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权威的谬误最好由同时代的权威来纠正

权威的谬误最好由同时代的权威来纠正。

倘若学术界的权威与权威之间都能在学术上坦诚相见，无须顾及情面地相互商榷、驳难，那对学术的发展真是莫大的幸事。这样的现象也曾有过。

例如胡适当年对蔡元培的批评和蔡元培表现出的雅量，就永远具有示范意义。192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对“旧红学”进行了扫荡式的批判，而蔡元培正是“旧红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一开篇就指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对蔡元培，胡适的批评也是指名道姓、直截了当的：“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蔡先生⋯⋯这种完全任意的去取，实在没有道理。”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在宣告“新红学”诞生的同时，也为“旧红学”举行了葬礼。倘若胡适当年没有毫不含糊地批驳蔡元培等人的勇气，就没有红楼梦研究在当年的重大突破和发展。而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胡适有太多的理由在蔡元培的“谬误”面前屏息敛声。从“利害关系”上说，其时的蔡元培是北大校长，而胡适是北大的一名教授。在今天，倘有哪位教授公开地、不客气地在学术上批评自己的校长，恐怕会成为一大新闻吧。

从私人关系上说，胡适是蔡元培延入北大并予以“重用”的，倘若没有在事业的起点上就遇上蔡元培这样的人，胡适恐怕也就不是后来的胡适。唐德刚在《胡适杂忆》曾说：“胡先生在他纪念蔡元培的文章里便把他成功的偶然性说得很清楚。他说他的青年期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他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在这种意义上，蔡元培对胡适可谓“恩重如山”。但胡适既没有考虑“利害关系”，也没有顾及私人情义，只看重了学术上的是非。当然，胡适能这样做，既表现了他的学术勇气，也表现了他对蔡元培胸襟、人格的信任。

对于胡适的批评，当时的蔡元培是并不接受的。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面对自己的“属下”和晚辈（蔡长胡24岁）的挑战，蔡元培没有故作沉默镇静以显示矜持和不屑，而是也公开著文与胡适争辩。这表明，蔡元培也只看重了学术上的是非，并没有顾及自己的身份、辈分和地位。这也表明，蔡元培确实是视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也正因为如此，胡适对蔡元培红学研究的毁灭性的批判，丝毫没有影响作为校长、师长和“恩人”的蔡元培对胡适的看法和态度，丝毫没有损害二人之间的情谊。此后，蔡元培仍在不同场合高度评价胡适的“旧学”和“新学”。胡适在辞世的前一年，还满怀感慨地说：“当年蔡先生的《红楼梦索隐》，我曾说了许多批评的话。那时蔡先生当校长，我当教授，但他不生气，他有这种雅量。”（《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在今天，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扮演胡适这种角色的人，不但要被对方视作“忘恩负义”，也要被其他人说成是不知好歹吧。这说明，学术界的“生态”确实已恶化得极不利于学术的生长了。
不知蔡、胡等先贤的风范何时得重见。
2002年2月24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