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极端冷漠残忍是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内核——以周作人、顾城为例

前几天，几个从事理论批评的青年人聚在一起，有了一次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在谈到中国传统文人身上，是否有着可以称之为人文精神的精神时，大家有些争议。有人认为，应该把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的文人精神区别开来。我觉得这种区分很有意思，且很有必要。

回来后偶然翻阅一本鲁迅传记，眼光又在周氏兄弟失和那一段上停住。由周作人的叛兄殴兄，想到他后来的背叛民族，卖身事寇，进而又联想到顾城，想到顾城的田园理想，人生追求，想到他终于杀妻和自杀。（这个“童话诗人”的杀人和自杀，都多么缺乏童话色彩，多么没有诗意！）我感到，在周作人和顾城身上，有着某种一脉相承的东西。而认识这种东西，认清这种东西，对于今天谈论人文精神的失落和重建，十分关键。

为周作人，鲁迅可谓作出过极大的牺牲。他们一家在八道湾的房子，原也是鲁迅“亲自买进，设计改建”的。但鲁迅终于被周作人夫妇赶出家门。鲁迅借资在西三条胡同另买房子后，回八道湾取自己的东西时，却还遭周作人夫妇的无理阻拦、打骂。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出。

鲁迅取出的书器，其实不多，被“没收”者不少。据目击者说，周作人因为理屈，竟拿起一尺高的狮状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猛掷，因被人接住，才未掷中。如果掷中了，也许鲁迅便会被这他曾经父亲般养育过、看护过、疼爱过的兄弟用香炉所残杀吧，就像谢烨被她曾母亲般养育过、看护过、疼爱过的丈夫用斧头所残杀一样。周作人若真的杀死了兄长，会不会也像顾城那样“畏罪自杀”，不得而知。周作人活得很长，因此后来有机会以背叛民族的方式，再一次显露他的某种本性。据说，周作人事敌而居高位期间，与他相邻的房子里，有日寇彻夜拷打抓来的北大学生，惨叫声令人不忍卒闻。然而，周作人却照样在他的窗明几净的“苦雨斋”里写他的“苦茶文”，被拷打的自己的同胞、后辈、学生的惨叫，似乎也并不能扰乱他的心境。由周作人的殴兄、叛国，想到顾城的杀妻，我其实又联想到当代尚活着且活得很滋润的一些享有大名的文人在关键时刻的某些行径。

这些人身上，其实都有着浓郁的中国传统的文人精神。文人精神，用周作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求“得体地活着”，就是追求在不完全的现世里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就是“读古书，看花，生病，问病……闲游，闲卧，闲适，约人闲谈，写楹联，买书，考古，印古色古香的信封信笺，刻印章，说印泥，说梦，宴会，延僧诵经，搜集邮票，刻木版书，坐萧萧南窗下。”中国传统的文人精神，体现在顾城那里，便是远离尘世的田园生活，便是拥有一妻一妾的“齐人之福”。其精神源头，是道家思想。顾城是迷恋过道家的。顾城的人生理想，不过是中国传统的“红袖添香夜读书”一类的文人理想，而他的杀人与自杀，大概也不过是这种理想终于破灭所致吧。把顾城的自杀与“形而上”扯到一起，纯粹是扯淡。在顾城身上，到底有没有、有多少“形而上”，实在是值得疑虑的。

前些天，在《作家报》上读到斯妤的散文《有一种眼泪是从心里流出来的》，说的也是顾城和谢烨之事。作者写道：

我不知道一个人要极端自我到什么程度，才会逼迫一个母亲和自己幼小的孩子分离，而这个母亲是他的妻子，这个孩子是他的儿子。我真的不懂一个人要多么冷漠残忍，才会无视自己妻儿生离死别的巨大痛苦，心安理得地坚持放逐自己幼小的孩子？

其实，“极端自我”，极端“冷漠残忍”，正是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内核。并不只有顾城才这样“极端自我”，才这样极端“冷漠残忍”，周作人的那些行为，那些表现，难道不也是如此吗？周作人、顾城这类文人，他们外表温文尔雅，显得恬淡平和、与世无争，但内心却是极凶残的。用鲁迅的话说，这类文人，他们追求“对于现实要‘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泰山崩，黄河溢”，他们眼皮都不眨一眨，但一旦事关他们的个人利益，一旦有人要惊扰和打破他们的好梦，他们则立即狞牙利齿，凶相毕露。

顾城虽很长时间生活在异域，但却终究不过是一个连外语都不会的中国文人；顾城虽年岁不算大，但在他身上却有着浓烈的中国传统的文人精神。导致顾城杀人与自杀的，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这种中国传统的文人精神。探究顾城之死，应该从这个角度来探究。谈顾城的文字已太多，但大多数文字，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话说，便是：“没的让人恶心！”

眼下，时常见到一些探讨人文精神失落和重建的文字。这自然很有必要。但什么是人文精神？我们是否有过真正的人文精神？我们又是什么时候失落这种精神的？我们今天要重建的，又是什么样的人文精神？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先弄清楚。可千万别把周作人、顾城一类人身上的文人精神当作了人文精神。

以极端自私、极端冷漠残忍为内核的文人精神，有着极大的遗传性。中国文人，往往近乎先天地就能禀有这种精神。就连鲁迅，也曾差一点“退隐到书斋”，也曾差一点让那种传统的文人精神主宰了自己。只不过鲁迅是清醒的，对这种传统的文人精神的本质和危害有痛切的认识，因此，他时时警惕着，不做文人精神的俘虏。而在今天，当我们谈论人文精神的重建时，每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都应该有着鲁迅式的对文人精神的警醒。

那么在中国传统中，有没有可称之为人文精神的精神呢？应该说，也是有的。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那种以道抗势的风范，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那种关心民生疾苦，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等等，应该认为是人文精神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体现。我们今天谈人文精神的重建，恐怕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这一面，可以算是我们重建的一种重要依据。这样一种传统的人文精神与那种传统的文人精神，本是水火不容的。

但这本应是水火不容的两种精神，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又往往奇妙地并存，在同一人身上，有时人文精神占主导，有时文人精神占主导，二者虽也冲突，但却更是互补。所谓儒道互补，有时便表现为人文精神与文人精神的互补，这使得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呈现出复杂的面目。

而我们今天重建人文精神，便应有清醒的头脑，在继承传统的人文精神的同时，要高度警惕传统的文人精神也乘机冒充宝贝被继承，被发扬，被光大。