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杂文与相声为何越来越不景气？
把杂文与相声扯到一起，实在因为两者有着某种相似性。相声之不景气，已非一日。现在，人们又在哀叹杂文的疲软。而这两者的命运之不济，有着相同的原因。
讽刺是相声的生命。对广大民众所痛恨的事情，进行尽可能巧妙、尽可能辛辣的挖苦、嘲骂，是相声之所以有必要存在的主要理由。当广大民众觉得相声演员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当广大民众感到自己心中的某种恶气、鸟气通过相声演员的表演得以抒发，他们就会由衷地喜爱相声，就会对相声演员的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而相声自然也就景气了。相反，倘若不能为广大民众代言，倘若总是逆广大民众的情感而动，广大民众就会唾弃相声，就会对相声演员的表演报以“呸”声和“嘘”声，相声之不景气也就自不待言。
举个例子吧，今年央视春晚上，有一个相声是歌颂农民在今天的“幸福生活”的。那农民“幸福”到何种程度呢？“幸福”到住的是名副其实的“豪宅”，家里是全套最现代的设施；“幸福”到开着宝马来给过去接济过他的城里人送点“小意思”，而这“小意思”是一台笔记本电脑⋯⋯这样的相声，城里人看了莫名其妙，他们见惯了潮水般涌到城里希图挣几个血汗钱的“农民工”，却没见过开着“宝马”给城里人送“笔记本”的“农民”。这样的相声，广大农民看了就更是满头雾水，不知是在说谁了。
“三农”问题某种意义上是今天最严重的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算是说出了“三农”的真相。而那两个相声演员，仿佛是在存心气观众，尤其是存心气农民。除夕之夜，这相声也看得我“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最气的是，农民苦了一年、穷了一年、气了一年，这相声却让农民连个“痩年”都过不好，不可谓不缺德。舂节过后，在《南方周末》上读到杂文家刘洪波先生质疑这相声的文章，才算替我出了口恶气、鸟气。
相声倘若都去说农民怎样住豪宅、开宝马、把笔记本电脑当“小意思”送，那要景气起来，才真是见了鬼。当然，我这里并无意把责任都推到相声编写者和表演者身上。我知道，他们自有他们的难处，他们也有一肚子苦水。
那么杂文呢？杂文无疑也面临着和相声同样的问题。杂文的疲软，实在不能都怪杂文的作者和编者。如果讽剌是相声的生命，那么，批判就是杂文的灵魂。对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对公共生活中的种种不合理表现，予以不留情的批判，是杂文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换句话说，杂文的批判空间有多大，杂文的生存空间就有多大。
而如今杂文的疲软，首先因为其批判空间限制了它的壮大，这也像相声一样，自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在起作用。但由于存在方式的不同，杂文的生存空间又无疑要比相声这类“表演艺术”大。从我自己的“遭遇”可知，如今杂文的疲软，与在报刊实际掌文权者的眼光、胆气也有相当关系。直白地说，那些能够最终决定一篇杂文能否发表的人，对杂文的疲软现状也确实负有一定的责任。
我偶尔学着写篇把杂文。一次，外地一位写杂文的朋友来电话，说是北方一家晚报要搞杂文大赛，那晚报副刊的一位编辑是他的朋友，知道他与我相熟，便托他向我约稿。不久，这位编辑又亲自来信催稿。我于是放下手头的“杂事”，去写杂文。先写了一篇《城市的道路与政府的爰心》，说的是如今各城市，在机动车道越来越宽阔平整的同时，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却越来越狭窄凹凸。文章当然对这种机动车道侵占自行车道和人行道的现象进行了批判。写完即寄出。
几天后，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是某个曾任县委副书记的人，因收受巨额贿赂而进了监狱。在狱中，这名前县委副书记“痛加忏悔”，说自己刚当上副书记的那几年，还是“很廉洁”的，因为那时所收贿赂，“一年不过三五万元”。而这篇报道的作者，也完全认同这种贪官的逻辑，说他本来是“廉洁”的，一年受贿“不过三五万元”，只是后来“堕落”了，才一年受贿数十万元。
这报道看得我两眼冒火，在心中迅速算起账来：三五万元相当于十个八个“农民工”一年流血流汗又流泪挣得的钱，相当于农民卖出十多万斤粮食所得的钱。我也想到我自己。我滥竽所谓教授之列，虽说如今“教授多如狗”，但好歹也是一条“教授狗”。而我一年的工资，也不过两万来元。三五万元，就相当于我两年的工资了。可一个县委副书记，一个副处级干部，居然认为如果自己一年只收受贿赂三五万元，就堪称“廉洁”！这账，我越算越气，真所谓“野夫怒见不平事，磨损心中万古刀”。于是按捺不住地写了篇杂文，名曰《算账法》，也就是把心中算过的账在文章中再算一遍。
写完后又寄给了那家要搞大赛的晚报。几天后，先寄去的那篇退回来了，那位约稿的编辑附了一信，寥寥数语，说明“上头”通不过。又过了几天，那篇《算账法》也退回来了，编辑仍附一信，还是被“上头”枪毙。我将这两篇文章反复观看，觉得那“上头”的“心思真奇怪”。这样的文章都嫌犯忌，那您那杂文大赛，会办成个什么玩意呢？俗云：“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到要看看到底还有没有“亮”的地方。
于是将这两篇文章复印数份，不惜一稿多投，往北京、上海、安徽、宁夏、新疆等地的报纸各寄一份。很快，这两篇文章在所寄各处都在醒目位置登了出来。那篇《算账法》还被《杂文选刊》选载。而杭州一家叫做《杭州工运》的刊物，又从《杂文选刊》上转载了这篇《算账法》，并且通过《杂文选刊》寄来了稿费。这刊物是由工会主办的，被这样的刊物转载，我分外高兴。
至今，也没有听说发表和转载这两篇文章的报刊出什么“事”。可见，有时候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每家报刊都有自己的“上头”，但“上头”与“上头”之间确实往往有云泥之别。有的报刊的“上头”，在办报办刊上，确实是十足的“庸人”。这类惯于自缚手脚的“上头”，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把做官和升官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好容易熬到了一个正处或副厅的官位，便十二分地珍惜，用鲁迅的话说，便“抖抖地把守饭碗”，唯恐“出事”而丢了乌纱帽。如果他们还不满足于现有官位而积极要求“进步”，那就更是每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了。什么“三个代表”、什么“国家兴亡”、什么“党的威信”，这些，他们是从不考虑的，只考虑有生之年能爬到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当杂文必须通过这样的人认可才能发表时，又怎能指望它不疲软呢？
所以，相声也好，杂文也好，它们的不景气，它们的疲软，都首先不是一个相声和杂文自身的“理论问题”。这是仅凭常识就能明白的道理，探讨其不景气和疲软的原因，其实是没有多少话可说的。
2003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