人是将这种宣言大声喊出来了，有些人则是在心里默念着。宣言之后便是行动。有人“下海”了。既已弃文而去，便不再是作为作家和知识分子在追求金钱了，在此可不论。而仍留在文学这块土地上的一些人，则开始“就地取财”。既不想弃文，而又想发财，那就只能以文谋财了。过去，写作追求的是艺术价值，如今，则要兼顾“经济价值”了，甚至“经济价值”当头，或全然只为钱写作，干脆牺牲和放弃艺术追求了。

在文化迅速商品化、市场化的条件下，以文谋财、以文致富是可能的，而且方式多样。于是，不几年间，文学界的一部分人，终于在物质上跳上去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跳上去，并非指跳到普通中国人的水准。平心而论，就一般状况而言，中国的文化人，中国的作家，在物质生活的水平上，从未处于社会平均水平线下。这里的社会平均水平也不确切。应该说，从未低于城市平均水平过。而作家们之所以感觉贫穷，并非因为感觉到比广大的普通中国人更贫穷，而是因为感觉到自己像广大的普通中国人一样贫穷。——正是这样一种比较，使作家们心理失去平衡，使他们有了失落感，使他们感觉到自身的价值未被社会认可。而正是在这样一种不平衡心理的驱使下，作家们开始在物质生活上起跳。普通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只不过是他们的起跳点。他们跳上去的高度各个有异，但都明显高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准，都能面对广大无边的普通人而萌生或大或小的优越感，因而也就都程度不同地能“找到感觉”。

不甘于在物质生活上与普通中国人处于同一水平，如若只能像普通中国人一样衣食往行，便心理失衡，——这里隐含的心理背景，是觉得自己理应高人一等，是认为自身的价值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之所以如此，就因为自己是文化人，是作家，从事的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创造。也即意味着他们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是不能与普通人的劳作等量齐观的，因为精神上高于普通人，所以在物质上也要从普通人的水准往上跳。然而，奇怪的现象是，他们在物质上跳上去的同时，却又在精神上自觉地蹲下来。“为什么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应该高于大众？”“知识分子有什么理由以社会精英和大众的启蒙者自居？”“作家有什么资格充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诸如此类的诘问，是与前一种诘问同时发出的。一方面认为物质上理应高于普通人，另一方面又认为精神上不必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于是，在一些作家那里，便有了上跳与下蹲的双向运动。正像由于物质上的上跳，知识文化界便难免散发出一股铜臭一样，由于精神上的下蹲，知识文化界便弥漫着浓烈的庸人气息。

我不反对文化人、作家在物质上的追求，能够在衣食住行上跳上去，也很好。我反对的是精神上的下蹲。但如果蹲下来是跳上去的必要条件，如果要在物质上跳上去便不得不以精神上的蹲下来为代价，那也就只能徒唤奈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